《左传》文学研究：避犯与闲笔成果

“避犯”与“闲笔”均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出于清代金圣叹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评点。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较早出现且相当成熟的叙事作品，《左传》有着极强的叙事因素，并以其独到笔法影响了后世包括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创作，而“避犯”与“闲笔”之说作为术语固然晚出，作为写作手法却早就得到广泛运用，并与其他手法一道将叙事文学引入了一个十分广阔的天地。在更多人运用西方文论解读中国本土文学作品，尤其是古代文学作品时，我们立足本土文论所进行的解读或许在文化血缘上有着更为准确的贴合之处，也更能体现《左传》战争描写的精髓。而“避”“犯”之语本就出自兵家，用以解说左氏战争可谓取之于江河用之于江河，“闲笔”则能让人在紧张激烈的战事之中稍加喘息，甚至发出会心一笑。

“避犯”之说出自清代金圣叹《水浒传》评点第十一回回首：“吾观今之文章之家，每云‘我有避之一诀’，固也。然而吾知其必非才子之文也。夫才子之文，则岂惟不避而已，又必于本不相犯之处，特特故自犯之，而后从而避之。此无他，亦以文章家之有避之一诀，非以教人避也，正以教人犯也。犯之而后避之，故避有所避也。若不能犯之而但欲避之，然则避何所避乎哉？是故行文非能避之难，实能犯之难也。”^[34]金圣叹此语主要是针对施耐庵紧接林冲买刀之后即写杨志卖刀而言，其所“犯”者以刀为情节演进之道具也，其所“避”者是说这二者系全然不同之两大回文字，毫无重复、合掌之病。毛宗岗《三国志读法》进一步解说避犯之法云：“作文者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无所见其避也，唯犯之而后避之，乃见其能避也。……妙哉文乎，譬由树同是树，枝同是枝，叶同是叶，花同是花，而其植根安蒂，吐芳结子，五色纷披，各成异采。读者于此，可悟文章有避之一法，又有犯之一法也。”^[35]也就是说“避”是指避免艺术构思和情节、人物描写的重复与雷同，“犯”则是有意地写出相近与相同，但“避”与“犯”是相依相生的关系，无“避”则无“犯”，无“犯”亦无“避”，二者无法割裂而言。

《孙子兵法》说：“兵形象水，水形避高而走下，兵胜避实而击虚。”^[36]可见“避”、“犯”之说原本出自兵家语，是避让防御或主动进攻的对策，与后来同样被引入中国古代文论的虚实、伏应、擒纵一样都来自文武兼备的文化渊源。我们试以五大战役为例谈一下《左传》战争叙事的“避”、“犯”之功。

人们习惯意义上所称的春秋五大战役指的分别是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秦晋殽之战（僖公三十三年）、晋楚邲之战（宣公十二年）、齐晋鞌之战（成公二年）和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也有人依据争霸性质认为应该去除秦晋殽之战而列吴楚柏举之战（定公四年）于其中。这几次战役都是春秋时期规模较大的战役，不但参战双方均为强国及其盟国，参战人数众多，而且是《左传》所记情节丰富而曲折、人物生动而形象、战术巧妙而灵活的战例典范。“避”“犯”考察和考验的是文章家的情节处理能力和艺术构思技巧，诸大战役之“犯”在于均叙战争之事，其“避”却表现为各有侧重。

城濮之战是一场晋楚两国的争霸之战，发生在僖公二十八年，这一年也是晋文公五年，楚成王四十年。曾经被视为夷狄的楚人自熊通自立为王已渐渐有了与中原各国抗衡的巨大实力，已成为事实上的南方霸主，“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僖公二十八年）就是不可回避的实证。而经历了曲沃时期和献公时期的晋国已被内耗折磨得国力衰微，晋文公初期的晋国还只是百废待兴，至城濮之战方才“一战而霸”主持践土之盟。事实上，《左传》对城濮之战的铺垫在僖公二十七年就已经开始。左氏先叙子玉治军之“刚而无礼”，次写晋国“治三军，谋元帅”之以“德”“义”为上，再写晋文公“入而教其民”使“民听无惑”，以条分缕析的简约之笔将两国的人才选用和道义立场置于读者眉睫之前，并暗示了战争的结局和自己的态度。评点家唐锡周说：“来春城濮之战，是开书以来第一件惊天动地事。左氏于一年前预作一衬托，如奇葩未放，先见满庭绿影，如明月未来，先见一天珠斗，令人游目骋怀也。”^[37]

城濮之战的参战国家有十一国之多，左氏先叙晋国侵曹伐卫，致使曾亲附于楚的鲁国因内心恐惧而弃楚投晋，并间接引发了两大强国盟军格局的变化和优势劣势的转化，同时细写两国国内主战主和各派之争议和晋文公因梦境而生之犹疑及两国的军事策略布署和调整，在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的铺排和书写后方有城濮之战：“己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城濮之战的正面叙写仅有如上百余字，却使战场上的震天厮杀和漫天烟尘扑面而来，接下来子玉因战败而自戕和晋文因战胜而赏罚作为此战的尾声和余韵悠然而出。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城濮之战着力写战前，重在以迤逦之笔由远而近地对大战气氛进行烘托渲染，并特别照应和履行了僖公二十三年重耳流亡之时对楚成王许下的“晋楚治兵，退避三舍”^[38]的诺言，更加凸显了晋国的道义之胜。

秦晋殽之战的相关故事发生在僖公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主要由“蹇叔哭师”“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先轸论战”等情节组成，人物语言各具声口，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僖公三十二年晋有文公之丧，而秦国欲借晋人举丧之机配合内应杞子等人偷袭郑国，虽有蹇叔“劳师以袭远”“师劳力竭，远主备之”的苦心劝阻和“晋人御师必于殽”的睿智预判，秦穆公仍然一意孤行执意出兵，揭示了秦国的内部矛盾并预示了战争的结果。僖公三十三年，左氏以王孙满观师所见的“秦师轻而无礼”预言了秦军必败的命运，弦高犒师的不卑不亢彻底将秦军的偷袭计划摧毁于无形，使之只能退而求其次“灭滑而还”。先轸之论显示了一个军事家的洞察力和决断力以及护卫姬姓国家的责任意识，从而使晋人下定决心抓住战机在殽地成功截击秦军。故事最后以“文嬴请三帅”和秦穆公“不替孟明”作结，故事自秦而始又至秦而终，相对独立而又浑然一体。这一次的战斗过程比城濮之战还要简约，只有不足五十个字的简单叙述：“（晋襄公）遂发命，遽兴姜戎。子墨衰绖，梁弘御戎，莱驹为右。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乙术、白乙丙以归。”可见殽之战突出的是对人物语言和形象的描写，蹇叔的深谋远虑、王孙满的少年早慧、弦高的足智多谋、先轸的审时度势，甚至文嬴的心系故国和秦穆公的勇于自责都表现得十分充分，体现了《左传》高超的写人艺术。

和前两场战役不同，发生在成公二年的齐晋鞌之战是《左传》侧重描写战争场面的重要战例。由于两国出兵数量众多，战争规模较大，任何一个记述者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表现战场上纷繁复杂的局面。此时欲突出战争的惨烈就必须从巧处着笔，左氏于是重点描绘郤克与齐顷公两辆战车的战斗情况和角逐细节。从齐顷公“不介马而驰之”的鲁莽到“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的坚强，从“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的巧合到“逐之，三周华不注”的艰难，从逢丑父代齐顷公受缚的忠诚到齐侯“求丑父三入三出”的执着，左氏放弃了庞大的场面，而用特写一般的镜头将战斗中旌旗缠绕、鼓声不绝、人员交错、刀剑相向和战车辚辚、骏马萧萧的场景再现于我们面前，同时表现了复杂的人物性格，如齐顷公“不介马而驰”的恃勇和奋不顾身“三入三出”搜求逢丑父的重情，郤克、张侯等人重伤作战的英勇，逢丑父代君受缚的轻生重义等。其中还间以韩厥之梦、丑父遇赦等故事，表现了《左传》战争描写的神异特征和人情意味。而如此细节化的描写在其他战役中均未再见，于“犯”中得“避”正见左氏之文实是才子之文。

发生在宣公十二年的晋楚邲之战是这一年的核心事件，也是《左传》记述得相当详尽的一场战役。郑国在春秋列国中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军事意义，“居于天下之中，又以虎牢之险”，“附此则此强，附彼则彼强”，历来是天下争霸尤其是晋楚争霸的焦点。邲之战以“楚子围郑”为诱因，因晋欲救郑而发生冲突，但在事实上仍是晋楚两国的争霸之战。邲之战以战与和、进与退为中心环节，交错展现了晋楚两国势力的此消彼长，并借众人之口预示了楚国必胜的战争走向。“邲之战，晋败楚胜，并不是晋无力量，而是其内部思想不统一，主帅指挥无方，这说明晋中衰的原因在内部，而不是楚的力量完全超过了晋。”^[39]在记述中左氏也详细描写了晋人内部的矛盾，并极写战场上下晋人的无礼挑衅和仓皇败逃。

成公十六年的鄢陵之战也发生在晋楚两国之间，和邲之战不同的是，这一次是“晋侯将伐郑”，楚国发兵救郑，郑国的盟友和上次正好相反。作为争霸的两个大国，晋楚之间战争不断且晋国屡在下风，韩原之战晋惠公溃不成军，箕地战役先轸没能生还复命，邲之战荀林父落荒而逃，但到鄢陵之战时晋人已有了足够的军事实力和同仇敌忾之心，而楚国内部却表现出主帅子反和令尹子重的深重矛盾。同时，子反出战前请申叔时预测战之胜负时，申叔时借“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的道理表达了自己的悲观态度并对子反说：“吾不复见子矣。”赴楚求援的姚句耳回到郑国也对执政子驷说：“其行速，过险而不整。速则失志，不整，丧列。志失列丧，将何以战？楚惧不可用也。”两个人的话都预示了楚之必败。这场从早晨一直打到满天星斗的大战充分展示了道义的力量和内部团结的无比重要。以至于昭公五年楚国薳启强说：“城濮之役，晋无楚备，以败于邲。邲之役，楚无晋备，以败于鄢。自鄢以来，晋不失备，而加之以礼，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报，而求亲焉。”

定公四年发生的柏举之战是位于南方的吴楚两国的争霸之战，这场战役首先是吴王阖闾起用外来军政人才的胜利，没有伍子胥、孙武、伯嚭就没有柏举之战的胜利。其次是吴国以“伐交”之法取得了在军事位置上对楚国构成威胁的唐、蔡两个小国的支持，又能把握战机，以迂回奔袭和长驱直入之法直捣郢都，给长期称霸的楚国以致命一击。对此战役，左氏侧重的是战略、战术的描写，没有就战论战，而是愈发地高瞻远瞩、高屋建瓴。

“自庄迄宣遥遥八十年间，五霸迭兴”，而五霸争强的手段和工具自然非战争莫属。《左传》叙事以战争描写著称，400余场战争先具“犯”义，如无“避”法全书读去必定味同嚼蜡，城濮之战重在写战前，殽之战、邲之战重在写战势走向，鞌之战、鄢陵之战重在写战争场面，柏举之战则重在写谋略，其事皆战，其文全殊，可见左氏深得“避”“犯”之要义。“做文难的实在是犯而不是避，因为怎样犯才能求得避确实为避出了个大难题。”^[40]然左氏巧运匠心，不但以生花之笔上下腾挪将战争写得跌宕生姿，更使许多战例令人过目不忘。故冯李骅《左绣·读左卮言》说：“《左传》工于叙战，长短各极其妙。篇篇换局，各各争新。”^[41]

“闲”作为一个文艺理论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苏状曾撰文从先秦时“闲”作为人生最高境界之哲学奠定、魏晋南北朝时“闲”作为艺术审美心胸之确立、唐宋“闲”作为艺术审美品格之崇尚、明清时“闲”作为艺术体法之提倡四个时段探讨这一概念。^[42]而“闲笔”一说最早出于清代金圣叹《水浒传》评点，后来成为评点派批评家分析小说情节结构时常用的批评术语。金圣叹认为“闲心细笔，文所本无，事所必有”（第三十四回夹批）并强调其一般用在“忙处”，即情节的关键处或高潮处，而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文字，“却少不得”（第五十三回夹批）。自金圣叹之后，毛宗岗、张竹坡都以“闲笔”论文，而今人则认为，“所谓‘闲笔’是指叙事文学作品人物和事件主要线索外穿插进去的部分，它的主要功能是调整叙述节奏，扩大叙述空间，延伸叙述时间。丰富文学叙事的内容，不但可以加强叙事的情趣，而且可以增强叙事的真实感和诗意感，所以说‘闲笔不闲’。”^[43]“闲笔”之“闲”既有与“忙”相对的轻松舒缓之意，又可表示这些文字与正题若即若离关联不大，但这些行文中看似可有可无的穿插与点缀却总是能够生出意味深长的表达效果。

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五十五回总评中说：“作文向闲处设色，惟《毛诗》及史迁有之。”然而我们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以叙事为务的《左传》亦不乏闲笔。童庆炳先生曾举例说：“城濮之战开始前不久，郤縠被委以中军将。为什么单单委任他，赵衰有一套说法；不久郤縠去世，由原来任下军佐的原轸越级升为中军将，也解释说，原轸‘上德’。事件中人物角色的变化，也一一说明其原因。在城濮之战即将开始的时候，晋文公做了一个梦，梦中与楚王扭打在一起，发现楚王伏在自己身上，吸吮自己的脑子，自己反倒仰面朝天。为此晋文公感到害怕。又是子犯为他解释说：好梦啊，我得天，而楚王则伏其罪，楚国将归顺我们。这些细节，都可以说是‘闲笔’，无关宏旨。其实不然。作者正是通过这些细节的描写，说明晋文公得到上天的帮助，力图为晋文公的称霸寻找原因。又，重耳返国取得君位之后，和城濮之战后，都有一些看似无用的细节描写，如重耳的小跟班叫头须的求见的故事等，都可以说是‘闲笔’，但‘闲笔不闲’，说明晋文公知错必改。”^[44]但《左传》中的闲笔运用绝不仅止于此。

僖公十五年秦晋韩原之战，双方经过激战秦穆公俘获晋惠公并欲将其押至秦都。此处忽然宕开一笔从人仰马翻、旗甲杂沓的战场写到秦国宁静后宫中的暗涌之澜，且专写晋惠公之姊秦穆姬的作为：“穆姬闻晋侯将至，以太子罃、弘与女简璧登台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绖逆，且告曰：‘上天降灾，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而以兴戎。若晋君朝以入，则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则朝以死。唯君裁之！’”面对秦穆姬的以死相胁，秦穆公顾念夫妻之情只好将晋惠公安顿在灵台，而没有使他受辱进入秦宫。此处虽是情节演进之所需，却大可不必以如此饱满之笔墨详述，这从急急之处跳脱而来的闲闲之笔将秦穆姬强硬而不失仪节的举动和进退有度的言辞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春秋贵族女性特异的风采，她的出场带来的是大国公主嫁为大国君夫人后不一样的气场，且如非此女现身当不足以体现秦晋两大强国相争的抗衡之力。

定公四年柏举之战后，楚昭王仓皇出逃，一路之上有“盗攻之”，有“郧公辛之弟怀将弑王”，有“蓝尹亹涉其帑，不与王舟”，楚昭王面对外患内忧几无喘息之暇，左氏却未忘捎带一笔写大夫钟建背着楚昭王的妹妹季芈与其一同出逃。未及后妃而单写女妹，一见兄妹情深为使之免受敌人之辱，二为后来之文张本。乱平之后，“王将嫁季芈，季芈辞曰：‘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以妻钟建，以为乐尹”，夹进楚昭王家事，将季芈娇怯怯的女儿情态和大胆直接的意思表达以闲笔带出，让我们真正看到战乱的平息，岁月的静好。

僖公三十三年春天秦欲袭郑，其军队路过周都洛邑北门。按照当时的礼仪，战车上的左右人员都要摘下头盔下车致敬，而秦国三百辆战车上的军士只是草草施礼就立刻跳上战车，毫无恭敬之意。从情节上看，秦人接下来在滑国遇到了郑国商人弦高，行文自当继写弦高犒师一节。但左氏偏于此处插笔兼写王孙满。王孙满当时年龄还小，在路边看到了秦军的无礼之举，就对周襄王说：“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这句闲笔不但提示了王孙满之早慧，也预示了秦军此次出征的必败命运。

文公元年殽之战以秦之失利而告终，秦大夫及左右皆归罪于百里孟明，但秦穆公却自认“是孤之罪也”，并引周芮良夫之诗“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自责是自己的贪心导致战事的失利，所以赦孟明无罪，并恢复了他的官职和权属。秦穆公的表现让我们看到了他刚愎之外习于诗书的良好修养和勇于自责的优秀品质。

定公十三年春天齐景公、卫灵公的军队驻扎在垂葭，欲渡河伐晋，除了邴意兹以外的大夫们都不同意。邴意兹却说：“可。锐师伐河内，传必数日而后及绛。绛不三月不能出河，则我既济水矣。”此处的闲笔之一是“齐侯皆敛诸大夫之轩，唯邴意兹乘轩”，之二是“齐侯欲与卫侯乘”而使人假告“晋师至矣”，卫灵公因来不及套车只好上了齐景公事先备好的战车。依春秋之礼，国君乘坐他国之车是有失国体的举动。成公十年楚与诸侯盟于蜀，与盟的蔡侯和许侯在春秋经上没有被提及，就是因为“乘楚车也，谓之失位”，君子还据此说：“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许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诸侯，况其下乎！”而齐景公费尽心机的“阴谋”正表现了他的阴险与奸猾。

哀公十一年，因为齐国攻打鲁国之郊，鲁哀公便联合吴人伐齐。齐人以必死之心应战：公孙夏命令其部下唱着挽歌开拔，陈子行让他的军士准备好下葬时所用的口含之玉，东郭书派人把自己的琴送给朋友弦多并示以诀别之言，陈书更是直言此次行动自己只能听到进军之鼓声而听不到收兵之金鸣。兵者勇气也，虽然兵书上也有“哀兵必胜”的理论，后世亦有项羽破釜沉舟的绝处逢生，但齐人之哀激起的不是无限的斗志而是一片低迷之情。左氏固然是欲借此表明“天识不衷，而使下国取胜”的儒家道义，却也在客观上表明了勇气对于战争的重要意义。

闲笔除了能够表现人物形象和性格以外，还能够表现出一定的讽刺性。桓公十四年冬天，宋人入郑放火烧了郑国的都城，又攻打东郊占领了牛首。战争中有所缴获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左氏之笔悠悠一展就说到宋人把郑国太庙的椽子带回国作了卢门的椽子。这一句虽是闲笔，却告诉我们一个宋人拆毁郑国太庙的大不敬之举。要知道，太庙者，郑国宗祠也。宋人之意或许根本不在于椽而在于庙，左氏之记使其骄横无礼显露无遗。僖公三十三年楚国欲送郑国公子瑕回国为君，结果在攻打郑国远郊城门桔柣之门时，公子瑕的战车翻倒在周氏的泥塘里，外仆髡屯邀功把他的尸体献给了当时在位的他的兄弟郑穆公。左氏记“文夫人敛而葬之郐城之下”，“文夫人”就是公子瑕和郑穆公的嫡母郑文公夫人，言嫡母葬公子瑕而不言郑穆公葬兄弟，此句中当不乏春秋笔法。

文公十七年秋天，周人甘歜在邥垂打败了戎人，《左传》对这场胜利的理解是说周人乘了戎人喝醉酒的机会。“乘其饮酒也”如同《尚书·酒诰》所言一样是强调饮酒之害，但也告诉我们，如果戎人不曾贪杯此役的胜负却也难料，将一个与战争本身毫无关联的事件的作用无限放大给人以警醒。

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晋人的战车陷在坑里不能前进，楚人就教他们抽掉车前的横木。晋人的战车出坑后没走多远马又盘旋不肯前进，楚人又教他们拔掉大旗、扔掉车轭。晋人因此得以驾车前行，却一边逃跑一边回头对楚军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嘲笑帮自己脱困的人比自己更有逃跑的经验。这个场景就像激烈战争组曲中一个颇为舒缓的音符，不但让人可以将绷紧的神经暂时放松一下，而且使楚人的好为人师和晋人的幽默自得如在眼前。同在此役之中，晋人赵旃败逃时用两匹好马驾车送走了他的哥哥和叔父，然后自己以驽马驾车，因为跑得太慢就只好丢弃战车奔入树林。逢大夫和他的两个儿子驾车经过这里，逢大夫叫他的儿子不要回头看，但他们却回头看了，并说：“赵叟在后。”逢大夫十分生气地把儿子赶下车，拉上赵旃逃走了，第二天在树下找到了儿子的尸体。这则简短的败逃故事虽于战局胜负已无所碍，却是作者精心选材的重要体现，是激战之外看似可无却又意味深长的旁逸之笔。

战争总是在展现智谋与勇力，但落于下风之时如何保住性命再谋求卷土重来也是一种智慧。故事首先用“让马”将赵旃的“孝”与“恭”展现在我们面前，并清楚地暗示换马之时他不会不明白自己将要面临的可能是什么。而逢大夫之举更是将爱子之心、避祸之志与同僚之义糅合于一处，表现了其矛盾而复杂的人格。他之所以叫儿子不要回头就是想带他们安全逃离，而看不到需要救助的人他就没有救助的责任，这样父子三人就可以免于祸患全身而退。但发现赵旃之后他就必须顾念同僚之义载他离开，在战车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他只能选择牺牲自己的儿子，他的“怒之，使下”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舐犊情深。所以这一处闲笔为我们展示的其实是一则极富表现力的开放式的人伦故事。

于闲处设色可以舒缓紧张激烈的战争节奏，让人可以轻轻地舒一口气，甚至发出会心的笑。从文章学的角度说，这样的描写可以使战争叙事更加张弛有度、开阖自然，在金戈铁马之间多出一丝温暖的人情意味，甚至使闲笔充满趣味性。

宣公十五年晋国魏颗在辅氏打败了秦军，并抓获了秦国的大力士杜回，这是对战局所作的简短而客观的概括。但接下来的带有神异色彩的故事就是不折不扣的闲笔：“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魏武子之变、魏颗之善和女子之父的知恩图报尽显于纸上，不但人物性格自然真切，人殉之俗其时犹未废除的史实也真切地摆在我们面前。

襄公十八年晋人率鲁卫攻齐，军队抵达齐国都城临淄附近的秦周后对齐都发起攻击，齐军毫无还手之力。为了表现诸侯之军的从容不迫，左氏以很多非战斗场面来进行映衬，如写军士们砍伐雍门之外的萩树，范鞅的侍从追喜无聊到在雍门之中用戈杀死了一条狗，孟庄子更是砍倒了一棵橁树准备为鲁襄公制琴，州绰干脆数起了城门上的铁钉。这样写来不像是在打仗，倒像诸侯之军在齐国的都城集体度假。定公八年春天鲁人侵齐，武士们都在阳州城门外坐成一列并传看颜高的六钧之弓也与此例相当。

襄公二十四年楚子伐郑以救齐，诸侯救郑。晋侯派张骼、辅跞去向楚军挑战，郑人宛射犬为他们驾车。战车冲进楚军战阵之前和退出楚军战阵之后，张骼与辅跞“皆踞转而鼓琴”。蹲在车后横木上弹琴除了表现出他们作为春秋武士也兼具相当的人文修养以外，应该还表现了二人的从容之心。这一笔的插入，仿佛让我们在舞动的旌旗之间听到了激越或幽婉的琴声，很好地调整了战争中的叙事节奏和审美节奏。

定公十二年夏天，卫国攻打曹国，回兵时由滑罗殿后。还没走出曹国的国境，滑罗就不肯走在队伍的最后。为滑罗驾车的人说：“殿而在列，其为无勇乎！”滑罗却说：“与其素厉，宁为无勇。”《左传》对滑罗其人没有太多的交代，所以我们既可以认为他是一个不能忠于职守的胆怯者，也可以认为他是一个知己知彼不慕虚名的无畏勇者，但并不循规蹈矩的率性却一定是他性格的组成部分。

哀公十六年楚国有白公胜之乱，白公胜将楚惠王困于高府之中派人看守，圉公阳在宫墙上挖了个洞，背着楚惠王逃到了楚昭王夫人的宫中，叶公闻讯前往城中救援楚惠王。这正是情况紧急之时，左氏却偏能以妙趣横生之笔顺手带过一个轻松有趣的情节：也许是因为正在行军途中还没有与敌人发生正面冲突，叶公出发时并没有戴上厚重的头盔。可当他走到北门的时候，有人遇见他，就说：“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叶公于是就戴上了头盔。结果他又遇到了一个人，那个说：“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叶公于是又摘下头盔前进。这段话读起来特别像先秦的某些寓言，带一些诡辩的色彩在里面，夹杂在勤王戡乱的紧要关头有效地增强了故事的立体感和层次感。

如此我们可以看出，《左传》之中不但颇多闲笔，而且擅用闲笔。其闲笔可调整节奏、预设伏笔，亦可营造氛围、制造悬念，更可揭示本质、隐喻主题，实在是运用圆熟的妙笔。《左传》闲笔之中有很多干脆就是作者插叙和补叙的内容，无此于叙事无碍，有此则使情节跳荡活跃，自然生姿。最重要的是，《左传》闲笔常用于“忙”处，以点缀生波之法成就百忙之中的消闲之笔，其悠闲自如已至纯熟之境，其匠心之独运亦堪为后事之师。

[1] 《三国志·魏书卷十三》。

[2] 《史通·杂说》上。

[3] 《吕氏春秋·荡兵》，关坚柱等译注：《吕氏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 《孙子兵法·计篇》，孙武著，郭化若译：《孙子兵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5] 《孙子兵法·势篇》。

[6] 列宁：《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79页。

[7] 《尚书·五子之歌》。(www.chuimin.cn)

[8] 《孙子兵法·计篇》。

[9] 《孙子兵法·形篇》。

[10] 《国语·楚语》。

[11] 杜正胜：《周代城邦》，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版，第116页。

[12] 黄琳斌：《试论〈左传〉的崇霸思想》，《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9期。

[13] 《春秋繁露·竹林》。

[14] 《左传·隐公九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昭公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厄，以什共车，必克。困诸厄，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

[15] 《史记·孔子世家》。

[16] 《论语·子罕》。

[17] 《论语·卫灵公》。

[18] 《礼记·礼器》。

[19] 《论语·先进》。

[20] 《孙子兵法·作战篇》。

[21] 《论语·颜渊》。

[22] 《论语·泰伯》。

[23] 《论语·述而》。

[24] 《论语·子路》。

[25] 同上。

[26] 《论语·子路》。

[27]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五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426页。

[28] 王源：《左传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春秋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30页。

[2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2页。

[30] 《孙子兵法·谋攻篇》。

[31]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08页。

[32]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49页。

[33] 《左传·隐公九年》：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昭公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厄，以什共车，必克。困诸厄，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

[34] 王先霈、王又平：《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页。

[35] 陈曦钟、宋祥瑞、鲁玉川辑校：《三国演义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

[36] 《孙子兵法·虚实篇》。

[37] 转引自谭家健《从〈城濮之战〉看〈左传〉战争描写的一些特点》，《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38]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当重耳逃亡到楚国时，面对楚成王“公子若返晋国，将何以报”的提问，重耳回答说：“若以君之灵，得返晋国，晋楚治兵，迁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

[39]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页。

[40] 陈慧娟：《论金圣叹小说理论的辩证思想》，《天津师大学报》1998年第5期。

[41] 冯李骅、陆浩：《左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春秋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30页。

[42] 苏状：《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视阈内的“闲”范畴》，《北方论丛》2010年第5期。

[43] 童庆炳、谢世涯、郭波云：《现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华古代文论》，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376页。

[44] 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左传〉叙事艺术论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