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文学研究：春秋战争中的战略与机变

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军事著作莫过于《孙子兵法》，但仍有人因《左传》寓兵法谋略于战例之中而称其为“兵法之祖”，清康乾时期古文家王源更曾说过：“自春秋战国以迄于今，落落数千年，以文章兼兵法者，惟左氏。”^[28]《左传》在春秋200余年间的历史叙述中共涉及了大大小小400多场战争，以文学的手法述及战备、战略、战术等各个方面的具体谋略与应对之法，将春秋战争的计谋与机变曝于后人面前，尽展了军事文学的独特魅力。

刘知己称《左传》为“叙事之最”，后人亦云《左传》叙事最重战争描写，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则说：“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29]凡读《左传》者都不难发现，左氏之笔并不重于渲染战争过程，而是在战前的谋略和战后的总结上用墨甚多。

（一）战之备

人类的历史总与战争相伴，战争有时也是维系和平的手段和工具，而冷兵器时代的任何战争都离不开“训卒，利兵，秣马，蓐食”（文公七年）。左氏叙战极重战备，隐公五年君子即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强调了战备对军事的重要意义。僖公二十二年邾人伐鲁，鲁僖公因为看不起邾人就“不设备而御之”，虽然臧文仲劝阻说“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最终不但鲁军大败，连僖公的头盔都被邾人缴获悬挂于城门之上。昭公十八年郑国发生火灾，子产“授兵登陴”做好战事防御工作，他的理由是：“吾闻之：小国忘守则危，况有灾乎？国之不可小，有备故也。”其“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着实是一个特殊时期执政官所应该具有的态度。

大蒐礼是春秋时重要的军礼，主要内容是阅兵式和军事演习，不乏战备的意义和对他国进行军事威慑的意味。隐公五年臧僖伯说：“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根据经学家的注释，“蒐”同“搜”，当是春天搜索幼兽之意；“苗”有杀死野兽取毛皮，同时保护庄稼之意；“狝”意为“杀”；“狩”同“兽”，当是冬天围猎野兽之意。《左传》所载晋人举行大蒐的次数是最多的，如僖公二十七年蒐于被庐，僖公三十一年蒐于清原，文公六年蒐于夷，文公十七年蒐于黄父，襄公十三年蒐于绵上等。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举动，如襄公二十四年齐人蒐于军实，昭公八年鲁人大蒐于红，昭公十一年鲁人大蒐于比蒲，昭公十八年郑人简兵大蒐，昭公二十二年鲁人蒐于昌间。大蒐礼上还有改变军队编制和重新任命将帅等工作，僖公二十七年的晋国大蒐上就“作三军，谋元帅”。春秋人重视大蒐还在于同时举行的军事演习，而军事演习的意义，不只是陈列自己的兵力给那些敌人和潜在的敌人看，也是在实践自己制定的应急预案，发现其中尚还存在的问题和疏漏，以便修正后在战时能够更加顺畅地执行，这里就有战术安排、人员调动、给养补充等具体事宜，这些事宜也均是战备的组成部分。

在战略上左氏要求重视敌人，绝不可以小觑任何一支力量。桓公四年秋天强秦的军队侵袭弱小的芮国竟然吃了败仗，其原因竟简单到只是因为“小之也”。 襄公十一年秦晋战于栎，晋师败绩的原因也被左氏总结为“易秦故也”。桓公十三年屈瑕率楚军伐罗，斗伯比因见其出征之时的趾高气扬之态而预言其必败，楚武王夫人邓曼也认为他自视甚高必定因轻视罗人而战败。离开楚王辖制的屈瑕不但闭塞言路不许他人进谏，而且未能很好地约束军队以致渡河时无序无备，所以遭到罗与卢戎夹攻时大败，自己也负罪自缢于荒谷。以上三例中的战败之国都不是败在军事实力上，而是输在不该有的战争态度上。僖公七年晋人在采桑打败了狄人，梁由靡主张追击穷寇，里克却出于“惧之而已”的考虑决定就此罢手，虢射因为晋国“示之弱矣”而预言一年后狄人还会再来侵扰。果然，僖公八年的夏天狄人复又来犯。

在《左传》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除了将帅军士以外，还有另外一类十分重要的人物——间谍。桓公十二年楚罗将战，罗人使大夫伯嘉“谍之”，偷偷前往侦察，竟然将楚军的数量数了整整三遍；庄公二十八年楚人伐郑却落于下风，后来是间谍报告说楚人帐幕上停有乌鸦标志着楚军已经逃走；僖公二十五年晋侯围原，间谍自城中出来报告原人将降的消息；哀公十一年齐鲁郊之战，齐人逃遁的消息也是由鲁人之谍在夜里传来的。除了专业的间谍之外，《左传》中还有为某种目的出卖国家机密的人，如僖公二年记“齐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但担任间谍从事谍报工作并不是没有风险的，宣公八年晋人就抓获了秦国的间谍并在绛都的集市上杀死了他，可命大的他竟在六天后苏醒过来，也可以说是一桩奇闻。哀公十六年楚太子建欲与晋人合谋袭郑，具体行动时间就是晋人派间谍与之约定的，但此举不慎被郑国人发现，晋国间谍和太子建被双双处死。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中国谍报战的起源是很早的，而无论间谍的结局如何，他们对实际战争都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左传》对战争的叙述多重其因果，某些或大或小的战例甚至在开战之前就已预示了结局，这和指挥员的智谋有关，和战备工作是否进行得细致周密同样有关。庄公十年：“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宋败，齐必还。请击之。’公弗许。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乘丘。齐师乃还。”这一战例之中的“宋师不整”就是说宋国军队的军容不够整齐威严，而军容不整透露出来的自然是军纪不严、将帅无能，这样的军队当然不堪一击。而一旦宋军溃败，作为其友军的齐人只能选择退兵。当公子偃的作战计划被鲁庄公否定后，他采取了先斩后奏的方式自主出击，并巧妙地采用了以虎皮蒙马而动的方法，表现了一个军事家的机智、勇敢和果绝。《左传》在公子偃身上所用的笔墨并不多，但从这一事例就可以看出他观察细致、心思缜密，同时又是一个勇于坚持自己意见、善于把握战机的人，而这些又都是一个用兵有道的军事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无独有偶，定公四年吴楚柏举之战前，阖闾之弟夫概王献计请求先击令尹子常所部没有得到准许。夫概王就率自己所部五千人先击之，使楚人大败，子常奔郑，史皇死于乘广之舟。后五战而及楚之郢都。夫概王能够不顾君命果断出战的依据是：“所谓‘臣义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谓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放下他后来欲夺君位的冲动之举不说，他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军事指挥员。而此战之前，楚国的左司马沈尹戌已经与子常定好计策，即子常沿汉水上下与吴国、蔡国、唐国的军队相周旋，而由沈尹戌带领方城之外的军队去毁坏对方的船只，并回兵堵塞大隧、直辕、冥厄三处较为狭窄的道路，然后采用瓮中捉鳖和前后夹攻的方式击败敌军，因为子常听信史皇的话贪功心切贸然提前渡河发动进攻又没有做好行动预案才招致惨败。

（二）战之谋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30]这段话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上等的军事行动是用谋略挫败敌方的战略意图或战争行为，其次就是用外交战胜敌人，再次是用武力击败敌军，最下之策是攻打敌人的城池。攻城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出色的战争手段。

楚人对随人的征伐在桓庄年间多次发生。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随，因季梁以“忠于民而信于神”之民本思想力劝随侯“修政而亲兄弟之国”，所以“楚不敢伐”。这就是“伐谋”与“伐交”之举并重。直到两年后的桓公八年，随君听信宠臣少师之言而不纳季梁之谏才使得随人大败。但楚随两国仍旧冲突不断，直到庄公四年楚武王亲率大军出征以“王薨于行”大涨士气，才使随人无条件投降。从两国的几次战争情况来看，战争谋略和军事实力的作用同样重大。

昭公二十三年吴人伐州来，楚国薳越率诸侯之师来救。吴公子光明察“七国同役而不同心，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并定计曰：“若分师先以犯胡、沈与陈，必先奔。三国败，诸侯之师乃摇心矣。诸侯乖乱，楚必大奔。请先者去备薄威，后者敦陈整旅。”战于鸡父之时，吴王僚先派三千名有罪之死士进攻胡、沈与陈三国的阵地，造成他们的混乱，大军随后赶到抓获了胡、沈之君及陈国大夫，并故意放走胡、沈之囚让他们奔到许、蔡、顿的阵地报告自己的国君已经战死，引发了包括楚军在内的诸侯军队的大规模溃败。可以说是胜在谋略，而不是胜在军事实力上。而以死士吓敌的方式也被后来的越王勾践学会，用来对付阖闾，并且同样收效卓著。

桓公十二年楚伐绞，列队于其南门之下。楚国莫敖屈瑕深知绞国国小力弱民众轻躁易动又少有计谋，于是派出三十名军士赴山中砍柴而不予以保护，使狡人轻易地就俘获了他们。第二天，立功心切的狡人争相出城到山中抓捕砍柴的楚军，而楚人乘势在北门设伏大败狡人，最终迫使狡人订立城下之盟。

定公二年桐国背楚向吴，吴王阖闾于是让舒鸠氏以内应之名引诱楚人来袭，楚人果然伐吴，将军队驻扎在豫章。童书业先生说：“吴越用舟师，亦用徒卒。”^[31]这一年吴人就同时运用了水军和陆军，他们把舟船水军陈列于豫章与楚人对峙，却暗地里派了一支队伍前往巢地。当吴人在豫章大败楚人之时，围攻巢地的军队也俘获了楚公子繁。在这一战例中，“诱敌深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和“声东击西”之计并用，将阖闾的老谋深算和楚人的轻信、轻敌一并表现出来。

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让人们记住了曹刿“夫战，勇气也”的论断，了解了“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的制胜之道，同时也看到了他对齐军败退细节的注意：“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这则故事在曹刿问难鲁庄公“何以战”的过程中传达出了强烈的民本思想，将鲁庄公的仁君形象间接传递到我们的面前，示意其为战争的正义方。而当简短的战争叙述结束后，左氏通过对话之法让曹刿作出了大段的战术总结，从而用丝丝入扣之法揭示了许多战之真谛。

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之战因宋襄公贻误战机宋人大败之后，宋襄公遭到国人责备时还振振有词地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于是司马子鱼评价说：“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同样用战后总结的方式告诉我们战争的本质和奥义，而这样的一些思想又都被涵盖在谋略之中。

左氏的战争谋略描写还涉及一些细节，尤其是战前的细节。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原之战，在选择所乘马匹时晋国庆郑建议使用本国所产之马，他的理由是：“古者大事，必乘其产。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训，而服习其道；唯所纳之，无不如志。今乘异产，以从戎事，及惧而变，将与人易。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强中干。进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晋惠公不肯听他的话，结果战车遇到泥泞无法前进，以致被俘。同在这一战，晋襄公使韩简视秦师，韩简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秦国军队数量少于晋国斗士却倍于晋国，并分析其原因说：“出因其资，入用其宠，饥食其粟，三施而无报，是以来也。今又击之，我怠、秦奋，倍犹未也。”而僖公三十二年秦晋殽之战发生之前，秦人欲潜师以击郑，蹇叔就说：“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秦师出于东门之时，蹇叔哭曰：“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并预言了战争必然在地势险要的殽地发生。

无论战争的结局是胜还是败，《左传》都用形象的文学手法在基本叙事和细节描绘中为我们强调了战备和谋略的重要性，而那些战争结束后振聋发聩的总结更是发人深省。

战争总以千变万化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而无论你读过多少兵书、制定了多么周详的战前规划，战争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随时都可能引发新的麻烦或是打开新的局面。《左传》将太多的笔墨赋予了大大小小的战争却没有太多的重复，自然得益于战争本身的瞬息万变，而左氏运笔的收放自如也使文章显得张弛有度，战争中那些出人意料的情节和结果更使《左传》的记述波澜起伏、生动活泼。

（一）机遇改变战势(www.chuimin.cn)

《左传》成公十六年有一段论述可以说是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战争的真谛：“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详以事神，义以建利，礼以顺时，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无不具，各知其极。”这段话中不时流露出来的还是左氏一贯的民本立场，但在春秋的兼并与争霸中战之胜负往往还决定于其他一些因素，否则，取得最终胜利的将永远是一切所谓的“正义之战”。

宣公二年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与宋战于大棘。以实力论宋人未必落于下风，即使战败也不会很惨，但结果却是宋师败绩，华元被俘、乐吕被杀，四百六十辆战车被缴获，二百五十人被俘，战死者超过百人。交代此役胜负缘由时，左氏特别提到了宋人的两件小事：一是狂狡逞私欲，二是羊斟泄私愤。本来两国交战过程中郑人已经落于井中，狂狡占有绝对优势，但他不但没有赶尽杀绝反而欲救助郑人出井，却又偏偏将戟头朝向自己而将戟柄递给郑人，结果自己反被郑人所擒。因此君子说他：“失礼违命，宜其为禽也。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易之，戮也。”如果说狂狡之祸还只是因为自视过高和刚愎自用，那么为华元驾车的羊斟就是地地道道的小人。只因为战前华元杀羊犒赏将士时自己没有吃到羊肉，羊斟就在作战时挟私报复不计利害地直接驾车冲入郑军战阵，致使华元被俘宋军大败。所以君子说：“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于是刑孰大焉？《诗》所谓‘人之无良’者，其羊斟之谓乎！残民以逞。”如果没有这两件事所带来的瞬间的形势变化，这场战争的结果也许就殊为难料。

僖公十五年秦晋韩原之战，虽然秦国筮战得“大吉”之兆预言“必获晋君”，但结果却与战斗过程中的情况突变有着极大的关联。首先，“晋戎马还泞而止”是晋军遇到的第一个突变。虽然战前庆郑曾谏言驾车要使用本国所产之马以便于马与主人心意相通，但晋惠公还是执意使用郑人进献的小驷，于是出现了陷于泥泞盘旋不出的局面。其次，当晋惠公呼叫附近的庆郑前来解救之时，庆郑却因晋惠公不肯听谏、不依占卜而心怀怨气以至弃君不顾，只肯叫人而不肯及时出手。再次，梁由靡为韩简驾车，虢射担任车右，三人的战车已拦截了秦穆公将要俘获他，却因为转而去救晋惠公而错失了生擒秦穆公的机会，并最终致使晋惠公被俘，从而使此战的结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左传》的战中之变不在于双方实力的悬殊，而更多在于人的因素，比如错失战机、放松戒备、过于冲动和战术安排不当等。这些失误的结果或者使对手把握时机、出奇制胜，或者使对手改变战略、痛快一击。总之，都使战争的格局和结果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人物的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被凸显出来。

文公十二年冬天，秦伯伐晋取羁马，晋人御之。秦军侵扰晋军后迅速撤退，赵穿逞勇率所部孤军出击，赵盾担心其被俘，于是全军出战。双方退兵后，秦人派使者约定明天再战，臾骈因使者目光闪烁言语失常而判断秦军心存恐惧准备连夜逃走，就主张立刻将他们逼到河边一举歼灭。胥甲、赵穿却挡住军营大门叫嚷道：“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晋军于是停止出击，而秦军果然趁夜逃走，后来又再次侵袭晋国攻入瑕地。晋人放弃大好战机所表现出来的完全是妇人之仁和对军事的无知，赵穿的行为也验证了秦人给他的评价：“不在军事，好勇而狂。”

顾炎武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32]顾氏之言主要在于论六国，却也将春秋之世的特点一并揭示出来，所以春秋之时也才会有桓公五年郑庄公日射王而夜劳之的伪善和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待敌人济而后阵方才开战的迂腐。但春秋兵法正在走向成熟，战争方略也在不断调整。

中原诸国对戎狄之人“彼徒我车”的忧虑持续了差不多整个春秋时代^[33]，车战是为了体现中原的文化气质与贵族风范，但渐渐不再适应实战的需要，从隐公九年郑庄公的忧惧到昭公元年晋国魏舒的“毁车以为行”，不但表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也体现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军事行动的实际变革，这一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举动大可以说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先声。

（二）巧计重造战局

从战术上看，《左传》战争有很多出奇制胜改变战争形势的优秀战例。文公十六年楚国发生大饥荒，庸人率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集在选地，准备攻打楚国，楚人颇为无奈甚至想到了迁都避祸。蔿贾却坚持派兵分头出击以瓦解敌方的联盟，果然十五天后百濮罢兵，分别退回各自的领地。攻打庸城时楚人佯败七次而使庸人放松了戒备，楚人遂借秦人、巴人之力一举灭亡了庸国，不但彻底平息了叛乱而且增强了国力。

襄公二十五年，舒鸠人叛楚，楚人伐之，吴人救之，两军僵持了七天之久。楚人担心战局过于持久将士会陷于疲敝，于是埋伏精兵在后，派出小股军队诱敌，在吴军追击之时一举歼之并趁势灭了舒鸠。如果不是楚人主动出击，这场仗到底会打到什么时候还真是说不准。

昭公十七年吴伐楚本为有备而来，但长岸之战楚国司马子鱼英勇战死却大大地激励了楚军鼓舞了士气，楚师大败吴师，并缴获了吴国先君的坐船余皇之舟。吴人派随人和后到的军队看守余皇之舟，将其拖到岸上绕船挖掘深沟，一直到泉水涌出，并用炭填满了沟，列好阵势等待命令。看似楚国已经以绝对优势牢牢把握住了战局，但谁也没想到形势会因为吴公子光不甘忍受失去“先皇之舟”的耻辱而急转直下。吴公子光设计夜袭扰乱楚军阵脚，不但夺回了余皇之舟而且致楚军大败，创造了一个出色的反败为胜的战例。公子光之智、之勇、之知耻尽显于此役。

定公十四年吴伐越，吴国军阵严整，勾践派死士发起两次冲击，吴军阵脚都纹丝不乱。于是勾践把罪犯排成三行于阵前自刎，趁吴军被惊得目瞪口呆之际发起冲锋，结果大败吴军，吴王阖闾也伤到了大脚趾并因此死于七里之外的陉地。

如上所述都是由不利而转为优胜的战例，《左传》中还有不少由优势转为劣势的战例，而其原因也是多种多样。成公十六年，郑国子罕伐宋，宋国的将鉏、乐惧在汋陂打败了他。宋军退兵，驻扎在夫渠，却恃胜而骄不加警戒。结果被郑人设伏袭击，战败于汋陵，将鉏、乐惧被擒获。这可以说是宋人轻视对手盲目自信和盲目乐观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是郑人巧设伏击的兵法胜利。襄公十四年，楚国子囊驻扎在棠地准备攻打吴国，因为吴国人拒不应战只好退兵，却同样因为小视对手而没有做好警戒工作，因此在皋舟的险隘之地遭遇了吴人的阻击，致使公子宜谷被擒。而定公七年齐国夏率军攻打鲁国，鲁人欲夜袭齐军，但齐军早已埋下伏兵做好应战准备，鲁人只好作罢。可见警戒工作做得如何于战争走向大有关碍。

我们再来看一个表义略显模糊的事例。成公六年，因为宋国拒绝参加盟会，晋、卫、郑等国联合讨伐宋国，军队驻扎在卫国的针邑，卫国人没有设防。晋国的夏阳说十分好战，虽然明知偷袭友军会被君王降罪却还是想要趁此机会袭击卫国，并说即使未能攻入都城也能多抓些俘虏，君王即使怪罪也不至于问死罪。但伯宗却反对说不能因为背信弃义而失去诸侯的拥护。晋国人离开后，卫国人方才登上城墙重新布防。卫人之“不备”，我们可以理解为他们对包括晋人在内的友军的高度信任，也可以理解为他们自知无力抗衡而不设防，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空城计”，都是政治计谋的体现，其表现为“示好”或“示弱”。

战术对战争形势的影响至关重要，而截击战和阻击战更是成效卓著。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狐毛竖起两面大旗后退，栾枝假装逃跑，用战车拖着柴草使楚人看到漫天尘土以为晋人的大部队都在溃败，因而急忙追击，而原轸、郤溱率领中军和公族子弟拦腰截击楚人，狐毛、狐偃率领上军夹攻子西，致使楚国左师溃败。襄公三年春天，楚国子重伐吴，派邓廖率领组甲三百、被练三千前去侵扰，结果中途遭到吴人阻击，不但伤亡惨重邓廖被擒而且丢掉了驾邑。楚人因此责备子重，子重也因为这件事郁郁寡欢死于心疾。

（三）心态决定战况

《左传》的战中之变还体现为有一些本不该发生的激战发生了，而一些本该血肉横飞的场面却以双方偃旗息鼓的方式悄然收场。襄公二十三年齐庄公伐晋归来顺势攻打莒国，结果在攻打且于城门的时候伤到了自己的大腿，只好第二天再战。杞殖、华还率甲士连夜入于莒国郊外，骄傲地拒绝了莒国国君赠送的厚礼和结盟的请求，结果莒国国君亲自击鼓发起冲锋，杞殖战死后，齐国最终还是选择了和莒国讲和。如果杞殖能够审时度势与莒国结好，不但可以避免战争的发生，而且也不至于枉死。哀公八年春天宋景公攻打曹国，本来已经打算退兵就派褚师子肥断后，结果曹人辱骂子肥，子肥的军队就停下来不走，宋国大军只好等候。宋景公听说原因后发怒回兵，灭了曹国，又把曹国的国君和司城抓回国杀掉。曹国是典型的逞口舌之利而遭亡国的范例。

僖公三十三年晋国阳处父率军侵蔡，楚国子上率军救蔡，与晋国军队在汦水两岸对峙。阳处父对这种状况感到担忧就派人对子上说，这样对峙下去双方都会无谓地浪费财物，要么我退后三十里你渡河，要么你退后三十里我渡河，然后你定时间我们决一死战。当子上选择后退三十里让晋人渡河后，阳处父却宣扬说楚军逃走了，然后率军回国，楚军也只好收兵罢战。这是一个谁也没想到的结果，阳处父既未费一兵一卒，又为自己赢得了不战而胜的声名，真可谓一举两得。谁又能否认这不是战术呢？

宣公十二年晋国随武子说：“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成公六年因为郑国顺服了晋国，所以楚国派子重出兵攻打郑国。晋栾书救郑，与楚国军队在绕角相遇，楚师未战而退，晋军就转而侵袭蔡国。楚公子申、公子成率领申、息二县的军队救蔡，在桑隧抵御晋军。赵同、赵括欲战，荀首、士燮、韩厥劝阻说，我们为救郑而来，楚军不与我们交战，我们就到了这里，这是转移杀戮的对象。这样的战争不会取胜，我们整顿军队出国，即使打胜了楚国两个县的军队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还不如回去。于是就回国了。楚军与晋军再一次遇而不战，这种各让一步应该还是出于争霸过程中的长线考虑，却让我们看到了春秋战争形势转变的奇特之处。

人常说“文似看山不喜平”，好文章总要具备曲折跌宕之美，《左传》的战争描写就是这样离奇而曲折，而战争情节和场景的变化也相应地生成了文章的无穷魅力。当然，左氏的剪裁之功和叙事之巧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