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战争立场研究：揭示左氏观点

因为生存的需要，战争与人类的历史相生相伴，《吕氏春秋》在追溯战争的起源时说：“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争矣。”^[3]战争从来都不是一个只以刀兵相见的独立存在的事物，《孙子兵法》之《计篇》说“兵者，诡道也”^[4]，《势篇》则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5]。《左传》成公十六年说：“德、刑、详、义、礼、信，战之器也。”襄公二十七年说：“凡诸侯小国，晋、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后上下慈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以事大国，所以存也。无威则骄，骄则乱生，乱生必灭，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列宁也说：“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促进了人类的发展。”^[6]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在《左传》作者的笔下，“民本思想”与“崇霸意识”交织在从未间断的战争描写之中。

人们一般认为“民本”之语出于《尚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7]，“民本”一词即是“以民为本”的缩略语，“民”指人民，“本”则为树木之根、国家之根。被兵家奉为宝典的《孙子兵法》始终在强调“道”的作用，而道之所依首先就在于民。《孙子兵法》第一篇《计篇》就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8]很显然，“令民与上同意”可以为之生死的“道”之根本就在于民本思想能否被应用于战争实践。

（一）爱民重民

《左传》桓公六年随国季梁、僖公十九年宋国司马子鱼曾不约而同地在面对君主的劝谏中提到“民，神之主也”的观点，而当君主信纳其言时，我们看到的也的确是天下太平、君民和乐的场景。对于战争，《孙子兵法》异常清醒地告诉我们：“胜者之战，民也。”^[9]战争的胜败当然在民，闵公二年好鹤的卫懿公之所以众叛亲离只剩几个死党就是一个典型的无民而战的例子，其结局当然只能是败亡。

“民”的问题始终是优秀政治家头脑中的重要问题。庄公三十二年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襄公二十五年子产问政于智者然明，得到了“视民如子”的教诲。昭公三年晏子向叔向申说自己的观点时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辟之？”他不但自己有这样的见识，也善于亲近与自己有着相同政治理念的人。昭公五年郑国罕虎赴齐娶亲，晏子就曾多次前去拜见，陈桓子问他为什么，晏子说罕虎能任用有才能的人，是“民之主也”。可见“民”在晏子的政治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否“以民为本”也是他用来衡量他人的一个重要标准。

桓公十七年齐人侵袭鲁国边境，边境上的官吏来向国君请示该如何应对，鲁桓公说：“疆场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姑尽所备焉。事至而战，又何谒焉？”体现了他奋起反击守土为民的思想。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占卜迁都于绎，史官说：“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的回答干脆利落毫不迟疑：“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其重民轻己的态度更是得到了君子的赞赏。宣公十二年晋师救郑，听说郑与楚已经讲和后，桓子就想退兵，他的理由是：“无及于郑而剿民，焉用之？”同样是从“民”的利益出发。襄公二十九年郑宋两国都发生了饥荒，郑之罕氏、宋之乐氏都积极主动地贷粟于民，叔向由此得出“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的结论。昭公九年鲁国修筑郎囿，季平子想要加快进度缩短工期，叔孙昭子反对说那样便成了“剿民”：“无囿犹可；无民，其可乎？”哀公三年鲁国宫廷发生火灾，季桓子命人救火时明确指出“伤人则止，财可为也”。昭公十三年鲁国南蒯据费邑作乱，季氏攻而不克，季平子便命令手下见到费人就抓回来作为囚徒。冶区夫劝阻他说：“非也，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费来如归，南氏亡矣。民将叛之，谁与居邑？若惮之以威，惧之以怒，民疾而叛，为之聚也。若诸侯皆然，费人无归，不亲南氏，将焉入矣？”季平子听从了他的建议对费人多加恩遇，费人果然背叛了南蒯，平子也顺利平叛，尽显了“民”之力量。

《左传》所记某些极端或是较为极端的事件也或多或少地与“民”相关。桓公二年，宋国华父督先杀大司马孔父后弑其君殇，公虽是犯上作乱却能因贿赂各国而不获罪，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战争对国力的消耗和对民生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无须多论，“十年十一战”所积下的民怨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成为宋国政治格局发生变动的重要原因。桓公十年虞公出奔共池，起因是虞公欲求虞叔的美玉，虞叔因为担心“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在做了一番思想斗争后主动献给了虞公，可是虞公又求其宝剑，虞叔因其贪得无厌而预感到祸之将及，于是主动出击攻打虞公。从这场争斗所导致的虞公出奔的结果和我们所见的虞公的行为方式看来，其贪一定不只体现在对虞叔的掠夺上，他对臣僚、对百姓也好不到哪儿去，其败之速必然也在于失去了可以固其本的民心。桓公十三年，“宋多责赂于郑。郑不堪命，故以纪、鲁及齐与宋、卫、燕战”。因为郑厉公之立得力于宋人，所以宋人于郑多有所求，而郑厉公若持续满足其所求，必然要将其求转嫁于郑之百姓，使百姓疲蔽困顿，不忍责于民所以不堪宋命，此战也算是为民而战。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叙事多与战争相关，而军士本身也是“民”之组成，所以“民本”思想也不时借助战争叙事得以清晰传达。僖公二十七年楚成王将要围攻宋国，“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由子文举荐的子玉“复治兵于蔿，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大家纷纷祝贺子文后继有人，但年龄尚幼的蔿贾不但不表示祝贺反而责备子文举人不当，他的理由是：“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贺，何后之有？”可见治军亦要用合宜之法，鞭笞甚至贯耳的方式都是行不通的。同在这一年，因楚伐宋而晋欲救宋，晋人作三军谋元帅时赵衰推荐了郤縠。他的理由是郤縠“说《礼》《乐》而敦《诗》《书》”，晋侯于是使郤縠将中军，并让郤溱做他的副将。我们可以想象的是，作为主帅的郤縠在治军之时绝对不会有如子玉一般“无礼”的举动，因为《诗》《书》《礼》《乐》所造就的主帅的修养早已奠定了他爱民如子、爱兵如子的思想基础和情感基础。

宣公十二年冬天楚庄王率军伐萧，由于未能及时配给棉衣而使“师人多寒”，楚庄王于是巡视三军，抚摩着军士的后背勉励他们，“三军之士皆如挟纩，遂傅于萧”。君王的精神鼓励能使士兵得到如同穿上丝棉衣物一般的温暖，并在不利条件下一举取得军事行动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楚庄王爱护军士的一贯作风。而肯为他赴汤蹈火的那些三军之士正是“民”之中坚，他们懂得楚庄王之举绝不是政治作秀，而是发自内心的精神抚慰。襄公九年诸侯伐郑，晋悼公命令诸侯说：“修器备，盛糇粮，归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围郑。”虽然战争于民有所不利，但晋悼公号令诸侯遣返老幼，把生病的人留在虎牢，赦免有罪的人，还是以民为先、以民为本，所以此令一出郑人便心生惊恐主动求和。消弭战争方能更好地保证民生，所以襄公二十七年由宋国向戌发起的合晋人、楚人于一会的弭兵之盟才得到了诸侯的普遍认可，向戌本人也因为此举在各国间赢得了极高的声望。

（二）教民用民

作为独立名词或是政治概念，“民”都是与“王”和“君”对举的一个字眼儿，但“民可近，不可下”，他们是要为君王所统治、所护佑的人群，也是要为君王所团结、所依靠的人群，其中道理如唐太宗所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也。

春秋时期的“民”应该包括居住于“国”“野”之上的所有人，大体涵盖士、农、工、商各个阶层。先秦时期虽有“大中华”观念，各国之间不分彼此多有人才流动，连孔子的祖先也能由宋迁鲁，孔子本人更是以周游列国的方式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甚至推荐自己的弟子仕于他国，但总有一些人是不能被包于“民”的概念之内的，这就是“华夷之辨”中的所谓“夷人”。《诗经》之中《六月》云：“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出车》云：“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赫赫南仲，猃狁于夷”。《采芑》云：“蠢尔荆蛮，大邦为仇。”可见猃狁、西戎甚至早期的楚人都不是周王的治下之“民”，不在怀柔之列，而只是安定统治、武力征伐的政治对象。但对于各个独立的城邦国家而言，“民”的因素始终是其统治中的重要一环，那些出色的政治家们无不将这一因素作为政治的核心问题来加以考虑。

“民惟邦本”，春秋各国均有治下之民，但《左传》记事同时也告诉我们，民是需要教化的，非有教化之民则难成霸主之功，而教化的主导者当然只能是君王。僖公二十七年为我们记载了晋文公的霸业之成：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出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

春秋时期成霸业者被后世学者统称为“五霸”，但事实上，晋国的霸业是延续时间最长的，自晋文公之后，晋襄公、晋景公、晋厉公、晋悼公都有新的霸业。这也在事实上告诉我们，只有“知义”“知信”“知礼”方能“不惑”，方可“用之”，而这样的“民”才是兴邦强邦之本。晋国的霸业不但得益于君，更是得益于民，因为“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昭公二十五年）。类似的事例还见于襄公九年：“晋侯归，谋所以息民。魏绛请施舍，输积聚以贷。自公以下，苟有积者，尽出之。国无滞积，亦无困人；公无禁利，亦无贪民。祈以币更，宾以特牲，器用不作，车服从给。行之期年，国乃有节。三驾而楚不能与争。”

春秋时期“民本”思想的广泛贯彻施行不仅是一种先进理念，而且是一种必须和必然。春秋之国本为城邦形式，诸侯国亦由不同规模的都邑组成，而都邑对国都的威胁并不鲜见。楚大夫范无宇说：“其在志也：国有大城未有利者。昔郑有京栎，卫有蒲戚，宋有萧蒙，鲁有牟费，齐有渠丘，晋有曲沃，秦有征衙。”^[10]他所提及的这些都邑都曾发生过与国君抗衡的大事，而都邑的规模也足以成就这样的大事。即如《左传》记载，晋之蒲城是重耳的封地，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这应该是蒲城人对自身军事能力自信的表达，而不是以卵击石的负隅顽抗。襄公二十三年栾盈在出奔两年后偷偷潜回自己的封地曲沃，曲沃大夫胥午把他藏起来而请曲沃人喝酒，并问他们说：“今也得栾孺子，何如？”曲沃人回答说：“得主而为之死，犹不死也。”表现了视死如归的精神，而从“皆叹，有泣者”的表现和“得主，何贰之有”的表态更能看出他们对栾盈的忠心。由此即可看出，“邑有高度的独立性，表现在其他方面，或为国君复辟的基地（郑的栎邑），或贵族称兵一方（如齐的庐邑），或单独与外敌作战订盟（如鲁的龙邑），小邑也和大都一样有这些事件发生”。^[11]

都邑中人不惜背负叛国之名甚至牺牲生命为主人出战，自然是主人“民本”政治下的必然之果。当然，也有例外。蒲城人愿为重耳而战，曲沃人亦愿为栾盈而死，隐公元年的京人却毫不迟疑地背叛了共叔段。重耳与栾盈始终善待封地之人，而共叔段到达京邑之后即着意于“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大肆扩建都邑、聚敛粮草、扩张军备，其间京人所服的劳役与兵役之沉重可想而知，怨毒之心能不生乎？此外，郑庄公曾说共叔段“多行不义必自毙”，又说“不义不暱，厚将崩”，后世孟子亦说“春秋无义战”，可见“义”字还是其时人们对世事的重要评判标准。春秋的兄弟相争多矣，弟僭兄位亦多矣，共叔段“谋袭郑”，篡也，是为“不义”。所以从他的日常行为和所谋之事看来，“京人叛之”也就毫不奇怪了。

正因为有了那么多成功事例与前车之鉴，“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已渐渐走入人们的认识规律，“民本”思想也就逐渐成了春秋政治的主旋律，尤其成为那些高明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准则，也正是这种进步思想使春秋在客观上成为了一个破立结合的时代。(www.chuimin.cn)

当中国的政治还没有演进到封建中央集权制的阶段，而周王的权力又不足以约束天下的时候，春秋创造性地产生了一种身份——霸主。他们凭借自己的武力和德行代替了周王的某种权力，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登高一呼扶危济困，《左传》对这一类人总是充满着钦敬之意。

（一）“霸”与“霸主”

甲骨文中已有霸字的存在，其字形为，原指每月初始所见之月，一说为月光，也作“魄”。《说文解字》云：“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至《孟子·离娄·丁音》则说：“霸者，长也。言为诸侯之长。”《公孙丑上》说：“管仲以其君霸。”《商君书·更法》说：“五霸不同法而霸。”《白虎通》说：“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职。”可见“霸”字之义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左传》中亦有多处论“霸”，且已同于后起之义，因此清人朱轼在《左绣序》中就称：“《春秋》崇德而左氏尚力。”突出了《左传》“崇霸”的特点。今人也统计说，《左传》全书至少有19处“霸”字，另有与“霸”同义或近义的“伯”字14处，堪称是我国第一部大量出现“霸”字的典籍。^[12]而这一切当然和左氏的思想密不可分。

由于周王室的衰微，来自东西南北的各路诸侯以“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姿态纷纷出现，在强内政兴外交的同时持枪跃马，试图一展雄才称霸天下。《礼记·经解》云：“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管子·枢言》却云：“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二者从不同角度将一介霸主应有的修养、度量、胸怀和外在手段一并揭示出来。从主导思想上看，《左传》崇礼重道却以相当篇幅描述战争，而战争又是诸侯称霸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对于春秋战争，董仲舒的态度不同于孟子的“春秋无义战”，他的独到理解是：“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谓善盟；战不如不战，然而有所谓善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13]春秋诸国之中晋国的霸业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左传》也和《国语》以绝大部分文字记述《晋语》一样，写晋国的文字相对较多，而这也在事实上表现了左氏对霸业的关注和对霸主的推崇。

关于战争，《左传》有很多言论都一语中的。如桓公十一年说“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宣公十二年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襄公二十七年说“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在宣扬战争的“和”“德”“义”等因素的同时，《左传》亦从不讳言战争的“求霸”目的，如僖公二十五年阴饴甥在秦晋韩原之战后说“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役也，秦可以霸”，僖公二十七年先轸在晋楚城濮之战前说“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

对于成就霸业之人，左氏更是多有赞美之意。春秋早期的郑庄公只有“小霸”之名，但《左传》仍在隐公十一年借君子之口说：“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宣公十二年楚人伐郑时，晋国随武子亦评价楚庄王的统治说：“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读言，政有经矣。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蔿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

对春秋首霸齐桓公，左氏始终不忘颂扬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业绩。至于他灭谭国，左氏认为是因为对方的“无礼”，他“存三亡国”则是仁义胸怀的表现，是为民施惠，所以在他去世多年之后诸侯仍“无忘齐桓之德”。对晋文公，《左传》则用了更多的文字描述其霸业，为后人树立起了一个英明君主的形象。在昭公十三年，《左传》更是借叔向之口将齐桓晋文的功业相提并论：“齐桓，卫姬之子也，有宠于僖；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以为辅佐；有莒、卫以为外主；有国、高以为内主；从善如流，下善齐肃；不藏贿，不从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厌。是以有国，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好学而不贰，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以为腹心，有魏犨、贾佗以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以为外主，有栾、郄、狐、先以为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弥笃。惠、怀弃民，民从而与之。献无异亲，民无异望。天方相晋，将何以代文？”凡此种种，无不表现出左氏对“霸”之一字的看重之意。

中原诸国对戎狄之人“彼徒我车”的忧虑持续了差不多整个春秋时代，也在其逼迫下不断更新和改进着自己的作战方式和作战手段。^[14]而中原各国之间几乎从未间断的兼并战争也在一点点地改变着天下的政治、军事格局，世界在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中步步前行，上演着一出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戏份。

（二）儒家的霸业观

孔子曾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15]显示了他文武并重的政治理念，而历史也证明文才武略集于一身、文臣武将相得益彰才是立国之本。人们多言《左传》作者怀抱典型的儒家思想，否则《左传》也不会在日后上升为“经”。那么《左传》的思想就很难不与孔子存在某些共通之处，甚至直接来源于孔子。

春秋男子的教育以“六艺”为重要内容，其中的“射”“御”两项尤其与战争相关。在有人说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时，孔子表现得十分谦虚，他对弟子们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16]虽然孔子曾对卫灵公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17]，但在另一场合孔子却说：“我战则克，祭则受福。”^[18]《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联系《论语》中为人们所熟知的《侍坐》章的内容看，子路在表达理想志愿之时也曾说：“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军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19]民之“有勇”自当也是军旅之事。《孔子家语·困誓》篇也说：“孔子之宋，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子路怒，奋戢将与战。孔子止之。”《左传》哀公十一年鲁军与齐军作战，孔子的弟子冉有不但能够为季氏出谋划策还能亲自带兵出战，甚至“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孔子的另一弟子樊迟虽然年轻却能胜任车右之职。从孔子“执御”的自谦和弟子们的实际能力来看，孔门师生都有着一定的军事技能和战略才能。

《孙子兵法·作战篇》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兵之利也。”^[20]孔子虽然未能赢得军事家之名，却也是深知兵之利害的人，孔子的言论和行为中也曾多次涉及战争和军事的意义。如“足食，足兵，民信”^[21]，“勇而无礼则乱”^[22]，“子之所慎：齐（通“斋”），战，疾”^[23]，“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24]，“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25]等，都表明了孔子对包括“教民以战”在内的国家战备之事的高度重视。

孔子说：“善人为邦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26]“胜残去杀”就是用战争的方式去除战争，所以孔子对战争有着自己明确的态度。哀公十年齐鲁之战中，被公为宠爱的童仆汪锜战死沙场，孔子的态度是：“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意思是对于这个已经能够拿起武器捍卫国家尊严的孩子，就可以不用未成年之礼而应该改用成人之礼来下葬了。而称冉有“用矛于齐师”为“义也”，则表明了孔子对正义之战的认可。

《左传》哀公十四年齐国陈恒弑君，“孔丘三日齐，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之。’”《论语·宪问》也记载了这一事件：“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两处记录并不完全一致，但无论是“斋戒三日”还是“沐浴而朝”都表明了孔子无比神圣而慎重的请战态度，表明了他对“胜残去杀”求得天下安定和“使乱臣贼子惧”的决心。而这样的态度也正表明，孔子所追求的是消弭兵祸带给人们的宁静与祥和。

《左传》主体思想承袭孔子而来，对正义之战的高度认可和对诸侯霸业的推重亦是一脉相承，凡事及霸主则多有相恤之意，仅以晋国为例就可以知之。《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强调晋文公之“一战而霸”；二十八年晋侯召周王与会，《春秋》讳言为“天王狩于河阳”，《左传》云“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所明之德为晋文公之德，所以其言是为周王讳，亦是为晋文公讳；成公十八年详记晋悼公即位后的一系列政策制定和人员安排，称赞其因为做到了“凡六官之长，皆民誉也。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逾德，师不陵正，旅不偪师，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襄公十一年晋悼公因“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赐乐于魏绛时，尽显一派君臣和乐的场景；昭公三年，详记子大叔所言“昔文、襄之霸也，其务不烦诸侯，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君薨，大夫吊，卿共葬事；夫人，士吊，大夫送葬。足以昭礼、命事、谋阙而已，无加命矣”；昭公十五年晋荀吴率师围鼓，三个月后“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鸢鞮归”，是记晋人不戮无辜。

从《左传》的行文态度和行文风格上还可以看出，左氏的“崇霸”意识并不是建立在强权基础之上的武力征服，而只是与“德”和“礼”相配合的政治手段。僖公十九年宁庄子说：“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说的是天下无霸之时社会责任的混乱。昭公十六年叔孙昭子更是直接感叹：“诸侯之无伯，害哉！”清人王夫之读史后总结说：“诚哉，《春秋》之世，不可一日而无伯也。”^[27]可见霸主对春秋社会的重要意义。

《左传》的作者身在历史的下游，回望春秋之时一切成败都已既成事实，此时他的视角便有了高屋建瓴的便利，不再是雾里看花，更不再是当局者迷，于是那些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因素合于一处共同决定了他独特的也是进步的战争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