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文学研究：人妇岁月感悟

婚姻对春秋时代而言正所谓“君子重之”^[17]。春秋时人不但视婚礼为“万世之始”^[18]，而且明确其意义为“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19]。在《左传》两性人物关系的交代中，最为显在的不是父女、母子、兄妹（姐弟）、主仆等关系，而是以婚姻为基础的夫妻关系。在叙述形形色色丈夫角色的同时，他们的“妻”也十分自然地被纳入竹简，使她们的端庄和妩媚、笑颜与凄楚统统浮现于历史的深不可测处。为方便叙述，我们在本节将本有区别的妻、妾、媵等统称为“妻”。

《左传》女性在更多时候以“妻”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而这些男性之妻在文化上也更多地是以生理意义上的“配偶”身份存在的，她们的价值首先在于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但无论女性被安放在多么卑微和无关紧要的文化位置上，她们都有办法让自己闪烁出应有的光芒。

（一）逆来顺受

春秋文化将女性，尤其是婚姻中的女性定位于弱者和顺从，更多的女性也的确是这一文化语境中的失语者。春秋婚姻之礼实行“媵”制，即诸侯始娶例以同姓之国女妹或侄女随嫁，所以诸侯能够一娶九女。由公子升任诸侯者也可以慢慢充实自己的后宫配额，当然，这种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也带来了很多争位与夺嫡的斗争，晋献公、齐桓公、晋文公因妻妾众多而生出的繁乱家事甚至家国之乱就都被左氏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许多大夫之家也是如此。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是早就被安排好的，在鲁国，鲁隐公的生母声子只是鲁惠公元妃孟子的随嫁之媵，而鲁桓公的生母仲子就因为出生时“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而无法免除自己的婚姻宿命。

鉴于婚姻“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的社会功能，子嗣成了春秋女性能否巩固婚姻地位的条件之一，美而无子的卫夫人庄姜领养媵妾戴妫的儿子“以为己子”（隐公三年）无非也是出于这种现实考虑。但《左传》中还有虽有子却无法改善自身命运而只能带来更大悲痛的女性。“郑文公报郑子之妃，曰陈妾，生子华、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诱子华而杀之南里，使盗杀子臧于陈、宋之间。”（宣公三年）陈妾本来是郑文公的儿媳，但她不是桓公十六年卫宣公为急子所聘却自己迎娶的宣姜和昭公十九年楚平王为太子建所聘却自己迎娶的嬴氏那样的“挂名儿媳”，而是事实上的儿媳、太子忽的元配，郑文公是与她有着双重伦理关系的第二任丈夫。自己是在那样一个尴尬的身份上与文公发生的婚姻关系，儿子长大后又死于亲生父亲之手，做母亲的陈妾其痛何如自不殆言，但她的命运从来就不曾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襄公三十年宋宫失火，宋共姬因为囿于“女子不得独行”的礼法一味等待保姆的陪同而惨死火中。所谓君子却毫无同情心地说：“宋共姬女而不妇，女待人，妇义事也。”言下之意即是说，未婚女子等待保姆同行是应该的，已为人妇可以便宜行事的共姬是死于拘泥而不知变通。可是如果火中真的是“女”而非“妇”，她就应该被活活烧死吗？再换一个角度，“女”也好“妇”也罢，社会都是要求她们在自己的弱者地位上遵从一定的准则而不可越雷池半步。“性别叙事告诉我们人是什么，人应该变成什么样子；这种叙事就像空气一样，每天都包围着我们每一个人。”^[20]以广义的社会思想限定女子的行动和意识，使她们无条件地接受自己的弱者地位以外，社会还在文化教育和人格培养上对女子进行愚化教育，“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是这一思想最凝练的表达。

《左传》所记多婚姻大多合于礼法，这也呈现了春秋时的总体婚俗，“烝”“报”“因”^[21]这样的收继婚遗习也在其列。然而婚姻中被出的并不仅是类似成公十一年声伯之母那样地位低微的奔来之妾，《左传》所载鲁国国君之女嫁为诸侯夫人者九人，其中被出者就有子叔姬、杞叔姬、郯伯姬、齐子叔姬四人，而前两人又是被杞桓公相继遗弃的。^[22]采用男权话语叙事的《左传》没有说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她们的婚姻不得存续，但推想可知此间被无情离弃的女性会有多少，在绝婚几个月之后就死去的子叔姬似乎也不可能是唯一的不幸女子。

（二）勇敢叛逆

除了那些在婚姻中逆来顺受或是将自己当作美好祭品的女性，《左传》中还有一群努力发现自我和验证自我的婚姻叛逆者。隐公二年的向姜就是全书中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左传》没有交代她婚姻的来龙去脉，却说她竟然敢在出嫁后“不安莒而归”。《左氏会笺》说：“传言失婚姻之义。”^[23]也就是说向姜没有尽到自己的婚姻义务，却没有交代这其中是否还有别的隐情。虽然后来莒人入向又以武力把她带了回去，“此志未酬”的她却仍然是一个浑身散发着异样光彩的女性主义先行者。和向姜的情况有些相似，庄公八年的连称从妹因为身在后宫却得不到齐襄公的宠幸，加之听信了公孙无知“捷，以汝为夫人”的许诺便与之勾结充当内应参与作乱，对自身婚姻的失望也许是造成这一桩由爱生恨而及无义的怪事的根本原因。

上文所说声伯之母被出后再嫁，她再嫁后所生的女儿也和母亲一样是个不幸的女人。她本来已经嫁给施孝叔，待晋国重臣郤犨来鲁聘问并向声伯求亲时，同母异父的哥哥便逼她另嫁郤氏。面对哥哥的无情，她在临行之前也曾恳求丈夫施孝叔说：“鸟兽犹不失俪，子将若何？”施氏竟冷酷地以“吾不能死亡”为托词拒绝了她。郤氏去世后晋人将她送还给施氏，谁知施氏在迎接她的时候竟将她为郤氏所生的两个孩子扔进黄河活活淹死。她的愤怒终于全面爆发：“己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杀之，将以何终？”（成公十一年）认清了施孝叔残忍、冷酷、自私、狭隘的真实面目，她再也不肯做他的妻子。婚姻之于她留下的只是一场又一场伤心破碎的记忆，难怪她的性格也会从最初的委婉哀求变成后来的火山喷发。

桓公十六年卫宣公先是“烝于夷姜”，也就是娶了亡父的庶妾夷姜，生下了急子，后又夺急子之妇宣姜，没有丝毫的伦理观念。如果是性情软弱的女子估计就只能默默忍受，但夷姜却用自缢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虽然我们不赞成这种以毁灭自我为手段的抗争方式，但夷姜的确以这样激烈的方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当楚平王娶了为太子建所聘的秦女之后，楚平王之妻太子建之母采取了另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楚太子建之母在郹，召吴人而启之。冬十月甲申，吴太子诸樊入郹，取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昭公二十三年）

（三）政治介入

春秋女性虽然也被要求履行固守家庭的义务，但出现在《左传》中的妻子们几乎都出身于诸侯、大夫之家，从出生起便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礼法松动的社会现实也使她们有机会参与国家大事，并从芸芸春秋女性中脱颖而出。

庄公四年楚武王决定出兵伐随，当一切准备就绪时他却对夫人邓曼说道“余心荡”。聪敏的邓曼预见到楚武王将不久于人世，却没有像一般女子一样哭哭啼啼地将丈夫留在自己身边，而是以国家大事为重，提出了“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的观点，支持楚武王按计划出兵。她的这一决断不但使楚国以和平方式取得了行动的胜利，成就了楚武王的威名，而且因为高瞻远瞩的见识确立了自己在煌煌史册上“奇女子”的地位。

僖公十七年，鲁僖公因私自灭项而被齐侯扣留，其身为齐女的夫人声姜与齐侯在卞地进行了一番外交斡旋就使僖公获释。僖公二十二年楚国出兵伐宋救郑，郑文公夫人楚女芈氏与齐女姜氏在柯泽慰劳楚军。第二天成王进城受宴，夜里出城，又是芈氏送至军中。虽然君子曰：“非礼也。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逾阈，戎事不迩女器。”但芈氏此举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军事意义，对郑楚的良好邦交也起到了强化作用。

成公十四年，晋国强迫卫定公接纳七年前出奔的孙林父，意气用事的卫定公准备坚决抵制，善于观察形势且心思细腻的夫人定姜劝他说：“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国又以为请，不许，将亡。虽恶之，不犹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公听从了她的建议，避免了一场不必要的政治灾难。十四年之后的郑卫之战中，面对不知何往的战局“孙文子卜追之，献兆于定姜”，而定姜作出的进攻决策对卫国的最终胜利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作为国君的妻子，定姜可以说是难得的“贤内助”。 而执政的男人们所以在大事当前的情况下问政于女性并请求她们的帮助，无非是说女性的政治才能已较为普遍地得到了男性的认可与尊重。

《左传》女性出场最为集中的部分莫过于僖公二十三年和二十四年以“重耳之亡”为线索的细密书写，这一段落中出现了春秋早期一系列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而这一组春秋女性除骊姬之外也大多充满着善与美的“妻性”特征，她们以人物身份的多样性和性格的多样性展现了《左传》女性大世界的缩影。

（一）重耳之妻

当重耳逃亡来到母国狄的时候，狄人把战争中夺来的季隗嫁给他。重耳去齐国前对季隗说：“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其时的重耳已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其欲令季隗守节的用意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聪明的季隗只好半带调侃半带无奈地说：“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没有直接表达自己不二嫁的决心，而是先作出了“就木”的结论，自然意在让重耳知道“请待子”只是这一基础之上的决断。今天再看这句话应该算不得忠贞不二的誓言，而只是一个女性颇具腹诽的承诺，却又将季隗洞察一切而又不忍揭穿的良善之意表露无遗。(www.chuimin.cn)

在季隗怀抱寂寞苦心“待子”的同时，到了齐国的重耳又娶了姜氏并开始了安心逸乐的生活。当蚕妾无意听到重耳从人蓄谋出逃的谈话并向姜氏告密后，姜氏毅然杀掉蚕妾并以国家大计劝重耳设法归晋。在重耳胸无大志乐不思蜀的情况下，姜氏“与子犯谋，醉而遣之”，以牺牲青春岁月与房帏之欢的大义铺垫了晋文公的成长，显示了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大智大勇。

秦女怀嬴只是文嬴的媵，又曾是重耳的侄媳。与重耳初婚之时二人曾由于“奉匜沃盥，既而挥之”而发生冲突，但怀嬴并没有因为自己地位低下而含垢忍辱，她对重耳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重耳之“挥”或许因为怀嬴系再嫁之女，怀嬴之举却一定不在于重耳此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政治流亡者，更非恃宠而骄。她的“怒”在于头脑中的独立意识和平等意识——既然国与国为匹，你与我也就该是平等的。如此凌厉的气势使重耳不得不以“降服而囚”的方式来平息这场有着国家背景的家庭纠纷。

（二）他人之妻

重耳之亡最具前因性的人物当然是权欲极盛而又心狠手辣的骊姬。虽然她为重耳的政治生涯带来了极大的磨难，但如果没有骊姬乱晋，就没有申生之死和群公子出奔，重耳恐怕就永远没有登上王位的机会，更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此外，骊姬乱晋这一事件还导致了另一个日后对晋国政治发生更加重大影响的结果，那就是群公子亡逸使晋国失去同姓甚至同一血脉大臣的护佑，异姓臣子势力的空前扩张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三家分晋的下场。在这段故事中，骊姬是一个外表美艳、心思缜密、善于巧言而又性情歹毒的女人，她更多的不是从妻的角度去维护丈夫晋献公的统治，而是一力从母的角度妄想缔造儿子卓子的未来。

当重耳一路流亡来到曹国的时候，遭遇了曹共公无礼“观浴”的轻薄之举。曹臣僖负羁之妻对自己的丈夫说：“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贰焉！”与怀嬴的“示强”不同，僖负羁之妻的政治远见是通过“示弱”的方式来表达的。当认定重耳及其从人气度不凡必成大业之后，她要丈夫以玉璧之礼结交重耳。虽然若干年后仍未能免祸被违抗重耳命令的军士杀死（僖公二十八年），却从根本上得到了重耳的感激与敬重，并显示了她的远见卓识。没有人说过僖负羁之妻是否深通相术，但她的确与后来民间传说中的红拂女一样，能够慧眼识得风尘中的英雄。

赵姬是重耳之女，其夫赵衰在跟随重耳逃亡的路上曾娶叔隗为妻并生子赵盾。于是在国事平定后，作为赵衰新妇的赵姬便坚决要求赵衰“逆盾与其母”，不但请求立有才德的赵盾为嫡子，而且主动向叔隗出让正妻的地位。赵姬也因此成为春秋少有的贤德女性的代表，并和上述女子一道携手走进了汉代刘向的《列女传》。

这一人物单元中的女性年龄、地位、经历都不相同，但她们对重耳性格的最终形成却都有着的重要的意义。骊姬的乱晋迫使重耳到国际政坛上经历了一番风雨历练，季隗与姜氏不同风格的“放行”让重耳图取霸业成为可能，怀嬴“秦晋匹也”的后堂之怒让重耳懂得了尊重别人并因此赢得了强秦的帮助，僖负羁妻在英雄草莽期间给予重耳的信任与礼遇自当成为他前进路上的动力，赵姬之贤更让她的父亲懂得了与人为善的道理。所以我们说，没有骊姬和重耳逃亡路上诸多识大局、知大体的女性就不会有后来威风赫赫的晋文之霸。

“父权文化对男人的攻击性采取默许、宽容、甚至鼓励的态度，人类的征战史，就是由男人们抢财产、抢领地、抢女人开始的。以后男人的攻击性依旧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得到了疏导和发挥。攻击性是英雄的核心精神，是‘男子汉’的主体性格构成。”^[24]在男人的攻击性中，春秋历史上产生了一群命运相似的女性，她们无不因美色而被当作“物”的象征，进而在强有力的男权秩序中被不断地争来夺去，却从来没有人肯去过问一下她们自己的意愿。

（一）娶妻求美

春秋婚姻中的门第观念已十分明显，异国通婚更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娶妻求美”的思想也在人们的头脑中普遍存在着。《硕人》一诗对庄姜“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赞美如是，卫宣公新台之行如是，楚平王父娶子妻如是，徐吾犯妹被夺如是，崔杼不顾占卜的恶兆而娶美艳的棠姜亦如是。

桓公元年的孔父之妻和文公十八年的阎职之妻都是《左传》中只被提到一句话的美艳妇人，分别为宋华父督和齐懿公所夺。华父督在路遇孔父之妻时的表现是“目逆而送之”，真是我们所说的“看完了前影看后影”，直望到看不见影子还不忘发出“美而艳”的感叹，垂涎之态可谓溢于言表。对美人的渴求使他在与孔父共同出战时不惜自乱阵脚从背后射杀孔父，归而娶其妻。而夺人之妻的齐懿公后来终于被阎职和另一受污辱者联手杀死。两则叙述都没有提到女性被夺之后的态度和生存状态，足见她们在男性叙述者心中无足轻重的地位。

“在强调女性形象的艺术作用，特别是在男性艺术创作活动中的作用时，我们已经觉察到女性在人的审美意识中的‘中介’现象，隐约感到女性审美主体的双重性。所谓‘双重性’，其一，在万物生灵中，作为有思想感情、有自觉意识的人，女性享有人所独具的、引起审美快感的一切生理心理条件；相对于客观的事物，她理应具有人的至高无上的主体地位。但是，其二，在父权社会中，女人依附于男人，她从来没有作为‘积极的主体’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其人格和个性，也具体地融化在对‘这一个’男人（父亲或丈夫）的依附中，成为为男性主体服务或观照的对象。”^[25]襄公二十二年，郑游目反夺人新妇，后其夫攻而杀之，“以其妻行”。用如此方法雪报夺妻之恨的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已失身于人的女性回到前夫家里的命运多半也是可以揣测的，而前夫不惜以性命相搏也要将她们带回来的勇气，多半也不是出于爱情而只是为了满足夺回自己“财产”的强烈愿望。

（二）息妫与夏姬

“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清人的名句昭示着息妫的被人铭记，也让再后来的人时时记起这位赢得了无数悯伤的桃花夫人。息妫的故事起于庄公十年出嫁去息国的路上：“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妫将归，过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见之，弗宾。”春秋并无求见姨妹之礼，且此时的息妫仍在出嫁途中尚未到达息国，身份是“女”而不是“妇”，拒绝蔡侯之“见”并不过分，从“止而见之”几个字亦不难读出蔡哀侯的强求之意。息妫艳如桃花的美貌闻名春秋，蔡哀侯的“弗宾”应该不是临时的见色起意，而是长期以来的有所蓄谋。因为蔡侯的无礼，致使息侯冲冠一怒为红颜借楚国之力发兵讨蔡。而受到被俘之辱且要报仇又要自保的蔡哀侯就不怀好意地向好色的楚文王大肆夸耀息妫之美，于是楚文王悍然出兵，“遂灭息，以息妫归”，息妫也由“息夫人”变成了“楚夫人”。因为对一女而事二夫感到无比的羞耻和憾恨，息妫入楚三年虽为楚王生二子却从不主动说话。甚至直到庄公二十八年楚文王去世后，令尹子元仍有意将息妫据为己有，足见已经入楚十五年的息妫仍旧美貌不减当年。但在男人们无休止的骚扰和抢夺过程中，有谁提到过“爱”吗？他们眼中只有“美”，而且是单纯的、被视同为“物”的美。

和息妫同样不幸，面目更加不清楚的女子还有主要事迹见于宣公九年、十年和成公二年的夏姬。夏姬本是郑穆公之女，曾先后嫁于子蛮和夏征舒之父夏御叔，又在夏御叔死后与陈灵公、孔宁、仪行父一君二卿同时私通。三个男人因在株林互言“征舒似汝”的玩笑而激怒已经成年的夏征舒，最终导致灵公被弑、二子奔楚的结局，自立为陈侯的征舒也于第二年被反叛者联合楚人所杀。以战利品身份入楚的夏姬又成为楚国君臣的争夺对象，后嫁之夫连尹襄老不幸战死时，夏姬之美终于形成了舆论上的“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被连尹襄老之子黑要“烝之”后，夏姬最终与申公巫臣相约逃晋。因了这样的经历，夏姬历来以“淫”为人诟病，但除了演义小说，没有人去想在命运无情的推搡中，夏姬的姿态是主动还是被动。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不管息妫与夏姬是否情愿，她们都只能成为男人们的争逐对象，因为被男性视同为“物”的惊人的美貌便是她们一生无数波折的罪魁祸首。

“女性已经被书写了两千年，她们在历史中以物的样态出现，不肯诉说，也无由诉说自己的痛苦与体验。”^[26]我们如上所说的这些被“物化”了的女性，在时代的眼中已丧失了作为“人”的存在，没有人注意到她们身上的主体性，她们只是男性审美观照中没有生命的客体。在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她们无一例外也别无选择地表现为更广泛意义上的顺从。事实上，还有与此相关的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君死、官死、父死，都意味着一体化关系的永久或暂时解除，也可以缔结新的一体化关系，唯独夫死不影响夫妻一体化关系的存在，女性仍要向亡夫负责。负责者为‘节妇’‘烈女’。”^[27]息妫和夏姬显然不是这样的节妇烈女，但两千多年，提到这两个女子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除了用她们第一个丈夫的相关信息加上她们自己的姓氏以外，还可以用怎样的方式称呼她们，而这也是男权社会对“物”的命名方式。

无论是谨小慎微地躬行礼法，还是大胆决绝地表现叛逆，或是完全被抹杀了“人”的属性，《左传》中的妻子们都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书写了自己的人生。她们之中有秉从六礼的媒娶之妻，也有孟僖子妻之类的奔来之妇；有心怀嫉妒一心求宠的骊姬，也有颇具妇德十分谦让的赵姬；有谨守礼法恭顺无为的宋共姬，也有大胆反抗不安于室的向姜；有频频出场的诸侯夫人，也有一闪即逝的臣下之妻；有守贞之女再嫁之妇，也有不守妇德的生人妇与亡人妻……而这样切近的身份交代自然有利于我们看清《左传》之中为人妇者各具特色的生存状态和她们身上一闪而过或是恒久存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