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男子的文武之士：亡郑和秦国的力量对比

“士”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有趣的名词，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春秋这个社会身份变动不居的动荡时代，奴隶可以升为平民，士可以成为大夫，世卿之家也可以随时沦为庶人甚至有灭族之虞。因此，“士”在更多时候就不再是一个社会等级，而只是一种文化身份。春秋男子所受的教育并无所谓“重文轻武”或是“重武轻文”的分别，但个体的天分和能力使他们在日后所从事的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文士和武士这两种不同的面目。

春秋之时，养士之风已开始出现，如齐桓公养游士八十人^[34]，鲁国“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与坐者以十数”^[35]。春秋文士多系佩剑的君子，而不是人们想象中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他们总能相机而动，以韬略解决自己与他人的人生窘境、心理困境和国家、百姓的危难之境，他们时常借助超常的思辨能力以奇计、巧计和三寸不烂之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就是战国策士的精神导师和行为导师。

（一）解惑

隐公元年，郑庄公在克段之后将母亲武姜置于城颍并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当他后悔的时候，时任颍谷封人的颍考叔就教他“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利用偷换概念的法子将象征死亡的“黄泉”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泉水”，不但使郑庄公“母子如初”，自己也被君子认可为“纯孝”之人。但就是这样一个能够择机以进解君王于尴尬之境并为自己赢得晋身机会的颍考叔，却在隐公十一年因为与子都争车留下隐患，进而在战争中被子都趁乱从背后射杀，可以说是能为人谋而不能为己虑。

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前，身为平民的曹刿大胆请见鲁庄公要求从战，并协助其取得了战役的胜利。曹刿以“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为前提的自荐带着对自己高度的自信心和对鲁国强烈的责任感；对齐人“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和“彼竭我盈”的解释简直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心理学家；在齐人败退之后，“下视其辙乱，望其旗靡”而决定追击则显示了一个军事家的稳健风格。他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无疑成了鲁庄公的定心丸和主心骨。

襄二十三年，季孙氏立次子悼子为继承人，却让长子公鉏做了家族中的司马，公鉏因为不满便想抗命。闵子马叫他不要意气用事，而要平心静气地对待眼前的变故。闵子马不但劝他以人子之礼对父亲表示恭顺，而且告诉他“祸福无门，唯人所召”的道理。公鉏后来在经济上果然比季氏还富有，在政治上也赢得了出任国君左宰的机会，闵子马的一番苦心总算没有白费。

定公十三年齐景公和卫灵公驻扎在垂葭准备伐晋。将要渡河的时候，所有大夫都说不可以，只有邴意兹说可以。他的理由是消息一定要在数日之后才能到达绛地为晋侯所知，而绛地的援兵要三个月之久才能抵达垂葭，所以此战一定会取得胜利，齐景公于是豁然开朗决定出兵。作为对邴意兹的奖赏，齐景公给予他照常乘车的待遇，而把其他大夫的车都收上来不给他们坐。

（二）救难

僖公三十年晋秦围郑，郑国面临亡国之危，年轻时未受重用如今已经老迈的烛之武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结合晋近而秦远的实际情况，烛之武果断地选择了秦国作为突破口，在月黑风高的夜里不顾年迈艰难地缒城而下面见秦穆公。烛之武为秦穆公分析了亡郑之后势必形成的晋强秦弱的局面对秦国何其不利，又以秦郑交好之利诱之，于是不费一兵一卒使秦人与郑人盟，在救郑于水火这件事上显示了文士言辩胜于雄师的巨大力量。

襄公二十九年春天鲁襄公去楚国参加楚康王的葬礼，楚国人让鲁襄公为死者穿衣。为死者穿衣是使臣赴他国吊丧的礼节，鲁襄公心里很是不满却因国力弱小而无法拒绝。于是随行的穆叔要求举行为殡葬祓除不祥的祭祀之后再为死者穿衣，楚国人没有禁止。但当楚人看到巫者用桃木棒和笤帚做法时，马上就后悔了，因为这是君临臣丧之礼。就这样，在熟知礼节和民间习俗的穆叔的指引下，鲁国人找回了自己的政治尊严，并因后发制人而在气势上压倒了楚国，没有在潜藏着刀光剑影的外交战场上落于下风。

定公元年，鲁国准备安葬上年去世的鲁昭公。季孙基于旧怨想掘沟把鲁昭公的坟墓和鲁国先君的墓地分隔开来，荣成伯说他这是自旌其过，即使自己觉得无所谓，后代子孙也必会以之为耻。当季孙放弃这一念头，却说想给昭公定一个恶谥的时候，荣成伯说那样无异于自我表白与昭公关系不睦，于是季孙只好放弃了原来的想法。鲁昭公与季孙的积怨由来已久，如果按照季孙的想法去做，生前被逐的鲁昭公在死后也得不到一个君王的威仪，而荣成伯劝季孙看似凡事皆从季孙角度着手又入情入理，实际上却是为鲁昭公“正名”，可以说是以“属文谲谏”的方式保全了鲁昭公的哀荣。

定公十三年记，十分富有的公叔文子请卫灵公赴享宴，史鳅说因为你富有而国君贪婪，所以恐怕你要遭到灾祸了。当公叔文子向他寻求解救之法时，史鳅要他谨守臣道做到“富而不骄”。虽然公叔文子的儿子公叔戍因为性情骄横而又广有财富而罹难，史鳅开出的“药方”却的确让公叔文子和卫灵公保持了较为融洽的关系，并实现了公叔文子寿终正寝的愿望。

齐国高、国二氏一贯专权，国君也无能为力。哀公六年陈乞向齐景公请命假装事奉他们，却在二者与诸大夫间施以离间之计，最终使高、国之党被迫出奔，从而还政于齐景公，也可以说是以一人之智慧拯救了齐国之难。

（三）平乱

定公十年侯犯据郈邑叛乱，武叔懿子率军围攻却无功而返，秋天时再度攻打仍旧没有成功。叔孙氏于是向郈邑的百工之长驷赤求助，驷赤以端雅的赋诗言志的方式答应了他。驷赤一方面让侯犯与齐结盟寻求帮助，一方面却在邑中散布谣言说“侯犯将以郈易于齐，齐人将迁郈民”以激起郈人的恐慌。在此背景下，驷赤又劝侯犯不如干脆与齐易地纾解祸难，同时多备皮甲以备不虞。当齐国官员前来郈邑考察时，驷赤又派人在城中造谣说“齐师至矣”，使人们奋起围攻引狼入室的侯犯，驷赤则不失时机地引导侯犯奔齐，鲁人趁机收回了郈邑。这一事件中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是足智多谋的驷赤，他利用侯犯对他的信任引领其一步步走进他所设定的连环之计最后落入彀中，而支撑他这样一个微末官员的动力当然还是过人的智慧和避免国家分裂、人民流离的强烈的士人责任感。定公十二年，“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甚至“入及公侧”。情况万分危急之时，孔子命申句须和乐颀自台上攻下打败费人，靠的也是智慧而非纯粹的武力。

董安于是晋国赵简子的家臣，系名史董狐之后，曾为赵氏筑造晋阳城作为政治根据地。定公十三年晋中行氏、范氏因旧怨与利益之争将作乱攻打赵氏，董安于要赵鞅先发制人赵鞅不肯，董安于就请求把自己交出去抵罪平息事态：“与其害于民，宁我独死，请以我说。”赵鞅也没有答应。后来范吉射和荀寅因攻打晋定公失败而被迫逃亡，这件事才告一段落。事实上，董安于的才能早已引起了晋国众卿的注意，定公十四年梁婴父就对范文子说：“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盍以其先发难也，讨于赵氏？”当范文子以“范、中行氏虽信为乱，安于则发之，是安于与谋乱也”为由向赵鞅施加压力时，董安于再次请死：“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将焉用生？人谁不死？吾死莫矣。”并主动自缢而死。董安于是一个家学深厚、才能卓著而又忠肝义胆的家臣，其虑事之聪敏周全，其赴死之淡定从容，不只是为赵氏更是为国为民，表现了一个士人应有的胸怀和品质。

（四）明智

文公十八年鲁襄仲欲废太子恶而立宣公，叔仲不同意。襄仲于是以太子恶的名义召叔仲进宫，叔仲的家宰公冉务人清醒地意识到这是襄仲的阴谋就劝他不要去。叔仲说死于君命是可以的，但公冉务人说，如果不是国君的命令又什么必要听从呢？叔仲执意入宫，于是被杀死并埋在马粪堆中。公冉务人只好带着叔仲的家眷逃到了蔡国。公冉务人的判断显示了一个士人反应的敏锐，却也一样让我们看到了人微言轻的无奈。

定公六年宋乐祁劝宋景公派使臣前去朝晋时，其家臣陈寅就判断宋景公一定会派乐祁前往。乐祁出发前陈寅又建议他“立后而行”，这样不但家族有了继承人，而且使国君明白自己是知难而进，是抱着赴死的忠君之心出使的。当一直依附晋之范氏的乐祁与赵简子在绵上饮酒并进献杨木盾牌作为礼物时，陈寅就预见乐祁定会因改依赵氏而死于晋国，但他为国而死后他的子孙必得志于宋。乐祁被扣留在晋国三年，陈寅一直陪在他的身边，面对晋人以乐祁之子乐溷代替乐祁为质的建议，他及时而明智地制止了乐祁的顺从，从而保全了乐溷。在这节故事中，宋国重臣乐祁和他的家臣陈寅两个人物始终缠绕在一起，陈寅的智慧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了印证，而乐祁的头脑远没有如此清楚。也就是说，如果文士陈寅能身处一个更高的平台，他的发挥空间或许也会更大一些。

《左传》文士还有类似于后世所谓术士的一类人。裨灶于襄公二十八年依据天象判断周王及楚子皆将死，襄公三十年因伯有家门上的莠草就预言了伯有的死期，昭公九年以水火之灾所显示的天道预言五年后陈将复封再五十二年而亡，昭公十年因“有星出于婺女”之天象而言“七月戊子，晋君将死”。梓慎在襄公二十八年根据异常的“无冰”气候和不正常的天象推断宋、郑两国要发生饥荒，昭公二十年仅凭望气观天象就知道当年宋有乱国几亡，三年后才可以平定，而蔡国将会有大丧事。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梓慎、裨灶同时预言“宋、卫、陈、郑将同日火”，郑大夫里析也说“将有大祥，民震动，国几亡”并预见到自己将死，说“吾身泯矣，弗良及也”。昭公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发生日食，昭公问梓慎是否有祸福发生，梓慎以天文学知识予以解释并预言将有水灾发生。事实上，上述预言大多建立在他们所掌握的天文知识和人世经验的基础之上，只有少数属于虚妄之言。

黑格尔说：“传统是隐而不显、藏而不露的联系，表象在这里并认不出是传统，是血缘关系，只有通过他们的各种标志和结果的比较，才能在失掉了的、保持着暧昧状态的历史遗迹和暗示之外，认识到他们的来源本是一个。”^[36]《左传》文士以各种不同面目表现出来的特征就是表象，而隐含的传统则是他们所受的良好的文化教育。因了这种教育，他们大多有自己独特的见识和非凡的胆色，他们能够在君王和主人的身边出谋划策，也能够深入敌后履行职责或是出入于窘境救人于水火。在更多的时候，文士之韬直接体现为言辞之辩和深谋远虑的智慧，而这些又多是以勇气为精神底色的。

“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看似只有射御之能与“武”字相关，但事实上，一个真正的武者应该是无所不能的。即使不谈“射不主皮”的和谐之道与军礼进退有度的威仪肃穆，人们也都明白“武”字负载着相当重要的家国责任，春秋之时的“赳赳武夫”既然可以“公侯干城”^[37]自然也不同于后代只知射御的莽汉。宣公十二年，战功赫赫的楚庄王曾亲释“武之七德”，即“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让我们知道了武之内涵，知道了武和战争绝不等同。因为天下势力正处于重新组合的兼并期，《左传》所述武士多重其勇兼及其谋，且从不鼓吹匹夫之勇，行文多攫取作战片断和人生瞬间表达对勇士之能与慷慨豪情的赞佩感叹之心，对他们的不当选择和不幸遭遇也不乏批判、怜惜之意。

（一）有的放矢，矢不虚发

作为六艺中最直接制敌手段，射艺在《左传》武士的生活，尤其是战争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桓公五年“射王中肩”的郑人祝聃深谙了“挽弓当挽强，擒贼先擒王”的道理，既要争强夺胜又不可置周王于死地，如果没有惊人的射艺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如果说这只是一己之能，那么此前隐公九年北戎侵郑，在“彼徒我车”的不利情况下，祝聃能率队勇猛追敌并将戎军一举围歼，就说明他绝不是一个只会射箭的武夫。

楚国养由基是春秋最负盛名的射手，其箭力道奇大能够穿透七层皮甲。成公十六年，楚共王在晋国吕锜射中自己眼睛之后给了养由基两支箭让他为自己报仇，养由基只用了其中的一支就射中了吕锜的脖子使他倒在弓套上死去。当楚军被晋军逼迫到险阻之中时，养由基发两箭而晋军死两人，叔山冉也趁机抓住晋军士兵向对方军阵中投掷过去，砸断战车上的横木，晋师只好停止了追击。襄公十三年楚共王去世吴国趁乱侵楚，养由基立刻奔赴前线，子庚率师后继。养由基判定吴国必会认为楚国遇丧疏于戒备因而轻敌，于是让子庚设下三路伏兵而自己前去诱敌，果然在庸浦大败吴师并俘获公子党。

襄公十八年晋军伐齐，齐军逃遁时殖绰和郭最殿后，晋国州绰在追击时故意不射其头而以两箭射中殖绰两肩，使对方为其精湛的射艺所慑服而乖乖就缚。诸侯之军追至齐都临淄，攻城间歇中，州绰好整以暇地细数城门上铁钉来自娱。襄公二十一年州绰因栾盈之事出奔到齐，乐王鲋还因其是“勇士”而建议范宣子赦免他。州绰赴齐后正赶上齐庄公设立勇爵以嘉奖勇士，被齐庄公视为“雄鸡”的殖绰、郭最都想得到这一荣誉，州绰却说自己虽然还没有为齐建功，却在东闾之役中从容地数清了门上的铁钉，又曾在平阴之役中俘获这两人，如果以禽兽作比自己早已食其肉寝其皮了。《左传》虽未言勇爵最终之去向，但孰为勇者自不殆言。只可惜州绰于四年后死于齐国崔杼之乱，不然应该会有新的功业。

襄公二十五年十二月，吴王诸樊伐楚攻打巢地的城门。巢牛臣说吴王勇猛而轻敌，如果开门诱敌他一定会亲自冲杀进来，我伺机射死他，我们的边境就能稍稍地得到安宁了。诸樊果然贸然冲杀，巢牛臣就躲在短墙后射死了他。计划之所以能够成功，和巢牛臣对敌人的了解与对自己技艺的自信是分不开的。

定公八年春天鲁人侵齐，武士们都在阳州城门外坐成一列，并传看颜高的六钧硬弓。^[38]阳州人突然出城，颜高来不及拿回自己的弓就夺过旁边人的软弓，在被齐人籍丘子鉏打倒在地的情况下躺在地上射中子鉏面颊致其于死地。颜息面对敌人，“欲中其目而中其眉”，退下来就批评自己没有勇力。颜高用六钧之弓，膂力已是非凡，偃而能射且能中人之颊，射艺亦可谓精湛；颜息之射只是失之毫厘，自己不说自然无人能知，而能自称“我无勇”，真是率真得可爱。

襄公十四年卫献公因孙氏之乱而出奔，公孙丁为他驾车，庾公差和尹公佗受命追击。当初庾公差曾学射于公孙丁，尹公佗则是庾公差的学生。庾公差很为难地表示：“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为礼乎？”但他故意把箭射向车的两轭就回来了。尹公佗说：“子为师，我则远矣。”于是继续追击，而公孙丁把缰绳交给卫献公一箭就射穿了徒孙尹公佗的手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春秋射艺的师生相授，可以看出尹公佗的学艺不精，也可以看到老师挑选学生时应该有过的人品的考量。

（二）孔武有力，力大无穷

宋万也叫南宫长万、南宫万，是春秋早期有名的力士，但庄公十一年却在乘丘之役中被鲁庄公用金仆姑箭射中被俘。在被放回宋国后，宋闵公经常嘲笑他是鲁人的囚徒公开表示不再尊敬他。南宫长万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并因此怀恨在心，庄公十二年秋南宫长万终于怒弑宋闵公。南宫长万本有勇士之名，弑君后亦能徒手杀人，“遇仇牧于门，批而杀之”。出奔之时又能亲自拉车载着自己的母亲只用一天时间就逃到了二百六十里之外的陈国，可见其力大无比且有孝亲之行。正因为南宫长万有力士的威名，陈国人在收了宋国的贿赂准备将其遣送回国时也不敢使用武力，而只能设计让美女将其灌醉并以异常坚韧的犀牛皮裹住他。即使是这样，到了宋国的时候，南宫长万的手和脚都已经挣扎出来了。秦穆公凭借“不以一眚掩大德”的胸怀重用曾经被晋人俘虏的百里孟明取得了“遂霸西戎”的功业，性情狭隘的宋闵公却对南宫长万不断进行精神打击和人格伤害，何其不智！而南宫长万亦以勇士之名而成弑君之事又怎能不让人扼腕叹息？

襄公十年晋以诸侯伐逼阳，逼阳城虽小却易守难攻，攻城的过程中左氏以简洁之笔为我们活画了鲁国三名力士的勇武形象。先是孟氏之臣秦堇父以人力拉着沉重的辎重车来到逼阳城外，见其力大；此后是逼阳人打开城门诱诸侯之将士进门，然后以机关启动内城闸门企图使诸侯之军进退无路进而置众人于死地，孔丘之父叔梁纥凭借超常的膂力支撑下落的城门使得众人从容撤出；狄虒弥则将高达九尺的大车之轮^[39]蒙上皮甲做成巨大的盾牌，左手执盾右手持戟，单领一队人马徒步冲锋。孟献子夸赞他们就是《诗》中所说的“有力如虎”者。

逼阳人为了挑逗城外的人，也为了测试谁最勇敢就从城墙上垂下布带，看谁敢登城。秦堇父无所畏惧地挺身而出，等他拉着布带登到靠近城垛的地方，逼阳人就割断了布带。秦堇父从城墙上摔下来后，逼阳人就又挂下来一条新的布带。秦堇父苏醒后又去登城，如此反复三次，逼阳人钦佩其勇敢，辞谢后就不再挂布带下来。秦堇父带着断布在军中夸耀其勇游行了三天，回师后孟献子让他做了自己的车右。他的儿子秦丕兹后来做了孔子的学生。

襄公二十三年补记了当初斐豹杀督戎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类型的勇士。督戎为栾氏之力士，国人皆惧之，而欲除栾氏必要先除督戎。当时斐豹因为有罪被罚作奴隶，就主动向范宣子请战，只要求成功后为自己脱去罪籍。斐豹故意激怒督戎引诱他追赶自己，在越过一带短墙后就躲在后面等着伏击他，督戎没有防备，刚刚跳过短墙就被斐豹从后面攻击并杀死。斐豹除去督戎之患所用的不仅是勇力，还有智慧和机巧。

（三）明目张胆，胆色过人

《左传》在表现武士之勇时所强调的不仅是他们的武力和技艺，而且在极力突出他们武艺之外的君子情志和过人胆色。

晋之寺人披是晋国数朝之臣，曾数次与重耳发生正面冲突。晋献公命其至蒲城讨伐重耳时，让他第二天赶到，结果他当天就到了，并且奋力上前斩断了重耳的衣袖；晋惠公命令他来杀重耳时，让他三天后到达，结果他又是马不停蹄提前到达，重耳因此记恨于他。但重耳执政后，当僖公二十四年惠公之党阴谋纵火烧死重耳时，寺人披却主动求见重耳，将纵火之事告知了重耳使其免于祸难。寺人披在献公惠公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忠君爱国以力相搏的行为之勇，但在对他怀有积怨的晋文公面前，他所表现出来的却是无所畏惧的心灵之勇。也正因为他对重耳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才敢于以“除君之恶，唯力是视”和“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两个理由说服重耳冰释前嫌，并使其胸怀变得宽广起来。

秦晋殽之战时，晋襄公捆缚秦国的俘虏让车右莱驹斩下他的头，可莱驹竟因为对方大呼而吓得将手中的戈掉在地上，是狼瞫拾戈斩杀了俘虏，并抓着莱驹带他赶上了襄公的战车，于是襄公任命他为车右。箕之役先轸罢免狼瞫而让续简伯担任车右，狼瞫很愤怒却没有接受朋友杀害先轸的建议，因为他的理解是：“死而不义，非勇也。”在文公二年的彭衙之役中，狼瞫率领自己的部下冲进秦军英勇战死，晋军跟从其后大败秦师，狼瞫终于为自己的勇敢正名，并使自己“死得其所”。所以君子说他：“怒不作乱，而以从师，可谓君子矣。”他的表现为后人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武士之勇，而这一作为也在客观上成为了后代武士的行为准则。

昭公二十年，卫有齐豹、公子朝作乱而杀公孟。公孟骖乘宗鲁为齐豹所荐，齐豹发难之前也曾告知宗鲁让他不要与公孟一同外出，宗鲁表示自己既不能告密也不能逃跑，到时会与公孟一同赴死。宗鲁一如平日与公孟同出入，并在齐氏以戈击公孟时以背蔽之，在胳膊被砍断后与公孟一起被杀。虽然站在儒家宗法立场上的孔子并不认可他为“奸人”公孟所用^[40]，但不负友人齐豹，不负主人公孟，宗鲁之死仍可谓有勇有义。

昭公二十七年刺杀吴王之鱄设诸置剑于鱼中以进抽剑刺杀吴王僚，是为报阖闾之恩义，亦是为成吴国之大事，而此前的托付老母所表现出的也是一个刺客的职业精神。刺客必然要有行为之勇和心灵之勇，定公十四年戏阳速应蒯聩之请刺杀南子时的退阵退缩和后来秦舞阳刺杀嬴政时的“色变振恐”^[41]都不是真正的刺客所为，也不是真正的勇士所为。

春秋时代的男子都有习武的功课，尚武之风使春秋文化呈现出一种别样的风貌，所以才会有桓公五年周桓王亲自参加作战，才会有庄公十一年鲁庄公亲自箭射宋万，但并不是所有的武士都有这样的精神。定公八年，在颜高与颜息为我们展示出色射艺的同时，左氏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意成反衬的人物冉猛。为了能够保全自己，冉猛假装伤了脚要提前撤退，他的哥哥看穿了他的把戏就大喊让他殿后。等到攻打廪丘的时候，阳虎以激将法一度使冉猛勇往直前，但当冉猛发现后面没有援兵时就假装从车上掉下来逃避冲锋，惹得阳虎直说：“尽客气也。”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假装的。

《左传》武士之中不乏真正的勇者，但还有一些人的勇士之名是被人成就的，也有一些人的勇猛表现是形势所迫之下的不得已而为之。襄公十六年秋天，齐侯围困成邑，孟庄子前往截击。齐灵公因其好逞勇力而主动回避，孟庄子于是顺利地阻塞了鲁之要道海陉而后回兵。哀公二十三年，晋荀瑶伐齐时本想偷偷地去观察齐军的排兵布阵，结果马匹受惊冲出被人发现，荀瑶只好一直冲到敌军的营垒前才返回来。为什么是“只好”呢？因为敌人认识他车上的旗帜，他担心不这样做就会留下胆怯的名声。而哀公二十七年“知伯贪而愎”的评价也告诉我们，他的勇敢不是真实的。

战争描写是《左传》的主体性内容之一，“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42]，武士也因之成为《左传》人物的重要群体。这些武士大多是一次性出场，属于孙绿怡所说的“闪现型”人物，也是福斯特所说的性格形象单一的“扁平人物”，但这一类“扁平”的“闪现”人物却眉眼分明、个性突出，因战争所赋予的强烈动态感，更显得有血有肉、虎虎生风，他们穿透车马萧萧嘈杂背景中的话语和夹杂在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之间的身影有时甚至比文士形象更易于打动人心。(www.chuimin.cn)

[1] 方朝晖：《春秋左传人物谱》，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1页。

[2] 冯李骅、陆浩：《左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春秋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42页。

[3] 童书业：《国语与左传问题后案》，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一期，转引自汪受宽.《〈左传〉在历史文学上的两大特色》，《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

[4] ［美］李峰：《西周的灭亡》，徐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147页。

[5] 王美凤、周苏平、田旭东：《春秋史与春秋文明》，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6] 金尚理：《礼宜乐和的文化理想》，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4页。

[7] ［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555页。

[8]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9] 墨子、荀子称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为五霸；司马迁、应劭、赵岐以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为五霸；《白虎通义》以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吴阖闾为五霸；《汉书》颜师古注以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为五霸。

[10] 《论语·宪问》。

[11] 《孟子·梁惠王》上。

[12]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13] 鲁桓公夫人文姜为齐桓公妹，鲁庄公为齐桓公甥，庄公十一年齐桓公娶王姬由鲁主婚，庄公二十四年鲁庄公娶齐女哀姜。

[14] 杜注、孔疏认为三国为鲁、卫、邢。齐桓公在闵公二年迁邢封卫，在鲁共仲连弑二君之后主持立僖公即位。

[15]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9页。

[16] 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增订本），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309页。

[17] 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4页。

[18] 桓公六年：郑太子忽率师救齐，“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太子忽，太子忽辞”，“及其败戎师也，齐侯又请妻之”。

[19] 高方：《从〈郑伯克段于鄢〉看春秋家国文化形态》，《名作欣赏》2009年第12期。

[20] 童书业：《中国疆域地理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5页。

[21] 刘永丰：《人类欲望及其社会作用》，《天府新论》2005年第6期。

[22] 《老子·第三十三章》。

[23] 《新唐书·太宗本纪赞》。

[24] 冯李骅、陆浩：《左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春秋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42页。

[25] 杜注、孔疏认为三国为鲁、卫、邢。齐桓公在闵公二年迁邢封卫，在鲁共仲连弑二君之后主持立僖公即位。

[26] 《论语·宪问》。

[27] 张亮采：《中国风俗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28] 章学诚著，严杰、武秀成译注：《文史通义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9页。

[29]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1页。

[30] 夏甄陶：《人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30页。

[31] ［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23页。

[32] ［英］霭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9页。

[33] 《汉书·古今人表序》。

[34] 《国语·齐语》。

[35]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高华平等译注：《韩非子》，中华书局2010年版。

[36] ［德］黑格尔：《黑格尔通信百封》，苗力田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6页。

[37] 《诗经·兔罝》首章云：“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38] 古时三十斤为一钧，六钧之弓需一百八十斤的膂力方能拉满，即所谓“硬弓”。所以众人方会传看颜高之弓，勉力试之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39] ［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230页。《左氏会笺》据《考工记》释曰：“车人为车，柯长三尺，大车轂长半柯，轮崇三柯，是轮高九尺。以九尺之轮代盾，正见其有力如虎。”

[40] 《左传·昭公二十年》：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吊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乱，不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盖不义，不犯非礼。”

[41] 《史记·刺客列传》。

[42] 《管子·霸言》，李山译注：《管子》，中华书局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