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权臣与贵胄的政治风云

春秋政治舞台上活跃着形形色色的人物，但随着王权的下移，诸侯之家的实权也往往转移到了卿大夫手中。此时以权臣和贵胄为代表的政治人物就纷纷表现出了自己的贤能之才和奸佞本相，当然还有一些身份、性情和处世风格都相当复杂甚至忠奸难判的人物。

《新唐书》说：“《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23]也就是说对贤者的要求更加严格，往往将国之兴衰、民之忧乐统统负压在他们的身上，要他们担起比国君还重的担子。事实上，春秋之世，成大事之君身边必有名臣，不能成就大事而在列国群豪之间保有自身地位和尊严的国君身边也不乏贤能之臣。更多时候，正是这些人在展现着挥洒自如的春秋风采，成就着气宇轩昂的春秋时代。

《左绣》说：“《左传》大抵前半出色写一管仲，后半写一子产。”^[24]其眼力之独到便在于他发现了左氏对贤臣的重视。管仲的第一次出场是在庄公八年，交代他是公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的政敌公子纠的重要谋士。至庄公九年，小白杀公子纠，“管仲请囚”，鲍叔牙荐其为相。到了庄公三十二年，《左传》有记：“春，城小，为管仲也。”齐桓公的这一非凡举动证明二十余年间管仲已经协助齐桓公建立了太多的功勋，但《左传》并没有详写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的事迹，而只是重点记录了他的几次言论，也正是这些言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优秀政治家的品质和胸怀。

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仲对齐桓公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在这段话中，管仲劝说齐桓公救邢，立足于华夷之辨，表明了他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成就了齐桓公“存三亡国”^[25]中的第一份功业。僖公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之后顺便伐楚。当楚成王派人质问所为何来时，管仲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管仲的回答将历史上溯到西周开国之年，不但义正词严、凛然大气，而且让人见识了他的博学多智。僖公七年盟于宁母之时，管仲意味深长地对齐桓公说：“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桓公会意，于是修礼于诸侯，为自己的霸业持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僖公十二年管仲奉齐桓公之命替周襄王击退戎人，周襄王以上卿之礼宴请管仲。管仲推辞说：“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不但受到了周王的赞赏，也让君子说：“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让不忘其上。《诗》曰：‘恺悌君子，神所劳矣。’”

《左传》记述管仲，重在以其言展现其形象和性格。德、义、礼、信这些春秋时代最重要的人文因素既是春秋君子之风的体现，也是贤臣能臣素养的体现和成功的保证。管仲终其一生以“尊王攘夷”的精神兢兢业业辅佐齐桓公建立和持续霸业，而齐桓公晚年宠信寺人貂和易牙所导致的后宫变乱管仲已经无能为力，因为那时的齐国已是“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的混乱局面。孔子不但评价管仲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还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26]

和管仲相比，子产在《左传》中的事迹更为详尽，几乎涉及到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子产是郑穆公的孙子，其父子国曾任郑国司马，襄公十年为盗所杀。子产和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鲁国的叔孙穆子、叔孙昭子大约同时并有交谊，襄公二十八年季札聘于郑见子产也“如旧相识”。子产的第一次出场是在襄公八年，那时他的身份还是子国口中的“童子”。这一年子国和子耳侵蔡，擒获了蔡国的司马公子燮。郑国人都很高兴，只有子产说：“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勿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子产为自己的言论受到父亲子国“童子言焉，将为戮矣”的责骂，却让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

襄公十四年郑国发生盗乱，子西接到消息没有做好防卫措施就出门应战，结果家里损失惨重；“子产闻盗，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取得完胜。左氏以对比之法突出了子产沉稳干练的性格，而其军事才能也在多个方面得以展现：襄公二十五年子产和子展一起率车七百乘伐陈，在夜间突袭取得胜利；昭公元年能识破楚人以娶亲为名的攻城阴谋；昭公十八年郑国大火，子产也预先做好了战备防御。

子产在襄公十九年被立为卿，多次相郑伯会于诸侯。襄公二十四年因为诸侯的赋税过于沉重难以承受，子产就写了一封信给晋国执政范宣子，向他讲了个中利害并强调诸侯可能为此叛晋的严重后果，范宣子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可以说是子产以他的辞令施惠于诸侯。襄公二十五年当子产戎服献捷于晋的时候也受到了晋人的责难，他以有理有据的说辞使“士庄伯不能诘”，赵文子也说：“其辞顺。犯顺，不祥。”再一次展示了子产辞令的魅力。襄公三十一年子产相郑伯以如晋，子产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又因子产之辞晋侯见郑伯且有加礼，“厚其宴好而归之”，并扩建诸侯之馆舍。叔向曰：“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

子产为人渊博，昭公元年为晋人释“沈、台骀为祟”使叔向佩服得五体投地，说自己“未之闻也”，晋平公也夸赞他为“博物君子”，昭公四年楚灵王也派人问礼于子产。子产还勤奋好学，经常向人请教，如曾问为政于然明，得到了“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的教诲（襄公二十五年），有事亦能咨询子太叔（昭公元年）。“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襄公三十一年），但自己却一直保持谦逊的品格，襄公二十六年郑伯赏入陈之功时子产就曾辞邑。子产还能广开言路，不毁乡校，所以孔子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襄公三十一年）

襄公三十年郑子皮授子产政：“子产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为了国家利益，子产还甘受委屈。他执政一年时人们恨不得杀了他，常常诵曰：“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但到他执政三年时，人们的态度就全变了，大家说：“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当昭公四年作丘赋时“国人谤之”，子产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因为“刑法起于后世，所以济教化之穷也”^[27]， 昭公六年子产铸刑书也遭遇了叔向的不理解。但这一切都没有让子产退缩，因为他时刻以郑国为念，毫无一己之私。昭公二十年，子产病重之时向子大叔嘱托身后之事再次强调“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子产死后孔子哭着称赞他为“古之遗爱”。

子产这个在《春秋》中几无所述的人物在《左传》中被赋予了大量的笔墨，他的学识、辞令、思想、道德和行为方式乃至才情风貌都有细致生动的描述，而从这样“有传无经”的内容编排上，我们不难发现《左传》作者的良苦用心。其他用墨或多或少的贤者也无不寄寓了左氏的政治理想，明确了他的道德指向。

赵盾是春秋前期的晋国名臣，其父赵衰曾一路陪同重耳流亡。赵盾在《左传》中被孔子称为“古之良大夫”，在《梁传》中被称为“忠臣之至”。赵盾最为人熟知的故事当在宣公二年。晋灵公不行君道，并因赵盾多次进谏而恼羞成怒派鉏麑去行刺。当鉏麑在一个清晨潜入赵盾家中时看到了这样一幕：“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鉏麑从赵盾的“不忘恭敬”中意识到他是“民之主也”，于是不忍下手选择了触槐而死。能让一个本无所谓道义背负的刺客心生愧悔，赵盾的人格力量不可小觑。而当晋灵公孤注一掷“伏甲，将攻之”时，车右提弥明和曾受过赵盾一饭之恩的灵辄都愿为他去死，显示了赵盾平素恩遇他人的慈善之心，而这些又都是他治国理民的思想基础。

齐国晏婴也是一个有口皆碑的良臣。襄公十七年晏婴的父亲去世时，至孝的晏婴“粗缞斩，苴绖、带、杖，菅屦，食鬻，居倚庐，寝苫、枕草”，家臣说他所行的非大夫之礼，晏婴却说“唯卿为大夫”。襄公十八平阴之战中，晏婴直斥齐灵公“无勇”，表现了他刚正耿直的性格。昭公三年晏婴与叔向有清醒睿智的“季氏之论”，晏子说齐国“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叔向则说晋国“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表现了二人回天无力的感慨。晏婴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向齐景公进谏的机会，昭公二十年与齐景公论和同并谏乐、二十八年谏美室，都在其中赋予爱民之礼。当昭公三年齐景公想为他盖新居时，晏婴也曾以“踊贵，屦贱”来劝景公“省于刑”，是以君子称其为“仁人”。而为了不影响邻人的生活，他甚至违逆君意拆毁了齐景公好心为他修造的新房。昭公二十五年齐景公死于崔杼之乱，晏婴认为齐景公非为社稷而死，所以既不殉死也不逃亡，但他还是进入崔氏之门，“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表达了自己的悲痛之情。大家都认为崔杼会因此杀掉他，可崔杼说：“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再一次用他人的态度证明了晏婴的可贵，而昭公五年晏婴与郑罕虎的主动交往也是因为罕虎“能用善人，民之主也”。

隐公三年的石碏是卫之贤臣，能大胆直言人君纵容庶子好兵之缺失，能以大智请陈人代执逆臣州吁，又能以大义剿灭附逆之亲子，虽然未能遏卫乱于未生之时，却能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所以君子说：“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章学诚《文史通义》说：“盖包举一生而为之传，《史》《汉》列传体也；随举一事而为之传，《左氏》传经体也。”^[28]《左传》言及石碏之文字只此一处，却将人物性情信念一并描出，堪称石碏之传。

僖公三十三年文嬴成功“请三帅”后，先轸发怒道：“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雠，亡无日矣！”并且当面唾弃襄公，可谓仪节尽失，好在晋襄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没有治先轸的无礼之罪。等到狄人伐晋战于箕地的时候，虽然晋人占据上风，但先轸为自讨其罪还是脱去甲胄冲进狄人的军阵主动求死，左氏用狄人所归头颅面色如生一语表达了对先轸的敬佩之情。先轸之求战而死是出于他不尊国君的罪恶感和羞耻感，不同于许褚赤膊上阵的一味蛮干，他是在用为国捐躯的方式寻求自我的解脱。

叔向是晋之贤臣，其贤从他和穆叔、子产、晏婴、季札等人的交往中可见一斑，孔子称其为“古之遗直”（昭公十四年）。襄公二十一年叔向与其兄弟谏其母使叔虎之母为其父侍寝，为我们展现了春秋时期很不一样的家庭之礼，其母所论也让我们大致从家学角度了解到叔向之贤的来历。

《左传》中有太多的名臣和贤大夫，郑国的子大叔、叔詹，鲁国的季文子、叔孙豹，齐国的鲍叔牙、陈桓子，宋国的子罕、向戌，楚国的沈尹戌、子西，吴国的季札、伍员，卫国的宁武子、遽伯玉，晋国的韩起、魏绛，秦国的蹇叔、百里奚等都只是其中的代表。“与外在的人道主义相对应并与之紧相联系制约，‘仁’在内在方面突出了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29]春秋贤臣与能臣最大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都是人群中不可多得的“仁者”，他们的“仁”来源于他们所受的教化，来自于他们博大的心胸，来自于他们对国对民最朴素也最天然的挚爱，唯其有“仁”，他们的性情才充满人性的光辉，他们的功业才会彪炳千古。而在为他们所写的那些详尽、具体的文字里，左氏的书写方式是那样的独特，左氏的书写目的也是那样的不言而喻。

中国文化对人才的要求标准是“德才兼备”，有德无才者不堪重任，有才无德者又往往是祸乱之缘起。那些出身高贵的人、掌握实权的人、与君王走得很近可以左右其思想的人，无才不足以成大事，无德则容易沦为作奸犯科者，甚至给国家带来灾难。这些人中不乏公子、宠臣甚至大夫的家臣，而那些君王身边的寺人则开启了中国宦官专权的先河，书写了一则又一则的佞幸传。

（一）作乱的公子

“人不仅直接地是有肉体组织、有生命力、自然力的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存在物。人不能离群索居，人与人之间必须结成社会关系，过社会生活。”^[30]但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会变得无比混乱。公孙无知是齐僖公母弟夷仲年的儿子，从小受到齐僖公的宠爱，给他和嫡子襄公一样的待遇，襄公即位后降低了公孙无知的待遇使其心有不甘。齐襄公派连称和管至父卫戍葵丘时曾许诺一年后派人来换岗，不但食言且不肯派人轮换，所以二人就和公孙无知一起作乱。连称有堂妹为齐襄公侧妃却不受宠爱，公孙无知就让她侦察弑君的机会，并许诺事情成功后立她为夫人。庄公八年十二月公孙无知弑齐襄公自立，但第二年春天，就被曾受他虐待的渠丘大夫雍廪所杀，后面才有齐桓公小白归国即位。公孙无知之乱也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匹嫡”之害。

鲁桓公之子庆父是鲁庄公庶弟，叔牙、季友之兄，孟孙氏之始祖，死后谥为共仲。他曾在庄公二年率师伐于余丘，也曾在庄公八年请伐齐师而未被许可，但皆见其勇。鲁庄公没有嫡子，于是在庄公三十二年病重时为传位之事向叔牙和季友征求意见，叔牙说庆父有才能应传位于他，季友则说我誓死以奉公子般。公子般为鲁庄公之庶子。因为子般曾经鞭打过与自己妹妹调笑的圉人荦，心怀不满的庆父便指使荦杀死了子般而改立闵公。从前闵公的太傅夺取了大夫卜的田地而闵公没有禁止，所以庆父又和与自己私通的庄公夫人哀姜合谋，借此旧怨让卜杀死了闵公，自己则出奔到莒国，在得知自己不能被赦免后自缢而死。庆父之死在于恃强凌弱、权欲熏心而忘却了君臣大义。

（二）弄权的佞臣

庄公二十八年骊姬欲立其子奚齐，就勾结晋献公所宠爱的梁五和东关嬖五，让他们先以甘言打动晋献公，使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只留奚齐和骊姬妹妹的儿子卓子在绛都。后来梁五、东关嬖五又和骊姬一起诬陷群公子并立了奚齐为太子，晋国人于是很鄙夷地称其为“二五耦”。“二五”之所以参与这一政治阴谋是因为贪图骊姬的贿赂，而骊姬之所以选择这两人作为同谋一是因为他们有着见利忘义的本性，二是因为他们是晋献公的宠臣，有机会接近献公并使献公听信他们的话。

费无极是春秋末年有名的佞臣，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楚国为吴国所迫的罪魁祸首。“美和丑的前提极其丰富地积聚在本能之中”^[31]，费无极本能之中的“丑”就占了绝对的上风。他在昭公十五年设计使蔡人逐朝吴；昭公十九年谏楚平王使太子建出居于城父；同年怂恿楚平王父娶子妇，将为太子建所聘之秦女娶为夫人；昭公二十年诬陷太子建与伍奢将要叛乱，而杀伍奢及其子伍尚，致使伍员逃于吴国与楚为敌；昭公二十一年因收到贿赂而设计使蔡人放逐蔡侯朱，更立东国为君；昭公二十七年与鄢将师合谋用计害死郤宛，使伯嚭逃吴蓄势害楚。费无极的一系列谋求私利的不义之举引起了楚国大夫的集体愤怒，沈尹戌更是历数费无极“去朝吴，出蔡侯朱，丧太子建，杀连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聪明”等罪，使令尹子常下了杀他的决心并“尽灭其族”。楚国后来遭到伍奢之子伍员和郤宛之子伯嚭的联手报复，不能不说是拜费无极之所赐。不只君王的宠臣如此，一些自底层兴起的家臣也让春秋政治起了不少的大风大浪。

为叔孙豹主管家政的竖牛是他的非婚生子，昭公四年叔孙豹生病后竖牛就想扰乱并占有叔孙氏。他两度使用阳奉阴违和两头瞒骗之计，强迫叔孙豹长子孟丙与自己盟誓被拒绝后就设计使叔孙豹杀死了孟丙，强行与叔孙豹次子仲壬盟誓被拒绝后就设计使叔孙豹赶走了仲壬。当叔孙豹病重想召仲壬回来时，竖牛答应了却不去召，还以“夫子疾病，不欲见人”为借口不给叔孙豹饭吃，使他被活活饿死。叔孙豹死后竖牛自作主张立了叔孙昭子为继承人。昭公五年，深明大义的昭子召集族人，历数竖牛祸于叔孙氏、扰乱大节、杀嫡立庶又分割封邑给外人的罪状，表达了杀死他的决心，使竖牛惧而奔齐，最终被孟丙和仲壬的儿子杀死在鲁国的塞关之外，并把他的头扔在齐国宁风的荆棘之上。如果没有竖牛对叔孙豹的了解和叔孙豹对竖牛的盲目信任与了无约束，竖牛在叔孙氏族内是无法一手遮天的。(www.chuimin.cn)

春秋晚期，鲁国国君已被架空，朝政把持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三桓的家臣也如法炮制，历史走进了孔子所说的“陪臣执国命”的时期。鲁国于是出现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家臣之乱，一是昭公十二年的南蒯之乱，一是定公年间发生的阳虎之乱。

南蒯是季氏领地费邑的邑宰，因季平子对其不加礼遇而生叛乱之心，并带着费邑逃到齐国。南蒯逃到齐国后仍旧声称自己的行为是想使公室强大，但子韩晳一语中的地揭露他说：“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阳虎也是季氏之家臣，且勇力过人、智谋出众。在夺取季氏家政的所有权力之后又野心勃勃地想要谋夺公室，他甚至能够囚禁季孙氏强与盟誓，并引发孟孙氏的极度恐慌。定公八年甚至冲进鲁宫劫持鲁定公和叔孙氏，在战败的不利情况下还能盗取宝玉、大弓，劫夺大量财物，并能在被抓获后寻到机会出逃于晋。如果没有君王和家主的无度宠爱和过度信任，那些使家国元气大伤的乱子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

（三）取宠的宦官

春秋时代君王后宫由被阉割的寺人掌管，这些寺人就是中国最早的宦官。由于接近君王，他们往往能够在漫长的相处中从感情上取得君王的宠信，进而获得很多政治上的特权，有些人甚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朝政。“病理的成分在生理中原就可以找到，而病理的作用也始终遵守着生理的法则，根本无法划分。”^[32]对这些宦官而言，或许生理上的残缺必然带来思想和行为上的偏差，因此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大多是负面的。

《汉书》说：“齐桓公，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33]竖貂就是寺人貂，齐桓公时期的内宫总管，曾向齐桓公推荐名厨易牙（雍巫），二人一同受到齐桓公的宠爱。寺人貂第一次出现在《左传》中是在僖公二年：“齐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是说寺人貂开始在多鱼这个地方泄露齐国的军事机密，“漏师”相当于间谍，“始”则是说这只是第一次。但就是这个于齐桓有宠却于齐国无益的刑余之人竟能在僖公十七年齐桓公死后把持朝政——“易牙入，与寺人貂因内宠以杀群吏，而立公子无亏”，然后才向各国发出讣告，而齐桓公遗嘱所立的齐孝公在第二年才借宋襄公之力入国主政。

齐灵公时期的宦官夙沙卫也是春秋有名的宦官，他深受齐灵公宠信，参与军国大政，并且时常能够左右齐灵公的意志。襄公二年，“齐侯伐莱，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齐师乃还”。莱人所以选择向夙沙卫行以巨贿应该是基于对齐国君臣关系的了解，而从齐国撤军的结果可见夙沙卫在齐灵公面前的游说力量。也正因为他的有宠使齐灵公失去了正确的判断能力，所以《左传》才诟病齐灵公说：“君子是以知齐灵公之为‘灵’也。”

宦官因为是被阉割的“刑余之人”，在社会文化上一贯被人轻视。襄公十七年齐人在战争中俘获了鲁人臧坚，齐灵公派夙沙卫前去慰问并特别宣谕“无死”。臧坚稽首拜谢齐侯，却因齐灵公“使其刑臣礼于士”而感到耻辱，于是就用一个尖头的小木桩将伤口弄大流血感染而死。齐灵公派夙沙卫前来也许并无羞辱臧坚的故意，但臧坚的以死抗议却表现了一个士人的精神立场。襄公十八年晋率诸侯伐齐，夙沙卫曾很明智地提出“不能战，莫如守险”的观点却没有被采纳，以致“齐人多死”。齐师夜遁之时夙沙卫又果断地“连大车以塞隧而殿”，“杀马于隘以塞道”，但齐将殖绰、郭最也因为他的特殊身份认为“子殿国师，齐之辱也”。本来我们也可能认同夙沙卫的聪明才智，同情他的尴尬处境，但襄公十九年他却利用自己的近臣身份参与叛乱，就不能不让人感到惋惜和遗憾。

寺人惠墙伊戾是宋平公太子痤内宫的宦官之长，因为没有得到太子的特别宠爱就怀恨在心。襄公二十六年，伊戾假装恪守臣礼，趁太子痤去野外会见楚客的机会“坎，用牲，加书”，也就是按照正规的盟誓仪式挖了一个坑放上杀死的牲畜再上覆盟书，然后诬陷太子私自与楚人盟誓意图叛乱，使平公听信谗言囚禁了太子，并导致太子蒙冤而死。伊戾虽在晋平公了解真相后被烹煮而死，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却无法避免宋国政局因为太子之死而发生的动荡。

太子痤死后宋平公立宠姬之子佐为太子。后宫中的寺人柳很得宋平公的宠爱，太子佐却很讨厌他。昭公六年，右师华合比为讨好太子佐就请命要去杀掉寺人柳。寺人柳听说后就用了和寺人伊戾一样的方法，“乃坎，用牲，埋书”，然后告诉宋平公说华合比将要接纳上年出逃的华臣的族人，已经在北城外盟誓了。宋平公派人去查看果然有盟誓的迹象，兼之想要代替华合比担任右师之职的华亥与寺人柳勾结为他做证，宋平公就驱逐了华合比。昭公十年冬天宋平公去世，太子佐即位为宋元公，寺人柳就很知趣地每天提前烧炭暖好宋元公的丧位，使他在为父亲守丧期间不致受寒。就这样，宋元公不但没有追究寺人柳诬陷华合比的罪责反而对他宠爱有加，将这颗定时炸弹继续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当然，《左传》中也有晋国寺人披一样忠于君命、明于事理的宦官，在君王身边发挥着自己照顾起居、管理后宫、传达君命的多重作用。但以“婉媚贵幸”为主要特征的宦官群体已经在春秋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成为一股特殊的政治力量，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宦官干政甚至专权的先河。

虽然在先秦以至后世始终存在“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争执，但各家结论从未能说服对方。作为社会个体的人也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千姿百态的表现，其思想、行为均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够概括得了的。政治生活中的先忠后奸、亦忠亦奸、忠奸难辨始终存在，个人生活中的善恶交融、贤愚同体、正邪相生更是比比皆是，而人也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了与生俱来的复杂性。

（一）政治生活中的双面人

郑庄公时期的重臣祭仲又名祭足，曾替郑庄公迎娶夫人邓曼，在隐公元年郑庄公与共叔段的政治斗争中也多次为之谋划；隐公三年曾奉命率师取温之麦，又取成周之禾；隐公五年郑人侵卫时他也和原繁、泄驾一起领兵出战；桓公五年周王伐郑祝聃射王中肩，到了晚上被郑庄公派去“劳王”的还是祭仲；他还曾提醒过太子忽，也就是后来的郑昭公要以婚姻关系结援大国，避免“君多内宠，子无大援，将不立”的局面出现（桓公十一年）。郑庄公对祭仲多有信任和倚重，祭仲对郑庄公也可谓忠心耿耿，在昭厉之争中也曾坚守正义，但在宋人的威逼利诱之下却放弃了自己的信念立了郑厉公，进而使郑国出现了“祭仲专，郑伯患之”（桓公十五年）的情形，并最终使厉公无奈出奔，昭公复入。对郑昭公和郑厉公而言，祭仲的角色始终在不停变换，绝不是“忠奸”二字能够概括得了的。

晋国伯宗颇有贤名，成公五年梁山崩，晋侯在第一时间召伯宗商议对策，成公六年也是他打消了夏阳说欲趁卫不备而攻之的念头，保全了晋国身为霸主的信义之名。但宣公十五年楚人伐宋，宋人告急于晋，晋景公欲救之，伯宗却以鞭长莫及为由制止了。同在这一年，酆舒为政杀死了晋景公的姐姐潞子婴儿之夫人，又伤了潞子的眼睛。晋景公想要攻打潞国遭到了大夫的集体反对，只有伯宗列举其罪说“必伐之”，于是晋人灭掉潞国杀死了酆舒。不以大义行事，而以“亲亲”之道灭他人之国，不可以说不是伯宗行为的瑕疵。因为伯宗性情耿直，所以他的妻子在他每次上朝时都会告诫他说：“‘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难。”伯宗后来果然被三郤“谮而杀之”。

定公四年吴楚柏举之战中，吴王阖闾的弟弟夫概王抓住战机身先士卒，率领自己的私人部队五千人先行出击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并在五次战役后攻入郢都。此时的夫概王还是一个能够舍生取义、懂得审时度势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但入楚之后与吴王之子子山争相入住令尹之宫就显得极不明智，九月的归国自立“以与王战”就更是不忠不义自不量力的弱智之举。

定公十三年，晋国原本忠心耿耿的众卿因为彼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而发生内乱，荀跞、韩不信、魏曼多奉晋定公攻打范氏、中行氏却没有取得胜利。范氏和中行氏于是就想攻打国君篡夺国政，流寓于晋的齐人高强劝阻他们说：“三折肱知为良医。唯伐君为不可，民弗与也。我以伐君在此矣。”高强当初就是因为违背人臣之道攻打国君而被迫流亡在外，从昭公十年至此已经三十六年，这段话所流露出来的反省之意不可谓不深切，不肯听劝的荀寅和范吉射也终于没有避免出奔朝歌的命运。

哀公十六年，楚国白公胜之乱也是一件有因有果的复杂之事。白公胜是楚太子建之子，楚平王之孙。当初太子建遭遇费无极的谗言，无奈自城父奔宋，又因避华氏之乱而到了郑国。郑国人对他很好，他却为了让晋人送自己回国而与之勾结谋划袭郑，最终因此被杀。当时白公胜在吴国，子西欲召之回国，叶公说：“吾闻胜也诈而乱，无乃害乎？”子西却说：“吾闻胜也信而勇，不为不利。舍诸边竟，使卫藩焉。”后来的事情证明叶公是对的，白公胜不但杀子西、子期于朝，而且劫持了楚惠王。叶公紧急从蔡国赶回攻打白公胜，白公胜战败自缢。太子建遇谗出奔的遭遇让人同情，但为一己之私而以谋郑之法取悦晋国却是为君子所不取的方法。白公胜不能报子西之信任却对一己之遭遇耿耿于怀，进而作乱于国也证明了勇力与奸邪并不和谐的统一。

（二）个人生活中的双面人

楚国令尹子元是楚文王的弟弟，有勇力亦有才能。楚文王死后，他意图以充满生殖意味的万舞表演引诱文王夫人，惹得楚文王夫人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子元马上反省自己说：“妇人不忘袭雠，我反忘之！”立刻率六百乘战车伐郑，为兄报仇（庄公二十八年），在见色忘义之外又表现了知错能改的一面。

穆伯即公孙敖是孟孙氏的继承人，曾为鲁国重臣。文公七年他为堂弟襄仲聘莒女为妻并借会盟之机替他迎娶，却因莒女己氏美貌而“自娶之”，导致兄弟反目。在叔仲惠伯的劝谏下公孙敖把己氏送回莒国，“复为兄弟如初”。但第二年穆伯仍趁着赴周吊丧的机会，带着财物去莒国与己氏团聚了。文公十四年穆伯请求回国并得到准许，但短短三年后他却带着全部家产再次去了莒国，在政治、亲情与爱情之间，他的选择很有些特别的意味。

鲁国的子叔声伯又称公孙婴齐，也是一个有着多面性格的人。成公十六年，鲁国会合诸侯伐郑，因为不敢单独经过郑国都城，子叔声伯派叔孙豹去请晋国军队来迎接鲁军，并在郑国的郊外准备饭食款待他们。声伯等着他们四天没有吃饭，直到晋国使者到达吃饱后自己才吃饭，可以说是以礼要求自己已经达到了极其苛刻的程度。当晋人听信叔孙侨如诬蔑季文子将要叛晋的话时，就在苕丘拘捕了季文子，鲁成公委派子叔声伯去请求晋国释放季文子。面对郤犨的顾左右而言他和让自己担任鲁国执政的许诺与为其请邑的赞赏，子叔声伯都婉言谢绝了，只是不断地提出释放季文子的请求，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让我们看到了他从大局出发、不为利诱的优秀品质。但此前的成公十一年他却做了一件很有些奇怪的事情：强迫自己已经出嫁的妹妹在丈夫尚在的情况下改嫁晋国重臣郤犨。其妹虽听命再嫁，却发出“鸟兽犹不失俪”之叹。难道在他的眼里，妹妹并无任何的亲情牵系，而只是一个结援大国的工具和政治天平上的筹码吗？

昭公元年记，秦国的公子后子受到父亲秦桓公的宠爱而十分富有和骄横，在兄长秦景公即位后就像第二个国君一样。他的母亲意识到了这种政治威胁，就对他说：“你要是不离开秦国，恐怕就会获罪。”后子就带着一千辆车的财富来到了晋国。《春秋》说“秦伯之弟针出奔晋”是归罪于秦景公。秦后子宴请晋平公，在黄河上用船搭成浮桥，每隔十里就停放一批车辆，从雍地一直延伸到绛都，派去取礼物的车子一共往返了八次之多。在晋国的日子里秦后子谴责秦景公的无道，却极力维护本国的荣誉，称“一世无道，国未艾也。国于天地，有与立焉。不数世淫，弗能毙也”。他还能根据赵孟无力的言谈判断出他将要死去的必然。楚国右尹子干奔晋之时，秦后子还主动避位相让。秦景公去世后，秦后子才又得以回到秦国。

定公四年楚昭王在柏举之战中失败，在败逃途中遇到盗贼以戈击王，“王孙由于以背受之，中肩”，表现了他的勇敢和忠诚。第二年，楚昭王命其主持修筑麇邑，回来复命时子西问他城墙的高矮薄厚，由于却表示一概不知。子西责备他，说他如果早知不能胜任就应该推辞这项工作，由于却说：“固辞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盗于云中，余受其戈，其所犹在。”甚至脱掉衣服把背上的伤展示给子西看，表现出一副无赖的嘴脸，证明了人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