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与诸侯：《左传》研究揭示春秋时期的统治格局

春秋社会礼法上的最高统治者仍是周王，但诸侯争霸的现实使霸主成为天下事实上的主宰。但在每一个国君的辖下，他的权力乃是至高无上的。这些人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享有“君临”的地位，其实际处境与春秋多变的社会状况息息相关，其性格丰富多样，其形象也各具姿彩。

童书业先生说：“春秋时，周已衰落，与大事不甚生关系，故《左传》记周事颇略。”^[3]从公元前770年的平王东迁到春秋结束，东周王朝一共经历了14位天子。这14个姬姓男人虽然仍旧和他们从姬发开始的祖先一样坐在天子的宝座之上，却完全没有了西周时期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不可动摇的威严，而他们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生际遇与整个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又是互为表里的，其中就有礼乐制度的沦陷与新的社会秩序的渐次生成。

（一）贫弱的周王

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这一现象说明曾经魄力非凡处世有度的周平王也有虑事不周的时候，而这一来自周天子的疏漏也直接告诉我们春秋时期的礼乐文化是如何一点点被蚕食掉的。而一手缔造了东周，使周王朝在西方民族的挤压中得以继续生存的周平王在死后却需要向人“求赙”（隐公三年）来办理丧事，《汉书·古今人表》或许也正是据此将其贬入下下愚人之列。而其子周桓王更是可怜到要非礼派家父向鲁国“求车”（桓公十五年）。时隔近百年，周襄王死后，“毛伯来求金”（文公九年）仍是向鲁索取助丧之物，可见周王的财富早已不是捉襟见肘那么简单。对历代周王而言，财产短缺本身似乎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毕竟日常的生活还能够得到基本满足。有学者认为，以土地赏赐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分封制使周王的财产迅速缩水，但因为土地是有限的且不可再生，所以无法继续赏赐使周王的政治地位不断下降。^[4]

春秋时期的许多周王都生活在内忧外患之中。王室内部的争权夺位从未停止，周襄王的一生中有大半时间都是在王子带的政治威胁中度过的，甚至还有王后私通之辱与“出狩河阳” （僖公二十八年）之耻。周王的大夫们也不时会有背叛，僖公十年有“苏子叛王即狄”，庄公二十九年有“樊皮叛王”。 郑人更曾在战争中“射王中肩”，虽然晚上就派重臣前去“劳王”，于礼也算有所交代（桓公五年），却也说明周王的权威已经不是不可挑战的，而身为小国的蔡人、卫人、郕人也曾不会王命（隐公十年）。文公十四年春天，周顷王驾崩，因为“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不赴”，所以连《春秋》经都没有记载。虽然《左传》补充其事并解释“不书”是因为“惩不敬”，但谁能说周顷王自己就没有责任呢？

周定王即位后娶后于齐，应该说还有结援大国的政治理念。孟献子聘于周时周定王也能够因为孟献子有礼而“厚贿之”（宣公九年），也能亲自为士会讲解周王享宴的礼节（宣公十五年），说明他对“礼”仍旧有所推重且有平易近人的态度，但他对“晋侯使赵同献狄俘于周”的“不敬”之举依然只能接受，对“王孙苏与召氏、毛氏争政”所造成的“王室复乱”的局面也无能为力（宣公十五年），和戎人的战争也时常难逃失败的命运（成公元年）。周简王时期政治上也是一片混乱，晋臣郤至竟敢与周争田（成公十一年），成子受脤于社竟然不敬（成公十三年）。而周公阅之曾孙周公楚为惠王、襄王族人所逼且与伯舆争政失败“怒而出”，虽然周简王使刘子复之并与之盟，但他还是不顾周王感受“三日复出，奔晋”（成公十一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周简王执政的无能和族人的分崩离析。

“据《春秋》等史书记载，在春秋时期二百多年的时间里，鲁国朝见晋国三十三次，朝见齐国四十次，而朝见周天子仅七次，可见在诸侯眼里，周天子已不是至尊至上的天下共主了。”^[5]当周天子的权力开始向霸主转移时，诸侯的义务也开始由周天子向霸主转移，此时的周天子就难免更像一个政治上的傀儡。

（二）无礼的周王

襄公年间在位的周灵王虽然被谥为“灵”，却是春秋周王中一个较为知礼用礼的天子。襄公二十一年栾盈出奔为周西鄙之人劫掠之时，周灵王能够顾念其父栾书的功绩，“使司徒禁掠栾氏者，归所取焉”，并派人将其送出辕山；襄公二十四年因穆叔有礼而赐之大路，同年因韩宣子“辞不失旧”言谈得体而预见其家族日后的发达。但更多的周天子却表现得十分无礼。

周桓王是平王之后的第一任周王，即位之初京师就发生饥荒，于是鲁隐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隐公六年），表现了相当的恭敬。同一年，郑庄公如周始朝桓王，刚刚接受了郑国救济的周桓王却“不礼焉”，以至于其卿士周桓公说：“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善郑以劝来者，犹惧不蔇，况不礼焉？郑不来矣。”还好，郑庄公不甚介意，在隐公八年还带着齐人来朝见周桓王，在隐公九年还以王左卿士的身份讨伐不来朝见的宋国，甚至在隐公十一年还怀抱为周王分忧之心慨叹说：“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面对“周之子孙日失其序”的状况，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周之王室。桓公七年“秋，郑人、齐人、卫人伐盟、向”或者也是对周桓王无礼的报复，无力制止的周桓王只好示弱“迁盟、向之民于郏”。

周桓王在位期间所做的最有特点的无礼之事就是隐公十一年的“取邬、刘、蔿、邘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樊、隰郕、攒茅、向、盟、州、陉、隤、怀”。夺苏忿生之田与取郑之田都是不计后果的冲动之举，所以左氏说：“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己弗能有，而以与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桓公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来求车”，似乎标志着周王室的彻底沦落。在“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的背景之下，周桓王的非礼之举可能也有着许多无奈的理由。

庄公二十一年郑厉公和虢叔为周惠王平定王子颓之乱后，“郑伯享王于阙西辟”。对于其非礼的“乐备”，周惠王不但没有任何异议，还如常颁布了赏赐，真是麻木得可以！不独如此，周惠王还极不注重处事的细节，赐鞶鉴于郑，而赐爵于虢。郑与周同为姬姓之国并世代为周之卿士，而虢是在隐公八年也就是周桓王当政期间才成为周之卿士的，自有亲疏之别，而“爵”与“鞶鉴”（铜镜）的礼法地位亦尊卑有别，也就难怪刚刚即位的郑文公“由是始恶于王”。

文公十四年，“周公将与王孙苏讼于晋，王叛王孙苏，而使尹氏与聃启讼周公于晋。赵宣子平王室而复之”。这个言而无信失礼于臣下的天子就是周匡王。而昭公十五年穆后葬礼结束后周景王向晋国索取彝器，其言辞渊博而举动无礼，昭公二十一年又逞私欲铸无射之钟，都是让人无法认同的举动。“中国古代的治平之道不出四途，曰：礼乐刑政。礼乐刑政，其极一也，一本于礼。”^[6]礼乐文化是周王朝的立身之本，如果连周天子都不能知礼、不肯守礼，一个社会的政治基础难免会随着文化基础一起崩塌。

（三）夺位旋涡中的周王

春秋王室内部的夺位大战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很多天子都在这样的斗争中耗费了太多的精力，从桓王到襄王的近百年间这一幕更是在不停地连环上演。周桓王在世时十分宠爱王子克，并把他托付给周公黑肩。辛伯曾向周公进谏说：“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桓公十八年）但周公不但没有听他的话还在桓王去世后试图杀掉周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只好与周庄王合力杀掉了周公，使王子克奔燕。

周庄王经历了一场有惊无险的政治斗争，却没有记住血泪教训。其宠姬王姚生王子颓，周庄王对王子颓的过度宠爱使得周惠王即位后，“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苏子奉子颓以奔卫。卫师、燕师伐周。冬，立子颓”（桓公十九年）。一切都来得那样自然和迅速，周惠王只好带着自己从陈国娶来的惠后在郑国的栎地暂住。周惠王于庄公十八年即位，直到庄公二十一年才借郑伯、虢叔之力杀死王子颓和五大夫，彻底夺回了王权，并在庄公二十七年“使召伯廖赐齐侯命，且请伐卫，以其立子颓也”。其政权的来之不易和巩固之难可想而知。

僖公五年记齐桓公与诸侯“会于首止”，其目的是“会王太子郑，谋宁周也”。首止之会是与周惠王太子姬郑会盟，其目的不在会盟本身，而是为了借此将姬郑的世子身份公诸天下，所谓“谋宁周”是也，也就是为了预防周惠王驾崩后王室夺位的内乱。那么诸侯为什么会有此一举呢？因为惠后宠爱王子带，周惠王也有改立太子的念头，所以齐桓公才会抢先为姬郑“正名”。

姬郑就是后来的周襄王，他生活在齐桓、秦穆、晋文之世，诸侯之强在一定程度上也明证了周王之弱。周襄王的父亲周惠王没有吸取子颓之乱的教训，于是为周襄王留下了一个极大的政治隐患——甘昭公王子带。“初，甘昭公有宠于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僖公二十四年）母后的宠爱在一定程度上培植了王子带的党羽和势力，所以惠王崩后“襄王恶大叔带之难，惧不立，不发丧，而告难于齐”（僖公七年），在诸侯的共同主持之下周襄王方能“定位而后发丧”。但不甘心失败的王子带在不久之后召集“扬、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僖公十一年），周襄王的政权乃至生命可谓危在旦夕，秦晋急忙派兵来救方才平息了这场祸乱，并在第二年春天这个最不相宜的时间修筑卫国楚丘的城墙作为替周王抵御戎人的外围防线。僖公十三年和十六年，诸侯还曾两度出兵戍周。僖公十二年，“王以戎难故，讨王子带。秋，王子带奔齐”。直到十年之后周襄王才原谅王子带，将其复召回京，王子带却因为与自己的嫂子襄王王后隗氏私通而再度作乱终致被杀。

当参与叛乱的颓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师攻王而王之御士将要奋起抵抗的时候，周襄王这个孝子却仍在考虑已故母亲惠后的感受，说：“先后其谓我何？宁使诸侯图之。”因为被“孝”所拘禁，周襄王复纳王子带却没有好好地约束他，以至于发生秽乱宫闱的事情，并使王子带的政治势力达到能与自己抗衡的程度。《左氏会笺》说：“襄王笃于友爱，而不能制之以礼，卒使奸宫祸国。匪曰爱之，其实害之，此非孝友之过。孝友而不知道，则不得为孝友也。”^[7]况且周襄王的本意似乎更像是要借诸侯之力以铲除王子带而保全自己的孝友之名，“使诸侯图之”就是他最直白的表示。而对于他向鲁、晋、秦等国“告难”，《春秋》经说“天王出居于郑”，《左传》则解释说：“天子无出，书曰‘天王出居于郑’，辟母弟之难也。天子凶服、降名，礼也。”^[8]而历代笺注也都认为言“出”是在“讥”襄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人的政治理想也是人生理想，关于这四者的递进关系，周襄王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例证，即不修身则难以齐家，不能齐家就更不能做到治国平天下。

春秋时期周王室的多起兄弟争斗中，多数兄长都相对隐忍，只有周景王下手杀了自己的弟弟，而且是毫无夺位之心的弟弟。所以《左传》说：“书曰‘天王杀其弟佞夫’，罪在王也。”（襄公三十年）毫不掩饰对周景王的不满与批判。昭公二十二年景王下葬后，“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虽然在王子猛去世后周敬王登上了王位，但王子猛同党王子朝及其余党的活动却直到定公八年才得以平定，持续了近二十年光景。周敬王是《左传》写到的最后一个周天子，虽然此时《左传》未完，但关于周天子的事迹却再也没有只字片语。

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所以春秋诸侯争霸情形的出现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必然，但春秋时期的周天子已普遍不再具备西周时期的雄才伟略与审时度势的能力也是不争的事实。

昭公三十三年史墨所言“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春秋争霸提供了理论依据。而说起春秋霸主，人们立刻会想到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春秋五霸”，而“五”者何指一直是学界聚讼不休的问题。^[9]此处我们仅从几位被后人着以“霸主”色彩的人物身上去体会那些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的乱世诸侯特异的思想情感和处世特征，试图更好地发现他们过人的胆识才能和超凡的人格魅力。

（一）无争议的霸主

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历来是春秋霸主中毫无争议的，且人们尤其喜欢将齐桓晋文相提并论。孔子在《论语》中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10]，《孟子》在讲说为君之道时也喜谈“齐桓晋文之事”^[11]，《左传》昭公十三年叔向亦曾将二人相提并论，言其均有君父之宠、内外之助和个人才德，大有钦敬之意。

齐桓公为齐僖公子、齐襄公弟，襄公死后在鲍叔牙的帮助下与公子纠争位成功。人们一般认为，“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12]是其成就霸业的重要原因，但以此反观，齐桓公之襟怀开阔、有容人之雅量才是他成就霸业的根本原因。对待曾经帮助公子纠与自己争位的鲁国，他没有积极报复也没有像其他齐国国君一样以大欺小，而是以亲亲之道^[13]行事也是一例。此外，齐桓之霸还在于他过人的德行，《左传》记载齐桓公曾“九合诸侯”，两度匡扶王室平定内乱，先后粉碎了王子颓和王子带之乱，僖公九年周王赐胙之时齐桓公仍然能够不顾年迈依礼下拜受胙，表现了他对周王应有的恭敬。《左传》对齐桓公的功业记载得不如晋文公详细，却多以后人之口申说赞佩之情，如陈穆公谓“无忘齐桓之德”（僖公十九年）；宋司马子鱼言其“存三亡国^[14]，义士犹曰薄德”，称其为“义士”（僖公十九年）；展喜赞扬其“纠合诸侯，谋其不协，匡救其灾”（僖公二十六年）；曹伯之竖说他“为会而封异姓”（僖公二十八年）；桓子对晏子说“‘陈锡载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昭公十年）；申无宇感叹他“城而置管仲焉，至于今赖之”（昭公十一年）；叔向则说他“从善如流，下善齐肃；不藏贿，不从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厌”（昭公十三年）。金景芳先生说，齐桓公被称为五霸之首有两重含义，一是说他最先称霸，二是说他的霸业最为显赫。^[15]

但齐桓公绝不是一个完人，他也曾因一己之私忿做了许多为人讥刺的事情，例如庄公年间的灭谭、灭遂、尽杀遂人、败卫师取赂而还、非礼献戎捷于周王，闵公元年而有取鲁之心，僖公三年因蔡人改嫁蔡姬而“以诸侯之师侵蔡”等，僖公十七年更是因为内宠过多和晚年宠信佞臣而导致死境凄惨的结局。

《左传》写齐桓公多用后人评价和事件概述，对晋文公的描写就多了些闪转腾挪的变化之巧。和齐桓公出场之时就具备的成熟稳健的政治素质不同，晋文公是一个逐渐成长起来的人物。申生、重耳、夷吾都有父亲晋献公赏识的才干，而申生的太子之位早已定下，其人又十分良善，于“孝”“友”二字堪称完美，重耳、夷吾也未有觊觎之心，等待晋国的似乎只是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的大好局面。但骊姬之乱打破了这一宁静，申生自杀后重耳和夷吾被迫出奔。

《左传》多采用“因事以见人”^[16]之法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僖公五年，当晋献公的军队前来攻打蒲城时，重耳说“君父之命不校”，命令人们不许抵抗，并说谁抵抗谁就是自己的仇人，其“孝”不亚于申生。在赵衰、子犯等人的忠心护持下，重耳开始了漫长的流亡生活。此时的重耳非但绝无霸心，甚至连重返晋国的愿望也并不强烈，在齐国时贪于齐姜之美色和生活之逸乐竟然乐不思蜀，待“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后，醒来的重耳竟然“以戈逐子犯”。（僖公二十三年）但经过一路艰辛到达秦国时重耳就变得稳重多了，他能够放下姿态，向怀嬴这个大国之女“降服而囚”，说明他真正地懂得了政治。

晋文公之所以能够霸业得成首先得益于他的团队，正如僖负羁妻所言：“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僖公二十三年）而重耳与他们不但有君臣关系，还是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朋友，他对赵衰、对子犯都尽其所能，如果不是这样，当初的重耳也不配得到“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弗食”（僖公二十五年）的忠诚，未能对介之推进行及时封赏重耳所表现出来的也是真诚的悔意。

和齐桓公一样，晋文公也有着胸怀宽广的一面，对寺人披的真诚谅解和采纳竖头须之谏（僖公二十三年）都是极好的例证，城濮之战和殽之战时的君臣对话也说明了这一点。晋文公在家庭中，于父有孝，于妻能和，于女有教，虽杀怀公却也是大局所系。在政治上，于内则有贤臣能臣，于外则有德行之名所致大国之援。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系为晋文所召，为此，人们对晋文公多有褒贬。但事实上哪一个霸主没有僭礼之举？如无僭礼之举，霸业又如何能成？晋文公在位虽然只有八年，却成就了春秋历史上可与齐桓公相提并论的显赫霸业，不但使子孙在列国之间长期保有重要的政治地位，而且通过自己的识人、用人之能为晋国留下了郤氏、栾氏、原氏、荀氏、范氏等有才干的世家大族世代辅佐晋侯。

楚庄王也是没有争议的五霸之一，是楚国最有作为的国君，自文公十四年至宣公十八年共在位二十三年。楚庄王即位之初就有效地平定了公子燮与子仪之乱，宣公四年又平定了若敖氏之乱，并陆续攻克周边小国平定了楚国的边境，文公十六年在楚国大饥的情况下灭庸，宣公三年伐陆浑之戎，宣公八年灭舒蓼、宣公十二年灭萧，通过多次战争取得了伐郑、伐陈、伐宋的胜利。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显示了他称霸天下的雄心。宣公十一年因征舒之乱伐陈后，楚庄王设陈国为楚之县，遭到了申叔时的批评：“诸侯之从也，曰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楚庄王反省后“乃复封陈”，也可以说是从善如流。

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则借多名晋人之口评价了楚庄王的功业。士会说：“会闻用师，观衅而动。德刑、政事、典礼，不易，不可敌也，不为是征。楚君讨郑，怒其贰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政有经矣。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蔿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栾武子也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不可谓骄。”楚庄王所言“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和“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之论也显示了他对战争的独特看法和对自己的客观认识。

宣公十二年伐萧之时“师人多寒”，于是“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这一举动表现了楚庄王爱兵如子的态度，是他成就霸业的一个极好注解。宣公十四年楚庄王派申舟去齐国聘问，因过于自信而命令申舟无须假道而过宋境，导致申舟为宋人所杀。楚庄王听闻噩耗后“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震惊与急切使他来不及穿鞋就向外走，送鞋的到前庭才赶上，送剑的追到寝宫门外，备好车赶上他时他已经到了城中的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围宋”的迅速表现了他对申舟的深情厚意和誓报此仇的决心。但就是这样的一代英雄也曾为陈夏姬的美色所动（成公二年），展现出了人性自然的一面，而听从劝谏以德义为重及时罢手则表现了他的理性特征。

（二）有争议的霸主(www.chuimin.cn)

秦穆公、宋襄公、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分别在不同学者的归纳中被列入“五霸”范畴，他们的功业仅次于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对春秋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秦穆公两送晋君（夷吾、重耳）入国，两度疏粟于晋（僖公十三年、十四年），不计较夷吾的无礼，因穆姬之请而放其回国，表现的是夫妻之情也是郎舅之情。但在晋国成就霸业之后仍断断续续挑动两国战争却着实不是明智之举，不但使自己对晋的恩义毁于一旦，而且陷两国人民于水火。僖公三十二年“劳师以袭远”的决断草率而粗鄙，对骞叔“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的呵斥尤显无礼，体现了秦穆公刚愎少谋的性格特征。而在战败之后能够主动检讨，说出“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表现了他的勇于自我检讨，对百里孟明一如既往的任用则使秦国“遂霸西戎”。文公六年以子车氏之三子殉葬使国人哀而赋《黄鸟》之诗，君子也因其“死而弃民”说：“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秦穆公可以说是一个极具多面性的人物。

宋襄公的主要活动尽在僖公年间，将其列入五霸应该是对其仁义之心的褒奖，而非对宋国实力的肯定。即位之前的宋襄公曾经提出让位于“长且仁”的子鱼，在子鱼避位之后又诚心诚意地任命其为左师以听政。在齐桓公死后“五公子皆求立”的背景之下，僖公十八年宋襄公“以诸侯伐齐”立齐孝公而还，没有辜负“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大子”的嘱托，表现了他讲义气、重然诺的性情。因为事有小成宋襄公便不自量力地起了争霸之心，僖公十九年执滕子、用鄫子，讨曹、伐郑，欲以武力服人，又因为“欲合诸侯”而为楚人所执，公子子鱼清醒地意识到：“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僖公二十一年）

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伐郑，楚人救之，就此爆发了宋楚泓之战。宋人成列楚人尚未完全渡河时司马请击之，宋襄公不肯；楚人渡河未成列时司马请击之，他仍不同意；待双方列阵开战时，宋军大败，宋襄公自己也被伤到了大腿。“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迂腐的宋襄公因伤于次年离开了人世，却为后人留下这一离奇的春秋战例。还是子鱼说得对：“君未知战。”仁、义、迂腐、异想天开、不知审时度势就这样统一在宋襄公的身上。

吴王阖闾又称公子光，首次出场于昭公十七年。这一年吴人从水路伐楚却被楚人夺走了余皇之舟。“吴公子光请于其众，曰：‘丧先王之乘舟，岂唯光之罪？众亦有焉。请藉取之以救死。’众许之。使长鬣者三人潜伏于舟侧，曰：‘我呼余皇，则对。’师夜从之。三呼，皆迭对。楚人从而杀之。楚师乱，吴人大败之，取余皇以归。”这一事件首先表明了公子光面对战争和荣誉的信念，然后以必胜之决心展现其勇，又以转移楚人注意力的计策取得了胜利可谓有谋。昭公二十三年又以计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说明公子光在战场上是一位有勇的将军、有谋的领袖。昭公二十七年，为了登上王位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公子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光伪足疾，入于堀室”，一切都表演得那样自然，接着，七年前伍员引荐给公子光的鱄设诸（专诸）“置剑于鱼中以进，抽剑刺王，铍交于胸，遂弑王”。吴王阖庐属于弑君得位，但《左传》不但没有把他写得面目可憎，反而让人觉得这一形象颇有些光彩照人的意味，从中也可以看出左氏不经意间流露的思想倾向。

昭公二十年，被楚杀父及兄的伍员刚刚逃亡来到吴国就建议伐楚，公子光旗帜鲜明地反对说：“是宗为戮，而欲反其雠，不可从也。”十年后他却向伍员坦白说：“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何如？”有了阖闾的这一决心，“楚于是乎始病”，吴国的时代到来了。因为采纳了伍员的谋略，定公四年柏举之战吴国大胜楚人，定公五年平定夫概王之乱，加之对周边小国用兵，阖闾成为了春秋后期的一位重要霸主。

《左传》行文为我们正面展示了阖闾面对战争的武功与谋略，面对夺位的计划与决绝，面对下臣的坦率与真诚，但关于他更多的内容却是通过侧面展示来进行的，如子西在昭公三十年说：“吴光新得国，而亲其民，视民如子，辛苦同之，将用之也”，“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诸华。光又甚文，将自同于先王”。在哀公元年又说：“昔阖闾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而楚大夫也公认“阖闾惟能用其民，以败我于柏举”（哀公元年）。阖闾一生最错误的决策就是从昭公三十二年夏天起对越用兵，不但在定公十四年使自己因伤毙命，而且使两国陷入了冤冤相报的怪圈。正如史墨所言：“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昭公三十二年）

置阖闾于死地的越王勾践身上有人们熟知的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故事，也有重用范蠡、文种的识人之能，而哀公二十五年卫国公文懿子也曾说“夫越新得诸侯”，验证了越国在春秋晚期的地位。但勾践也有不为人所知的一面：定公十四年吴王阖闾率军伐越，吴国军阵严整，越国死士两度冲击都未能成功，于是勾践“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刭也。”勾践趁吴人被惊得目瞪口呆之时立即出击，不但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还使阖闾受伤致死。

孙绿怡曾把《左传》人物叙述分为两种模式，一为“累积型”，一为“闪现型”。^[17]左氏作传之时“五霸”之说尚未形成，但历史的本来样貌使春秋霸主必然成为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加之左氏一贯的崇霸思想在起作用，这些人物都在不同的场景中以不同的身份频频出场，他们的表现丰富而富于层次感，是《左传》“累积型”人物塑造的典范。春秋霸主中虽有以晋文公和吴王阖闾为代表的“谲而不正”的一类，但他们都拥有极为突出的共性特征，即“德”与“力”的统一。而《左传》故事所体现出来的那些鲜明的个性甚至人性上的弱点则使他们区别于他人，成为独一无二的“这一个”。

春秋初年有诸侯之国数百，即使经过了二百余年的争夺与兼并到春秋末世仍有数十个诸侯国。以国家之多历时之长予以考量，其国君更迭可谓不计其数，也自然涉及贤、愚、不肖各色人等。《左传》重在记事，人物大多只是事件的起因、结果或线索，关于霸主之书写尚不能全面完备，于其他诸侯自然更加简省，书中多系一瞥之得中片断、剪影式的呈现，绝大多数诸侯不但未建功业且只涉二三事，甚至只有一事，却能活生生地立于读者面前，让人生出钦佩、赞许、鄙夷、唾弃等复杂情感，左氏写人之取材、着笔堪称精妙。

（一）有“能”之诸侯

以一人之身而君临一国，除了要具有先天的血缘优势之外，还要具备一定的安邦之能。钟灵毓秀之气不是仅仅凝聚在霸主的身上，普通诸侯也有着自己不时闪现的光彩，虽然他们也会有缺点。

郑庄公是春秋早期被左氏施以重彩的人物，内政井井有条，外交步步为营，军事上更是几乎战无不胜，即使在面对宋、陈、蔡、卫等国联军时也毫无惧色，他一手培养的太子忽也多次在国际军事救援活动中有上佳表现^[18]，后人于是有“郑庄小霸”之说。《左传》中大段表现郑庄公性格特点的文字有两处，一在隐公元年，一在隐公三年——“克段于鄢”是他多年隐忍之后终于等到时机的爆发，“周郑交恶”则是春秋诸侯对周王权威的首次冲击。

公羊学对“郑伯克段于鄢”的评价使郑庄公背负了老谋深算的恶名，并因之深受后人诟病。关于共叔段势力不断坐大已对郑国政局形成极大影响的问题，祭仲、公子吕、子封曾先后三次建议郑庄公有所举动，但郑庄公的回答分别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无庸，将自及”，“不义不暱，厚将崩”。有母在堂，作为儿子又能对宠弟怎么样呢？稍有不慎就会落个不孝不友的罪名，甚至被母、弟背后的政治势力所废黜。所以只有在“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的时候，郑庄公方才一举出击并一击制胜。《左传》所述其言辞声口毕肖，其举动雷厉风行，而审时度势之能已尽在其中。在母亲的家庭势力和舅氏之国政治势力的共同挤压之下^[19]，郑庄公没有坐以待毙，也没有养痈遗患，不能不说他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和高明的政治策略。“周郑交恶”的起因是周王的口是心非——“贰于虢”却偏要说“无之”，于是“周郑交质”，恨意难平的郑庄公进而派祭足取温之麦和成周之禾。郑是与周同姓的姬姓封国，是为“叔父之国”且世代为周之卿士，郑庄公敢于与周王分庭抗礼虽系“非礼”之举却也表现了他强烈的斗争精神。这种斗争精神和对人、对事坚忍的态度一样都是他取胜的法宝。

“郑国据今陇海、平汉两路枢纽，其国虽小，以地势冲要，春秋初甚强盛，宋、卫、陈、蔡均忌之。但以四面均强国，不易辟土。至齐桓称霸后，郑乃为齐、晋、楚三国交争之地，苦守弹丸，无能称雄矣。”^[20]立国较晚、疆域褊小的郑国在郑庄公手中竟能有空前绝后的发展实属不易，但他未能预见身后的昭厉之争也可说是一种短视，并在客观上使郑国沦于列强环伺之中。

庄公四年楚武王出兵伐随之前就预见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为了不使军队的士气受挫他还是毅然出兵，虽然未能寿终正寝，却使楚人与随人订立城下之盟，以“师徒无亏”的方式谋得了国之福祉，实现了自己的遗愿，为楚国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庄公十一年秋天宋国发生水灾，宋闵公归罪于自己说：“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因其勇于担责和言辞得体而得出宋国将要兴盛的结论，当后来听说这是公子御说教给宋闵公的，臧孙达就说“有恤民之心”的公子御说适宜为君，而御说后来果然被立为宋桓公。文公十三年邾文公欲迁都于绎，占卜后史臣说：“利于民而不利于君。”但邾文公仍旧毫不犹豫地做了这件事，因为他的治国理念是“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当年五月邾文公去世，但这句掷地有声的诸侯之言不能不让人感叹他的爱民之心。哀公六年天现异象，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周大史说灾难恐怕要应验于楚昭王，但如果举行祭祀，就可以转移到令尹、司马的身上。楚昭王拒绝说：“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其爱人、自信、知命均见于此。

和这些以民为本时刻想着“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有德行之“能”的诸侯一样，春秋还有许多励精图治和勇于纳谏、自省的君王。闵公二年卫懿公亡国之后卫文公即位，他不但自己俭省朴素，而且“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他即位时仅有战车三十乘的卫国到其统治后期已有了三百乘战车。而军事的发展当然是要在民生安定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的，此时百姓之安居乐业自然无须多赘。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卫时，为了国家的安宁他还欲让君位以求贤。当然，僖公二十三年所记重耳过卫时“卫文公不礼焉”，也说明他缺乏政治远见和识人之能且性格里也有倨傲的成分。

晋悼公是晋国的中兴之君，他即位后“始命百官，施舍、已责，逮鳏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并能任用贤臣，“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逾德，师不陵正，旅不逼师，民无谤言”（成公十八年），所以在他的统治下晋国“复霸”。襄公三年晋悼公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晋悼公扬言一定要杀死魏绛，但当他读了魏绛写给他的请罪信后深受震动，竟光着脚跑出来制止了将要伏剑自戕的魏绛，加以礼遇并任命他为新军的统帅。仅是“跣而出”三个字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性情冲动却也率真可爱、知错能改的晋悼公。而因为“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晋悼公在襄公十一年将郑人所赠之乐的一半赐予魏绛，表达其“抑微子，寡人无以待戎，不能济河”的感激之情，更让人看到了一个明于事理、知恩图报的晋悼公。

春秋中期宋昭公无道，其继任者宋文公公子鲍的得位之路颇显离奇。文公十六年记：“公子鲍礼于国人，宋饥，竭其粟而贷之。年自七十以上，无不馈诒也，时加羞珍异。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国之材人，无不事也；亲自桓以下，无不恤也。公子鲍美而艳，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无道，国人奉公子鲍以因夫人。”宋文公以武力灭亲平定内乱又结盟于晋方才坐稳了君位，德行、人脉、武力、外交甚至皮相之美都起了不小的作用。

定公八年的鄟泽之盟上卫灵公受侮于晋人便欲叛晋，又担心大夫反对。于是先提出改立嗣君之请以博取国人的同情，又一步步设计要求以公子、大夫之子以至工商之子为质于晋，激起卫人同仇敌忾的愤怒之心，最后使国人得出“晋五伐我，犹可以能战”的威武不屈的战争宣言，实现了君民同心背叛晋国从而发展卫国的预期目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于《论语》中让孔子发出“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感慨的卫灵公！而僖公二十九年有介葛卢之识兽音，昭公十七年有剡子之博学，这些都是政治弱小却有令人惊叹才能的小国之君。

（二）纵“欲”之诸侯

春秋诸侯多因祖荫得享其位，德才兼备、有德无才、有才无德、才德俱失者皆有，有人能舍己为国，有人能励精图治，有人善于纳谏自省，但从《左传》诸侯身上我们看到的也不乏纵欲亡身的教训。欲不仅是饮食男女之大伦，更是内心需要的一种外化，有合礼（合理）的也有非礼（非理）的，权欲、色欲、物欲均能置人于死地，而诸侯之欲所害者又绝不是一人一家。

蔡哀侯因无礼于息妫而致亡国（庄公十年、十四年），齐庄公因为通于崔杼之妻而被崔杼所杀（襄公二十五年），蔡景侯通于太子般之妻而被太子所杀（襄公三十年）都是色欲之祸。齐懿公还是公子的时候与邴歜的父亲争夺一块田地没有得到，等他即位竟把邴歜父亲的尸体从坟里掘出并残忍地砍掉其双脚，却留邴歜在身边为自己驾车；夺了阎职的妻子，却让阎职做自己车右的骖乘护卫自己。在去申池游玩的时候齐懿公被二人杀死并弃尸于竹林之中（文公十八年），是好货、好色与过强的报复心、过弱的戒备心让他送了性命。

物欲和特殊的癖好也会害人。卫懿公好鹤，其鹤竟有乘大夫之轩者，而好鹤自然轻人。所以当狄人打来时国人皆不肯战，都说让鹤去打仗，于是懿公死卫国亡。（闵公二年）梁伯喜欢大兴土木，多次筑新城却不派人去驻守，人民疲惫不堪难以承受，就散播流言说秦将来袭，人民因为恐惧而溃散，秦国趁机灭了梁国。（僖公十九年）鲁襄公大兴土木建造楚宫，穆叔预言他一定会死在那里，他果然就薨于楚宫。（襄公三十一年）他性情暴虐而又喜欢宝剑，一旦铸成新剑一定要用人来试其是否锋利，于是国人都很痛恨他（昭公二十三年）。加之他喜欢逞强，面对齐师不当战而战，使莒人大恶（昭公二十二年），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他只好出奔于鲁。没有被杀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结局了。唐成公因为吝惜自己的肃爽马而得罪了楚国的令尹子常，被楚国扣留了三年。唐人背着唐成公窃马献于子常，唐成公被放归后方才意识到了“寡人之过”。蔡昭侯因为舍不得自己的一佩一裘，也被扣留在楚三年。在蔡人的“固请”之下方才献佩于子常并立刻获释。（定公三年）此二君竟因为身外之物而忘记了自己一国之君的职责所在，蔡昭侯于哀公四年为臣下所弑也毫不冤枉！

“人类的欲望激发了人的活力和创造力，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罪恶的产生，是破坏社会秩序、毁灭文明的灾星。”^[21]人之欲有时只在好恶的一念之间和是否有较强的自我约束能力。宣公四年楚人献鼋于郑灵公。郑灵公宴请大夫，故意召食指大动的子公前来却不给他吃，“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郑灵公欲杀子公，却被子公抢先下手杀掉了。一时意气带给郑灵公的竟是杀身之祸，他一定想不到。莒纪公生了太子仆又生了季佗，爱季佗而废黜了太子仆，并且在国内做了很多无礼的事，因此文公十八年死于太子仆和国人之手。郑僖公做太子的时候，和子罕一起去晋国对子罕无礼，和子丰一起去楚国对子丰也无礼。他即位后去朝见晋国时子丰想向晋国告状废掉他，被子罕制止了。等到襄公七年将与诸侯在鄬地相会的时候，郑僖公又对从使的子驷无礼且杀了进谏的侍者，于是子驷就派人在夜里杀了郑僖公，然后告诉诸侯他是因疟疾而死的。不知道郑僖公如果地下有知会如何评价自己。

宣公二年所记晋灵公更是一个放纵欲望的典型：他大量搜刮钱财聚敛赋税用以雕梁画栋、粉饰宫墙；他喜欢从高台之上用弹弓射人，以观看人们躲避弹丸时的狼狈之态为乐；厨师烹饪的熊掌没有熟透，他就杀了厨师放在箕畚里让宫女们从朝堂上大摇大摆地抬出去。赵盾和士季之所以议定先后进谏是基于对晋灵公轻易不肯纳谏的了解。果然，当士季向前进入行了三次礼已经到达了滴水檐下时，晋灵公才假装刚看到他并说知错将改，士季只好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但晋灵公不但不肯改过还因为赵盾屡次进谏而心生歹念。他先派鉏麑去暗杀赵盾，在鉏麑不忍杀之触槐而死后又以请赵盾饮酒为名埋伏好了甲士想要杀死他，其不可救药之态活现于纸上，直让人们觉得他在桃园为赵穿所杀这一天来得太晚了一些。

襄公二十六年有一大段文字堪称卫献公正传。卫定公病重之时立衎为太子，衎继位为献公。其人父死而不哀，对嫡母定姜不敬，对大臣屡次无礼，终于在国人的压力下告庙出奔。当生母敬姒要求其同母弟子鲜助其回国时，德才兼备的子鲜竟以“君无信，臣惧不免”为由表示拒绝，因为母亲的强命才勉强接受。而卫献公本人“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无忧色，亦无宽言”，连辅助他的人都担心帮了他就离死期不远了。当卫献公如愿回国后，对那些到边境迎接他的人就拉着对方的手和他交谈，对那些在路边迎接他的人就在车中向对方作揖，对那些在门前迎接他的人只是微微点头而已。在将小人嘴脸显露无遗之后，卫献公所做的事情就是以怨报德诛杀功臣。《左传》行文并无太多褒贬，但客观叙事之中以长镜头方式展现的场景和细节却使人物的形象感强烈而突出。

哀公六年，齐景公死后陈僖子为国政考虑违背景公立幼子安孺子的命令而立了年长的公子阳生为齐悼公，悼公受立之初也曾表示“废兴无以乱，则所愿也”，他让胡姬带着安孺子去赖地的举动也在情理之中。但他对陈僖子忠诚的怀疑和对朱毛的过度信任则直接导致了异母弟安孺子的被杀。如果说安孺子的死还可能出于齐悼公的无心的话，那么哀公八年有人告密说胡姬是“安孺子之党”，他杀胡姬就是有意为之了。他因对季康子之妹季姬的宠爱而归还战争中夺取的鲁国及阐二地是爱屋及乌也是没有为君原则的表现，哀公十年被弑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春秋晚期的卫国，卫庄公蒯聩与卫出公辄父子争位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也是纵欲之祸。卫庄公为太子时因刺杀嫡母南子未遂而出奔，使卫出公有机会先行即位，后因孔悝、浑良夫之力而入。但庄公定国后孔悝出奔、浑良夫被杀，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卫庄公之为人的奸猾与不义。卫庄公之死在哀公十七年给出了合理的解释：登城见戎州而毁其地，是为不义；使工匠而不准其休息，是为不仁；见己氏之妻发美就派人剪下来给夫人吕姜做假发，是为不礼。所以他被石圃和匠人攻击时戎州人也攻打他，当他逃入己氏示之以璧，说“活我，吾与女璧”时遭到了对方的坚决拒绝，“杀女，璧其焉往”之语中洋溢着己氏快意恩仇的豪迈。

卫庄公之子卫出公的形象较乃父更见丰满。哀公十二年卫出公会吴于郧被借故扣留，回国后却开始学习吴人说话，即所谓“效夷言”，年纪尚幼的公孙弥牟就因“执焉而又说其言”预言他会“死于夷”。他性情暴烈，会因为“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又申辩了数语就“戟其手”，曰“必断而足”，高扬手臂的愤怒之态和“必断而足”的斩截之语可谓形神兼备；他乐于记仇，会找后账夺取南氏之封邑、夺取司寇亥的官位，会派人把公文懿子的车扔到池塘里去，会掘褚师声子之父褚师定子之墓并焚烧其尸；他善于变脸，会因为夫人之嬖而爱屋及乌将其弟期封为司徒，也会因为夫人宠衰而降罪其弟；他没有原则，会长时间地使用工匠而不让他们休息，会让优人与拳弥结盟借以羞辱他，回过头却又亲近宠信拳弥，并在国内生出变乱时听信拳弥不怀好意的引导去向越人求助，最终客死于越国。

“君愎而虐”，“必毒于民”。引越人来战之后，卫人表面同意接纳卫出公而大开城门，但看到严阵以待的卫人，卫出公却不敢入城。哀公二十六年当司徒期聘越之时，流亡在外的卫出公竟抢走了卫国准备送给越王的礼物。当司徒期奉越王之命率众取回礼物后，恼羞成怒的卫出公为了报复司徒期竟杀期的外甥自己的太子！卫出公从城鉏派人带着弓作为礼物去问子赣说：“吾其入乎？”子赣稽首受弓回答说：“臣不识也。”却私下对使者说：“昔成公孙于陈，宁武子、孙庄子为宛濮之盟而君入。献公孙于齐，子鲜、子展为夷仪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孙矣，内不闻献之亲，外不闻成之卿，则赐不识所由入也。《诗》曰：‘无竞惟人，四方其顺之。’若得其人，四方以为主，而国于何有？”

在《左传》的人物塑造中，“知人者智，自知者明”^[22]呈现出来的只是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手法，却将各人的性格特征和处世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物能栩栩如生地立于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