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辞令的重要性及《左传》辞令的研究

语言是人类社会重要的交际工具，但不是所有进入社会交际的语言都可以叫作辞令，辞令仅指那些在交际场合应对得宜的话语。《左传》之文在一定意义上以辞令著称，刘知己《史通》云：“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典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30]章学诚《文史通义》云：“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31]其着意点均在《左传》行人辞令，但《左传》的优秀辞令不仅出于行人之口，也不仅限于外交场合，而是频频出现于各色人等的社交活动之中且同样优美典雅，出言有章，多角度、多方位地展现了春秋人文质彬彬社会风习下普遍的修辞意识和修辞习惯。

中国人的文体意识生成较早，但关于文体的讨论仍进行得艰难而漫长。关于《尚书》的文体探讨一直有“六体”“十体”之争，至曹丕《典论·论文》则称：“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32]关于各种文体的来源，刘勰《文心雕龙》说：“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33]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34]刘勰、颜之推所称《春秋》均指《左传》，章学诚所云“左氏春秋称述易书诗礼，无所不备”或许可以结合上文让我们为《左传》的文体生成找到一点依据。宋代陈《文则》云：“春秋之时，王道虽微，文风未殄，森罗辞翰，备括规摹。考诸左氏，摘其英华，别为八体，各絮文本：一曰命，婉而当；二曰誓，谨而严；三曰盟，约而信；四曰祷，切而慤；五曰谏，和而直；六曰让，辩而正；七曰书，达而法；八曰对，美而敏。作者观之，庶知古人之大全也。”^[35]《左传》全书历来被视为中国古代散文之典范，陈所述“八体”均为《左传》辞令之表现。《左传》辞令浑言之则为论说性应用文体，析言之则各有差异，我们试择其要以论之。

（一）诏谕体

诏、谕均有告诉、告诫之意，且有鲜明的等级概念，例由上级对下级所行。《左传》诏谕体现最为鲜明者多由周王或诸侯下达并由下臣宣谕，其语言多以四言为主，句型短小，文风端雅，语义明晰，长篇大论者较为少见。

僖公九年葵丘之会后，周襄王派宰孔赐祭肉给齐桓公说：“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桓公准备下拜时宰孔又说：“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宰孔的第一句话表明了所来缘由和所来目的，即天子祭文王武王他代周惠王赐胙。“伯舅”是周王对异姓诸侯的称谓，也就是周惠王对齐桓公的称谓，而不是宰孔对齐桓公的称谓，所以此言虽是转述却仍是周王之意。第二句话中“天王使孔曰”的内容是周惠王临行时的嘱托之语，采用了直接引语的方式，用语平实恳切的同时又突出了尊卑之别，充分照应了上句的“伯舅”之称。

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后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周襄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带着策书也就是委任状来任命晋侯为侯伯，奉命宣谕的人说：“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其中后十二字是周王之辞，均用四字雅言，尽显王命之威严庄重，是标准的诏谕口吻。襄公十四年周灵王派刘定公命令齐灵公说：“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师保万民。世胙大师，以表东海。王室之不坏，繄伯舅是赖。今余命女环，兹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无忝乃旧。敬之哉！无废朕命！”这条诏谕追溯了姜太公的辅佐之功，意图将齐灵公姜环拉回到西周初年君臣互信的语境之中，使之无辱祖先效忠王室。

成公二年晋景公派巩朔赴周进献齐国的俘虏，周定王不肯接见他，派单襄公辞谢说：“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王亲受而劳之，所以惩不敬、劝有功也。兄弟甥舅，侵败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献其功，所以敬亲昵、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齐，而不使命卿镇抚王室，所使来抚余一人，而巩伯实来，未有职司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礼。余虽欲于巩伯，其敢废旧典以忝叔父？夫齐，甥舅之国也，而大师之后也，宁不亦淫从其欲以怒叔父，抑岂不可谏诲？”这篇辞谢责让之辞多用四言，据理而论，虽未必直接出于周王之口，却的确是周王欲彰之意，即使不是规范的诏书，也是有力的劝谕，以致“士庄伯不能对”。同样，宣公三年楚庄王观兵于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时，王孙满关于“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的回答也是借周王立意，希望以软中带硬的论说断绝楚子逐鹿中原的念头。

（二）谏奏体

谏是规劝，奏是陈述、说明，均是下级对上级表达意见的上行文体。《左传》谏奏体主要出现在臣子对君主、大夫对执政的言谈之中，其言语或委婉平和，或直言激切，或引经据典，都十分鲜明地表现了自己的观点，并为实现一定的交际目的而努力着。

隐公三年，卫庄公过于宠爱公子州吁，知其好兵而弗禁。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石碏之谏虽然未能为卫庄公所采纳，但从伦理角度出发所总结的“六逆”“六顺”却足为明君之戒。

隐公五年春，鲁隐公将如棠观鱼。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搜、夏苗、秋猕、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阜隶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臧僖伯之谏多用例证之法以明君听，虽未能制止隐公之行，却使其不得已辩称：“吾将略地焉。”

襄公二十一年叔向因栾盈之乱受到牵连而被囚禁，已经告老的祁奚听说了这件事就乘车去见范宣子，说：“《诗》曰：‘惠我无疆，子孙保之。’《书》曰：‘圣有谟勋，明征定保。’夫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鲧殛而禹兴；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管、蔡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为善，谁敢不勉？多杀何为？”宣子被他的说辞打动，就和他一起乘车进宫劝晋平公赦免了叔向。称引《诗》《书》是春秋之言的重要特征，更是谏奏之言的必要组成，这些理论论据往往使人们的言论因先哲之地位而更具力量，故而后世的谏奏之辞亦多用引证之法。

（三）对策体

《文心雕龙》说：“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夫驳议偏辨，各执异见；对策揄扬，大明治道。使事深于政术，理密于时务，酌三五以熔世，而非迂缓之高谈；驭权变以拯俗，而非刻薄之伪论；风恢恢而能远，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对也”。^[36]简而言之，对策体即由对话体演变而来，所不同者只是对话双方的身份和谈论的内容有所区别而已：对策人物多限于君臣，内容多限于政治。

桓公十三年春天楚国莫敖屈瑕伐罗，斗伯比因见其趾高气扬罕有防敌之心而建议楚武王增派军队，楚武王没有答应。楚武王进入后宫时和夫人邓曼说起这件事，邓曼说：“大夫其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骚之役，将自用也，必小罗。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召诸司而劝之以令德，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楚武王知错派赖人追赶屈瑕却没有追上，屈瑕果然战败并自缢于荒谷谢罪。斗伯比之言是标准的谏体，邓曼之言是应楚武王之问而生出的对策，是应诏而陈政且言辞恳切，既及于屈瑕之倨傲又及于斗伯比之忠虑，所以为楚武王所采纳。而邓曼之言也的确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妇人之言”，所以楚武王之信邓曼无异于明君之信贤臣。

襄公二十五年，郑国子产向晋国进献从陈国缴获的物品，身着戎服处理事务。晋人很不满意，于是“问陈之罪”。子产回答说：“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则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赖。桓公之乱，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庄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杀之，我又与蔡人奉戴厉公。至于庄、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乱，成公播荡，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陈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亲，介恃楚众，以凭陵我敝邑，不可亿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获成命，则有我东门之役。当陈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惧不竞而耻大姬，天诱其衷，启敝邑心。陈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献功。”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晋人曰：“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不敢废王命故也。”士庄伯无法反驳，就去向赵文子汇报。赵文子说：“其辞顺。犯顺，不祥。”于是接受了郑国进献的物品。其时晋为霸主，晋人所言皆系问难之词，但子产之言句句言之成理，使晋人再无诘责之法，可以说是一篇极其出色的对策。

哀公十二年秋天，卫出公和吴人在郧地相会，但拒绝与吴国结盟，吴人就包围了卫出公的住处。孔子弟子子贡于是去见太宰嚭，故意将话题引到卫国之事上。太宰嚭说：“寡君愿事卫君，卫君之来也缓，寡君惧，故将止之。”子贡曰：“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雠也。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雠也，夫堕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诸侯而执卫君，谁敢不惧？堕党崇雠，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太宰嚭赞同他的意见就放了卫出公。从上面例子可以看出，对策体本于日常会话，却多有据理力争的典雅之言。而对话体例的记述《左传》之前有《论语》，《左传》之后有《孟子》，其相关于政治和民生的内容亦可与《左传》对策相互印证。

（四）书记体

《文心雕龙》专立“书记”一体，并说：“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绕朝赠士会以策，子家与赵宣以书，巫臣之遗子反，子产之谏范宣，详观四书，辞若对面。又子叔敬叔进吊书于滕君，固知行人挈辞，多被翰墨矣。”^[37]刘勰所举四例均见于《左传》。

晋襄公死后，士会因迎立公子雍之事未果而被迫流亡秦国，文公十三年晋人担心其为秦所用不利于晋，于是设计将其迎回晋国。离秦之时，早已识破晋人计谋的秦大夫绕朝“赠之以策”，其简策中只写了很简短的一句话：“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将自己的委屈和遗憾表露无遗。

文公十七年，晋灵公误会郑穆公背晋向楚于是不肯接见他，郑国的执政子家就派人带上自己的书信去见赵宣子。信中说：“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难，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十一月，克减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蒇陈事。十五年五月，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烛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陈、蔡之密迩于楚，而不敢贰焉，则敝邑之故也。虽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见于君。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虽我小国，则蔑以过之矣。今大国曰：‘尔未逞吾志。’敝邑有亡，无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余几？’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铤而走险，急何能择？命之罔极，亦知亡矣，将悉敝赋以待于儵。唯执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齐。四年，二月壬戌，为齐侵蔡，亦获成于楚。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岂其罪也？大国若弗图，无所逃命。”子家历数了郑穆公自即位以来对晋国的忠心，申述了为楚所迫的不得已，以其不卑不亢的言语求得了晋人的谅解。

成公七年楚国子重、子反因旧怨杀死巫臣的族人并瓜分其家产，此前奔晋的巫臣给他们写了一封充满咬牙切齿痛恨之情的信件说：“尔以谗慝贪婪事君，而多杀不辜，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巫臣后来通吴于晋，“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终于使“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实现了自己的复仇誓言。

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执掌晋国朝政，向诸侯加重征收贡品，子产就写了一封信托子西交给范宣子：“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扬雄《法言·问神》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说的其实就是“言为心声”“文如其人”的道理。而书记虽是记录于纸而非口传之言，却实在是辞令之一种，其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力量和载体力量作为社会交际的一部分不可小觑。而范宣子因为觉得子产的话有道理，就减免了各国的贡品数量。

《左传》辞令出于众人之口，除诏谕体、谏奏体、对策体、书记体四种主要体例之外，尚有论辩、盟檄、哀祭、辞赋等多种形式，而以“赋诗言志”为主要表现方式的辞赋体又称得上是最为多彩的一种，因前文有论，此处不赘。“春秋重礼，故辞令温文尔雅，含蓄委婉”，或“文而有礼，婉而多讽”，或“以柔济刚，字挟风雷”，或直接引诗“以提高其辞令的审美层次和辞令的思想内涵”。^[38]这些辞令不但见于各种社交场合，而且数量众多、各具姿彩，不但将春秋人的文化底蕴形之于外，而且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文体类型。

“古时对于一切文学，都不看作是私人随便玩悦的东西，都视为有用的东西”，“辞令的用处，是要当前见效，总有希望人家听见的意思。希望人家听见，当然要设法引人入胜，所以对于辞气的构造，就不可不商量，不可不说到本身的技术了”。^[39]春秋人对言辞之美有着较为一致的追求，他们崇尚“雅言”^[40]，反对“巧言”^[41]，虽有《老子》所倡导的“不言”和《周易》的“言不尽意”之说，“言”的作用仍旧无可替代，人们始终重视着辞令的表达需要、表达技巧和表达效果。

（一）行人之辞

《左传》中最著名的言语交际形式莫过于行人辞令。《周礼·秋官·司寇》之所属有大行人，掌接待诸侯及诸侯的上卿之礼；又有小行人，掌接待诸侯使者之礼，并奉使前往四方诸侯，春秋战国时各国都有设置。《周礼·秋官·大行人》云：“使适四方，朝觐宗遇会同，君之礼也；存觐眺省聘问，臣之礼也。”“行人”后成为使者之通称。《左传》襄公十一年云：“书曰‘行人’，言使人也。”《左传》“行人”之称始见于桓公九年^[42]，而行文中亦不乏行人之名，如晋有行人子员、行人子朱，卫有行人子羽、行人石买，郑有行人子挥等。行人因为往来于列国之间，必须进退有法、言辞有度方能无损国体、不辱使命。

桓公十八年鲁桓公赴齐死于公子彭生之手，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恶于诸侯。请以彭生除之。”前往告齐的“鲁人”就是鲁之行人，齐人闻言果然杀彭生以谢罪，但这是道义的力量而不是辞令的力量，此时只要鲁人有言齐人就必须要有所反应，而以彭生代罪只能是幕后黑手齐襄公最好的选择。

僖公三十年晋襄公、秦穆公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危难之时佚之狐向郑穆公举荐烛之武。烛之武夜缒而出，对秦穆公施以游说之辞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不阙秦，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烛之武的这段说辞历来被视为春秋辞令的典范之一。业已年迈的烛之武首先以一个弱者的姿态面对秦穆公，表明“郑既知亡”的平静心态，赢得秦穆公的同情；转而又以一个智者的姿态提醒秦穆公“亡郑以陪邻”必然导致晋强秦弱，而以晋之贪婪，秦之前景亦在“不言之言”的预料之中，所以还不如保住郑国以挟制晋国。其言辞鞭辟入里，句句直指秦穆公的心中所虑，终于使秦穆公主动罢兵，并留下杞子、逢孙、杨孙等人戍郑，成就了烛之武以片言而保全郑国于危难的贤名。至于日后僖公三十二年秦欲出师袭郑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昭公元年楚国令尹公子围赴郑迎亲而意在实现军事图谋，当楚人要求带大队人马入城迎亲时，子产担心郑国的安全就派使子羽辞谢说：“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从者，请墠听命。”公子围命太宰伯州犁回答说：“君辱贶寡大夫围，谓围将使丰氏抚有而室。围布几筵，告于庄、共之庙而来。若野赐之，是委君贶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诸卿也。不宁唯是，又使围蒙其先君，将不得为寡君老，其蔑以复矣。唯大夫图之！”子羽又说：“小国无罪，恃实其罪。将恃大国之安靖己，而无乃包藏祸心以图之。小国失恃，而惩诸侯，使莫不憾者，距违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惧。不然，敝邑，馆人之属也，其敢爱丰氏之祧？”“从说话者的角度来说，使用委婉语是对对方的尊重，让听话者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在一般的隐喻中，语义冲突的目的是为了理解，而委婉语隐喻中语义冲突的目的是为了避讳和求雅。”^[43]两国使臣的对话就是以这样的委婉语来进行的，所以当伍举知道郑国已经有所防备时，就不失时机地请求倒悬弓袋进城以示诚意，而郑人也顺水推舟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归根结蒂是委婉语的使用使双方在不撕破脸皮的情形下将一场外交冲突化于无形。

昭公五年吴楚有战，吴子使其弟蹶由犒劳楚师，楚人却抓住蹶由想杀掉他用他的血来祭新鼓。楚灵王为逞口舌之利故意派人问蹶由出使之前占卜此行的结果是否吉利，蹶由十分从容地回答说是吉利的，因为如果楚王和颜悦色吴人就会放松警惕，如果楚王震怒吴人就知道如何防备了，并说“难易有备，可谓吉矣。且吴社稷是卜，岂为一人”，“城濮之兆，其报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报志”？楚灵王为其言所震慑和叹服，就没有杀他。人常从大处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却不常说一言也同样可以使人以有尊严的方式保全自己的性命，成就自己的使命。

定公四年吴楚柏举之战后，楚昭王逃亡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埸之患也。逮吴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秦哀公没有立刻答应他，他就“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终于感动秦哀公为之赋《无衣》，出兵救楚。申包胥数吴之恶以激起秦人之义愤，称虐楚为“始”以启秦人之忧患，借君言许愿以励秦人之志，然秦哀公尚犹疑未定，需辅以忠耿志诚之行方才达到求兵之目的，可知辞令的表达还需要情感的配合。而秦哀公之“赋《无衣》”所采用的 “赋诗言志”之法亦是春秋辞令极为典型的表现。

春秋行人虽然大多有着较高的人文修养，能够在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救国民于水火，但行人不是万能的，所以宣公十二年有“行人失辞”之说，襄公二十四年亦有“子羽不能对”的尴尬场景。当两国存在矛盾甚至战争时，行人更成了一种有风险的职业，因为“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只是可以遵循的习惯，而不是必须依照的规范，桓公九年巴之行人就被杀死，襄公十一年楚人执郑之行人良宵，襄公十八年晋执卫之行人石买，昭公八年楚人执陈行人干征师并杀之，哀公十二年卫人杀吴行人且姚，所以襄公二十五年郑之子皙才会拒绝出使与郑国矛盾尖锐的楚国。也恰是因为行人职业的危险性，其辞令才需要较常人有更高的艺术要求。而如果所有行人都能以三寸不烂之舌撼动对方的心理防线，也就不会有那么多被执甚至被杀的事例了。

（二）政治家之辞

春秋人普遍“信而好古”，有着相当深邃的历史观，对历史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认同，所以在辞令表现上十分注重引用典籍、史实和先贤之言，总是力图借“重言”来加强表达效果和说服对方。同时，春秋辞令之中还有很多以德服人的内容，充分彰显了这一时期仍旧十分深厚的社会思想基础。

昭公十八年郑国发生火灾，子产担心相邻的晋国趁乱入侵就命士兵登上城墙做好防御。晋国边境的官吏责备郑国说：“郑国有灾，晋君、大夫不敢宁居，卜筮走望，不爱牲玉。郑之有灾，寡君之忧也。今执事墹然授兵登陴，将以谁罪？边人恐惧，不敢不告。”子产回答说：“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灾，君之忧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灾，又惧谗慝之间谋之，以启贪人，荐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忧。幸而不亡，犹可说也；不幸而亡，君虽忧之，亦无及也。郑有他竟，望走在晋。既事晋矣，其敢有二心？”和襄公二十五年答晋人“问陈之罪”一样，子产因其“言顺”而使晋人“无辞”。

昭公二十年奋扬奉楚平王之命杀太子建却事先遣人通风报信使得太子建成功出逃，然后奋扬主动向楚平王请罪。楚平王说：“言出于余口，入于尔耳，谁告建也？”奋扬坦承是自己泄密却分辩说：“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贰。奉初以还，不忍后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无及已。”面对楚平王对他敢于回来复命的不解，奋扬说：“使而失命，召而不来，是再奸也。逃无所入。”结果楚平王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让他官复原职了。

襄公三年晋悼公的弟弟扬干在鸡泽之会上扰乱军行，掌管军法的魏绛就杀了为他驾车的人，晋悼公十分生气想要杀掉魏绛。魏绛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晋悼公就准备自刎，他在信上说：“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马。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迅死无犯为敬。’君合诸侯，臣敢不敬？君师不武，执见敬，罪莫大焉。臣惧其死，以及扬干，无所逃罪。不能致训，至于用钺，臣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心？请归死于司寇。”晋悼公读完他的信跣足而出主动跑去向魏绛承认了自己因“亲爱”而忽视军礼的错误，可见书信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辞令。

《左传》辞令虽然经常和战国纵横家的言论一起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美、最实用的辞令，却也有许多未被采纳的实例。庄公二十三年，鲁庄公想去齐国观看祭祀社神，但由于此举非礼，曹刿就进谏说：“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但鲁庄公表现出了无惧史笔的勇气，执意前往，从而使曹刿的谏言落空。隐公三年石碏之谏卫庄公戒州吁，隐公五年臧僖伯之谏鲁隐公如棠观鱼，也都是极具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智者之言，但同样未能达到目的。类似的例子在春秋二百余年中也是不胜罗列，因此我们不能过于盲目崇拜春秋辞令的逻辑力量和审美力量，其中所传达的情感力量和言说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微妙关系也是其能否成功的重要原因。

韩非所言“法”“术”“势”三者对春秋辞令的功效也有着极大的影响，甚至决定其成败，是否“于我有益焉”是辞令能否展现其力量的关键。僖公三十二年蹇叔哭师，谏秦穆公不要“劳师以袭远”，虽有理有据言辞得法却没有被采纳，以致秦师第二年大败于殽。僖公二年“宫之奇谏假道”同样是出色的辞令，可惜虞公未能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不肯认同，使得晋荀息的“假虞灭虢”之计顺利实施，于僖公五年灭虢后顺势灭虞。蹇叔与宫之奇都是春秋有名的言辩之士，从他们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某些辞令美则美矣，却不是完全有效的。

（三）庶人之辞与修辞细节

《左传》中的社交辞令大多韵律和谐，语言委婉，能够体现出言说者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内涵，且大多具有中和之美，而较少咄咄逼人之势，这和中国古代盛行的以“温柔敦厚”为主要标识的诗教传统是相吻合的。这种独特气质甚至见于贵族以外的庶人，如僖公三十三年的纾解国难的郑国商人弦高^[44]，成公五年晋伯宗所遇之熟知礼仪的重人^[45]，襄公三十年能够使用文言的绛县老者^[46]。成公九年，伶人出身的楚囚钟仪更是凭借自己的“本色”出演成为历史舞台上熠熠生辉的明星：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对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问之。对曰：“其为太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不知其它。”

范文子得知钟仪之言后称其为“君子”，理由是“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太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并建议晋景公说：“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钟仪之所以成功获释并成为晋楚两国的友好使者，就是因为自己得体的辞令表达。而春秋时期“会说话”的乐师也不止钟仪一人，晋之师旷、郑之师慧均是长于辞令之人，而从其表现上看，礼乐修养在这一类人的身上仍然有着较好的保存。这些事例都是窥一斑而见全豹，以一人而见整体，体现着个人的修养水平和国家的文明程度，甚至整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和修辞之风。

正因为辞令在社交中的广泛运用，比喻、对偶、借代等修辞技巧也在其间得到最大限度的展现。例如定公六年孟孙向范献子请求说：“阳虎若不能居鲁，而息肩于晋，所不以为中军司马者，有如先君！”襄公二年又有“子驷请息肩于晋”，昭公二十六年又有成大夫“请息肩于齐”。“息肩”的本意是让肩头得到休息，在这些语境中却均用来比喻卸除责任或免除劳役，其运用使表义更加生动形象。襄公十四年右宰跟随卫献公出逃后又回到国内，国人想要杀掉他，他说：“余不说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不说初”是说因悔改而回国，“狐裘而羔袖”则是说自己的整体是好的如狐裘一般，只有一点小小的错误如羔袖一般，就仿佛我们说的“瑕不掩瑜”，卫人于是因其词辩而赦免了他。襄公二十三年齐庄公和臧孙纥谈起想趁晋国发生动乱攻打它，臧孙纥就说：“多则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昼伏夜动，不穴于寝庙，畏人故也。今君闻晋之乱而后作焉，宁将事之，非鼠如何？”将齐庄公比作胆小怕人昼伏夜出的老鼠，虽然惹得齐庄公很不高兴，却是直接点到了他的痛处，将齐庄公的特点和盘托出。襄公二十八年齐国发生内乱，陈文子对他的儿子陈无宇说：“祸将作矣，吾其何得？”陈无宇回答说：“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庄”是齐都临淄的大街，但陈无宇的意思并不是真的指可以在庄街上得到一百车庆氏的木材，而是说可以借此笼络到齐国的人才掌握更多的权力，所以陈文子才会说：“可慎守也已。”后来陈氏果然在齐国壮大。襄公二十九年楚康王卒，郏敖即位而由颇具野心的王子围担任令尹。郑国行人子羽就说：“是谓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将王子围比作松柏，将郏敖比作树荫之下难以生长的小草，不但形象而且准确。

《周易》说“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47]是对言辞内容的要求，《周书》说“辞尚体要”^[48]是对言辞形式的要求，《礼记》说“无辞不相接”^[49]则告诉了我们言辞对于社交的重要意义。春秋时代，文学、史学、哲学都得到高度的发展，具有相当文化修养的社会阶层在交际活动中对言语艺术的重视使辞令表达成为春秋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春秋辞令作为春秋时代人们思想的外在表现和载体，既包含着时人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也蕴含着时人对辞令历史作用的认识。出于对辞令历史价值的思考，春秋时代人们精心修饰辞令不仅仅是为了展示自身修养或完成使命，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自己文雅的辞令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历史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希望辞令也能够不朽于世，即鲁穆叔所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50]《左传》中那些经过斟酌和修饰的言辞，时而诗意盎然、时而暗潮涌动，时而春风化雨、时而绵里藏针，时而含蓄委婉、时而剑拔弩张，其中不乏持节之士的外交之辞、忠诚臣子的耿耿之谏、智慧之士的睿智之语，甚至刚柔相济的后宫之言。这些言语虽有篇幅长短之别却大多能够达于要害、直指人心，从而使春秋表现出与其他任何时代都不相同的文学风貌。

[1]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9页。

[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81—82页。

[3]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梁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8—89页。(www.chuimin.cn)

[4] 同上书，第89页。

[5] ［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935页。

[6]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2页。

[7] 同上。

[8] ［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1706页。竹添光鸿昭公三十一年笺“三叛臣”之事就与杜注相左：“重地则不得不书以奔者，故其人自见也，非为罪重故书其人。春秋书法不可书莒人以地来奔，如邾快畀我来奔，虽不以地来，亦因我书之，三叛人是从地而见经者，否则固不书也。”

[9] 《礼记·经解》。

[10] 郭预衡：《中国文学史》（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11] 《朱子语类·卷第八十三》。

[12] 李洲良：《论春秋笔法与诗史关系》，《文学遗产》2006年第5期。

[13] ［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320页。

[14] 宗廷虎等：《修辞新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15] ［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页。

[16] 同上书，第160页。

[17] 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

[18] 《文心雕龙·丽辞》。

[19] 张炼强：《汉语修辞现象的认知考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20]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0页。

[21] 崔述：《洙泗考信余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页。

[22] 张炼强：《整句与联想的关系再探》，《修辞学习》1996年第6期。

[23] 《史通·杂说》上。

[24] 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9页。

[25] 白寿彝：《中国史学的童年》，《史学史资料》1979年第1期。

[26] 汪受宽：《〈左传〉在历史文学上的两大特色》，《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

[27] 刘大櫆：《论文偶记》，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9页。

[28] 章太炎：《国学讲义》，海潮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

[29]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54页。

[30] 《史通·申左》。

[31] 章学诚著，严杰、武秀成译注：《文史通义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32] 《典论·论文》。

[33] 《文心雕龙·宗经》。

[34] 颜之推： 《颜氏家训·文章》，中华书局2007年版。

[35] 陈：《文则·辛》，北京图书馆明成化刻本。

[36] 《文心雕龙·议对》。

[37] 《文心雕龙·书记》。

[38] 潘万木：《春秋战国辞令兴盛的发生及演化》，《荆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39]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2页。

[40] 《论语·述而》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41] 孔子曾多次论及“巧言”以表达自己对辞令的看法。如：“子曰：‘巧言令色， 鲜矣仁。’”（《论语·学而》）“子曰：‘巧言、令色、足恭， 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

[42] 《左传》桓公九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让于邓。邓人弗受。”

[43] 李青苗：《〈左传〉委婉语的隐喻和隐喻特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3期。

[44]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

[45] 《左传》成公五年：“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传！’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问其所。曰：‘绛人也。’问绛事焉。曰：‘梁山崩，将召伯宗谋之。’问将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降服、乘缦、彻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其如此而已。虽伯宗，若之何？’伯宗请见之。不可。遂以告，而从之。”

[46] 《左传》襄公三十年：“二月癸未，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于食，有与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问诸朝。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郄成子于承匡之岁也。是岁也，狄伐鲁，叔孙庄叔于是乎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赵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也。’士文伯曰：‘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47] 《周易·家人》。

[48] 《周书·毕命》。

[49] 《礼记·表记》。

[50] 陈彥辉：《春秋辞令历史意识论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