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文学研究：骈散相间的成功运用

所有修辞手段其实都是在探索和强调语言的艺术，所有文章中出现的词语和句子都是写作者的修辞结果。对写作而言，句子的表达在一定意义上就可以视同为文章的表达。当许多句子被组织在一起，现代语言学就依据形式特征将其命名为结构相同或相似形式匀称的整句和结构不同形式错落的散句。在中国古代，这两种句子被称作散句和骈句，骈句指的是结构相似、内容相关、行文相邻、字数大体相等的句子，虽与对偶相似却没有那样严格的音韵要求，且在表现上也不是一定要两两相对，而可以是三句五句甚至更多句，更类似于今天的排比。《左传》修辞的成功也来源于其骈句散句错杂运用所形成的文气起伏、布局疏密和节奏张弛。

从人类语言发展的最初阶段直到今天，毫无疑问，人们更多使用的是自由畅达的散句，这类句子是句子和修辞的自然形态也是基本形态。但与人类生存需要接踵而至的审美追求使更加严格的修辞应运而生，从而使骈句这种辅助形态的句子的产生成为一种必然。刘知几《史通·申左》对《左传》“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的评价可谓千古的论，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一结论必然依傍于《左传》散句的自由舒展和骈句的优美雅重。

（一）散句之舒展

人们一贯论定《左传》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典范之作，因为其文常以清晰的线索、绵密的叙事和流畅的语言见长，而其中散句之功殊不可没。关于散句和散句的意义我们无须作出更多的讨论，因为无论是对于文学还是非文学而言，它都是根本的，是常态的，是广义修辞的一种现象呈现。“每个具体的修辞手法都是语言表达形式，都是为表述一定的思想内容服务的，仅仅为了一定的思想内容才存在。”^[14]而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15]，“语言自身就是思想的载体”^[16]。不可否认，散句是最能够与人类生活形式相契合的一种语言表达，这种语言方式的触角可以深入到生活的每个细微之处，并借助文字这一媒介或曰物质外壳进入更加广泛的接受领域。《左传》也毫不例外地以更多的散句支撑着它的叙事框架，完善着它的情节表达，表现着它的思想倾向。尤其是在那些情节性较强的段落里，散句所散发的魅力更是势不可当，且无可替代。

隐公元年的“郑伯克段于鄢”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左传》故事，这则故事以一系列舒卷自如的散句将一个自私愚蠢的母亲和她的两个性情各异的儿子的形象再现于读者面前，将一场以政治和家庭为背景的宫廷斗争惟妙惟肖地描摹出来，武姜之自私偏执、共叔段之贪婪残暴、郑庄公之隐忍谋算均历历如在眼前，我们甚至可以从人物的言语行动想见其细微的神情变化。

桓公十六年记：“初，卫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于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于左公子。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泄、右公子职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齐。”这则故事透过卫宣公的家事向我们昭示了卫惠公奔齐的一系列远因近由，而其中的“为之（急子）娶于齐，而美，公取之”就是《诗经》所录《新台》之诗的本事。故事中卫宣公父夺子妻的好色无道，先为庶母后为侍妾的夷姜改嫁前夫之子的无奈与色衰爱弛的悲愤，宣姜与公子朔的歹毒与凶狠，急子的愚孝愚忠，公子寿的忠厚良善，左公子与右公子的秉持中正无不借助散句尽现于读者的眉睫之前。

《左传》中还有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僖公四年记：“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熏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弗听，立之。生奚齐，其娣生卓子。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姬谓太子曰：‘君梦齐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置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杀其傅杜原款。”“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内容与形式是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二者彼此内在地不可分离地联结着。形式总是某种具体事物的形式，内容之为内容则就因为它包括相应的形式。如果把内容与形式看成不相关联的两个方面，那就既不能正确地理解内容，也不能正确地理解形式。”^[17]关于晋国的叙述同样以标准的散句衔接的形式呈现，故事同样源出于诸侯后宫，同样源出于储位之争，同样是继任的君夫人携子发难，同样是忠孝两全的太子死于非命。虽然第二则故事比第一则多了许多细节描写，通过献公卜娶骊姬、骊姬谋算申生等具体情节使人物的形象更加丰满，但两则故事都以娓娓之言叙述了完整的情节并清晰地透露出了记述者的主观态度，如果不用散句，这样的效果是很难达到的。

僖公三十二年，秦人想趁晋文公去世的机会潜师袭郑，欲取天下大势。“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此段文字中除“南陵”“北陵”两句以外均用散句写成，秦穆公之刚愎无礼、蹇叔之耿直多智、孟明等人谋略之不足尽显其中。尤其在人物语言中，自由纯粹的口语表达更能展现人物的学识、修养和个性特征。

（二）骈句之雅重

“骈”有并列之义，故后人多引申为对偶，后代的骈体文亦多用四六句对偶排比。生于骈文极盛时期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心生文辞，运载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18]以自然造化为据将骈偶之句的产生与自然物理相结合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而陆机《文赋》中所言“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亦将骈句之文辞简洁的特点揭示而出。柳宗元《乞巧文》又说“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借骈偶将构思之巧和表达之妙合于一处，极重其美。《左传》骈句虽然早出却完全符合上述审美要求，以多句连用的方式极好地表现了《左传》作者对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

文公六年赵盾因为才能卓著而被晋国重用，“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为国政”三字是总说，后面的内容是涉及国政方方面面的九处分说，以“动词＋名词性短语”的形式将赵盾初理国政时的一系列作为一一铺排于读者的面前，骈句形式的语句简短、音节紧凑使这部分内容融会贯通、一气呵成，显示了各个方面举措的沉稳有序、浑然一体，使读者和作者一样对赵盾之“才”佩服得五体投地。

襄公九年晋人率诸侯伐郑，令于诸侯曰：“修器备，盛糇粮，归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围郑。”这一组骈句应该是以简策方式达于诸侯的，也就是说它是书面语而不是口语，其整饬、规范都应该是在人们的料想之中。但同时，我们又可以发现，虽然此处内容也都是主要以“动词＋名词性短语”的形式造句成文，每句的字数却不尽相同，其中三字句三个，二字句两个，五字句一个。而这一形式特征也告诉我们，骈句也有工整和不工整之分，尤其是在这种句型的产生之初，它不但不以两两相对的形式来局限自己，更不以严格的对偶格律来难为自己，在追求语言整齐之美的时候，更看重的往往是韵律的和谐和语势的起伏。正因为晋人之命周全详备，不但从战争的直接需要出发有战器之具、粮草之备，而且以“归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一系列以民为本的举动稳固了后防并显示了以德义为战的基本战略意图，“围郑”一语则表明了晋悼公时期晋国对诸侯的号召力，也正因为如上原因才会有“郑人恐，乃行成”这样顺理成章不战而胜的结果。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如成公十八年：“二月乙酉朔，晋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责，逮鳏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逾德，师不陵正，旅不逼师，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襄公九年春天宋国遭遇火灾，主持国政的乐喜首先要求“火所未至，彻小屋，涂大屋，陈畚局；具绠缶，堪器；量轻重，蓄水潦，积土涂；巡丈城，缮守备，表火道”。“语言结构决定于认知结构， 而认知结构的产出， 又基于种种认知活动过程。所以我们从认知活动过程可以观察语言结构的形成和产出。”^[19]反之亦然，我们大可以从《左传》的语言结构了解到春秋战国之际人们的认知结构，甚至逻辑思维能力。

文公七年：“夏，四月，宋成公卒。于是公子成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乐豫为司马，鳞矔为司徒，公子荡为司城，华御事为司寇。”这里讲的是宋成公去世宋昭公即位后宋国内部的任职调整，“××为××”的句式出现了六度叠用，以最朴素的言辞和语言风格参与叙事。此例不是人们经常称道的那种文采华美、气势非凡的骈句，却将一个国家面对变故时支撑大局的四梁八柱陈列在人们面前，营造出了条理清楚、治国有方的气氛。这种陈述性文字中的骈行短句都是结合实际情况而生的语言表达方式，并非刻意而为，所以散发着自然质朴的天籁气息。

《左传》人物语言中也有大量的骈句。从一个方面看，这些骈句反映了春秋人良好的文化习惯和精当的文化修养；从另一个方面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其中必然包蕴着《左传》作者的修正、润色和整合，以及他所期待和信服的骈句之美。

桓公六年，鲁桓公太子子同出生，桓公问大夫申该如何为太子取名。申回答说：“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申之答以五组骈句为基本内容，其中前两组为正面解释，后三组为反面申诫：第一组用五个二字句申说了命名应遵偱的原则，第二组就用五个“以×为×”的句式进一步界定和阐说命名的原则；第三组用六个“不以×”句式解说了命名应避讳的事物，第四组“以×则废×”是对所讳事物进行的界定和阐说，第五组则以实例证明不遵避讳所造成的后果。申是鲁国有名的贤大夫，在《左传》中数度说出振聋发聩的智者之言，而他的言语也多以骈句为主，显示了他良好的文化修养和超强的思辨能力。鲁桓公也因为他的解说而为太子命名为“同”，意为与父亲同一天出生。

僖公二十三年重耳流亡途中来到郑国，郑文公没有给以相应的礼遇，叔詹在给郑文公的谏言中说：“臣闻天之所启，人弗及也。晋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将建诸，君其礼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晋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离外之患，而天不靖晋国，殆将启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从之，三也。晋、郑同侪，其过子弟固将礼焉，况天之所启乎！”其“一也”“二也”“三也”虽非标准的骈偶之句，却是颇具气势的排比修辞，同样显示了说话人的逻辑能力和语言的整饬之美。僖公三十年晋侯、秦伯围郑，烛之武以言辞通秦师之后，子犯请击秦师，晋文公说：“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知；以乱易整，不武。吾其还也。”晋文公“不仁”“不知”“不武”之语与上例有异曲同工之处，都以得宜的句式选择显示出其中和平稳的心态。

作为文体的骈文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全篇以双句为主，讲究对仗、声律和藻饰，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典型的“美文”。《左传》骈句虽不以偶句为限，也不要求严格的对仗，却在声律节奏之美上有着自己相当恰切的表现，今天读来仍旧自然流畅、朗朗上口。此外，《左传》人物语言还善于引用骈句以增强言语的表现力。庄公二十四年御孙谏刻桓公庙之桷时说：“臣闻之：‘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史嚚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谏不可娶狄女为后时说：“臣闻之曰：‘报者倦矣，施者未厌。’”(www.chuimin.cn)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晚生于实践之后的，是后人对某种规律所进行的总结。这一理论产生之前，人们的审美追求总是在环境影响下生成的自发的朴素举动。在“诗教”的良性影响之下，骈句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着明显的诗的表达因素和表达效果。“诗意的事物——奇迹和梦想——已经从自身而来自为地、十分真实可靠地处于存在中了，只不过还需要艺术，进一步来为这些诗意的事物寻找一个描述和表达它们的词语。”^[20]清人崔述在《洙泗考信余录》中称：“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21]骈句就是措词之上更加高级的表达方式，集内容、音韵、形式于一体的对偶当然又是位列其上的艺术。

除了骈文以外，没有任何一个文种全由骈句组成；包括散文在内，也没有任何一个文种全由散句组成。在更多时候，一篇美轮美奂的文章是由骈句和散句错综融合而成的，依其不同比例或者是金镶玉，或者是玉嵌金，或者是呈现出让人眼花缭乱的金玉错杂之美。我们可以大致认定散句与语言文字相随而生，却从不能够确切说出骈句生于何时，我们只知道它的生成有着事理与逻辑上的必然，也即刘勰所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左传》之前，《尚书·益稷》有“满招损，谦受益”、《皋陶谟》有“罪疑惟经，功疑为重”之类紧密衔接之语，《周易》之乾、坤两卦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类遥遥相对之句，《诗经》之例更是俯拾即是无须枚举，但这些句子也都与散句参差互见，闪耀着文学的光芒和理性的光芒，《左传》行文亦是如此。

（一）人物语言之骈散

《左传》重在记事，但凡记事就离不开人物和人物的语言。春秋人早已着意于言辞，并对其进行着多个维度的理解和阐释。孔子曾在《论语·卫灵公》中说“辞达而已矣”，即语言能表达清楚意思就行了，看似对言语要求不高。同时孔子还在《论语·子张》中提出了“慎言”的主张说：“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以不慎。”那么他的“慎言”只是君子三缄其口的意思吗？《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子云：“《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直到这里的“慎辞”二字才泄露了孔子对于“言”的真实要求：言语是谋求人生不朽的重要途径之一，要想其能够长久流传下去实现“立言”的目的，文采就是不可或缺的要求，晋人能够为伯、郑人入陈而能够无罪都可以见出言语之功，所以“慎辞”不是不说话，而是如何说得巧，如何写得妙。

僖公二十三年重耳及楚，楚子飨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重耳回答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以“子、女、玉、帛”和“羽、毛、齿、革”来代指对国家存在发展异常重要的物质条件，体现用语之简洁，其分类则体现了“有之”和“生焉”的具体差异，重耳之言正是有礼有节、不卑不亢。当楚王一定追问要一个答案时，重耳说：“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左”“右”二句同样以部分代整体，兼有互文之义，是出现在自由叙事之散句后面的骈句，已于耿介之情中初步崭露了重耳的霸气，以致楚人闻听此言而起杀心，只因屈于德义才最终放弃此念。

僖公二十七年记：“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出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子犯所言“民未知义，未安其居”“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民未知礼，未生其共”是十分典型的骈偶之句，句式整一，音韵和谐，且情感恳切，将子犯的劝阻之意和欲逞之志表现得分外鲜明。但这些语句的产生历时若干年之久，其间夹杂着晋国的诸多大事，而如此大事除“出定襄王，入务利民”和“出谷戍，释宋围”以外又均以散句写成，较骈句更利于作出准确便宜的叙述。而间于平实质朴的散句之中的子犯之言，则愈发在形式上显得字字珠玑，在思想上显得句句千钧。僖公二十五年晋围阳樊，其首领仓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其情急之呼以骈句领起音韵铿锵，其质疑之事以散行结构情理有力，晋人于是被其打动，“乃出其民”而有其地。

现代语言学家说：“句式运用， 侧重在语言形式的调整， 因而不像侧重意义表达的词语的运用那样和心理活动关系密切。但是， 不能因此就说句式的运用和心理活动是全然无关的。这是因为语言形式和它所要表达的意义内容并不是毫无关系的， 相反， 各种思想都力求有和它相吻合的语言形式， 句式的运用往往是由它所表达的意义内容来决定的， 所谓句随意转，因而句式的运用， 也往往要受到心理活动的制约。”^[22]僖公二十八年晋国扣留了曹共公，在晋文公生病时曹共公的小臣侯獳就贿赂占卜的史官，让他用扣留曹共公惹怒上天来解释晋文公生病的原因。史官于是说：“齐桓公为会而封异姓，今君为会而灭同姓。曹叔振铎，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与卫偕命，而不与偕复，非信也；同罪异罚，非刑也。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将若之何？”史官是先秦时代最有文化的人群之一，他们最大限度地掌控文化，并拥有与上天沟通的权力和能力。散句之用体现与齐桓公的对比，用以生发晋文公的德行之念；骈句之用先追溯两国之渊源，后解“礼”“信”“刑”之要义，用以激发晋文公的羞恶之心。正因为筮史揣度了晋文公的心理，并从其心理需要出发组织自己的语言才使晋文公释放了曹共公。

文公六年晋杀续简伯，其同党贾季奔狄，宣子宽宏大度地派臾骈送他的家人赴狄。因为贾季曾经侮辱过臾骈，所以臾骈的从人想要杀掉贾季的家人报仇，臾骈制止他们说：“不可。吾闻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后嗣，忠之道也。’夫子礼于贾季，我以其宠报私怨，无乃不可乎？介人之宠，非勇也。损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释此三者，何以事夫子？”并亲自护送贾季的家人和财物到达边境。臾骈之语可以说是他人格的直接体现，也是春秋君子之风的直接体现，散句之用是其豁达心胸的必然选择，而以骈句对“勇”“知”“忠”作出解释，似乎又完全符合他做人的规矩和原则。

唐人刘知己在《史通》中说：“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23]清人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说：“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不必依傍圣经，可以独有千古。”^[24]这些评价固然关涉到《左传》行文的诸多方面，但与人物语言骈散错综所形成的参差之美总是不无关系。

（二）陈述语言之骈散

无论写史还是作文，陈述性语言永远是文字表达中最重要的内容，是骨干，是框架。白寿彝先生说：“《左传》在历史文学上的成就，成为以后史学家和文学家学习的典范。”^[25]汪受宽先生则具体说：“《左传》历史文学的特色在详略得当和行文练达两个方面”，“《左传》真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和文学并美的史学著作的典范”。^[26]他单独提出了《左传》“行文练达”的特点，而《左传》的这一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陈述语言的骈散相间。

宣公十一年记：“令尹蔿艾猎城沂，使封人虑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财用，平板干，称畚筑，程土物，议远迩，略基趾，具糇粮，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这是对楚国一次修筑城池加强防御的记载。在孙叔敖的领导下，具体主持其事的官员封人制订了一系列的工作计划并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贯彻执行，仅用三十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工作。其中工程内容以短小紧凑的骈句来表现，烘托出了工地上熙熙攘攘你来我往紧张热闹的气氛。同时，各句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在形式上并列的“骈”，而是有着内在的顺承关系，其语序不可随意置换。而事件之初的领取任务和事件结束时的完成效果是用散句来表达的，从而使整段文字做到张弛有致，显示了能臣理事的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叙事之外，对树立人物形象也颇有助益。

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进行得异常激烈，从早晨一直打到星斗满天。入夜停战时，楚国子反“命军吏察夷伤，补卒乘，缮甲兵，展车马，鸡鸣而食，唯命是听”，晋国苗贲皇命令下属说：“搜乘、补卒，秣马、利兵，修陈、固列，蓐食、申祷，明日复战！”前者以陈述文字展开所用是间接引语，后者以人物语言形式出现所用是直接引语，但二者部署内容相差无几且都以骈句为核心形式，表现了指挥员清楚的头脑和机敏的反应，而间以散句则稍稍舒缓了战争的紧张气氛，给激战中的士兵以喘息之机的同时也给始终提着一口气关注战局的读者以喘息之机。

襄公二十五年楚国蔿掩担任司马，令尹子木让他征收赋税，清点盔甲兵器。他就“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既成，以授子木，礼也”。昭公三十二年晋人合诸侯为周王筑城：“己丑，士弥牟营成周，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书糇粮，以令役于诸侯。属役赋丈，书以授帅，而效诸刘子。韩简子临之，以为成命。”昭公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且抚其民。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赦罪戾；诘奸慝，举淹滞；礼新，叙旧；禄勋，合亲；任良，物官。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好于边疆。息民五年，而后用师，礼也。”这些文字都将骈句与散句相结合来进行内容的表达和节奏的调整，具体的行事手段均用骈句形式予以表现，突出其稳妥、有序，事件的起因和结果则用散句给以提示和总结，显示出疏密有度的行文特征。

《文心雕龙·情采》说：“故立文之道，其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从“形”、“声”、“情”分析了文章之成因及此成因与文章表现之间的关系，其所强调的关键因素无非是两者，一是丰富，二是错杂。清代古文家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说：“文贵变。《易》曰：‘虎变文炳，豹变文蔚。’又曰：‘物相杂故曰文。’故文者，变之谓也。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27]这些“变”有行云流水、酣畅淋漓之功，也有紧凑绵密、细腻谨严之感。

陈述性语句是纯粹的“左氏之言”，人物语言也绝不可能是左氏所作的忠实记录，将散句的自由、舒展、富有张力与骈句的凝练、典雅、富于韵律美相结合，是左氏表达意愿、表达需要和审美态度的结合。章太炎先生在《国学讲义》中说：“言宜单者，不能使之偶。语合偶者，不能使之单”，“以阴阳刚柔，非偶不行，年经月纬，非单莫属也”。^[28]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又说：“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寓居于词语之中。”^[29]从这个角度去看《左传》骈散相间句法的选用，我们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