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君子言教化之功

即使进行最为客观的评说，“君子”一词与春秋时代也始终都是特定时代的文化共生体和实际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没有“君子”和对“君子人格”的热烈追求就不会有光辉灿烂的春秋文化，而如果没有光辉灿烂的春秋文化，“君子”和“君子人格”也不会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三千年岁月流水冲刷不去的精神基底。无论是从主动的书写欲望来看，还是从“以事释经”“以传解经”的后人理解来看，叙事都应该是《左传》的核心要务。但如果只是这样，《左传》就不会有今天看来如此重大的文学思想上的价值，是“君子曰”的言说模式和寓于其中的教化功能使《左传》在“史”的底色上焕发了“文”的光彩，甚至可以说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绘事后素”，而结果当然是“素以为绚兮”。

无论是在春秋还是春秋以后的时期，“君子”都是人们膜拜的对象和精神投奔的方向，他们是人群中的博学者、清醒者、冷静者、智慧者，他们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们是人们思想层面的灯塔与路标。于是《左传》创立了独特的“君子曰”的言说模式，从而实现对史事充满激情的评价和对后人思想行为的引导。

（一）君子之谓

“君子曰”是《左传》行文中显在的形式特征之一，所以人们读《左传》必论“君子曰”，但却不是所有人都会首先认清“君子”的身份。

“君子”一词在中国文化中由来已久，《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均有所见，在《论语》中出现更多，所指也更具体。我们都知道，在先秦时代“子”是对人的尊称，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庄子之谓皆源于此。《广雅·释言》《韩诗外传》均释“君”为“群”，《周书·谥法》则曰“从之成群曰君”，这里的“君”应该就是我们后来说到的国君之“君”，也就是使人们成群结队跟随的人，而这些人所具备的无不是才能、德行、威望。而那些同样具备才能、德行、威望却又“无冕”而非政治之君的人，因为能够使人们在思想上跟从，所以就被称为“君子”。^[41]

《商书》曰：“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42]《论语》多处提到君子，如“君子周而不比”^[43]“君子喻于义”^[44]“君子无所争”^[45]“君子不忧不惧”^[46]等。抛开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47]（襄公九年）的社会等级观念去看，春秋以至《左传》成书的时代君子需要具备的至少是丰富的学识、全面的能力、高尚的道德、内在的智慧和得体的言行。

宣公十二年，晋楚有战，楚国的许伯为乐伯驾车和车右摄叔一起单车向晋人挑战。许伯驾车飞快地向前冲，车上的旌旗都因车速极快而斜倒，直冲到对方营垒前才掉转车头；乐伯以箭射敌并代替许伯执辔，让许伯从容地在敌阵前下车整理马匹；摄叔则冲入敌阵杀死敌人割下其左耳，并带上俘虏回来。晋人以左右两角的阵形追击他们，乐伯左边射马右边射人，使两角都不能接近，只剩最后一支箭的时候，有一只麋鹿突然出现在面前，他就一箭射中鹿背。然后让摄叔将麋鹿献给追上来的晋国将领鲍癸，说：“以岁之非时，献禽之未至，敢膳诸从者。”鲍癸因此停止了追击并放走他们，原因是“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可见精湛的射艺和文雅的言辞都是君子所必备，也都能使人们联想到“君子”一词。《论语·述而》载，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连孔子都希望眼目所接之处尽是君子，得见君子则此心足矣，足见君子的人格力量是多么的强大。可是，《左传》中屡屡发言的君子究竟是什么人呢？

刘知己说：“《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48]“假”者“借”也，刘知己认为至少有一部分“君子之言”是作者的假托。今人刘宁说，《左传》作者创建了“一套间接评论模式”，其实是为了“借君子之口，行己评之实”。^[49]杨伯峻先生引述古人之意说：“《北史·魏澹传》魏澹以为所称‘君子曰’者，皆左氏自为论断之辞。清人张照则云：‘君子之称，或以德，或以位。左氏所谓君子者，谓其时所谓君子其人者，皆如是云云也，非左氏意以如是云云者，乃可称君子之论也。”^[50]但他认为以上两说“具有所偏，合之则较备”^[51]，即认为“君子曰”里既有左氏的史评，又有时人君子的言论。这也是一种较为持中而妥帖的看法。

（二）君子之言

《左传》所见的第一处“君子曰”出现在隐公元年颍考叔曲言进谏而使郑庄公“母子如初”之后：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这段文字是对颍考叔其人孝道的评价，而“孝”又是中国人一贯重视的“礼之始也”^[52]。颍考叔重孝是尊奉为人子的人伦本分，能够推己及人“施及庄公”是他解君主于困境之中的人臣本分，而因颍考叔之力成就的一国之君的孝道实现对国人的情感示范和礼法示范，其意义自然又是更上层楼。所以君子不惜引诗赞誉颍考叔，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左氏的记史之道与文章之道。

隐公三年周郑交质之后，出现了一大段以“信”为核心内容的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苹、蘩、蕰、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苹》，《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同年，因为当初宋宣公择贤立了自己的弟弟宋穆公，所以宋穆公临终时也放弃了传位己子而立了宣公之子与夷，是为宋殇公。所以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

也许只是一种巧合，《左传》中出现的前三则君子之言所涉及的竟是中国文化和春秋历史中相对复杂也相对突出的三个命题——“孝”“信”“义”。所谓春秋“弑君三十六”，明堂之上重帷背后弑父弑兄者不在少数；所谓“春秋无义战”，莽莽山野之上滔滔江河岸边，震天的鼓角声中，被刀光剑影所遮蔽不是信义又是什么？常有人说《左传》预言不是预言，而只是事后追记时以预言面目出现的总结性文字，但春秋真实发生的历史却让所谓君子在心念的一转之间捕捉到了“孝”“信”“义”这三个影响春秋政治、文化走向的词语，就算不是预言也是预兆。

“君子有远虑，小人从迩”^[53]，君子是一类人的文化身份或社会身份却通常不是政治身份，不会随着社会阶层和阶级的上下位移而发生变化，他们的言论大多远见卓识具有相对恒久的指导意义。虽然《左传》中的“君子曰”也会有内容和观念上的龃龉甚至矛盾，但这些“言”大多也可以与其所依托的事件一道抵达“不朽”的思想彼岸。例如《左传》有关郑庄公的“君子曰”除上述隐公元年和隐公三年两条以外还有两条，且均出现在隐公十一年。齐、鲁、郑联合伐许后，齐僖公将许国给了郑庄公，但郑庄公仍让许国的大夫百里侍奉许叔住在许国都城的东边，并派公孙获来帮助他，因此“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而颍考叔在伐许的战争中被人从背后射杀，郑庄公不去调查事情的真相，却用祭祀的方式去诅咒射死颍考叔的人。“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正因为能够将“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礼”作为奉行的宗旨，所谓“君子”才会对郑庄公作出前后有悖的评价。而这两处看似矛盾的评价中所寄寓的其实正是左氏的社会理想。

春秋常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君子之言也常对此类大事作出自己的评价。文公二年秋天，鲁国在太庙举行祭祀，把后即位的僖公的灵位放在前任国君闵公之前，是所谓“逆祀”。担任宗伯的夏父弗忌的理由是僖公为兄且去世时年长，先大后小是依序而行，把有圣贤之名的僖公放在前面也是明智的，而明智、有序是合于礼的。然而君子并不这样认为：“君子以为失礼。礼无不顺。祀，国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谓礼乎？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是以鲁颂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礼，谓其后稷亲而先帝也。’《诗》曰：‘问我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礼，谓其姊亲而先姑也。”左氏意犹未尽之时，更添一笔：“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连未能制止这一逆祀行为的能够立言传世的贤人臧文仲都有了连带责任，甚至受到孔子多项罪名的指责。后代欲行非礼之事的人，在看到这段记述的时候如果能够受到一定的震慑，左氏之意恐怕也就达到了。

军事行动在春秋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对推动春秋历史进程也有着重要意义，《左传》关于戎事的评论在“君子曰”中更是占了约有四分之一篇幅。隐公十一年因郑息两国言语不合，息侯竟发兵伐郑，最终大败而还。“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征辞，不察有罪。犯五不韪，而以伐人，其丧师也，不亦宜乎？”僖公二十年，随以汉东诸侯叛楚，同样以失败告终。君子曰：“随之见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动，其过鲜矣。善败由己，而由人乎哉？《诗》曰：‘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君子在两则事件中的言论差异颇多，但对“量力”的态度却是始终如一的。成公九年，楚人因莒人不设防而入于郓地，君子曰：“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浃辰之间，而楚克其三都，无备也夫！诗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匮。’言备之不可以已也。”此处言军事之中“备”与“不备”的大事，表明了左氏对于战备的明确态度，与隐公五年君子所言的“不备不虞，不可以师”的观点极其一致，可见这是《左传》对于战争的一贯思想。其中所引之诗更是极其生动地说明了有备无患的道理，而且言简意赅、指向明确。僖公二十二年楚人救郑与宋人在泓地作战取胜之后，郑文公请夫人芈氏（楚女）、姜氏在柯泽慰劳楚成王，楚成王派师缙把生擒的俘虏和杀死的敌人的左耳给她们看，君子就说：“非礼也。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逾阈，戎事不迩女器。”论断何其鲜明，指向何其显豁，男权情态跃然纸上直扑人面！

《左传》中的“君子”力主温柔敦厚、中正平和，不但讲史论事品人评物，而且在表达思想的时候又多引诗书史志，借助“重言”使自己的思想表达得更加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因此极易形成对人们思想行为上的指引，台湾学者张高评就曾总结其有“褒美、贬刺、预言、推因、发明、辨惑、示例、补遗、寄慨、载道”等十种作用。^[54]

《左传》中最著名的一条“君子曰”恐怕要算是成公十四年的这句话：“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所谓君子明晰世事、洞幽烛微，以儒家之礼为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君子曰”的言说模式则是《左传》在记述史实、表明观念、成就史论过程中的发明，无论是对经、对史、对文，还是对《左传》作者一己思想的申说而言都意义非凡，其思想价值、形式价值、文学价值更是颇多可观之处。

（一）思想价值

《左传》君子观事则分善与不善，观人则重贤与不肖，但其范畴和依据总归不出一个“礼”字，且“礼”仍为周礼。《左传》中“礼”与“非礼”字样的出场频率极高，但绝大多数时候只是一个纯粹的论断，只有“君子曰”的内容才能为其提供详细参照。刘知己说：“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若贤愚共子，固无俟商榷。丘明‘君子曰’者，其义实在于斯。”^[55]所以说，“君子曰”比“礼”与“非礼”的道德评价更为具体、周详，它有特定的内容针对性，在更多时候有前人的观点和态度作为参照和依据，从而更直接也更准确地树立起了左氏心中的礼法规则，也即儒家的礼法规则。

文公二年鲁国之“逆祀”，如无君子之言人们就无法明白夏父弗忌振振有词的“新鬼大，故鬼小”和“跻圣贤”行为到底“非礼”在何处。文公四年，去齐国迎娶出姜时鲁国没有派卿前往，传云“非礼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鲁也”。原因是君子所说的：“贵聘而贱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废之，弃信而坏其主，在国必乱，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敬主之谓也。”周礼一直在强调“礼始于谨夫妇”^[56]，所以此处君子并不是专一为出姜的“贵聘而贱逆之”鸣不平，而是指出尊卑秩序被毁和背信弃义导致家国乱亡的历史必然，是借一事而晓大义，借一斑而示全豹的意思。

《左传》“君子曰”在表明其思想观点时，多则长篇大论以超出史实本身数倍之文字抽丝剥茧，少则只言片语以数字十数字切中肯綮直捣黄龙。襄公十三年，晋之群臣竞相礼让官职，“晋国之民是以大和，诸侯遂睦”。于是君子发表了一通接近二百五十字的言论：“让，礼之主也。范宣子让，其下皆让，栾黡为汏，弗敢违也。晋国以平，剧赖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务乎！《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其是之谓乎！周之兴也，其《诗》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诗》曰：‘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言不让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其上，是以上下有礼，而谗慝黜远，由不争也，谓之懿德。及其乱也，君子称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冯君子，是以上下无礼，乱虐并生，由争善也，谓之昏德。国家之敝，恒必由之。”钱锺书先生在评论《史记·伯夷列传》之时就说：“记夷齐行事甚少，感慨议论居其大半，反议论之宾，为传记之主。马迁牢骚孤愤，如喉鲠之快于一吐，有欲罢不能者。”^[57]司马迁的这种郁结与宣泄其实在左氏身上也有体现。

《左传》“君子曰”之言简意赅者较之长文更为多见，如成公七年君子曰“知惧如是，斯不亡矣”；成公十年君子曰“忠为令德，非其人犹不可，况不令乎”；襄公四年君子曰“志所谓：‘多行无礼，必自及也。’其是之谓乎”等，但其中最短的恐怕要数文公十三年对邾文公“知命”的评价了：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君子之言虽然简短到只有两个字，却将对爱民如子的邾文公的赞佩之情和欣赏之意发挥到极致，是文学手法中的“不写之写”。

（二）形式价值

“君子曰”的价值还有一个方面是表现在形式上的。《左传》始创“君子曰”，此后《国语》《战国策》亦有“君子曰”，《史记》则既有承袭自左氏的“君子曰”又有影响更大的“太史公曰”，至《汉书》即有性质相同之“赞”，其他史书或有“论”、或有“序”、或有“铨”、或有“评”，其名称、表现各有差异，基底却无不始于“君子曰”。

“史”本应是一种客观记录，是一种叙事表现，但“君子曰”的评论性内容却在客观上改变了“史”单纯叙事的性质，从而使之成为史家思想的载体和史家识见、才华的映射，使“过去的史”和“今天的人”在本质上产生了密切的甚而不可割裂的联系，使“史”的存在真正生出了“镜鉴”的价值。而“君子曰”的评论介入还在客观上直接推动了文体上“史论”一脉的生成。

张高评说：“史书论赞之体，定型广用于太史公；前乎此者，早具体而微于《左传》。《左传》论赞称引‘君子曰’者，凡九十二则，对于阐明历史发展，疏通陈述历史事实，颇具价值，是中国史论的滥觞。”^[58]事实上，同样的史实在不同人的眼里会成为不同的事件，正因如此史论才有了极为重要的意义。

仅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一事，公羊、梁、左氏三家的看法就不尽相同，或罪郑庄公，或怪共叔段，或是认为二者均有责任。《公羊传》云：“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59]《梁传》云：“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60]《左传》云：“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61]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点立场之殊与透射视角之别亦是判别史家是否长于“史识”的显性标尺之一。《春秋》以至《左传》中时常出现的“侵”“袭”“攻”“伐”等字样虽然都是战争的代名词却总有不一样的内涵，所以我们大可以认定“一字定褒贬”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史论。

历史真实发生的瞬间被定格在那里，但从一代代后人的视角看去却不会是完全相同的样子，甚至可能大相径庭、可能截然相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但正如贾天祥照风月宝鉴一样，照对了可以救命，照错了却是一定要丧命的，而史论的价值就在于可以给统治者和统治阶级提供正面参考，为延续统治、治国安邦作出贡献，左氏“君子曰”手法的运用正是开此一道的关键环节。

因为《左传》君子常是史事的旁观者，站在全知全能的立场之上，以全知视角观察世界，并且因为“旁观者清”的缘故，他们往往能够对相对复杂的史事作出洞若观火的评判。《左传》“君子曰”就事而论一事一评，虽不同于《史记》“太史公曰”相对全面的综合评价，却具体、直接、针对性强，充满理性特征。

（三）文学价值

“君子曰”的文学价值首先在于它是写作者情志心意的直接表达，其次在于其以妥帖入微的方式实现润物无声之思想渗透的表达技巧，再次即在于它对后人的影响。

春秋有“用诗”之俗，出于战国的左氏在“君子曰”中亦有用诗的习惯，且诗的出现频率极高。这种表现不仅是生活用诗，而且是左氏用诗，是左氏有意在君子、圣人所曰的评价性语言当中用诗作为理论论据以增加说服力，可以说是“诗言志”思想影响下的直接结果。但同时，在“用诗”风尚已经式微的战国，左氏用诗更是一种自我选择的结果，出于他对《诗》的认可，对《诗》的熟稔，对《诗》的热爱，甚至还有对《诗》的崇敬。

文公六年秦穆公去世以秦之三良为殉，《左传》云：“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着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礼则，使毋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其表意十分明确，有确定性的结论，有左氏一贯坚持的“引诗为证”，且以类似于《诗经》的四言为主要表现，句法整齐典雅，态度稳妥庄重，音韵优美，节奏适宜，堪称典型的“君子雅言”。《史记》在涉及这段历史时亦变通《左传》之文作君子曰：“秦穆公广地益国，东服强国，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62]

《左传》“君子曰”表义依据不同情况又呈现出显隐之别。文公二年“君子谓狼瞫于是乎君子。《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乱，而以从师，可谓君子矣。”两首诗分别见于《诗》之《小雅·巧言》和《大雅·皇矣》，用以评价狼瞫不泄私愤，不以私害公的风度和气度，是直接的赞美。昭公九年夏天许悼公患了疟疾，吃了太子进献的药物之后死去了，太子惧罪奔晋。《春秋》经云“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左传》君子却说：“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既无对太子的责备之语也无辩白之词，却能让人隐隐感觉到其间深深的同情。

襄公三年祁奚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雠，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解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唯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这一段多用偶句与排比，体现语言的整饬之美，兼引《诗》《书》以证其义。后代政治策论也无不效此以事为据，并以旁征博引的方式营造纵横捭阖的气势，以达到一泻千里的劝谕目的，那些最能够表现中国文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各类论说文也无不是“史”与“识”的结合。而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更是“君子曰”在文学上的直接体现，聊斋先生也正是借助这一形式才能够更加清楚明白地将花妖狐魅故事的本质揭示出来，虽然是将文学的含蓄之美戳破示人，却也到底多了些直指人心的力量。

“君子曰”是左氏找到的以直接议论抒情方式间接表明史家观点的有效路径。除此之外，左氏还喜欢更加直接地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左传》中随处可见的“史佚曰”“臧文仲曰”“臧武仲曰”“范文子曰”“季文子曰”“叔向曰”“子产曰”等言论和数量仅次于“君子曰”的“仲尼曰”无不是左氏思想的有效代言。正是通过这样的一种途径，左氏的史事言说才有了鲜明的思想特征和教化功能，而无所不在的经学研讨也使人们对《左传》文学价值的估衡在较长时间内失去了应有的准星。

[1] 《史通·模拟》。

[2] ［法］兹维坦·托多罗夫：《叙述学研究》，朱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页。

[3] 《隋书·李德林传》，魏征：《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

[4] 《史记·三代世表》。

[5]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页。

[6] 《史通·二体》。

[7] 《史通·六家》。

[8] 周谷城：《历史完形论》，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9] 皇甫湜：《编年纪传论》，载李昉《文苑英华》卷742，中华书局1995年版。

[10]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页。

[11] 《史通·杂说》上。

[12] 《艺概·文概》，刘熙载撰，袁津琥校：《艺概论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www.chuimin.cn)

[13] 冯李骅、陆浩：《左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春秋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39页。

[14] 申小龙：《中国句型文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76页。

[15] 汪受宽：《〈左传〉在历史文学上的两大特色》，《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6] 王源：《左传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春秋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28页。

[17]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8页。

[18] ［英］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57—68页。“圆形人物”是与性格特征单一的“扁平人物”相对应的文学概念。

[19] 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左传〉叙事艺术论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20]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596页。

[21] ［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2101页。

[22] 《汉书·司马迁传》。

[23] 《史通·二体》。

[24] 《史通·载言》。

[25] 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32—833页。

[26] 《论语·八佾》：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27]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5页。

[28]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4—166页。

[29] 钱锺书：《模糊的镜子》，《人民日报》1988年3月4日第8版。

[30] 顾颉刚：《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页。

[31] 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207页。

[32] 韩兆琦：《史记通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44页。

[33] 雷戈：《两种历史文本的界限与张力》，《东岳论丛》2004年第3期。

[34] 林琴南：《林琴南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

[35] 叶梦得：《四库全书·经部一四三·春秋三传谳》（第1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99页。

[36]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梁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37] 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38] 童庆炳：《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左传〉叙事艺术论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39] 顾颉刚讲授，刘起釪笔记：《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38页。

[40] 朱自清：《经典常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41] 君子原系对统治者和贵族的称谓，即“有位者”。后由“地位高”而转指人格高尚的人，即“有德者”。《左传》“君子曰”的发言人即为“有德者”。

[42] 《商书·无逸》。

[43] 《论语·为政》。

[44] 《论语·里仁》。

[45] 《论语·述而》。

[46] 《论语·颜渊》。

[47] 《左传·襄公九年》。

[48] 《史通·论赞》。

[49] 刘宁：《论中国早期历史叙事中的叙事者》，《求索》2006年第1期。

[50]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15页。

[51] 同上。

[52] 《左传·文公二年》。

[53]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54] 张高评：《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55] 《史通·论赞》。

[56] 《礼记·内则》。

[57]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6页。

[58] 张高评：《春秋书法与左传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59] 《公羊传·隐公元年》。

[60] 《梁传·隐公元年》，李学勤主编：《春秋梁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1] 《左传·隐公元年》。

[62] 《史记·秦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