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文学研究：揭示史诗真实与虚构

《左传》以其独特的文学成就成为先秦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重镇，也总被后人目为“史有诗心”的代表著作之一。作为“文”与“史”的出色结合，《左传》在尽量做到客观冷静叙事的同时，也从未放弃自己的情感寄托和情感表达。左氏一方面以良史之才进行史实叙写，一方面加入了虚拟手法来营造气氛和强化思想的表达，使史之“实”与文之“虚”最大限度地熔于一炉。后代散文所法者主要在于前者，小说所宗者则主要在于后者。

虽然成公十四年君子在称道《春秋》之时称其“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则无人能修之，但提及史书，更多人并不称道孔子“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曲饰原则，而是无比推崇“秉笔直书”的率真与勇敢。

（一）“直书”与“曲饰”

秉笔直书，从字面看似乎就是拿起笔照直去写，但每一个操控文字的人都明白“文由心生”的道理，由《春秋》开始的“一字定褒贬”之法后来人就算学得再不精细，也多少能够明白其中的一点奥秘，洋洋洒洒如《左传》又怎能不清楚？无论是记史还是作文，“直”与“曲”相对，是不委婉，不矫饰，其中所传达的是史之真，更是作者的情感、思想、创作意图之真，是写什么、怎么写和目的在于传达什么的问题。

《左传》成公二年晋景公派大夫巩朔进献齐国的俘虏给周定王，周定王以“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毁常，王命伐之，则有献捷”“兄弟甥舅，侵败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献其功，所以敬亲昵、禁淫慝也”为由拒绝接见“晋国使臣巩朔”，却以私人身份为他设宴并赠送礼物给他，只是没有忘记派相礼的人告诉他说：“非礼也，勿籍！”也就是说：“我同你一起宴饮并送礼物给你的事是非礼的，千万不要把它记在史册上！”因为周王有命，所以上述文字于《春秋》无经。周王说不要记载于史，《左传》却有大段极为详细的记述，何也？左氏记史当是以这样的文字传达自身独到的史家思想与腹诽之意。

而周定王“非礼也，勿籍”的五字嘱托至少告诉我们三层含义：一是身为天下之主的周王也和他的诸侯、大夫一样，不时为满足私欲而行一些非礼之举，且属于“明知故犯”型；二是其时仍有“君举必书”之规范，否则周王不会发出特别嘱托；三是君王之举是否如实籍录于史册有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行政干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鲁国五个国君被杀，一个被逐，孔子删改过的《春秋》却无一处显现，充分体现了他的“三讳”原则。但《左传》却一一补出，并在相应处或借时人之口或借君子之言作出述评传达自己的思想，不再屈从于帝王将相的政治苑囿或是传统文人自身的心理障碍，而是充分显现了自我意识的光芒和史家的个性表达，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从史官到史学家的转轨。

《左传》关于史之记事有两个最为显在、最为直接表现作者思想的例子。一是宣公二年晋灵公不君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太史狐书曰“赵盾弑其君”，左氏借孔子之言说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一是襄公二十五年崔氏作乱杀死齐庄公后：“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无论是自幼同聆庭训养成职业习惯的世袭太史之家，还是地位低下、职权微末的南史小官，在明知国家权柄尽落崔氏的时候，仍不畏死而以忠勇示人。左氏叙事尽皆平实，无夸饰，无赞誉，而赞佩之情尽现。而有了对史官秉笔直书的赞赏之情，左氏解经自然也会投注自己独到的眼神。

昭公三十年到三十二年，《春秋》经曾三次以相同文字在醒目位置记载：“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左传》对其所作的传释分别是：“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书郓与乾侯，非公，且征过也”，“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也”，“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又不能用其人也”。 鲁昭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在郓，二十九年在乾侯，《春秋》出于为君讳的目的并未言明，至三十年后经文虽以重章复唱之法申说鲁昭公不在君位而偏居乾侯，但其思想内涵究竟不够确切。《左传》之释则有着鲜明的情感指向：其一指明出居于外是昭公之错，其二言其无君道为国内外所不容，其三言其为国内外所不容又不能任用贤人。杜注认为“其人指子家羁也。言公不能用其人，故于今犹在乾侯”。^[20]《左氏会笺》说：“左氏之义深得圣人因事明道之意。而后儒依梁存公之言，以左氏为党臣击君，不知春秋因事明道。昭公失人君之道，则以人君之道则之，未尝较彼此他日之是非得失以褒贬之。其较彼此他日之是非得失以褒贬之者，特朱熹纲目之法耳。”^[21]

《左传》还有一些地方只以简短之笔补出《春秋》“书”与“不书”的原因和内容。如成公十年，“秋，公如晋。晋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晋景公。公送葬，诸侯莫在。鲁人辱之，故不书，讳之也”；昭公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晋，晋人止公。不书，讳之也”。《春秋》所讳者，《左传》特特补出，尽显“直史”之魄力。再如成公十八年记：“筑鹿囿，书不时也。”因为大型土木工程应在冬季农闲时节进行，本年筑鹿囿却时在八月，不合时令即是不恤农时，史书之记意在不满与申斥。又襄公二十七年记：“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历过也，再失闰矣。”这又是对朝臣的指斥，有不顾僚属之情的嫌疑。昭公十一年申无宇论国有大城之害言道：“郑京、栎实杀曼伯，宋萧、亳实杀子游，齐渠丘实杀无知，卫蒲、戚实出献公。若由是观之，则害于国。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是申无宇之言，当亦是左氏之见。《汉书》曰：“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2]将上述班固盛赞司马迁之言用之于左氏，亦当不为过誉之词。

但仅有秉笔直书的态度还够不上所谓的“良史”，只有学、识、才三者兼具才能成就好的史官和史书。《左传》昭公十二年楚国左史倚相依礼从朝堂上快步趋过，楚灵王对子革说：“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都是古书之名，为一般人所不能见更不能知，足见其时所谓良史首先要熟读典籍有渊博的学识。史官无“学”其笔下自然只有干瘪的史料，而没有饱满的历史风物和历史精神；史官无“识”其笔下的史料就只能是无序的堆积，无所谓详略重点，更不能以其思想建树给后来读史的人以指引；史官无“才”其笔下的文字自然枯燥乏味做不到引人入胜，若是使人不忍卒读就更是达不到史之镜鉴的目的。

（二）“史才”之整一

即时书事的史官要对眼前之事进行适度筛选，不可能事无巨细尽载于史；后代整理史书的史官先要进行积箧盈箱的史料收集，然后依据需要进行拣选、整合、书录。但二者对材料的采选都必然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即“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23]。宣公四年，“春，公及齐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是史实，“非礼也”是左氏评价，而此后“平国以礼，不以乱。伐而不治，乱也。以乱平乱，何治之有？无治，何以行礼”之言论则是左氏不借他人之口所作的直接评论，虽然文字不多，却行文慷慨、大义凛然，堪为后世史家之范。只陈述事件而放弃了攻伐的细节是因为左氏此处要表明的只是“义”“礼”之所存。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毛于齐而弗归，齐人始贰”一句，有传无经。晋人向齐人借羽毛却不肯归还看似是“齐人始贰”的诱因，却也极可能是恰好给了齐人一个可以利用的口实。左氏所述未必是直接的原因却是一根不可或缺的导火索，补足事件由头而使之完整。

刘知己云：“逮左氏作史，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绝，览讽忘疲。”^[24]襄公二十七年，由向戌一力倡导的弭兵之盟既成，向戌即向宋平公请赏。当向戌拿着宋平公给他六十个城邑的赏牒去给司城子罕看并要求拨付时，遭到了子罕“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纵无大讨，而又求赏，无厌之甚也”的指责，并削去札上之字而投之于地。向戌不但不生气，反而向宋平公“辞邑”，并说：“我将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其行为方式与态度跃然纸上，子罕之忠勇耿直，向戌之知过能改，使人物性格尽出情态毕现，甚至不必有君子所给的结论：“‘彼己之子，邦之司直’，乐喜之谓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谓乎！”此例可与刘知己“言事相兼”之论相比照。

《左传》中曾多次写到各国发生火灾的情况，最难得的是其叙事有条不紊，毫不重复：

九年，春，宋灾，乐喜为司城以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彻小屋，涂大屋，陈畚局；具绠缶，堪器；量轻重，蓄水潦，积土涂；巡丈城，缮守备，表火道。使华臣具正徒，令隧正纳郊保，奔火所。使华阅讨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讨左，亦如之。使乐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郧命校正出马，工正出车，劳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宫、巷伯儆宫。二师令四乡正敬享，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襄公九年）

火作，子产辞晋公子、公孙于东门，使司寇出新客，禁旧客勿出于宫。使子宽、子上巡群屏摄，至于大宫。使公孙登徙大龟，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庙，告于先君。使府人、库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宫，出旧宫人，置诸火所不及。司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征，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墉。书焚室而宽其征，与之材。三日哭，国不市。使行人告于诸侯。宋、卫皆如是。陈不救火，许不吊灾，君子是以知陈、许之先亡也。……七月，郑子产为火故，大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礼也。（昭公十八年）

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救火者皆曰顾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书，俟于宫，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礼书，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马，巾车脂辖，百官官备，府库慎守，官人肃给。济濡帷幕，郁攸从之。蒙葺公屋，自太庙始，外内以悛。助所不给。有不用命，则有常刑，无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驾乘车。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伤人则止，财可为也。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无备而官办者，犹拾渖也。”于是乎去表之槁，道还公宫。（哀公三年）

以上三例分别写了宋、郑、鲁三国救火的实况，相同的情形是全民动员、各司其职，宋郑两国兼有大规模的祭祀活动；不同之处在于宋国的重点工程在“火所未至”之处的一系列防御工作，郑国的重点是首先保证他国外交人员的人身安全然后各司其职，鲁国的重点工作则是“出御书”“出礼书”“命藏象魏”等一系列保证“旧章不可亡也”的相关工作。三处文字有指导思想，有具体方法，尽显史料价值。《左传纪事本末》专门辟出一卷整理“春秋灾异”并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凡纪灾异一百二十二，日食三十六也……其间非无惊世骇俗更甚此者，而圣人不书。至阴阳、寒暑、草木、虫蠕之变，凡切于人事之休咎，天道之应违者，不以微而不察焉。以此见圣人之不语怪，而念是民生日用至急也。”^[25]这或者也可以看作是对左氏“史识”和“史才”的评价。

《左传》之前仅仅保留在人们口头传诵之中或是仅有简略文字记载的许多传说在《左传》中都有所保存，比如关于黄帝、颛顼、帝喾的传说、关于武王克商的传说、关于春秋各诸侯国先君的传说等。其中有珍贵的历史传说也有神话传说，昭公元年载高辛氏二子变为参商两星，昭公七年载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等都极具神异色彩。而《左传》记载中的一些公卿大夫也常以口若悬河之势讲述自己所掌握的各种历史掌故。例如宣公三年“王孙满答楚庄王论鼎之轻重大小”时，不但明确言道“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而且态度从容地追述了夏朝至西周的兴亡变迁，旨在说明王朝存废的根本原因系于君王，“在德不在鼎”；再如襄公二十二年晋国要求郑国前往朝见，子产应对晋人时上溯十五年，几乎是逐年细细列举了郑国从未失礼的晋郑交往史，以不卑不亢之言使晋国落于外交下风；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吕相历数自晋献公与秦穆公以来的秦晋交往，谴责自秦桓公即位以来两国所发生的龃龉甚至矛盾，痛斥了秦桓公的不仁不义。《左传》所记如上内容，即使是各类典籍有所记载而为左氏融会抄录，却也必得有博览群书之前提，而其叙事之清晰、言辞之典雅亦尽显左氏的文学修养。(www.chuimin.cn)

史传著作讲求“实录”，崇尚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客观态度记述史实，要求做到博采史籍，考信慎取，记事客观，善恶必书。但史总归是人写的，著者的主观态度不可能不流露其中甚至覆盖全书。同样，面对庞杂的史料，史家不可能毫无选择地兼收并蓄，哪些史料被最终采入史籍总是著史之人在起作用，所以即使就史书而言也没有绝对客观的取材和行文方式。继承《春秋》而来的“春秋笔法”和“一字寓褒贬”是主观的，《左传》盛赞管仲之功却不言其“树塞门”“设反坫”^[26]之非礼自然也是主观的，从左氏到史迁、班固到后世治史者均不能不将一己情怀投射于史册之中，而如果没有了人文精神的映衬，史册之光辉也很难照彻千古，这也是作史、论史者言必及左氏、史迁的重要缘故。

（一）事伪情真

《左传》记史的确存在很多让人分不清真伪或是一致公认为“伪”的地方，有事件也有细节。如骊姬谮害申生一节，《左传》僖公四年记曰：“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姬谓太子曰：‘君梦齐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置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太子。’”从叙述看，趁晋献公外出狩猎之机使太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然后“毒而献之”，一系列计谋均出自骊姬之手。但《国语》则说是优施教其“半夜而泣”于枕边向晋献公谗害申生，阴谋得逞后也没有“泣曰贼由太子”。而且，《左传》里没有任何作风问题的骊姬在《国语》中却有一个与优施私通的事实，《左传》中“姬置诸宫六日”之事也不见于《国语》《史记》。作为几乎同时的文献，我们无法分辨哪一个版本更接近历史的真相。陈涉读《国语》质疑“夜泣”所说云：“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焉，况国君乎？余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词。”钱锺书先生也引其意说：“骊姬泣诉”，“陈涉所谓‘好事者为之词’耳”。^[27]

由于事实无法考证，我们也不便很主观很不负责任地说上例之中《左传》的记述才是更接近史实的一种。但《左传》中有两处文字却历来是最不能让人信服的，一是介之推与母偕隐之前的对话，一是鉏麑奉晋灵公之命前往刺杀赵盾却不忍杀之的内心独白：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僖公二十四年）

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宣公二年）

介之推与母亲的对话不但是家中私语，且口出怨言，自然要在悖背晦之处不能达于视听，而此后这对母子便“偕隐而死”了。那么有谁能记录下他们如此深邃而又充满精神光芒的对话呢？而鉏麑一段大约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最早的“刺客列传”了。刺客受命当然只身前往，其“叹而言”当然亦是自叹自言，是没有听众的内心独白，触槐而死后其言何以传？《左传》作者如在，恐怕也难以作出合理的解释。倒是钱锺书先生能以学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会其意而言曰：“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其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鉏麑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旁证，死无对证者，注家虽曲意弥缝，而读者终不餍心息喙。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一曰：‘鉏麑槐下之词……谁闻之欤？’李元度《天岳山房文钞》卷一《鉏麑论》曰：‘又谁闻而谁述之耶？’李伯元《文明小史》第二五回王济川亦以此问塾师，且曰：‘把它写上，这分明是个漏洞！’”钱先生又下论断说：“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28]

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香港版的“前言”里亦指出：“历史的进程里，过去支配着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去。”^[29]史书所记是生活的真实，但并不是所有真实的生活都有资格进入史书，而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必然会体现为情节的逻辑组合。在情节的推演过程中，如果没有细节的存在事件的发展就会无所依凭，但如果细节过于详尽，史书中相应的情节和事件就会越发缺少可信度。我们有理由相信史书的记录者始终在秉承“实录”原则，力求准确还原历史情境。但事实上，无论他们怎样努力都必须依靠合理的推断与想象才能尽量完成这一任务。而他们推断与想象中还原的人物神情、心理、语言、行动等就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后人理解中的“虚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记载同一时期历史的史书，比如《左传》《国语》《春秋事语》《史记》等书放在一起进行局部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同一人在同一场合所讲的言语，甚至同一事件的细节，大多存在差异，而这也说明，总有一些人的记录并非曾经发生的事实。

史书叙事首先力求详备可信，如果说还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力求生动可感。史书不能虚构事件，但事件记述时的详备可信和生动可感都要建立在包括人物语言、行动、心理等的细节基础之上。要做到这些，自然离不开写作者的主观摹拟和合理想象。这种虚构是为了使人相信史实的真实发生，而不是为了虚构而虚构。论及《左传》之源时，顾颉刚先生认为其“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30]，这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左传》文学性的成因。

（二）事幻理真

文学和史学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实录与虚构，许多人因为生动的情境、恰切的语言、强大的表现力而将左氏记梦、记占卜视为虚构因素。傅修延则认为《左传》叙事“事实与虚构相互交融”，其表现之一即是 “喜语神异”，而“左氏记述的神异包括卜筮、灾祥、鬼怪、报应、梦兆等”。但他同时说，关于这些神异，“《左传》中都安排了人物出来阐述吉凶由人祸福在民的道理，告诫有关人士毋庸惊扰”^[31]。现代研究认为梦是人类的心理反应，是现实生活的折射与反射，有其现实依据和思想依据，是人类生活的必然组成。那么，我们用文字记录下的自己或他人的梦境难道也是虚构吗？而占卜最多只能认为是古人的认识局限，而不是故弄玄虚。从巫史一家的历史渊源看，先秦史家还没有进步到怀疑自己沟通天人之职能的程度，到了汉代，极富个性之司马迁仍在认真而虔诚地强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韩兆琦先生在论《史记》时所说的话亦可引为左氏此举的知音之论：“为了说道理而颠倒事实的时间顺序”，“将一些可有可无、似是而非的人物、事件庄严地写入传记”，“张扬天道鬼神，故作痴傻，实际是借用这种手段表达自己的某种态度与信念”。^[32]

历史大致以原形态和次形态两种样貌存在着。历史的原形态也即历史本身通常被称为“第一种历史”，但它已经是后人无法看清、无法触摸，更无法认知的历史；历史的次形态又有两种，一种是被叫作“第二种历史”的历史学，一种是被叫作“第三种历史”的被历史学遗忘的和被历史学误解的历史。“如果说，第二种历史是一种‘科学’的话，那么，第三种历史就是一种‘文学’。追求一种文学风格和文学品位，试图成为一件艺术作品、一幅人物画、一幅风俗画。这显示出第三种历史有一种与第二种历史迥然不同的旨趣”，“第二种历史仅仅教会了人们去如何更好地记住历史，第三种历史却教会了人们去如何更好地思索历史。所以，第二种历史的着眼点基本上还停留在一种较为低级的本能阶段，而第三种历史的立足点则已上升到一种高级的精神阶段。”^[33]我们认为，《左传》所述的有些内容应该就属于第三种历史。

宣公三年记郑穆公生死之文颇见神异之趣，林纾在《左传撷华》卷上说：“此文虽属编年之中，实则别成郑穆公一小传。梦兰者，幻想所结成，刈兰者，疾革时即不刈而亦死，刈之自以为应谶耳，全属子虚之事。而左氏竟拾取作文之起结，似乎有首有尾，有叫有应，乃不知为左氏弄神通之笔阵。”^[34]宋代叶梦得《春秋三传谳·春秋左氏传谳》解释隐公元年“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云：“传例，凡诸侯有告命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此以旧史言之可也。今言纪伐夷不告，故不书者，以春秋言也。然春秋所据者旧史，旧史所据者赴告。旧史既以不告而不书矣，传何从得之而复以经不书为说邪？以此知凡事有不见于经，如郑厉公之入，晋文公之出之类，皆旧史所无有，传盖参取诸国之书与杂家小说，相与共成之，不全出于旧史。故每兼见经外事多与经不合，而妄以经不书为义者，皆非也。”^[35]叶梦得认为《左传》有“取诸国之书与杂家小说，相与共成之”的特点是很有道理的。

从《左传》甚至《尚书》开始，中国史籍已开始注目于搜奇志怪，有着“闻异则书”的特殊偏好，更对奇异之事采用渲染、夸饰、生发、改造、融合、补充、移植和代拟等方式进行记述，于是“文”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左传》宣公四年虎乳子文的神异传说，与简狄吞燕卵、姜嫄履大人迹，甚至汉代刘邦之母与白龙交合都是异曲同工，借神迹以自重的典范。所以子文之事未必真实，和其父母成婚一样，都是“一床锦被遮盖则个”的生发之由。

恰恰因为这一极具著史者个性的人文精神的渗入，《左传》拥有了与其他史籍不同的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文学的质素在其中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张扬和显现。于是《春秋梁传·序》说：“左传艳而富，其失也巫。”其疏云：“其失也巫者，谓多叙鬼神之事，预言祸福之期，申生之讬狐突，荀偃死不受含，伯有之厉，彭生之妖是也。”^[36]

有西方学者称：“中国史书虽然力图给我们造成一种客观记载的感觉，但实际上不外乎一种美学上的幻觉，是用各种人为的方法和手段造成的‘拟客观’效果。”^[37]中国学者自己也承认：“叙事人是史官，用史官的口吻来叙述，中间又有如‘不书，不以告也’的声明，所以读者误以为这是完全真实的。实际上《左传》只能做到大体的真实，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真实。《左传》所写的许多对话是在密室和睡房中进行的，史官并不在场，他何以能知道，而且还知道得那么详细，这是不可能的，完全是推测出来的虚构之词。不过，《左传》这种在“真”与 “幻”之间的状态，提供了生动、丰富的内容，也因此它才有文学价值。”^[38]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些与虚构有关、与材料的选取与剪裁有关、与作者的创作目的有关的理论常识，而这些东西都加入了著作者的心灵印象和思维个性，已经是“文”而不是“史”。

朱熹认为“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言《左传》“最喜叙怪异事，予尝以之作小说看”，钱玄同、顾颉刚等则进而将《左传》归入《三国演义》等历史小说一类。^[39]而《左传》的入史之“文”通常是“事之所无，理之必有”，所以朱自清先生说：“《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 也是文学的权威。”^[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