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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文学研究:线性和非线性叙述比较

【摘要】:[2]这段来自西方叙事学的话语其实已经跨越了东西方的文化界限,而从本质上揭示了叙事过程中点、线、面的关系,也就是线性时间和非线性叙述的关系。正如前面所说的,时间对古代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指示意义,没有了线性时间,农事和以农事为核心的绝大多数社会活动都将失去依据和参照。

法国叙事学家兹维坦·托多罗夫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立体的。在故事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则必须把他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一个复杂的形象就被投射到一条直线上。”[2]这段来自西方叙事学的话语其实已经跨越了东西方的文化界限,而从本质上揭示了叙事过程中点、线、面的关系,也就是线性时间和非线性叙述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古代中国尤其是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区更是如此。对农业社会而言,最重要的生活元素莫过于时间和地域。所以中国古史最初采用的形式就是以时间为主要标识的编年体和以地理方位为主要标识的国别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都是后来才兴起的样式。天文历法对于从事宗教与事件记录的史官来说是重要的职业基础,因此他们较一般人对时间更为敏感,也有着更强的时间观念,所以编年体成为中国古史最早普遍采用的方式并成就其最早的繁荣很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一)“编年”之利

人们一般认为编年体起源于有文字以前的结绳记事,是一种对世事的最朴素的认知和记载,到隋唐时期人们仍旧普遍认为:“史者,编年也,故鲁号纪年。史又有无事而书年者,是重年验也。”[3]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以之为叙事基础的《左传》则是第一部为后人所称道的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

关于《春秋》,司马迁说:“孔子因史文而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月、日,益其详焉。”[4]晋杜预曾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总结其体例特征说:“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异同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5]知己亦解说编年体为:“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6]《左传》既然为传释《春秋》而作,那么它与《公羊传》《梁传》一样都采取编年体的方式就是采取了最自然、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是承袭,却也并不是毫无自家意图的被动承袭。

正如前面所说的,时间对古代中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指示意义,没有了线性时间,农事和以农事为核心的绝大多数社会活动都将失去依据和参照。例如《左传》在相当多的年份记载了许多“城城”之事,因为“城城”对确保战争的胜利和邦国稳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左传》中我们也经常在这些地方看到左氏所谓“书,时也”和“书,不时也”的评价。此处的“时”与“不时”就是时间概念,而且是特定的“农时”概念——在农闲时节修筑城邑就是“时”,在家不忙时修筑城邑就是“不时”。

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的史书中就包含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甚至哲学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几乎是“史外无学”。而从文献记载看,各国记史不但是为了记事,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核心和正统地位,于是修史在春秋时代已成趋势,而从如今可见的《春秋》和《竹书纪年》反观,以国为单位所修的史书也都是编年体。

刘知己《史通》把古史分为六家,汉代史记家、汉书家两家之外的四家尽在先秦,有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7]《左传》与《春秋》分列可见《左传》虽然继承了《春秋》的编年体书写方式,却实在有其自成一格之特征,而情节更为丰富、叙事更为详尽当是其显在的因素。

现代史学家周谷城认为,编年体虽是中国史书的重要形式,但“编年体以按年月之前后排比事情为特征;然同一年或同一月所发生的许多事情,彼此间未必定有不可移易的因果关系,无关系而并列之,只是杂录其次。每一事情之产生发展完成未必定在同一时限之内:其所经历的时间往往有数年乃至数十年的编著史书之余,将整个的一事分散,按年排比其零碎的部分,而与其他许多不相干的事情混合,于是这一事情的完整性亦不能保”[8]。此说颇为客观,也符合事实,但编年体之成就也不能就此抹杀。关于这一问题,唐代皇甫湜之论显得比较公允:“予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辨,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9]也正因如此,编年体史书之优秀著作于《左传》之后,在汉乃有荀悦之《汉纪》,至宋仍有司马光之《资治通鉴》。

(二)“锁链”之能

以线性时间为序列的编年体很自然以“年”为单位,但事件的生成与发展永远不会以这样的时间限度为起止,于是正如周谷城所说,以时间为叙述模块的编年体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情节的分散与割裂,于是《左传》很自然发明出一种能够有效勾连事件的“锁链式”结构。此处的“锁链式”结构意指其上年与下年之间情节上的环环相扣,因其相互连接状如锁链,故笔者以“锁链”名之。在这种锁链式结构之中,上年的内容一般都会起到伏笔和预叙的作用,下年事通常是顺承之“承”,是递进之“进”,是因果之“果”,是转折之“折”,是一种因势利导的有意识的结构安排。

《左传》“锁链”中最显在的一种形式就是上年的最后一条传文与下年的第一条传文说的是同一件事,必须两年连读方能弄清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两年的史实也借助这一事件勾连在一起。如庄公八年末记“初,公孙无知虐于雍廪”,下年第一条就是“九年春,雍廪杀无知”,讲的是公孙无知因虐待封邑雍廪之大夫而被其杀死;庄公十一年末记“乘丘之役,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公右歂孙生搏之。宋人请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鲁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下年第一条就是“十二年,秋,宋万弑闵公于蒙泽”,讲的是宋国勇士南宫长万因不堪宋闵公之人格侮辱而弑君;庄公二十九年末记“樊皮叛王”,下年第一条就是“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讨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执樊仲皮,归于京师”,讲的是樊皮叛王和周王平叛的过程;僖公七年末记“闰月,惠王崩。襄王恶大叔带之难,惧不立,不发丧,而告难于齐”,下年第一条就是“八年,春,盟于洮,谋王室也。郑伯乞盟,请服也。襄王定位而后发丧”,讲的是周襄王艰难的即位过程和王子带对他所形成的政治压力。类似的例子在《左传》中可谓不胜枚举。

锁链结构还有更加典型也更加特殊的情形。定公元年末条记“周巩简公弃其子弟而好用远人”,定公二年第一条记“二年,夏,四月辛酉,巩氏之群子弟贼简公”,两条首尾相连;定公二年末记“邾庄公与夷射姑饮酒,私出。阍乞肉焉,夺之杖以敲之”,定公三年第一条记“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门台,临廷。阍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见之,怒。阍曰:‘夷射姑旋焉。’命执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废于炉炭,烂,遂卒。先葬以车五乘,殉五人。庄公卞急而好洁,故及是”,两条亦是首尾相连。这样,从定公元年、二年到三年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连环扣”的结构。

《左传》之锁链结构除了以同一事件的叙写为标志,有时还在语义上有着不容忽视的粘结点。庄公二十三年末条记“秋,丹桓公之楹”,下年第一条记“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礼也”。 二十三年庄公让人用红漆漆鲁桓公的庙柱,《梁传》庄公二十三年为我们解释说天子诸侯之庙柱用微青黑色,用红色为非礼。二十四年紧承上文而来,直接以“其”字指代上年所言的桓公之庙,而“皆”则是说上年用朱漆漆桓公庙的柱子和本年雕镂桓公庙椽子的“过度装修”都是非礼的。“其”与“皆”就这样从汉语的角度将两年的事情很自然地结成了锁链,并间接地提示了整件事情与庄公大婚之间的关系。成公四年末条记“晋赵婴通于赵庄姬”,下年第一条即言 “五年春,原、屏放诸齐”。“诸”是古代汉语中一个极其典型的兼词,意为“之于”,而其中的代词“之”指代就是上年的“赵婴”。从这两处的行文方式上看,《左传》作者从来就没有在主观上以时间将两个年度中发生的事情分割开来,而是始终将二者作为一个共同的对象来看待,也就是说,纵跨两年的两条传文在《左传》作者那里其实就是一句话,是完全可以也是必须要连读的。所以我们说,语义特征也是《左传》锁链式结构的特征之一。

因为《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特点,《左传》中具有密切因果关系的事件甚至是同一事件不但会被年与年分隔,且并不全在每年之首尾,有时同一事件在同一年中也并不相连。例如:成公九年秋天,“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后听从范文子的建议“重为之礼,使归求成”,中间以时间为序插写“楚子伐莒”“秦人、白狄伐晋”“郑人围许”“城中城”,之后方写“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晋,报钟仪之使,请修好结成”,成公九年之事至此叙述完毕。因为“以月系时”的缘故,晋楚之间因钟仪而开始之外交往来的因与果之间竟隔了与之毫不相干的四件事。

同在成公九年,因郑国有背晋盟楚之嫌,晋人在郑成公赴晋时扣留了他,于是“郑人围许,示晋不急君也。是则公孙申谋之,曰:‘我出师以围许,为将改立君者,而纾晋使,晋必归君。’”成公十年,“郑公子班闻叔申之谋。三月,子如立公子。夏,四月,郑人杀,立髡顽,子如奔许。栾武子曰:‘郑人立君,我执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郑而归其君,以求成焉。’……辛巳,郑伯归。”中间插写“晋侯梦大厉”一段,然后就是“郑伯讨立君者,戊申,杀叔申、叔禽”。仅从此两处即可见这种锁链形式一方面的确是编年体之必然,另一方面在特定情节上也是左氏的有意之为,而非完全由《春秋》经文限制的被动之选。同时,这种锁链结构不但是年与年相扣合,而且两年甚至更多年之间的一些事件也以预叙和补叙等方式呈现出犬牙交错的状态。所以顾栋高说:“看《春秋》眼光须极远,近者十年数十年,远者通二百四十二年。”[10]他所说的《春秋》实际上是指的就是《左传》。

作为中国史传文学的开山之作,《左传》叙事历来为人称道。刘知己称: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诡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11]刘熙载说:“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12]清代冯李骅在《读左卮言》中不但盛赞《左传》“叙事全由自己剪裁”,而且列举了“有正叙,有原叙,有顺叙,有倒叙,有实叙,有虚叙,有明叙,有暗叙,有预叙,有补叙,有类叙,有串叙,有摊叙,有簇叙,有对叙,有错叙,有插叙,有带叙,有搭叙,有陪叙,有零叙,有复叙,有间议夹叙,有连经驾叙,有述言代叙,有趋文滚叙,有凌空提叙,有断案结叙”共二十八种叙述方法[13],但其分类未免过于烦琐。就《左传》叙述而言,最常见的当然是按人物的经历或事件发生、发展的先后进行的顺叙,这也是所有叙述方式中最平实和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其余人们所熟悉的插叙、补叙、预叙、倒叙等手法的补充和综合运用也都使《左传》的叙事之网更加绵密、柔韧,进而使《左传》的叙事结构更加浑融圆整。

(二)叙述与伏应之法

在所有的叙述方法中顺叙最为常见,有些事件亦非顺叙亦不能完成。如庄公二十八年记晋献公家事:“晋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娣生卓子。”僖公十七年记齐桓公家事:“齐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无子。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武孟;少卫姬,生惠公;郑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华子,生公子雍。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太子。雍巫有宠于卫共姬,因寺人貂以荐羞于公,亦有宠。公许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易牙入,与寺人貂因内宠以杀群吏,而立公子无亏。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殡。”又如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之事,由“郑武公娶于申”总起,以时间为序顺流而下,其叙述有条不紊、一气呵成,可以说是《左传》顺叙手法运用的一大亮点。(www.chuimin.cn)

“如果说西方语言的句子脉络是一种以动词为中心的空间结构体,那么汉语句子的脉络是一种具有逻辑天籁的时间流。它不像西方语言的句子那样以动词为中心搭起固定框架,以‘形’役‘意’,而是以意义的完整为目的,用一个个语言板块(句读段)按逻辑事理的流动、铺排的局势来完成内容表达的要求。”[14]因为《左传》采用编年叙事,情节难免割裂,有些事件不但时间跨度较大而且没有“经”的提示,系“无经之传”,所以《左传》就很聪明地采取了较多预叙和倒叙、插叙、补叙的方式来对读者进行阅读提点以便实现情节连缀。

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受玉惰。过归,告王曰:“晋侯其无后乎!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僖公十一年)

晋三郤害伯宗,谮而杀之,及栾弗忌。伯州犁奔楚。韩献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纪也,而骤绝之,不亡何待?”(成公十五年)

以上两例写晋惠公接受周襄王所赐玉圭时神情不敬,内史过因此预言“晋侯无后”,他的依据是“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这样的春秋行为准则,虽然春秋之世坚决奉行礼法的人已经不多了,但社会准则还是在的。而因三郤之嚣张,韩献子断定其家族必然败亡。当然这都还只是以预言作为下文的埋伏之笔,而算不上是标准的预叙。下例则不然:

楚庄王卒,楚师不出。既而用晋师,楚于是乎有蜀之役。(宣公十八年)

蜀之役发生在两年后的成公二年,传文云:“冬,楚师侵卫,遂侵我,师于蜀。”将此事件提前著录于宣公十八年,是预先告诉我们晋楚争霸并未因楚庄王之卒而告终,而是尚有余绪,从而有效提升人们的阅读期待。

倒叙是把事件的结局或事件中的突出片断提在前面,然后再按时间顺序叙述事件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在一定意义上打破时间秩序的写作手法,在更多的时候与对前面事件进行补充的补叙和在叙事过程中插进另一有关事件然后再接续主线的插叙结合使用。

《左传》“初”字凡八十六见,大多为补叙和插叙性内容。如襄公九年先叙穆姜薨于东宫,后以“初”字领起补叙其初入东宫筮得随卦之情形;昭公十三年改葬楚灵王之后,补入“初,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无厌也,故从乱如归”之情节。但《左传》也不乏未以“初”字领起的补叙内容:

声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为姒。”生声伯而出之,嫁于齐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归声伯。声伯以其外弟为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郤犨来聘,求妇于声伯。声伯夺施氏妇以与之。妇人曰:“鸟兽犹不失俪,子将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妇人遂行。生二子于郤氏。郤氏亡,晋人归之施氏。施氏逆诸河,沈其二子。妇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杀之,将何以终?”遂誓施氏。(成公十一年)

本段落为《春秋》经文“晋侯使郤犨来聘。己丑,及郤犨盟”之传。郤犨来鲁国行聘问之礼,大约听说声伯即公孙婴齐的妹妹是个美女所以想娶她回去,声伯为与之结交就将已经嫁给施氏的妹妹强行改嫁给了郤犨。本节文字先补叙声伯之母未经媒娶之事,而出何以有声伯,声伯又何以会有同母异父之“外妹”。而郤氏之亡在六年后的成公十七年,所以施氏逆诸河而沉其子之事即是典型的预叙。但也唯有这样的材料组合方能将声伯之母的委屈、穆姜的自傲、郤犨的蛮横、声伯的谄媚、施氏的自私和声伯外妹的无奈与刚烈在一小段文字中全然托出,行事者以事见人,出言者以言见人。所以汪受宽说:“一般称《左传》为解经之作,但《左传》叙事自有成法,对《春秋》并非亦步亦趋。”[15]

僖公十五年秦晋韩原之战以顺叙为主,但战前先补叙因晋惠公夷吾无义而生成的战争之缘起:“晋侯之入也,秦穆姬属贾君焉,且曰:‘尽纳群公子。’晋侯烝于贾君,又不纳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晋侯许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接下来叙述战争过程及晋惠公被俘将被押至秦国国都,而叙秦穆姬携儿带女登台履薪为其求免,秦穆公乃许晋平,并有晋作州兵之事。再补叙“初,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之事,出晋惠公在秦时无视姐弟之情的怨天尤人之语。秦穆姬之护弟情深、秦穆公之夫妻情笃、晋惠公之薄情寡义尽浮于纸上。王源在《左传评》中将《左传》多种叙述手法的灵活运用称为“凌空跳脱之法”,即“唯中者前之,后者前之,前者中之后之,使人观其首,乃身乃尾;观其身与尾,乃首乃身,如灵蛇腾雾,首尾都无定处,然后方能活泼泼也”[16]

《左传》多种叙述方式的并用,不但勾连了相关情节,而且显示了作者对于材料的选择、剪裁能力和精到的构思之法,行文中更是以虚实、张弛展现了伏应之法,强化了文章演进过程中的节奏感。

(二)叙述与纪传之源

作为叙事文学,《左传》能够使人看到完整的情节、生动的形象和欹丽跳荡的姿态,当然首先应该归功于它所采用的多种叙述方法。这些叙述方法是《左传》文字展现的必要手段和必然表现,使《左传》并不停留在一个单一的叙述层面上,而是使之跨越过去未来,将现实和思想紧密联结在一起,从而使叙述从多个维度以细针密线的方式展开,呈现出极大的立体延展性。

正如瞿林东先生所言:“《左传》在编撰形式上对编年体有很大发展,即在编年记事的总的格局中,也有集中记一件史事本末原委的,或集中写一个人物活动经历的。”[17]《左传》庄公二十二年传文全叙陈敬仲之事,顺叙其自陈奔齐及与齐侯的亲密相处,补叙其娶妻之时的趣闻和少年时父亲请周史为其占卜命运的旧事,并预叙其子孙得政于陈。短短五百余字中,其家族变迁娓娓而出,不能不说是多种叙述方法综合运用的妙处。

至于僖公二十三年和二十四年简直就是一篇重耳大传的主体内容。二十三年主要写重耳出亡一路所遇:先写重耳及难蒲城人欲战而重耳奉行孝道主动避战出奔于狄,娶妻季隗后处狄十二年而行;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及齐,公子安之,其妻齐姜与子犯谋,醉而遣之,醒后以戈逐子犯;至曹有曹共公轻薄观浴,而僖负羁之妻有识人之能,能劝丈夫善待重耳;及宋,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及郑,郑文公亦不礼焉;及楚,楚子飨之,而有“避君三舍”之言,为后来晋楚鄢陵之战张本;至秦,秦伯纳女五人,与怀嬴有“奉匜沃盥,既而挥之”引发的后堂之争,但能及时即势“降服而囚”而使秦穆公不但不怒反而奉以享宴,重耳亦能拜赐其恩。重耳的性格在这一路上是处于成长变化之中的,是福斯特所说具有复杂性格特征的丰满立体的“圆形人物”[18]。而二十四年归国主政的路上,在黄河岸边与子犯盟誓所言“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与当初的“以戈逐子犯”判若两人,也表明其性格的成熟和知恩感恩的心态。对寺人披、竖头须及介之推的态度更显示了其“以志吾过”知错能改的大人风范。于重耳之事中插叙其女“赵姬请逆盾与其母”,以赵盾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也以活泼灵动之笔展示了重耳家庭内闱闺训的知礼和得体。

成公二年记楚申公巫臣在楚共王即位后借聘齐之机奔晋,不但“尽室以行”而且“及郑”“以夏姬行”。上述事件系本年之事,但左氏却于此年补叙宣公十一年“楚之讨陈夏氏”之旧事,即夏姬入楚之后的经历和申公巫臣与她相约而逃的过程:先是楚庄王欲纳夏姬、公子子反也有此想,但都被巫臣以如簧巧舌制止;接下来楚庄王将夏姬赐予连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之战后其子黑要又烝于夏姬;巫臣则于此时与夏姬定下返回郑国伺机聘娶的计策。这一补叙将一个能臣与美女的爱情故事比较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是夏姬与巫臣各自传记中的重要段落,虽然作者略去了许多细节,却也就此给了我们一个展开因果想象的广阔空间。这段文字之中还有一处与主题关碍不大的插叙内容:“申叔跪从其父,将适郢,遇之,曰:‘异哉!夫子有三军之惧,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路中偶遇的申叔跪仅从面相上就看出了巫臣此行既有令人戒惧的军事目的,又有与人私期密约的儿女之情。这段插叙为巫臣和夏姬的故事平添趣味,类似于后世传记之中的旁逸之笔,而从所述申叔跪的表现也略微可以看到史迁“旁见侧出”手法的一点由来。

史以记事为主,人又是事之主体,所以记史必然记人。《左传》能够不受编年体之局限将一人之事归于一处以多种叙述方式进行合并叙写,实为史迁纪传体之先声。童庆炳先生也说“《左传》才是中国叙事文学的真正起点与开篇”,“在《左传》之前的《春秋经》虽记事,但没有‘情节’;《诗经》中也有叙事的篇章,但那是在‘歌唱’故事,重点在抒情,是抒情文学的一种,不能算叙事文学。寓言则注重背后的理,很难称为叙事文学。真正具有叙事文学要素的是《左传》。”[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