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创造精密篇章结构，揭示复杂内心世界

当一个自由写作者铺开简牍、手提柔翰的时候，他眼前所展现的美妙图景只能来源于他的心灵，他依着自己的愿望一一落墨点染。他的黄昏可能是温暖的也可能是凄凉的，他的春天可能有希望的碧草也可能有失望的落红，这一切都由他的心境决定。而如何选材又如何剪裁，他不必依靠现有的路径，更不依赖他人的指点，而是让一切服从于自己的内心，让思想在广阔的天地里纵横驰骋，让一切“如我所愿”。

无论人们是否承认《左传》的作者是与孔子同耻“巧言令色”的左丘明，或者他是否身为鲁国的史官，我们都必须认可其“立言”的勇气和成效。但中国古代文献的分类也使《左传》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历时两千年的“经史之争”。古代经生注目于《左传》从中发掘经世致用之因素，史家则瞩意于借鉴其史意、史笔、史法，可是《左传》到底是“经”还是“史”呢？

（一）从“史”到“经”

欲知《左传》不可不先知《春秋》。《孟子·离娄下》云：“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由上可知，《春秋》以史为载体，对旧史加以笔削之能并“窃取”其“义”而“加乎王心”，以求通过“述而不作”的方式实现“使乱臣贼子惧”的政治目的。《左传》与《春秋》表里相依，《春秋》生成之世与晋之《乘》、楚之《梼杌》相并列，是典型的“鲁国史书”，后被尊奉为“经”，有着由“史”及“经”的上升蜕变过程，那么《左传》的性质又怎能不令人生疑？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从“五经”“六经”到“十三经”无不是儒家的文化经典，这些经典地位崇高、影响深远，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据此确立伦理道德，规范臣民思想，导引民风民俗。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知“史”之功用也是为统治者提供镜鉴。既然经史都为特定人群服务，也就难怪要有所谓“经史之辨”了。

宋代晁说之所撰《晁氏客语》云：“原明谓：六经药方也，史传是人之服药之效也。”^[63]将经史的相系相别简单明了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明末清初之史学家钱谦益说：“六经，史之宗统也。六经之中皆有史，不独《春秋》三传也。六经降而为二史，班、马其史中之经乎”，“经犹权也，史则衡之有轻重也。经犹度也，史则尺之有长短也。古者六经之学，专门名家，各守师说。圣贤之微言大义，纲举目张，肌劈理解，权衡尺度，凿凿乎指定于胸中，然后出而从事于史，三才之高下，百世之往复，分齐其轻重长短，取裁于吾之权度，累黍秒忽，罄无不宜，而后可以明体达用，为通天地人之大儒。”^[64]钱氏仍旧借重比喻，将经史喻为权衡、度尺，辩证地解说二者的关系，却又毫不隐讳地表明了自己 “先经后史”的学术态度，与后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提法也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虽然人们能够不时从“经”中分离出“史”的因素，甚至提出“经史合一”的观点，但只要有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存在，经学的地位就始终是高于史学的。

至于当代，台湾学者张高评说：“左传以史解经，本为春秋之传，此自荀卿吕览韩非虞卿引传，张苍贾谊史迁刘安著书，昭然足为明证。而西汉博士为利禄之途，讏言‘左氏不传春秋’，公羊学者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望风而附和之，道术将为天下裂”，并认为“治春秋当据左氏事实，而参以公大义。”^[65]他肯定了《左传》倏忽不离其身的经学和史学特性，但也进一步指出：“左传之为书，义经体史而用文，而亦周秦两汉诸子学之渊薮与左券也。”^[66]沈玉成、刘宁称《左传》：“按旧的四部分类列入经部，按今天的分类方法则是历史类中的编年体通史。然而每一部中国文学史在论述先秦散文的部分都要对《左传》作重点的介绍，并且从它开始，中国文学史上有了历史散文或叙事散文的专称。”^[67]

（二）从“史”到“文”

由于中国古代是一个“大文学”或曰“杂文学”时期，经学和史学的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一定的文学研究，正如方铭所说：“在《左传》产生的时代，《左传》是文学之士所作。经学发达时期，《左传》虽然被列入经部，但经部仍然是文学。”^[68]所以在一定的时期出现了经学家自治经，史学家自治史，文学家自治文的奇特现象，大家可互相依傍又可互不相扰。走出经学的时代，《左传》的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大致开始并行，自“史传文学”^[69]概念一出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左传》的文学研究又取得了更为有力的进展。郭丹说：“即以《左传》一书而论，它创造了多样的精密的篇章结构，创造了富于魅力的精练流畅的语言，又善于渲染故事情节，善于对人物作细致入微的描绘，还能揭示出人物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对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包括战争，都能曲尽其详，写得引人入胜，无疑是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70]汪受宽先生也说：“《左传》真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和文学并美的史学著作的典范”，并称“《左传》历史文学的特色在详略得当和行文练达两个方面。”^[71]其实早在清代朱轼为冯李骅、陆浩《左绣》所作之序就称：“左氏，文章也，非经传也。文则论其文，传则绎其义，不易之规也。……大率定、哀以后，有绝世雄才不逞所志，借题抒写，以发其轮困离奇之概云耳。故曰文章也，非经传也。”^[72]《左绣》一书也正是从“文章”而不是从“经传”的角度来论《左传》的。至于观察“文学《左传》”的合理性我们大可以通过实例来进行验证。

卫国州吁之乱是春秋早期的重大事件之一，它与“郑伯克段于鄢”和“晋曲沃三世夺嫡”共同开启了春秋三百年“篡弑相寻”的乱局，《左传》只用不足五百字的陈述就为我们理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并穿插了数个生动的人物：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隐公三年）

（卫州吁弑桓公而立）州吁未能和其民，厚问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觐为可。”曰：“何以得觐？”曰：“陈桓公方有宠于王。陈、卫方睦，若朝陈使请，必可得也。”厚从州吁如陈。石碏使告于陈曰：“卫国褊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莅于卫。九月，卫人使右宰丑莅杀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杀石厚于陈。君子曰：“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隐公四年）

庄姜虽“美而无子”却能使卫人为之赋诗，可见其品性一如出身之高贵，其恶州吁亦并非出于后宫争宠之心而表明她的政治识见远在庄公之上；不言卫庄公如何宠爱嬖人而只言其宠爱嬖人之子，明知其“好兵”而“弗禁”，以致“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又执意不肯纳谏，为日后的卫国埋下弑君的隐患，足证卫庄公之好色无德；州吁恃宠而骄至于弑君自立是胆大妄为，问定君之法于石碏为不识“纯臣”之心；石碏之子石厚“与州吁游”似乎算不得是交友不慎而是因为多了一份趋炎附势之心。这段文字表面看是解经所需顺叙州吁之事，实际上明眼人一就便知左氏是在为石碏作传。作者以谏庄公之言、献州吁之计、告陈人之谋和大义灭亲之举将一个德义兼备的智慧长者形象树立于读者面前，却没有为贤者讳打造一个完人，而是直述其不能禁其子与州吁交好，是一个教子无方的无奈的父亲。当我们用一个现代人的眼光从史传文学的角度来看《左传》的时候，“经”或是“史”都成了一个并不重要的问题，精当的选材、畅快的叙事、通达的文风和生动的人物才是最重要的。

《左传》一书曾有多种命名方式，或称《左氏春秋》，或称《春秋左氏传》，但无论哪一种都标识着它与《春秋》的血脉联系。《春秋》为“经”，左氏为“传”，虽然后来《左传》也在儒家学子的推重之下走进了经典的行列，但是它与《春秋》经之间的关系却无法改变。汉代的桓谭说：“左氏《传》之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73]自《左传》之出，经传已渐成一体再也无法分割。虽然人们总在强调“经传相佐”，但细细推原，我们却可以发现，《左传》中存在着有趣的“有经无传”和“有传无经”的现象，而这些地方也恰恰显现出了左氏落笔之时忠于内心的慎重和剪裁思想的独到。

（一）有经无传

左氏解经，一是重视发凡起例，为后人争讼不已的“五十凡”就是例证；二是善于综述史事，能发明《春秋》隐讳之事，并将史实融会成声色俱在的事件。《左传》的许多解经之文都要与经相合才能读懂。如桓公三年《经》云：“三年春正月，公会齐侯于嬴。”《传》云：“会于嬴，成昏于齐也。”经传连读方能明白是桓公三年正月由于迎娶文姜，文姜之夫鲁桓公与文姜之父齐僖公才能在嬴地相会。又如僖公二十八年《经》云：“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传》云：“冬，会于温，讨不服也。”经传连读方知诸侯会于温的原因和目的。

“经”是《春秋》之文，“传”是《左传》之文，“传”本当依“经”而存释“经”之义，但仍有许多《春秋》之“经”是无“传”的。《左传》哀公十四年杜预注云：“孔子弟子既续书鲁策以系于经，丘明亦随而传之，终于哀公，以卒前事。其异事则皆略而不传，故此《经》无《传》者多。”^[74]不独如此，杜预还认为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条之后的传文也系《左传》作者之为，结合《公羊传》《梁传》均止于此年大致可以推断他说的应该是事实。但我们要说的是“经”的问题。

有一些《春秋》经文所述事件相对简单，其表述方式又简洁明了、语意通达无须再释，所以《左传》便略而不录。如庄公元年共有八条经，却仅有三条传，左氏对“夏，单伯送王姬”，“冬，十月乙亥，陈侯林卒”，“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王姬归于齐”，“齐师迁纪郱、鄑、郚”都未作传释，但这些《春秋》经文很明显都无碍人们的理解。再如僖公十一年有经四条，其中“夏，公及夫人会齐侯于阳谷”和“秋八月，大雩”两条无传。又如庄公三十一年有经六条，“三十有一年春，筑台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筑台于薛”，“六月，齐侯来献戎捷”，“秋，筑台于秦”，“冬，不雨”，只有“六月，齐侯来献戎捷”有传。

庄公二十二年《春秋》有经六条：“春，王正月，肆大眚”，“癸丑，葬我小君文姜”，“陈人杀其公子御寇”，“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齐高傒盟于防”，“冬，公如齐纳币”。粗略一看就不难发现，其中不乏鲁国自己的大赦、丧葬、结盟、婚姻之事，但左氏在取舍之后却只为“陈人杀其公子御寇”作传，且所叙未言陈人也未言公子御寇，而是只涉及了因乱出奔于齐的陈公子完（即田敬仲）。

这段传文先叙敬仲不慕高官主动辞谢齐桓公任以为卿的好意，而只做了掌管百工的工正小官；次叙敬仲宴请齐桓公，宾主欢洽却以礼拒绝国君夜以继日畅饮的要求，以其端直守礼、刚正不阿受到君子的好评；三叙懿氏准备嫁女于敬仲之时得到“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的吉祥之繇；四叙敬仲少时周史以《易》筮之，预测陈国衰亡之时敬仲之后将在齐国昌盛；最后以预叙作结印证两次占卜的准确无误，言后来陈之初亡时敬仲五世孙陈桓子在齐国开始壮大，至八世孙田常则代齐而立。长达五百余字的传文以多种叙事方法的并用将敬仲的个人魅力及其家族的历史尽现纸上，没有任何无关事件的夹缠与楔入，可以说是一则完整的人物小传。其表现力可与僖公二十二年、二十三年浓墨重彩出现的重耳故事相提并论，堪称是《史记》之前人物传记的绝佳样板。而如果没有本年其余五条经文的“无传”，这一纯净的文本样式可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出现的。

（二）有传无经

《左传》之经传并行起于隐公元年（前722），终于哀公十六年（前479）。^[75]自哀公十七年（前478）起，《左传》进入到“有传无经”的部分，历时十一年，止于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并预叙了十几年后三家分晋（前453）的局面。我们说的“有传无经”不是哀公十四年获麟之时《春秋》绝笔以后的这种有传无经，而是此前经传并行时期最能反映左氏学、识、才的段落，是最能表现其忠于内心、精于取舍的部分，是一个载笔之人思考之后最能表现自己思想和见识的部分。

说起《左传》之始，人们通常会立刻想起隐公元年和这一年的重大事件“郑伯克段于鄢”，却往往忽略了此前的一段传文：“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这不足六十字的叙述才是《左传》真正的开篇，不但为我们交代了鲁惠公三妃的情况和隐公、桓公的身世，而且暗伏了日后的隐公之死并流露了左氏对桓公的谴责之意。更具意味的是，“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又早早地为我们透露了左氏对神奇玄妙事件的偏好。

隐公元年，无经而有传之文共计七处：

夏，四月，费伯率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

有蜚。不为灾，亦不书。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

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

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

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

以上七处均为补《春秋》经文之阙而出现在传文中，从而使史实更为丰满。而我们也从中大略可知《春秋》经体例中非公命不书、不告不书、不为灾于国有大害不书等记事特征，不但说明《春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如孟子所言是“天子之事”，而且提示我们注意“三传不书之例”。但这仍不是我们要说的重点。

赵光贤先生说：“《左传》中有很多重要记事，全不见于经，如晋之始强，自曲沃武公代晋，献公吞并各小国，直到文公称霸；楚国自武王侵略汉东诸国，直到城濮之战以前，两大国的发展是春秋时期重要史事，经几乎全付阙如，传则记载非常详细。还有许多著名的故事，如曹刿论战、宫之奇谏假道、介之推不言禄、弦高犒秦师等，不可悉数，都为经所无。像这些故事自当另有出处，《左传》编者把它们编辑成书，显然原意也不是作为《春秋》的补充读物，而是一部独立的书。因为这些东西是可以独立存在的，不是非依附《春秋》不可的。”^[76]赵光贤所举之例虽然未见十分确切却大抵可信，下面我们就来看几个有趣的例子。

桓公二年传经之后，左氏忽然补入大段晋国旧闻。晋国之事从晋穆侯之夫人姜氏生二子兄名曰仇、弟名曰成师说起，其意在于以证师服之言“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然后说鲁惠公二十四年，晋文侯仇死后其子昭侯即位，晋国开始内乱，因此把桓叔成师封在曲沃，又引师服之言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六年后晋国大夫潘父杀死昭侯想接纳桓叔却没有成功，晋人立了昭侯的儿子孝侯。鲁惠公四十五年，桓叔的儿子曲沃庄伯攻打晋国都城翼杀死了孝侯，翼人立了孝侯的弟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夺陉庭之田，陉庭南郊的人就引导曲沃人伐翼。此处直叙晋国六代之事，其文字与上文缺少粘连，却紧密关涉下文桓公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二年连读方知此处无经之传是左氏张本之意，而如果没有桓公二年之传，桓公三年的第一件大事便令人难解，而这样大段文字若在“曲沃武公伐翼”之后补写也会让人先是陷于一头雾水的困顿之境，倒不如如此突兀安排来得清爽自然。

桓公三年、四年的两条无经传文则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春秋故事：“芮伯万之母芮姜恶芮伯之多宠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秋，秦师侵芮，败焉，小之也。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在一个众所周知的男权时代，诸侯可以一娶九女，一个国君有许多内宠也是一件毫不奇怪的事情，可是芮伯的母亲竟能因此将他驱逐到魏城，显示了手握母权者的铁血手腕。更为传奇的是她竟能率领国人在没有国君的情况下抗拒以尚武著称的秦军的入侵，而使秦人不得不转头围魏，用“执芮伯以归”这样另类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以左氏的礼法立场，记录这样的事件未必是出于赞美女性的目的，但至少它成就了左氏所好之“奇”。而昭公十六年的首条传文：“春，王正月，公在晋，晋人止公。不书，讳之也。”一方面是补经文之阙，另一方面则以实录精神为我们昭示了不讳言“家丑”的史官精神。

对《左传》中的“无经之传”及其意义，孔颖达曾列举说：“先《经》者，若隐公不书即位，先发仲子归于我；卫州吁弑其君完，先发庄公娶于齐。如此之类，是先《经》以始事也。后《经》者，昭二十二年王室乱，定八年乃言刘子伐盂以定王室；哀二年晋纳蒯聩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聩自戚入卫。如此之类，是后《经》以终义也。依《经》者，《经》有其事，《传》辩其由，隐公不书即位而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案其《经》文，明其归趣。如此之类，是依《经》以辩理也。错《经》者，若地有两名，《经》《传》互举，及《经》侵《传》伐，《经》伐《传》侵，于文虽异，于理则合。如此之类，是错《经》以合异也。《传》文虽多，不出四体，故以此四句明之也。”^[77]

《春秋》作意当主要在于惩恶劝善尊奉王道，《左传》秉承此制以“礼”为先，凡释经之处或以只言片语，或以长篇琐论均不离此意，其补入的“无经之传”必不能是史实之全部，却总是离题旨最近的那些。《左传》中完全解经的传文有1300余条，与经文关系密切的有100余条，与经文联系不很直接的只有300条左右。但恰是这些不囿于《春秋》经文，看似与经文相疏离的史料和事件才更能体现左氏的思想、个性和对材料的选择、剪裁、组织能力。因此梁启超认为，《左传》“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部‘组织体的’著述，彼‘帐簿式’之《春秋》，‘文选式’之《尚书》，虽极庄严典重，而读者寡味矣。”^[78]也正因为左氏对内心声音的遵从，才使《左传》在经与史的性质之外又有了“文”的特征，进而在史传、散文、小说等领域影响了两千年的中国文学。

[1] 《周易·巽卦》。

[2] 杨向奎：《再论老子——神守、史老、道》，《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3期。

[3]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

[4] 鲁迅：《鲁迅全集》（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

[5]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6] 鲁迅：《鲁迅全集》（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

[7] 《史记·太史公自序》。

[8] 《汉书·西域传》。

[9]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572页。

[10] 章学诚著，严杰、武秀成译注：《文史通义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11] 《礼记·表记》。

[12] 《史通·六家》与《隋书·李德林传》均有墨子“见百国春秋”之语，但“吾见百国春秋”之语不见于今本《墨子》。

[13] 《左传·成公十四年》。

[14] 《史记·孔子世家》。

[15] 《文心雕龙·史传》，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6] 《左传·襄公八年》：“晋范宣子来聘，且拜公之辱，告将用师于郑。公享之。宣子赋《摽有梅》。季武子曰：‘谁敢哉？今譬于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欢以承命，何时之有？’武子赋《角弓》。宾将出，武子赋《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献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为子孙藏。丐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为知礼。”

[17] 《典论·论文》，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8] 张学智：《儒家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观》，《哲学与文化》2000年第9期。

[19] 刘畅：《三不朽：回到先秦语境的思想梳理》，《文学遗产》2004年第5期。

[20] 王运熙、顾易生：《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7页。

[21] 张海晏：《谈谈“三不朽”》，《光明日报》2007年7月6日第9版。(www.chuimin.cn)

[22] 《论语·卫灵公》。

[23] 《论语·宪问》。

[24] 孔颖达：《四库全书·经部一三八·春秋左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页。

[25] 章学诚著，严杰、武秀成译注：《文史通义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26] 臧文仲之言见于《左传》庄公十一年、僖公十一年、僖公二十年、僖公二十二年、僖公二十四年、僖公三十三年。

[27] 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28] ［日］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478页。

[29]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见于《论语·公冶长》。

[30] 《史记·太史公自序》。

[31] 《史记·孔子世家》：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32] 《论语·季氏》载，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33] 《周易·系辞》。

[34] 《周易·艮卦》。

[35] 《老子·第七十章》。

[36] 《诗经·都人士》首章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

[37]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38] 《典论·论文》。

[39] 《论语·宪问》。

[40] 章学诚著，严杰、武秀成译注：《文史通义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

[41] 《尚书·尧典》。

[42]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6），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43] 《庄子·天下》，王先谦：《庄子集解》，上海书店1987年版。

[44] 《礼记·乐记》。

[45] 《礼记·孔子闲居》。

[46]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47] 《诗大序》。

[48] 闻一多：《神话与诗》，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3页。

[49]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卢蒲葵所言曰：“赋诗断章，余取所求。”

[50] 《汉书·艺文志》。

[51] 《文心雕龙·明诗》。

[52] 《文心雕龙·比兴》。

[53] 所以称“诗”而不称《诗》，是因为春秋早期作为典籍的《诗》（《诗经》）应该尚未编次完成，今本《诗经》中许多摹写春秋晚期时事的诗就是证据之一。另外，春秋人所称引之诗又有部分为今人所未见之诗，可能是入典后散逸的，也可能根本未曾入典。

[54] 《左传·襄公十六年》。

[55] 《诗大序》。

[56] 《论语·季氏》。

[57] 《论语·八佾》。

[58] 《论语·八佾》。

[59] 《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

[60] 《左传·昭公四年》。

[61] 《礼记·曲礼》上。

[62] 傅道彬：《诗可以观——春秋时代的观诗风尚及诗学意义》，《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

[63] 晁说之：《晁氏客语》，载《说郛三种》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928页。

[64]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三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65] 张高评：《左传之文学价值》，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66] 同上书，第3页。

[67] 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1页。

[68] 方铭：《〈左传〉的叙事方式与文体特征再认识》，《文艺研究》2009年第2期。

[69] 1963年5月19日的 《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曹道衡的《论〈左传〉的人物评述和描写》，称《左传》为“史传文学”而不是“历史散文”，这其实是对这部古籍的文学属性所进行的进一步强调。

[70] 郭丹：《〈左传〉“言事相兼”的叙事特点》，《光明日报》2005年7月29日第8版。

[71] 汪受宽：《〈左传〉在历史文学上的两大特色》，《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

[72] 冯李骅、陆浩：《左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春秋类》，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32—133页。

[73] 桓谭：《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7页。

[74] 孔颖达：《四库全书·经部一三八·春秋左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40页。

[75] 《公羊传》和《梁传》均止于哀公十四年（前481）。

[76] 赵光贤：《左传编撰考》，载《古史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3页。

[77] 孔颖达：《四库全书·经部一三七·春秋左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78] 梁启超：《梁启超学术论著集》（传记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