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社会文化的共同属性,也有自己的独特性。组织文化的基本特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组织文化的核心是组织价值观组织价值观是组织决策者对组织性质、目标、经营方式的取向所做出的选择,是为员工所共同接受的观念。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使组织形成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健康的组织文化使群体具有很强的凝聚力。......
2025-09-29
(四)管理学研究途径
效率是管理的核心问题。古典组织理论主要围绕着效率来研究组织问题。在泰勒的科学管理中,一切行为和规范都是被设计出来提供更高的效率。法约尔提出了致力于提高管理效率的十四项原则。即使是在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中,效率也是其关注的重要内容,比如组织成员要经过选拔才能为组织提供有效率的服务。行为科学理论则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等理论和方法,从人的工作动机、情绪、行为和工作等之间的关系出发,探索影响组织效率的因素。梅奥指出,非正式组织对于提高工作效率具有积极作用。在现代管理理论中,尽管对系统、企业文化以及权变理论等的研究兴趣有所增加,但关于组织效率的研究仍然是一个重点问题。
因此,从管理学角度看,政府组织规模是否合适,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是政府组织的运行是否有效率。从静态的组织结构来看,影响组织效率的两大因素是管理幅度和管理层级。管理层级是指纵向结构的等级层次,即职权等级链上所设置的管理职位的级数。在任何一个政府组织中,都存在着众多层级。这是因为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一定的规模,对一个管理者来说,他所能有效管理的人数是有限的,因此,为了实现有效的管理,管理者必然要设置组织层级。在不同层级,管理者有不同的权力和职责。一般而言,政府组织是一个典型的官僚制组织,组织自上而下划分为若干层次,共同追求和维护公共目标。管理幅度是指在组织横向结构中,上级所直接管理的下级的数量。其实质是“一个主管人员直属的下级在数量上应有一定的限度”[27]。现实中很难确定管理者管理对象的数目,但实际上“每个管理机构都有客观的管理幅度,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效率”[28]。所以,管理幅度必须适中、合理。
影响组织结构的两个最重要的变量是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在组织规模一定的情况下,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成反比例关系。管理幅度的设置必须适当,超过一定的幅度,就会影响组织管理的质量。层次的设置必须适当,层次过多,会导致人员、费用、设备的增加,公文旅行,手续繁多;层次过少,事务集中于上层领导,他们精力有限,容易顾此失彼,苦于应付。按照管理层级和管理幅度这一关系,就可以形成两种组织结构:扁平结构和金字塔结构。前者是指管理层级少而管理幅度大的结构,后者是指管理层级多而管理幅度小的结构。这两种结构各有利弊。
【注释】
[1]戴维·H·罗森布鲁姆、罗伯特·S·克拉夫丘克:《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17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杨进明:《权力的起源、本质、发展和运行》,46页,北京,中华国际出版社,1999。
[3]张康之:《权力实现方式的变迁及权力制约》,载《理论学刊》,2001(2),44页。
[4]参见王浦劬:《政治学基础》,73~7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参见上书,74页。
[6]参见罗德里克·马丁:《权力社会学》,57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7]参见李有梅:《组织社会学及其决策分析》,148页,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
[8]参见丹尼斯·朗:《权力论》,引言,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9]参见王爱冬:《政治权力论》,83页,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
[10]参见赵全军、陈艳艳:《权力概念的解读》,载《云南社会科学》,2004(4),18页。
[11]参见罗德里克·马丁:《权力社会学》,16页。
[12]罗德里克·马丁:《权力社会学》,51页。(https://www.chuimin.cn)
[13]张康之:《韦伯对官僚制的理论确认》,载《教学与研究》,2001(6),27页。
[14]参见张康之:《公共行政学》,154~157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15]戴维·H·罗森布鲁姆、罗伯特·S·克拉夫丘克:《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204页。
[16]转引自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183页。
[17]本节所涉及的公共组织概念,除特别说明之外,均指狭义上的行政机关,不包括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
[18]应松年、袁曙宏主编:《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172页。
[19]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16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0]参见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54页,台北,三民书局,1995。
[21]蔡立辉:《政府法制论:转轨时期中国政府法制建设研究》,25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2]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566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23]蔡立辉:《政府法制论:转轨时期中国政府法制建设研究》,251页。
[24]参见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171~20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5]马斯格雷夫:《比较财政分析》,7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6]J﹒M﹒布坎南:《民主财政论》,139~1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27]孙耀君:《西方管理思想史》,231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28]孙荣、楼宇生、陈瑞龙:《行政管理学概论》,321页,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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