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党的现代性与民族性：政治哲学视野研究结果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中国政党在拥有现代性的同时又要坚持民族性。中国政党民族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制度的独特性。

三、中国政党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际遇

全球化的发展再一次导致全球性与本土化、普遍性与特殊性、一元与多元激烈的对峙与冲突，在这个宏大的时代变迁过程中，中国政党如何从容应对全球化下遭遇的各种危机与挑战，同时保持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和协调，这是个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中国政党制度要具有容纳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新兴力量的新制度机制，用以协调、整合社会冲突。而这种新制度结构和新价值信仰系统的创立，一方面有赖于有机地融合现代性和民族性，同时，根据现代性和民族性有机融合，去创新制度和伦理价值信仰系统来具体推动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与协调，并保持两者的活力与张力。政党制度中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由无涉、疏离到协调与统一，这是政党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内在逻辑演变。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忠实地体现了这一历史逻辑，未来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更要自觉地坚持这一价值取向。

（一）政党的现代性和民族性的两种向度

公民对民主、平等、自由、正义等各种权利的价值追求，以及对政治制度、政治权力的热情参与从根本上激活了当代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它不仅重塑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各政党的体质，融合了各政党间的关系，还促进了各政党从国家化向社会化的回归。中国政党制度对此作出了现代性的积极回应，坚持现代性的解放思想，提倡积极探索和理论创新，同时还加强对中国政党制度中一些前瞻性、前沿性和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加强对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的研究，开拓了现代性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范式。政党的政治功能，不再仅仅体现为政党单方面整合、控制社会的工具理性，而是转向与公民和公民社会妥协合作、双向互动，体现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价值理性。政治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趋势都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正在不断地从理念建构、工具建构转变为政治现实和价值实现，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经验支撑和伦理价值支撑，处于一个迅速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按照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完善和发展过程中，特别注意不仅积极吸收现代性资源，同时还要自觉克服民族性中的消极和落后因素，进而实现政党制度现代化。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形的双重际遇中，中国政党应积极应对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合法性基础的转变问题，特别注意政党的合法性应当更多地立足于法律和民主党派以及社会各个阶层、群体对于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认同。目前，在多党合作制度中各政党组织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现代性问题，各政党内部民主状况以及党际民主合作都还不够发达，都需要借助现代性给予推动和提升，尤其要深化和拓展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政治参与问题。要高度关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制度化问题，制度建设的发展和完善则需要一系列相应的具体的制度体系来保障。同时，这些具体制度又需要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创新，时刻保持现代性。

中国政党在拥有现代性的同时又要坚持民族性。政党的现代性就是政党基于民众的合法性认同，为充分保障民众的民主与自由等各项权利，实现社会公共性要求，严格依照有关法治程序获取公共权力，引领政治参与的本质属性和状态。政党的现代性主要包含着民主、人权、自由、正义和参与等普世性价值，是人类社会共享的现代文明。政党的现代性已成为现代政党制度体系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言，现代性已成为政党和政党制度建构的首要目标。所谓的民族性，是指当今世界各民族国家都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都面临着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不同的世界观、历史观和社会生活方式使其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的问题都有着各自相对独特的理解，这些差异决定了它们对发展问题，特别是现代化问题有着各自不同的解读，正是由于民族性的存在，这个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进程才能够取长补短。现代性虽有其共性的一面，但并不意味着就要千篇一律，相反，它应当包容并鼓励多样性的选择、多元化的路径和发展，来自文化传统的双重作用和影响必然地渗透于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当中，使我们的政治发展带上浓郁的民族特色。例如我国民众对于民主的理解更倾向于实质民主而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民众对于程序民主的偏好。就中国政党的现代性而言，就在于兼顾实质民主与程序民主，在兼取西方民主注重程序规范的精华和社会主义重视自由平等的精髓的同时，更是兼具了本民族的以民为本、厚重人文的质资。民族性决定是人的生活方式差异和多元化。作为受到地方性、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浸润的政党制度，当然会体现出特殊性的一面。所谓政党制度的民族性，本质上作为民主工具的政党制度，在不同民族、地域的社会生活中，影响民主化进程的一种特性。政党的民族性是政党的民主性品质，如果民族性展示出的传统性、属性和差异性能够兼容或支持现代性，对于丰富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内容和形式有着重大贡献；如果民族性展示出的传统性、属性和差异性极端保守、僵化并排斥现代性，往往会造成政党制度的扭曲和蜕化。

中国政党的民族性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并在中国法律体系和政治体系框架内进一步完善我国多党合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不同政治体系中的政党制度，具有不同的结构模式和组织系统，并形成特定的政治功能，这种特定的政治功能是深深浸染了地域性的民族文化质资。世界政党制度模式，从结构上分析，代表性的有两种类型：一是一元化的即一党独揽的政党制度结构模式；二是多元化的政党制度结构模式。中国政党最鲜明的民族性就是把领导核心的一元性与结构的多元性有机地结合和统一起来，是一元为主导、多元为组织且一元与多元的主体平等的基本架构。这种政党制度是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创造性地结合而形成，和前苏联等国家的政党制度完全不一样，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中国政党民族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制度的独特性。是以领导、执政为核心的一元性与共同参与的多元性有机融合的特色制度；二是结构的稳定性。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结构是由中国共产党、八个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等元素构成的多维度、多层次结构，共产党是制度结构中核心要素，八个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是基本要素；三是政治功能的特殊性。政党的政治功能主要体现为不仅协调整合各种利益关系，同时体现在对各种政治力量、政治诉求和政治要素等政治资源的整合、协调与配置；并保证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热度、透明度和效度等的政治参与功能；以及通过提意见、建议和批评的方式实施监督的民主监督功能等；四是制度的包容性。中国政党不仅是一个适应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政党制度，更重要的是一个尽可能为社会各个民族、各个团体、各个阶级阶层提供有序政治参与的包容性很强的政党制度，同时还是一个能随着各个民族、各个团体、各个阶级阶层的发展不断进行现代性调整的政党制度。这种调整通常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化在政治上的体现，是社会层面上各种力量兴衰、博弈的结果。一般来讲，在方政党制度中，这种调整通常是通过政党数量的增减、执政党的更替、各政党的兴衰、联合、分化、重组等竞争方式实现的。对于中国政党制度来说，是采取了一种不同于上述西方国家或其他一些国家所采取的那种“竞争”调整的方式，而是在政党格局不变的前提下，采取了一种民主党派的数量、名称没变，但各政党包括共产党及无党派人士的社会基础、成员结构、政治与利益需求随着时代和社会变迁而进行适应性调整的方式，即通过形式不变，内涵与方式的变化与调整，以增强我国政党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性。中国政党民族性还体现在政党参与对国家、社会治理的民主形态上的表现。中国政党制度主要采取政治协商作为一种民主形态。中国政党的政治协商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息息相关。以和谐为主导价值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和民族心态，是政治协商形成的文化背景和精神资源。同时，中国政党的政治协商，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坚持民主的普适性价值与民族的独创性价值的统一。贯穿中国政党制度的最基本的现代性价值就是政治民主化与法治化，所以，政治民主化与法治化是我国多党合作制度诸功能中的最本质、最稳定的功能。与此同时，中国政党制度的民族性主要通过结构的稳定性、功能的包容性和内在的和谐性体现出来。中国政党之所以能够与时俱进，时刻保持先进性、科学性和民主性，关键在于实现了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与融合。

（二）民族性与现代性统一的价值取向

政党制度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是全球化、现代化的结果，又体现为政党服从、服务于社会发展要求的过程。任何政党制度都有民族性、现代性两个方面，都是普适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其价值取向必然是自己特定的政治发展道路，必然是民族性和现代性的统一。现代性虽有其共性的一面，但并不意味着就要整齐划一，相反，它应当包容并鼓励多样性的选择、多元化的路径和发展模式。西方政党制度的民族性是西方社会现代化分别与西方文化传统、政治发展中积极与消极方面互动糅合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党制度则是这些地方的现代化进程与这些地区各民族文化传统、政治发展相结合的产物。

政党制度，作为一种代议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民主政治中的三大要素构成，即价值、制度与程序。价值决定政党的目标取向与合法性基础；制度决定政党的结构与功能；程序决定政党的运行方式与手段。对于政党政治来说，这三大要素辩证统一，相互决定，缺一不可。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与一党独裁模式、一党专制模式、一党集权模式和多党竞争模式有本质的区别，是一种崭新的民主执政类型，由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的历史跨越中形成的，并赋予了民主政治和党际民主以新的内涵，即人民性，人民充分享有最根本的民主，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发展人民民主是我国政党制度的根本价值取向。中国政党制度既具有一般民主价值的普遍性和规定性，还具有在民主政治和党际关系上的创新价值。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为标准，评价和衡量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优劣。充分肯定我国政党制度的民主价值，并不是说这一制度已经充分体现和实现了现代性的民主价值，也不是以此拒绝学习和借鉴其他政党推进民主发展的有益成果，而是要在实践中坚持民主价值取向，充实民主制度内容，完善民主的实现形式，使我国政党制度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不仅体现在以人民民主为基本价值追求上，而且还体现在这一制度中各党派的活动不是像西方政党主要在竞选和在议会相互牵制与反对，而是在广泛、充分的平等与自由的民主协商。中国政党制度追求的民主价值是协商民主而不是竞争民主。协商民主成为中国政党制度基本价值追求，是由中国向现代社会演进的特殊的历史形成的，体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在本质上与和谐的社会主义制度保持一致性。政治协商是社会主义理念和民主价值统一基础上的制度创新，体现了人类民主政治的现代性的普适性价值与民族性的独创性价值的有机统一。政治协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价值理念。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度和深度，培育了政党与国家和社会之间合作型政治关系，促进了平等、合作、和谐、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生成和发展。

政党制度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问题，各国的民主都有主题，而主题也是经常转换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理论上也应该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前提是要适合社会的发展要求和符合基本的国情。当前中国的主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础上，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我国政党制度是符合基本国情的民主实现形式。在民主的形式选择上，我们不应该现在就设定在一个固定的理论模版，既不能落后，也不应超前，合适就好。同时，需要把握的问题是：政党的现代性与民族性各自生成问题以及两者之间的张力问题。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就不是作为一种至善至纯、可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全能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相反，正如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分析的那样，当人类历史达到一定的自觉程度，当社会从原初的自然关联中“脱域”出来时，原来“预设的模式或者标准都已经分崩离析”，人类必须用一种新的“人为的”运行机制、规则或模式去取代原有的自然的和经验的社会机制，必须用理性化的抽象体系来进行再嵌入，形成理性化的生存环境和社会运行机制。例如，各种社会领域中的理性运行机制的规范化力量与个体的主体意识和个性化之间、科层化的高度理性化效率与个性创新之间、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不可调和的个体利益的多元化之间的张力。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现代性的某一维度的过分发达和自律都可能导致社会发展的断裂与失衡。例如，韦伯分析的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导致人对自然的过分征服、哈贝马斯分析的劳动的“合理化”导致的交往行动的“不合理化”及其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问题，以及吉登斯、贝克等提出和思考的风险社会的到来等等。一方面要防止现代性的某一维度过分膨胀，可能对现代性的其他维度以及人与人、人与类、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损伤和破坏，另一方面要阻止现代性的内在理性机制及其权力结构过分集中化、同一化和总体化，以免现代性整合成一种集权的而又无所不在的科层制，使人沦为单向度的人，导致对于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基础的颠覆，以及对于现代性所内在追求的关于个体的和类的积极的价值目标的破坏。对于政党的民族性来说，要尽量发挥它的优越性，克服它的局限性。政党中民族话语权、民族价值观、民族的地方性和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等传统要长期保持下去，但一定要适应现代性的发展，经过选择和转换的传统因素，可为现代性因素提供赖以发育、成长的土壤。而狭隘、落后的民族主义观不仅与现代性的发展相背离，同时也是制约政党制度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政党在进行现代性与民族性双向整合的过程中，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经验性支撑，处于一个迅速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

（三）中国政党制度的现代性与民族性双重意蕴

现代性体现了政党制度的适应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能力与属性。现代性不仅促进了民众对于政党的制度化要求进一步提高，促进了政党制度严格按照有关法治程序进行规范性和有序性的政治活动，从而避免社会秩序的动荡；同时也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参与扩大，巩固和提高了政党的合法性支持与政治认同，从而避免政党沦为少数利益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民族性则体现的是一种政党制度的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与习俗。民族性能够为政党制度提供一定的持久的精神动力和文化认同与支持。政党的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内容和发展要求不是固定模式或按照单一维度，应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与时俱进，既要注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又要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对于中国政党来说，要积极发掘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使之与中国的现代政治发展相适应，特别是要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和而不同的思想价值理念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与意义，把它作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民族和文化支撑，增强全民族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现代性的价值取向，要求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完善和发展过程中，在积极吸收现代民主普遍性质资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克服民族性中的消极不利因素，进而实现政党制度现代化，自觉地坚持走现代性与民族性相结合的路径。首先，在文化价值层面上，坚持各个政治主体的自由、平等与和谐，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灵活性，重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全社会价值共识的思想基础。其次，在制度层面上，要善于拓展政治协商的制度空间，为民间组织和团体的政治参与提供制度化渠道。最后，在组织层面上，要以非政府组织和团体的工作为重点延伸政党制度的组织网络，不断扩大党的合法性基础，不断提升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并逐渐实现由传统的直接控制整合到间接治理权威型的转化，实质上就是通过塑造合法性来实现社会有效整合。

在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如何调运民族性与现代性，这是一个既牵涉现代社会发展，又涉及到民族感情和社会利益再分配的复杂问题，处理方法上的得失往往决定了整个社会发展的秩序与活力。毋容置疑，虽然最早从欧美国家展开的现代性为西方政党实行现代化提供了某种示范，然而非西方国家的政党完全可以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民族特性出发，发展具有自己特征的现代化的形式。民族主义和民族传统是所有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础，离开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征，照搬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并不能真正使本民族复兴。前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就是很好的说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开始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面对苏联政治生活僵化、经济发展滞缓等局面，实施了改革措施。在利用西方现代性资源推动经济领域发展并没有取得明显成效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又转而实施政治领域的改革，并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的方针。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发表的《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可以说是苏联共产党的立场和方向发生转变的标志。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根本改变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并提出了三个论点：一是倡导指导思想多元化。实际上就是主张放弃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坚持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二是提出了“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纲领。实质上就是用“自由的思想”、“全人类价值观”的概念解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三是实行多党制，取消苏联宪法第6条。这种完全放弃本国民族性和本土性特征，一味简单模仿西方现代性的做法，不仅仅导致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更重要的是给苏联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的灾难。但是，任何民族特征的社会发展模式又必须具有能够容纳与现代文明相通的现代化因素，只有把现代性因素融入本民族文化传统，对传统进行革命性的转换与提升，刺激传统中现代性因素的增长，才可能为社会变革提供联系历史与现实以及未来的源头活水。

然而如何在操作层面对现代性与民族性进行调适与融合并不单纯是一个学理问题，这固然与政党所代表的统治阶级是否具有推动社会变迁的明确的现代性意识有关。另外，社会的解构与重构的过程，直接牵涉到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因此占据政党制度体系中心的统治阶级与传统社会势力的关系及其政策取向，对社会转型中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结合，必然产生决定性影响。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党能否为社会提供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新的价值信仰系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中国政坛的大党——中国国民党，为推进现代性的发展，利用政权力量发动了新生活运动和新道统运动，试图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将社会上各种正在滋长的分散的价值纳入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重建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最终要求社会成员认同国民党的政治象征，服从或效忠国民党政权。国民党不是把社会变迁看成是自觉的目标，积极予以促成，而是出于维持现状的需要，只是接受现代文明中的物质部分，而不愿意自觉地吸纳现代文明中的精神部分，其着眼点完全基于强化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这种做法并不能使民族性与现代性得以真正融合。作为后发展国家的政党，把若干传统的因素纳入现代制度框架之中，本是题中应有之义，这种历史继承性既可以减轻社会变革、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文化脱序和社会震荡又可以为政党在制度的震荡中提供稳定性支持。但对传统的作用发挥，必须有一个质的规定的限度，一旦越过某种界限，大量传统中的消极因素就可能对现代性因素构成阻滞，最终吞噬现代性因素，造成政党的消极与保守。一定要理性地利用为政党注入了变革因素的民族性，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为中国变革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但狭隘的民族主义与传统的保守主义是和现代化要求背道而驰的，如果处理不好这方面问题，有可能对政党、国家甚至全社会造成灾难。

中国政党在全球化视界中进行嬗变与革新的同时，高度警惕政党内部中可能存在的一部分既得利益群体，这个群体不但可能影响政党对外部世界适应与鉴别，同时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只愿对变革作出有限性的回应。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既得利益群体为了保存既得利益，惯于利用民族主义旗号抗拒变革。这样可能导致中国政党，首先在制度维度上，远离现代性，其结果是权力集中，缺乏制约与监督，民主与自由沦丧，其他政治主体也会遭受压抑；其次，在精神层面上，主体精神、个性意识、科学精神、自由观念、民主意识等理性化的文化精神远没有在各个群体与个体、公共生活、社会运行和制度安排中生成和发展，有可能造成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无根的”浮萍状态。当代中国政党发展民主政治的基本任务就是在确保政治稳定的情况下，使执政的权力受到制约，并在有关法律的框架下规范地运作。公民参与受到尊重，最大多数人的权利得以保全和发展。为了实现这一基本任务，要将经验支撑与理念建构有机地结合起来，不断地推动体制的革新，同时将政党理念、行为和制度的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结合起来，这应当成为中国政党现代性演进中最基本的存续、进步之道。

【注释】

(1) （英）戴维·赫尔德：《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2) （英）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胡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3) （英）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胡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4) （英）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胡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113页。

(5)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31页。

(6) （英）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胡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73页。

(7) （英）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胡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www.chuimin.cn)

(8) （英）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胡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页。

(9) 罗伯特·E·古丁：《绿色政治学》，剑桥1992年英文版，第68-69页。

(10) J·西蒙：《福柯与政治》，罗利基1996年英文版，第103页。

(11)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