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党理论调整与转换：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野的研究

二、中国政党现代性的理论调整与转换

中国政党现代性的全面建构，不仅仅从政治与社会实践方面的探索，更重要的是从理论上进行创新与探索。主张以政治解放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到以人与社会全面发展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的转变，实现以实践为轴心的宏大叙事向以人与人的和谐生活与发展为中心的微型和多元叙事的转换，这种内在的理论转换，就是为实现现代性多元共进，优态共存的和谐社会。

（一）主义话语叙事方式的改变。恩格斯在为《资本论》英文版所作的序言中曾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 ⁽¹⁹⁾基于这一思维基点，任何宏大政治叙事中，都会突出元话语的合法性，力求在变化的世界中寻求一种同一性，以此作为解释世界和安排世界的合法依据，而这种依据往往通过由权威支持和认可的“话语”表现出来，这种“话语”在后现代看来，就是“元话语”。所谓“元话语”之“元”，实质就是要成为凌驾万物之上的东西，而在科学领域的争夺中，人们总要试图成为‘元’的，也就是说，要凌驾于他人之上。在政治领域中，成为“元”的东西就是国家垄断合法性的符号。这种符号即为一种统治的权力，它在一定的民族范围内，确立和强加一套无人能够幸免的强制性规范，并将其视之为普遍一致的和普遍适用的。由于政治领域把同一性追求和元话语的建立作为基本的政治前提，从而与自由观念发生冲突。因为自由本身意味着解放，其自身就具有批判和超越的性质。然而将同一性作为社会追求目标的条件下，人们的一切自由意识最终都必须和某种预先设立的“话语”相一致。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不该说的完全要受同一性规则的筛选。由此同一性规则作用下的政治社会运行机制也就破坏了差异的多相性，可以说是“单向度”的政治思维取代了批判意识，人们的思维模式最终都纳入到一种给定的“话语”中。更为甚者，理性以追求同一性为目标，本身也可以转化为一种政治上的统治和压迫。经典现代性思想家表现出的这种对同一性的追求从本质上带有强烈的极权专制倾向。维尔修泽指出，向往同一性，在原则上就具有极权主义的性质。法国后现代主义学者德吕兹、加塔利认为，否定差异、只有同一的政治思维是国家秩序的理性基础，是维护国家秩序的工具，是为国家服务的，被国家雇佣的“官方哲学”，这种哲学从本质上是一种法西斯主义的政治艺术。政治秩序的本性与政治生活的德性在科学主义所包围的现代，都被纳入到观念的层面来理解，主义话语成为贯穿整个现代政治中最为传统中的东西，它一方面发动群众运动，另一方面通过服从与信仰的宗教德性，把政治生活引向抽象名词建立起来的语言图像中。这一方面导致了主义话语中启蒙态度与信仰德性的紧张，另一方面又以政治的理念遮蔽了政治存在，于是，政治生活的道路在现代不是求助于主义乌托邦，就是转向政治试验的态度，而这两者都内含着无视个人的当下存在及其日常生活的巨大风险，以至于使得政治生活成为脱离了具体的个人而展开的话语政治工程。但是，随着现代性社会的演进，多元和差异的发展，元话语体系越来越遭受人们的置疑和批判。正如利奥塔所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把社会维系到一起的既不是共同的意识，也不是制度化的基础结构。社会纽带是一张由零散经验的丝线编织而成的语言网络，但又没有任何一根线可能把所有的线串联起来。个人就是这些经验相交的接点或“起始点”，同时可以参与多种多样的语言游戏。在他们看来，社会本质上是由不同规则 、不同语言连接成的，而其活动的基点是个人。

二十世纪之初，马克思主义主要通过列宁主义话语的合法性叙述逐渐传入中国，从此以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取代其他思潮成为当时中国流行的主流思潮。作为西方现代思想重要一维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接受理解和解释并运用于实践最终形成本土化或中国化，可以说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传统叙事，在俄国得到了列宁的继承和发扬，从某中程度上说，这种传统叙事可概括为“列宁主义”，它基于当时的革命实践状况，因而更强调革命意识与意识的高度能动性和一致性，强调发挥先锋队的作用。在革命期间，这种政治话语叙事是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追求政治统一和国家独立。马克思主义话语具有现代性启蒙作用。对于中国，在革命取得成功之后，中国政党和政府，为了推进社会的现代性发展，实行强有力的国家控制，集中人力与自然资源，并通过有效的计划，推进工业化，自然而然地谋求现代性单一维度发展。由此，马克思主义话语变由启蒙转化为有效的社会动员与控制。我们可以从当年耳熟能详的革命、阶级斗争、对立统一、“左派”、“右派”、“三反”、“五反”、“四青”和“四个现代化”等意识形态话语深刻感受到。而与这些术语相关连发生的许多社会历史性重大事件和运动，很少是遵循历史发展的社会规律引导的，更多的是人为的靠政治话语发动的，其导致的结果可想而知。应当说，建国后的头三十年、特别是文革十年，中国政党一直受制于以革命为核心观念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的束缚与困惑，以对社会全面控制代替对社会全面治理，以政治任务和运动代替了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以阶级启蒙代替了对人的全面启蒙，致使国家的现代性发展遭遇严重的阻隔。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再一次走入权力中心，果断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此时，中国政党不仅清醒地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差异性存在，而且深刻认识到在差异性的基础上全体社会成员都存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政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加快现代性地调整，理性地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从革命的对象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家庭成员，把在人民内部进行的阶级斗争，转变为人民内部的各个阶层的合作，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转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将执政党的合法性从仅仅代表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转为同时代表全国人民的共同的根本利益；将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政治性质从执政党的政治异己转为政治合作伙伴。在谋求革命和暴力与推进改革和发展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过程，毛泽东依然以革命者的角色，用革命的逻辑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而邓小平则以改革者的角色，用建设和规范的逻辑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使国家政治生活话语中心发生了历史性转换。实现这种历史性转换关键就在于毅然摆脱了以革命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的束缚，从实践上抓住了现代化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初步确立并坚持了以建设为核心观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系统，建构起自主的、开放性的、具有中国特色与气派的现代性，具体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与逐步完善。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有关论述、新一代中央集体提出并推行的以人为本的科学 发展观，新时期中国人民为改革开放及现代化事业所展开的伟大实践活动，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也都凝聚着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不懈探索与追求。

如何从中国现代性全面建构以及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出发，展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推进现代性社会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成熟与完善，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面临的重要课题。我们还特别欣喜地看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建构正在从根本上触动和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化结构和文化模式。一方面，今天社会意识形态的聚焦点不再是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而是科学技术、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它给思想理论研究和大众生活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宽容度，多元的经济利益，多元的需求，多元的生存样式、多元的价值观念不再被限制与禁止，而是被默许、宽容，甚至被鼓励。随着这种多元与差异的现代性社会的到来，急需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是，在话语转换与创新中能否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中国政党从来都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毛泽东思想到当今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中国政党始终视马克思主义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辨证统一的科学体系。(www.chuimin.cn)

（二）话语转换与创新——由政治解放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现代性的调整，中国政党的政治话语也应当体现与时俱进的特点，在政治话语体系转换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指导的同时，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同中述异”，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具体的工作实践的同时，注意地方性、差异性和特殊性；二是“异中求同”，在突出地方性、差异性和特殊性的过程中，把握其中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即坚持普遍性与本土化结合。从以政治解放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到提倡人与社会全面发展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系统的转变，这是一种内在的理论逻辑转换过程。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马克思所谋划的正是通过政治解放、并将政治解放扬弃于人类解放和人类自由的现代化之路。科学发展的话语体系所体现出来的巨大价值在于其作为一种思维视野、执政理念、制度设置和实践方法等诸方面，所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诠释和一种理性认识的质的飞跃。推动科学发展，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科学发展这一内涵的科学界定和完整表述，实际上就是对传统发展观的一种扬弃、发展和完善，也是传统发展话语体系和科学发展话语体系之间的合理转换的一个根本标志。这一话语体系的合理转换的前提只有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的发展，才能有第一要义。正是因为有这些科学发展的规定性，发展的科学性才得以体现，科学发展观才得以确立。若离开这些发展的规定性或科学性，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这种发展势必会落入传统发展的窠臼，传统发展的话语体系与科学发展的话语体系之间就没法真正实现合理的转换。科学发展的话语体系是完成了对经典现代性话语体系和后现代性话语体系以及第二次现代性话语体系所超越的新现代性发展话语体系，其所体现出来的巨大价值在于其作为一种思维视野、执政理念、制度设置和实践方法等诸方面所带来的一种全新的诠释和一种理性认识的质的飞跃。

全球化背景下，新发展观的提出，要求中国政党在主导话语权的过程中，既要秉持合法性与世俗化价值原则，适时调整、修缮和整合中国传统意识形态资源，推动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文化相融合，又要创建新的适合当代中国实际的国家意识形态结构体系，使中国政党在和国际上一些政党对话与交流中显示出独特的中国气度与作风，这不仅是实现意识形态现代性转化的关键，同时，这也是构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话语权的关键。不言而喻，“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²⁰⁾既然任何统治阶级必须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和规划。那么中国政党在顺应全球化中突出自身的特色和追求，保持思想上的独立性和实践上的自主性，努力在全球性对话中取得话语权应是题中之义。中国政党并没有拒斥“人权”、“民主”、“自由”、“合法性”、“现代性”等具有人类文明普遍性特质的西方话语，只是在承认其中某些共性因而可以展开对话的同时，根据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进行具体阐释，不承认西方的话语霸权和文化的优越性、标准性、至上性和统一性，而是把共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和差异性结合起来，而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充分显示了作为真理性认识的当代价值和生命力。

全球化过程中，许多主题发生了多次重大转换，其中比较鲜明和典型的是以人为中心叙事的转变，从以实践为轴心的主张宏大叙事转向以发展为中心的主张人与人之间和谐、多元叙事的转换，总体上呈现出逐层深入、稳步推进的发展态势。这是多元视界和谐共进的态势中，是由单一理性、意志、真理、思想，转向了解构、话语、文化，甚至是国家社会、文化身份、民族差异等多维度和多元价值取向与融合。言说者和倾听者之间的区别和地位不再永恒不变，言说者和倾听者的角色可以在某些条件和环境中发生互换，言说者可以成为倾听者，倾听者也可以成为言说者，言说者和倾听者之间要建立一个具有真理价值的命题陈述，必须通过共识规则才能达到交流和传播，也就是说，在说者与听者之间必须有共谋和公约而获得一致认可的心灵通识，作为联系和沟通的桥梁，从而通过元话语使自己合法化。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在于实现由解放政治话语体系向生活政治话语体系转变，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什么是解放政治？英国学者吉登斯作了这样概括：“我把解放政治定义为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解放政治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力图打破过去的枷锁，因而也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改造态度，另一个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支配另一些个人或群体的非合法性统治。” ⁽²¹⁾顾名思义，解放即自由，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摆脱：摆脱传统、摆脱过去的束缚、摆脱物质贫困或剥夺。近代以来，解放政治一直是西方政治思潮和运动的主流。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是这方面努力的代表。解放意味着从限制人的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人应当是自己的主人，不应该被任何人奴役。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与反抗和“自由政治与激进政治一样，都追求使个体以及社会生活的状况更为普遍地从先前的实践和偏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自由是要通过个体不断的解放并要与自由国家相连才会获得，而不是通过谋划一种革命性巨变的过程来实现的。” ⁽²²⁾解放政治是凭借一种权力的等级概念来运作的。在此，这种权力被理解成一个个体或群体将其意志加诸于他人之上的能力。解放政治所关注的是减少或消灭剥削、不平等和压迫，使个体从剥削、不平等或压迫的状况所产生的行为枷锁中解放出来，这和人们提倡的生活政治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别。什么是生活政治呢？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吉登斯为生活政治下了一个“正式的定义”，他说：“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 ⁽²³⁾生活政治就是后现代社会中表达当代政治的变革。吉登斯说：“我想用它表达的意思是，相对于解放政治关注的是生活机会（life chances）而言，‘生活政治’关注的是生活决定（life decisions）。这是一种如何选择身份及相互关系的政治。” ⁽²⁴⁾从本质上看，生活政治是一种选择的政治，它意味着在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主张之间作出决定，旨在说明解传统社会和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政治取向调整的总方向是，应对我们所讨论的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动。这就是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 ⁽²⁵⁾为什么生活政治会在今天会凸显出来，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首先与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的全球化和解传统社会的到来有关。吉登斯说：“生活政治的逐渐突出是全球化和解传统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²⁶⁾传统中，解放政治的缺点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一方面它实际上是狭义的政治，只关注正式的政治制度、体制和建制，没有把其与人们生活中有关的各种决策包括进去，而且也无法解决一些生活领域中出现的新问题，同时，它只是解决了人在政治上表现的形式的平等与自由，而没有在解决好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平等与自由，也就是说只解决了政治上的形式的平等而没有解决社会上的实质的平等。“生活政治不是一种生活机会的政治，而是一种生活决定的政治。随着传统和自然的终结，它也逐渐浮现出来。在许多解传统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必须作出新的决定。这些决定几乎总是政治性的，并具有伦理或价值尺度。然而关键的是，生活政治问题不能按照解放政治的标准解决。” ⁽²⁷⁾人的主体性在解放政治中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为此，马克思反复强调，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因为只有人才能构成现实的社会，没有了人，便没有了社会。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因为任何社会发展最终要通过人的发展体现出来。社会之所以能永远向前发展，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发展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自然，社会发展反过来必然造福于人民群众。归根结底，人才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人发展到什么程度，社会就发展到什么程度。社会发展是通过人的发展来实现的，同时社会发展必然带来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马克斯·舍勒在其《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中曾讲到，“人就其本性而言，完全能够无限地拓展他自己所能及的地方——拓展到现实世界所能延伸之境。因此，人本质上是一个能够向世界无限敞开的可能性。” ⁽²⁸⁾可见只有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才能为社会发展带来无限可能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非常关注人的前途和命运，认为未来的社会不仅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而且还应该是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人人自由平等，人人全面发展，从而实现了人类的彻底解放的理想社会。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在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在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在意识话语与边缘话语之间，群体与个体之间，形成了多维、多角和多层的文化交往模式。面对今天这样—个多种“话语”彼此沟通对话与交流的多元化时代，中国政党的发展理应与全球的知识、学术、文化、理论界保持同步的势态，以利于我们在政党制度学科领域内开阔视野、拓展思路、探索和研究与当代“国际语境”对位的社会性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