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中国政党现代性发展的影响-政党政治与政治现代性研究

一、全球化对中国政党现代性发展的影响

全球化具有结构性的影响力，不但在物质层面、精神层面，还在制度层面，产生全方位的影响。英国著名学者赫尔德曾提出全球政治的概念，他说：“全球政治作为一个术语，非常形象地描绘了政治关系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扩展与延伸，以及政治权力和政治活动跨越现代民族国家的界限、无处不在的这样一种现象。”，“与这种扩展相连的是全球政治活动产生的、通常是更向纵深发展的影响。作为一种结果，全球层次的各种发展几乎在同时就能对世界各地产生影响，反过来亦如此。” ⁽¹⁾这种全球化的分析观认为，除了全球化的时空纬度外，即全球网络的广度、全球相互联系的强度、全球流动的速度、全球相互联系的影响外，还有全球化的组织纬度，即基础设施、制度化、分层化以及交往方式。其实，全球化在政治领域的拓展也日渐明显，各国之间，政党之间在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上的认同趋势也比较明显，这首先表现在对以民主、自由、平等和正义等为核心内容的民主价值的趋同和保障自由、平等、人权充分实现的民主制度普遍化。其次，全球化过程对建构于区域性的民主政体和政党体制构成了压力，它表明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诸多链条正在成为全球范围的，而且发展向度是多维的，其对民主的影响即表现为复杂性也表现为深刻性，它既可能促进现代民主的发展，又可能使现代民主模式陷于一定的困境。正如戴维·赫尔德指出的那样，“不论是捍卫还是批评现代民主体系的人，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民主理论和实践中一些关键问题传统上只在国家范畴内加以解决，而区域性全球性的相互关联对此提出了挑战。” ⁽²⁾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全球化背景下，民主的基本元素和基本价值理念得以广泛认同和传播。随着全球化的渐进推进，人们交往的范围扩大，民主的基本价值理念将在全球的纬度上得以传播，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和接受。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通过一定的民主制度安排，尤其是政党制度，为人们政治参与提供了合法的制度性通道，这对于维护和增进他们的自身权益具有基础性意义；对于民族国家的管理者来说，选择政党制度，通过合法的程序，意味着其权力得到了人们的认同，权力民意含量的增加意味着其统治体系的合法性的增强。所以，无论是对一般的民众还是对一般的统治者来说，他们都能从政党政治那里找寻到合理性的因子。全球化拓展了民主的内涵，使传统民主制度的运作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在现代社会，全球化是双重民主化的过程，即不仅是指国家共同体中的民主深化，国家和公民社会的民主化不断发展，而且还指民主形态和过程要扩大到领土边界之外。全球化对传统的民主理念构成了一定的挑战：如果说传统的以自由主义民主为理念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之上，那么，在现代全球化的年代，民主陷入了由地方的、国家的、区域的和全球的关系交织而成的、变化着的环境中，在这一背景下民主的意义是什么而且应当是什么？它至少说明了在全球化日益拓展的年代，民主的理念或模式不是变得更加明确或趋同，相反，它变得更加复杂或民主的模式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差异化。那么对于生存在这种变化与调整的环境中的政党必将在制度安排、治理方法和价值理念等加以现代性调整。

其二，全球化背景下，政党政治变化频率加快，现代性意识日趋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各种影响的深刻显现，国际一些政党政治变化的复杂性、不可预测性增多增强。当前，全球范围内政党力量的对比，仍呈“右强左弱”态势，一些左翼政党面临诸多的嬗变与挑战，政党的左、右力量轮替加速，“政治钟摆”周期明显变短和加强。一些区域性主要政党的轮替对域内其他政党政治的影响和连带效应或增或降，政党力量消长的国别差异更加明显。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制度尚未完全进入成熟期又要遭遇转型；部分转轨国家政党在政治定位、自身建设和党派关系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和滞后性。与此同时又受到在不同情境中所发生和进行的事件的交互渗透和影响。新型通讯系统在创造接近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途径、开辟政治合作与发展的新道路空间的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时空转换给政治参与带来的影响的思考。“当代国际秩序的发展用极为复杂的方式把不同民众、不同共同体和不同社会联系在一起，加上现代通讯的技术，简直就可以让作为社会—经济活动障碍的空间距离和领土界限当然无存。” ⁽³⁾互联网和传媒迅猛发展，带来的时空转换、时空错位、时空重叠，可能造成政党的传统政治空间的收缩，同时又可能诞生了一些新的政治领域。公民对政党政治的接触更加接近，一边是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和愿望增多增强，一边是反政党政治的情绪和主张另类政治的呼声加大；同时，对其掌握的公共权力的监督力度加大，使政党在履行其传统职能时面临更多的挑战。在全球化冲击下，一方面，政党调控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受到制约和挑战，一些政党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缺少良策。同时，“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的发展，导致了世界政治的决策机构的重要变化。新的多边和多国的政治形式已经创建，随之还出现了涉及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各种形式的跨国压力集团，以及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等独特的集体决策形式。” ⁽⁴⁾加之，各种新的社会治理问题大量、快速涌现，也对政党执政构成竞争，这种局面进一步削弱了政党的传统政治功能；另一方面，随着各国各类政党面临的共性问题增多，政党双边交流、跨国交往与区域合作的势头更加强劲，不仅纲领主张相近的政党，甚至双方存在较大分歧的政党也求同存异加强了联合与合作的态势。政党交流、合作机制不断丰富，交往形式更富于多样性。政党政治中的意识形态之争，经济全球化以迅猛发展之势，继续推动各国社会和阶级结构变迁，而中间阶层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是当前社会变化的一个明显趋势。到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西方大多数国家中间阶层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工人阶级，整个社会的结构明显呈中间趋大、两头趋小的走势。此外，国家和政府管理职能的增强，也促进了中间阶层力量的增长。西方国家的传统工人只占人口的不到5%，取而代之的是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小、形式越来越分散化的社会群体。社会结构的变化还使得人们的身份日益复杂，越来越多的人处于几种身份兼而有之的状态。打破了政党传统势力范围和社会基础，增加了社会阶层和社会意识的不确定性，传统左、右翼政党刻意模糊意识形态界限的趋势进一步发展，分歧和差异将始终存在。全球化引发的各种复杂矛盾和问题，将进一步加剧政党执政的难度，并成为引发世界政党政治变动的主要诱因。主流政党在创新、调整传统政治理念的同时，仍力图保持其生机与活力，预示着主流政治力量将有一番新的较量。全球化的发展决定了各国政党格局和体制将继续处于变动、调整之中，并将因经济社会差异、政党的革新自觉程度而更具多样性和差异性。(www.chuimin.cn)

其三，全球化背景下，因社会差异与多元的发展，政党更加关注合法性的政治认同，并增强治理的力度。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庞大的科层制度已经不能够适应社会飞速发展的需要。正如，后现代主义所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越来越趋向于“全面的行政管理”， ⁽⁵⁾无法应付差异社会和多元社会的发展诉求。民众的政治参与，更直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民主已经被看作是一种容纳国家权力和对竞争性的政治目标进行协调的方法；因为为合法性的确立提供了可能性，这种合法性的基础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每个人及所有人的政治参与，二是决策过程，这一过程不仅能够协调差异，而且还能够提炼出可接受的结果。” ⁽⁶⁾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国家被削弱了，所以必须将不断增长的对地方自治和区域自治的压力纳入了考量范围；这样，在整个世界范围，传统的政治文化认同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遭遇自下而上的双重挑战。” ⁽⁷⁾例如，新社会运动、新群体新组织的涌现，以及由货币危机、环境污染、恐怖主义、毒品贸易、艾滋病等充斥于全球政党的治理议程，将导致，公共权力的中心化与非中心化的动力促成了权力场所的转换，法律和条约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受到了损害。同时，“国家体系的等级结构本身，已经遭到了全球化经济的崛起、跨国关系与通讯的迅速发展、国际组织与机制的猛增以及跨国行动及其行为者的发展这些因素的侵扰——所有这一切都向国家体系的效能提出了挑战。” ⁽⁸⁾政党如果以传统的统治方式来管理社会必然会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政党不得不变得越来越依靠其他的社会行动主体。这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合法性政治认同多元化，另一方面是它面对着是一个日益难以控制的具有风险性的环境。现实的状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传统政党以民族国家作为唯一的权力中心的统治模式的式微，许多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弥补了行政权力所无法覆盖到的空间。一些后现代政党提倡自我治理的思想，他们能够自我决定，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以一种当家做主的主人翁的精神来工作，不同的基层组织应该具有“独立的自治的权力”。 ⁽⁹⁾后现代强调地方和不同的基层组织通过行使抵制权来反对国家的集权；反对传统民主选举，认为传统民主选举不过是三五年换上一次政治领主。要改变这种国家的民主或议会党团式的民主，就应像民权运动、生态运动那样到基层去寻找。对他们说来，所谓到“基层去寻找”是指任何一项决定，特别是涉及长远利益的决定“不应是作出的而应是形成的”。在这里，“作出的”就是由别人给予的。而“形成的”则是由每个人加入其中，共同参与建立起来的。这种“微观公共空间”就是存在于社会中的自治的 、自由的公众参与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与人之间能够广泛接触、进行公开的讨论、每个人都充分发表意见，掌握必要的信息，以便能对有关问题发表意见；每个公民都能对政府决策产生影响。社会经济组织中的劳动组织不再是等级组织的活动，而是“通过非等级的比如以群体为基础的联合体结构来组织劳动”。 ⁽¹⁰⁾这种群体不存在严格的等级关系，也不存在从上到下的集中控制，他们因多元而协商因差异而共享。

其四，全球化背景下，反传统政治的发展，对政党政治的传统功能提出严峻的挑战。反传统政治主张的反抗，并不像以往政治思想家，特别是社会主义思想家那样主张一种全国性政治反抗，只是要求，“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主体性、差异、文化中的边缘要素以及日常生活之上” ⁽¹¹⁾ 在他们看来，由于权力遍布于日常生活中，分布在不同的点上，由此决定，不存在一种单一的反抗基地 、反抗中心 、反叛的根据或革命的纯粹的法则，所以存在着只是多元的反抗。人们何以寻求如此的反抗？当统治和惩罚的形式进入规训时代之后，或者说自从人类“砍下国王的脑袋”，进入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时代之后，权力的性质就开始逐渐转化为一组确立人们的地位和行为方式、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力量，在权力的威慑和干预下所导致的民众自我惩罚和自我约束的时代。正因为如此，人类也就开始逐渐远离“杀君时代”，进入“杀民时代”。为此，福柯认定人类从酷刑时代向柔性惩罚的规训时代的转变，这种规训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培养出温顺、健康的人。福柯曾指出，真正的政治任务应该去批判那些表面上似乎既中立又独立的制度的运作；应该用批判的方法揭去借助这些制度隐蔽地发挥其作用的政治暴力的假面具。“人体正在进入一种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它的权力机制。一种‘政治解剖学’，也是一种‘权力力学’正在诞生” ⁽¹²⁾这种新的政治解剖学的‘发明’不应被视为一种蓦然的发现。相反，它是由许多往往不那么明显重要的进程汇合而成的。这些过程起源各异，领域分散，相互重叠、重复或模拟，相互支持。主体不但要突破技术化、符码化、计量化、标准化等理性设计，而且要消除作为组织人、角色人、单面人的状态，从而恢复个性化、创造性和批判性，根除社会世界的殖民化，回归生活的多样性和主体的差异性。后现代主义学者得勒兹与瓜塔里提出了游牧式政治观，反对传统政治，他们认为“这种游牧式思维破除了一切形式的普遍化秩序、总体性、等级制和基础原则，并且攻击具有‘国家式思维方式’的哲学帝国主义。” ⁽¹³⁾游牧思想拒绝一种普遍思维的主体。并不认为，“它并置身于一个包容一切的总体，相反，置身于一个没有地平线的环境之中，如平滑空间，草原，荒漠，或大海。” ⁽¹⁴⁾与游牧政治异曲同工的另一位后现代主义学者鲍德里亚提倡一种差异和边缘政治，通过从与主流政治相对应的差异和边缘寻求民主和政治的真谛，并“认为凡是能够肯定其自身的价值和需求高于且对立于社会主流价值与需求的团体，都应被看作是比那些仍在当代社会之逻辑与符码内运作的群体更为激进。” ⁽¹⁵⁾这种差异和边缘政治同福柯、利奥塔、得勒兹与瓜塔里等都是涉及微观政治领域，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尤其是西方社会在进行现代性调整与转换过程中，发生三次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和危机，即以巴黎“五月风暴”为代表的西方“1968年革命”、以生态运动为代表的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抗议浪潮和1998年以来的反全球化运动。这三次运动，“确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态度，这些发明和实验一直发生在由政党推进的社会和政治进程之外。” ⁽¹⁶⁾伴随着这些运动出现女性主义团体、生态学团体以及同性恋组织等进行的“新社会运动对把劳工运动摆在首位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概念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呼吁人们以更加民主的政治斗争与政治参与形式，来对付那些无法化简为劳工剥削的权力与压迫的多重根源” ⁽¹⁷⁾；“新社会运动已预先提出了非中心化、差异等后现代原则，并且提出了实现社会和文化关系政治化的新的重要途径，事实上，它们以激进民主重新界定了社会主义规划。” ⁽¹⁸⁾与此同时，单一问题党和抗议党的不断涌现，也在动摇政党组织和议会代表制的基础。人们对传统政党和代议政治评价很低，也许有朝一日危及现行民主政治。有时执政党被“选”下台，并没有明显的理由，以至于选民也更加反复无常，就是选民中存在强烈的“将混蛋撵走”的情绪。

全球化的发展给我们了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当代人们越来越厌倦传统的政治与政党，人们反感于把政党政治定位为谋求权力与统治政治，而是更倾向认为政党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又因为社会政治认同和社会领域从来都不是封闭的、终极性的结构，而是开放的、非稳定的、非统一的、偶然的，总是处于这样或那样一种被阐发的过程中。政党执政的危机与风险因而显现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