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党公共性建构与提升研究

三、中国政党的公共性建构与提升

（一）当代生活视界中的公共性

一般地说，我们把共同体中公共意志、公共情感、公共理性、公共价值、公共需要、公共利益对于个人意志、个人情感、个人理性、个人价值、个人需要、个人利益的代表性或体现度，称为公共性。简言之，共同体的公共性质就是公共性。我们用英语词汇Common nature对应公共性。Common，源于古希腊词汇（Koinon），指“公共”、“共同”、“普遍”，意为人与人之间在工作、交往（尤其是政治共同体）中相互照顾和关心的一种状态。

公共性在学理层面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公共性是公民的一种理性能力与道德能力。这主要包括正义感和善观念的能力。而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提出自己认为是最合适的方案；第二，公共性的适用范围是涉及到整个社会共同体或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的、关乎所有公民的公共论题，它所寻求的是社会普遍的公共利益；第三，公共性能够积极促成公共的协商与对话，但并不总是能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这是因为，公共性作为处理社会公共生活的一种精神和态度，所形成的并不是基于某种最高理想原则之上的绝对真理。政治学学者戴维·伊斯顿从政治系统理论的角度对公共性作过一定阐释，他把公共政策看作是政治系统的输出，它是根据政治系统的需求与支持（输入）作出价值财富再分配的方案。而需求与支持则是公民或团体满足自身的愿望和利益而表现为共同性的主张、行为和反映。根据政治学者伊斯顿的观点，公共政策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权威性分配，而分配是全社会的。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与米歇尔·哈蒙从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出发，认为公共性是在民主政治过程中个人和团体不断互动形成的利益格局。它强调公共政策过程的互动性是维持与获取公共利益的必要条件。在多元社会中，公共性或公共利益往往通过公民或社群的共享利益或社会的共同利益得以体现的。最能集中体现政策的公共性拓展了新的视角，但不论何种理论学派都必然涉及诸如谁的公共性，何种公共性的问题，都必然在公域与私域、公意与私意、公利与私利、多数与少数等相对范畴之间明确其边界并且作出选择，即“在公共领域中，整个社会透过公共媒体交换意见，从而对问题产生质疑或形成共识。” ⁽³¹⁾公共政策一般是在具有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的共同空间公共领域，而非私人领域（privatesphere）当中达成共识。共识的达成是公意的结果，而不是个人意志的偏好，当然亦非众意。卢梭曾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对众意与公意作过区别，他说：“因为众意与公意之间经常总有很大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 ⁽³²⁾所谓公共性，公众性，作为公众，它有多数人与少数人之分，也有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别，作为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它应该既是多数人的公共性同时又是少数人的公共性，一方面它应该最大限度地满足多数，另一方面也应当尽可能地保护少数在对于强势群体特别是由少数人组成的强势群体加以限制的同时，也应该对于具有正当的利益要求的弱势群体加以保护。

随着现代文明的推进，人们对民主、平等、价值、自由和理性等需求的增长，当代生活世界的公共性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在当代生活世界，一种正在拓展的生活维度，即公共性的生活或生活的公共性质正在深刻影响我们的各个生活领域。在政治生活领域中，公共权力的价值效率呈现日益增强的趋势，公共权力的异化比起以往的历史时期，似乎显著滞怠；权力体系的结构愈来愈复杂化，其功能也愈来愈多样化，公共生活领域逐渐扩大，几乎伸展到生活的各个部分，像今天这样期待开放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人们对公开、公正和参与有强势需求；在经济生活领域中，以契约精神和契约化现象构成的公共性诉求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市场体系和现代政府组织的快速发展，公平与效率被社会强烈关注，其公共性正与日俱增在社会生活中；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各种非政府公共机构快速发展，日益成为政府、企业以外的第三大组织，并对公共性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公共性的张扬和诉求，日益成为现代性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人们不仅诉求公共性，还通过“反思的公共性”和“批判的公共性”去累积本真的公共性，重建公共领域和交往理性，从而推进了当代文化批判理论的建设和公共文化精神的形成；在现代文明的交往中，各国的文明、各个民族的文明，虽然时有局部冲突的情形，但是文明的交融及其多元一体趋势日益凸显，世界文化与文明的公共性特征亦日趋显现。在其他社会生活中，公共目标的意义显著并作用扩大，公共目标和公共价值愈益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每一个共同体的性质。当代生活世界日趋增长的这种公共性质，是人类历史的发展由阶级史、民族史进入世界史的标志，虽然阶级史、民族史依然存在。这意味着人类的个体与群体的矛盾正在从属于个体与类的矛盾，同时也导致了生活世界中公共性具有以下指涉：

其一，公共性的复合型特征。个人性让渡给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共同体的部分呈复合状态，即公共性往往被多层次的人数、规模、资源与范围不等的社会共同体所汲纳，个人性逐层次让渡于规模与范围不等的共同体，这种情形下，公共性往往呈总体递增、趋强态势。公共性是一个质量统一的概念。其质的规定是指共同体中由个人让渡出去后又返还个人或物质性或精神性或制度性的社会资源。共同体符合大多数成员，乃至全体成员的个人性，符合无产阶级、全国公民，乃至全人类每个成员的个人性，是公共性质的正向规定。其量的规定是指个人让渡出去的部分在返还予个人时的多寡。它们往往已被折扣或叠加了，那些返还多的则公共性强，反之则弱。与现代性结伴而行的公共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清晰地将我们生活的世界分野成两大部分即公共生活世界和个人(或私人)生活世界，或者称之为公共世界和个人(私人)世界。这种新的划分并不以单个人的意志为走向，而是近现代历史的产物。

其二，公共性的现代性质资。公共性就是一种现代性，甚至就是现代性的基础的或强势的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公共性是现代性最基本的特征。现代性中的契约精神、公共理性、民主诉求、主体性精神是公共性发展的必然产物。正是在个人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共性的强化态势中，社会资源配置的公平、公正、公开等公共性品格才日益凸显，现代契约精神才能引导个人性的让渡、交换和扩展，从而才使个人理性提升到更为科学与民主的公共理性，使主体性中的个人意志服从并融汇于公共意志，这样，现代人才有了大写的人的意识、价值和潜能；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精神，同时也是一种引领历史前进的科学精神。作为现代性基石的理性和主体性，是以人的公共性为条件和前提的，不是人的理性和主体性决定了人的公共性，而是人的公共性决定了人的理性和主体性。仅仅用公共理性和公共主体还不能说明现代性的本质。确切地说，人们是在其实践的基础上，生成和发展了自己的公共性、理性和主体性。

其三，公共性的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内在统一性。个体性和公共性在本质上不是对立的两个权利、两种利益。个体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一种社会存在。个人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个人性就必须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而把它让渡（委托）于共同体，通过共同体的真实的公共性积累，恢复和扩大个人权利，增大个人性。共同体不是属于共同体中的“委员会”的，而是属于构成共同体的个人的。一切共同体的制度，只有在根本上合乎个人利益的时候，才是真实的存在，社会的存在。当人们的个体性和公共性发生差异、矛盾，甚至对立时，就需要以一种深度的公共性去调适、解决。只有社会的公共价值自觉地成为人们的个体性的补充，甚至是合理性构成时，公共目标和个人目标才能趋于统一，公共性与个体性的矛盾才能趋于统一，社会才可能可持续发展。当代世界，人们的个体性和公共性都以无比丰富的内容和多样性在展示着，从而为我们探索社会历史领域的规律和当代世界的走向，不断开辟着道路。

现代化进程中，以科学、民主、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观不断演变并冲击着人们的生活世界，我们不能以其抽象性和阶级性而一概拒斥。因为其间仍然包蕴着被历史反复证明是进步的内涵。公共性渗透并丰富了当代人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公共性可以克服个体理性的不足与缺陷，扩大理性认识的深度、广度与质量；当代社会中公共性的拓展，意味着认识的过程更生动、信息更丰富，对象更明确，结果更真实；意味着人类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内驱着人类的认识进入到一个更为高级的阶段，导致人类的个体与整体的联系更为密切，人类认识的个人性和公共性也更为密切，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的自由和解放，是他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前提，公共的需要、利益和价值的实现为个人的需要、利益和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人类的认识运动和实践运动趋于一致。因此，公共性作为一种巨大的内驱力，不仅推动着认识的发展，推动着个人利益的实现，还推动着实践的发展，推动着全人类利益的实现。

（二）中国政党的公共性追求

政党理性的公共化，即政党要具有公共性，是一个政党保持先进性和旺盛生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世界经济全球化与政党自身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政党的公共性是横跨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和个人之间，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引导、整合与协调的机制和能力。政党的公共性存在同时是以具有批判精神和监督功能的公共领域为前提的。

政党的存在和发展目的，不是为了某个社会行为主体的单向理性，而是关注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公共价值、公共精神的理性。政党如果不是为公共的善，或社会的正义，为广大民众寻求和保障公共利益，而是为某一利益集团和组织的私利与偏好，无疑其合法性将会遭受严重削弱甚至遭受民众的唾弃。在现代社会，政党不再是一种辅助性的组织，相反，它是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源泉。如果不存在传统的合法性源泉，人们便会从意识形态、个人魅力和人民主权中寻找合法性的源泉。而要使这些合法性原则长久不衰，就必须通过政党使它们具体化。不是政党体现政府，相反，政府却成了政党的造物和工具，只有政府的行为体现政党的意志时，它才具有合法性。政党是合法性的源泉，因为它成了国家主权、人民意志 或无产阶级专政在制度上的体现者。所以，执政党公共性的提升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于现代化中的后发国家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国家理性、政党理性至上、精英理性或大众理性至上的现象，而忽略了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导致理性的分离。使理性分裂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西方社会学者马克思·韦伯在其著作《经济与社会》中，把人类的理性形式区分为两种：工具理性（目的合理性）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 ⁽³³⁾换句通俗的话讲，工具理性就是“用理性的办法来看什么工具最有效，以便达到我们（无论是否合理）的目的”。 ⁽³⁴⁾从这里看，工具理性是注重如何运用手段达到目的，至于目的本身的价值及所使用手段本身固有的价值倾向，则不予重视。换言之，工具理性主义者他们更关注目的实现的结果及过程的可操作性，而不是目的的终极价值及意义；与工具理性相对的是价值理性，它涉及到的是人们对某些事物或行为所赋予的价值含义，以及人们对某些价值观念的追求。马克斯·韦伯对工具理性发展趋势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非常担心，尤其是在政党政治领域中蔓延。他认为，代议制和政党政治的发展已逐渐破坏了关于议会的古典委托——代理关系的概念，那种概念认为议会按照公共利益或普遍利益来引导国家和制定政策。政党越来越变为从事和赢得选举的首要工具，竞争性政党的发展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议会政治的性质，使得代议制成为了“公民投票的领袖民主”，民主过程的重要性在于确立一种“选举的专制”从家庭到工作和闲暇，日常生活的几乎任何一方面都不能避免国家行政官员和计划制订者试图实行的“有意识控制”，这种控制的本质就是广泛干涉了公民个人的自由和自主。运用行政的手段化解社会和政治冲突，政治决策不是通过不同政见之间达成一致和公开讨论来作出，而是通过国家和官僚主义机构的领导人之间非正式安排、秘密的谈判过程产生的。广大民众被排斥在公共决策之外，在关于他们切实利益的重要事务方面不能参与决策，无法行使自主权。更为严重的是，个人的选择自由也受到了严厉制约，所有涉及公共领域的事务均被以技术理性的名义成为少数专家和精英所垄断，人们只剩下赞同和按部就班执行的“自由”。(www.chuimin.cn)

现代国家、政党和政府的增长出于维护和发扬民主价值的目的，但现实的发展却走向了另一面，成为民主的公共生活的对立面。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其一，社会政治由社会成员的集体活动组成，政治权力来源于该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因而个体的存在和活动是构成政治活动的基本前提。其二，民主政治的基本目的是推进社会整体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价值，因此，民主首先在价值上的选择要符合人类的本质要求，应该是能够促进人的生命价值的最值得选择的一种政治方式，然后在体制上的选择应切实体现民主所追求的价值；其三，民主政治应当与人的存在相和谐统一，使作为人们生活的外在形式的权力与人的内在选择有机地结合起来。但是，我们从西方社会的现实中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状况：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被政治生活排斥在现实政治过程之外，这一状况随着技术社会的日益发达而不断加剧；政治选举日益失去了对政治的有效影响，成为少数人手中争夺权力的工具，民主政治本身已经变成为民主而民主，民主并不是代表社会整体的一种价值和方式，而是少数人手中为了狭隘利益和特殊目的而争斗的工具；民主政治越来越脱离了人自身的控制，成为外在于人且反过来开始控制人的巨大机器。西方民主在发展过程中，将外在于它的价值如自由、平等和自主等纳入了它内部，但自己却没有发育出独特的自有价值，这使得民主在价值层面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常常游移于各种价值之间，找不到自己真正的精神归宿。而对政党制度来说，其发展则日益偏离其初衷，在形式上逐渐发展为具有极复杂的技术合理性的机制，但在实质合理性和价值性方面却越走越远，造成了政党制度和民主价值之间巨大的张力结构，活动中的交换关系泛化，渗透到几乎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个人往往把自己视为当然的中心，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他人与社会利益之上，从而使得个人与他人、社会之间的关系时刻处于紧张与冲突之中。要避免这种情况，仍然需要依靠政党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有效地整合，引导个人要自觉地把自己融入社会与集体之中，并以他人与集体的利益为重，使个体的小我升华为社会性的大我，使个体生命升华为宇宙大生命，同时，政党要加大公共性建设，应视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为自己利益的有机成分，因为抽象的公共利益正如抽象的集体一样是不存在的，公共的利益最终要体现为其每个成员的具体利益，在加强公共利益的同时还应避免把社会成员整编为自身的一个部件，而要让社会成员保持其自身的完整与相对自由性，努力为每一个成员的完善与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

西方政党政治的教训，值得我们重视。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在以民族国家的形式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会过于强化执政党理性，而忽略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理性；更有甚者，某些特殊人物、政治组织或利益集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往往以它们的个体理性代替国家理性。在盛行政党政治的现代民主政治中，无论东方也好，西方也罢，由于国家（政府）理性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为执政党的理性。所以，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位的内阁（政府），这些政治组织既然都由个体公民组成，如果执政党与政府不能帮助公民完成自身的“现代性”，即实现“人的现代化”和“充分的自由与民主”，那么这个社会、政党和政府由于自身缺乏公共文化、公共舆论和公共精神，就不可能具有现代公共性。所以，约翰·密尔认为，好政府的第一要素既然是组成社会的人们的美德和智慧，所以任何政府形式所能具有的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促进人民本身的美德和智慧。对于任何政治制度来说，首要问题就是在任何程度上它们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的各种可想望的品质——道德的和智力的，或者可以说（按照边沁的更完善的分类），道德的、智力的和积极的品质。对于一个政党来说也是如此，这就说明一个政党是否能够成为善的评价标准的首要问题不在于它管多少具体的事情，而是应该把提倡公民的公共精神看成其最重要的任务，而且在公共精神的教育与提升方面，掌握执政权力的政党应起表率的作用。

就中国而言，政治现代化的核心是从传统人治政治向现代法治政治转变，从革命型政党政治向法理型政党政治的转型。而法理型政治和公民“依法治国”传统的形成，有赖于政党率先在现代公共领域的塑造和公共性的提升。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作为公民权力的代理者，要按照公民的意愿和利益，面向公共或社会共同需要，提供公共物品，塑造公共秩序，规范公共交易，满足多数和保护少数，由此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政党的公共性相对于公共政策主体政府而言具有独特的特征：

第一，促进政治现代化的各种载体是社会行为主体，而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是其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更多的是靠政党政治来承担与推进，现代公共性的培育和发展必须以现代公共领域的形塑和提升为重要的前提，而现代公共领域的形塑和发展与公民关注政党的公共精神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和任何政治共同体相比较，只有政党这个特殊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够把国家、社会，公域和私域结合好，并以公共性的精神对各个方面进行正确的引领和规范。从中国特殊的历史、国情和现实特征来看，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就是执政党执政理性的现代化，即执政党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过程。卢梭认为，政府只不过是国家与人民之间建立的一个中间体，国家应该“永远准备着为人民而牺牲政府，却不是为政府而牺牲人民”。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一个中间体，它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桥梁和工具。

第二，执政党公共性的培育和提升要以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和完善为互动条件。对于政党的公共性来说，是指政府组织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公共性是政党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运行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评判一切公共政策的基准性价值，成为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理念和核心精神。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都必须以承认，“宪法是由人民的智慧制定的并且是以人民的意志为基础的，人民的意志是任何政府唯一合法的基础”。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也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在社会现代性得以日益拓展的时代，人民的参与必然愈益受到重视，最终变成一种决定性的因素。现代国家的法律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意志，不是“意志”而是“公共性”。也就是说，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应该是各种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在对等条件下有序博弈的结果，或者说是在市场经济中，在遵循公平、公正的秩序和原则的情况下，各方相互“妥协”的结果，而不是某一或某些阶级、政党和利益集团强权意志的表现。在现代社会中，公共领域的成败始终都离不开普遍开放的原则。把某个特殊集团完全排除在外的公共领域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根本就不算是公共领域。在一个法治国家中，所有有道德人格的人，都应该属于该公共领域。固有批判精神的公共领域的成长与现代法治国家建设本身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面对公共领域，一切政治行为都立足于法律；这些法律就其自身而言被公共舆论证明为具有普遍性和合理性，对于政党更是如此。政党法治应该是在公共理性支配下实现宪政的民主政治。只有一个政党本身具有公共性、正当性和合法性时，国家的宪法和宪政是公共理性产物的时候，才能保障该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结构是正义的，才能保障社会民众生活在公平、正义之中。

第三，执政党公共性的培育和塑造必须以公共舆论的现代化为前提 。在自由民主社会里面，如果没有公民的普遍舆论，任何立法机关都无法活动。公民的普遍舆论是立法的媒介和喉舌。卢梭认为真正的宪法精神不是镌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浇铸在铜板上, 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深处，即扎根于公众舆论之中。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认为他和一切公共事务有着利害关系，有权形成并表达自己的意见。公共舆论是公民表达利益与愿望，实现公正、民主最重要的路径之一。通过塑造现代公共领域来提高我国社会行为主体的公共理性，从而加快我国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执政党应该大力提倡“话语民主”, 坚决反对“话语霸权”。提倡“话语民主”，就是借助现代公共领域鼓励和提倡通过平等公民的公共辩论和批判来决定国家和社会的重大事务；反对“话语霸权”就是反对那些没有经过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而是通过意识形态或公共权力的强制力所作出的“非法”的措施和决定。

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特别是执政党理性完成了由个体理性向公共性的转变，在现代社会里，如果执政党理性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公共性，那么这种理性必须是代表民意的, 是公共的、开放的和慎思的，即是国家(政府) 与社会各阶级、阶层及其各种利益集团经过有关法治程序进入公共领域的批判与探讨，进而经过协商和“妥协”的约定意识，并成为政党的公共性，并依此来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这样公共性也就转化为政党有效治理的方式。政党治理是政党引导和综合公域、私域、个体和机构等管理共同事务的一系列方式的总和。政党治理是使多元或相互冲突的利益得以整合并以此达成行动一致的过程。政党制度作为现代代议制度的产物，人们加入或支持某地政党参与选举并获取国家权力，就是要实现其利益。政党作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是各种利益的博弈场，是社会上意见表达和利益实现的工具，它与社会必然存在权力授受关系。在政党内部和政党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利益不一致的可能性，政党也就适用于治理关系。政党治理就是“政党同市民社会就利益分配与发展等重大经济社会问题进行谈判与再谈判，在民意基础上完成社会整合、达成社会团结，并实现经济社会高效、有序的发展” ⁽³⁵⁾的全过程。因此，作为执政党要保持国家与社会的高效与稳定的发展，就必须理性地处理其价值理念，使其代表的利益具有最大的包容性，也就是说，执政党要从公共的善的观念提炼并不断修正其价值理念，以公共利益的创造和维护作为其活动的基本目标，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平衡党内外各种利益的冲突。

总而言之，政党治理就是政党与社会就公共利益的分配的谈判与磋商过程，这一过程受公共性的理想所规导。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许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出来。国内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变化，决定了社会成员经济收入来源的多样化、经济利益的差异，进而决定了他们思想观念的差异，这就要求党和政府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同时，也要求党和政府及时掌握群众的思想动向，努力满足群众的正当合理要求，不断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式，学会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近年来，新的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活动领域不断出现，在这些新组织、新领域中，党的工作还十分薄弱。这都是党的领导面临的新课题。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对党的利益代表功能的削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市场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自主性市民社会与党保持着先天的距离感。在市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党被迫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党是执掌政权的党，而不是执掌社会的全能型党。因此，党容忍了自身在政权体制之外的新社会领域和社会组织中“弱存在”的现实；其次，与多元化相联系的是社会流动性的增强，这使党的基层组织活动成本大大增加，例如，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共同体，如果只是代表了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就必然失去代表另一部分人利益的机会。怎样在实际工作中，代表全社会的（即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一种不容易改变的两难处境。

在转轨过程中，共产党有可能导致为狭隘性利益集团正是这样两种过程的交叉性结果：一方面，由于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党因无法代表多样化的利益要求而变得狭隘；另一方面，党为了继续保持全面的社会影响力而不断扩大规模，导致被其内部受到市场支持的特殊利益所分裂。执政党为了更好地维护政治秩序，整合国家和社会的资源，不断地巩 固和提高政治合法性，必须在公共性的支配下对国家和社会进行“ 善治”。之所以称之为“公共性”，就在于这种公共性是代表民意的，是公共的，即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各阶级、阶层及各种利益集团经过公共领域的批判而协商和“妥协”的约定意识。在法治经济下，市场的竞争必然带来阶级、阶层的分化与利益的多元化，不管你是否接受，达成妥协与谅解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解决矛盾与冲突的最根本的方法之一。执政党及其领导的公共权力机关只有在现代化过程中与个体公民进行有效的“互动”，把基于自由平等契约精神之上的约定意识上升为国家意志、政策和法律，这样整个国家和社会才有可能具有现代公共性。在个体理性走向公共性的过程中，许多要求能完美地实现都是在长时期中经过一系列的妥协而后取得的，并不是在每一步上都顽固地坚持按自己的方式才取得的。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阿克顿说过，“妥协是政治的灵魂”。所以，公共性应是社会各个行为主体本着基于契约的公共精神，在批判与和谐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关注社会公共权力、公共利益、公共行为和公共之善的理性。现代执政党的任何重大的决策如果不经过公共领域的批判和监督，其所谓的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实际上是政党理性在政治上的强权表现，这是执政党治理的任意性，并没有多少公共性而言，因而也就缺乏事实上的政治合法性。对于那些国家(政府) 理性主要通过执政党理性体现出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需要通过公共领域的批判，从而使执政党理性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公共性, 同时也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执政党和在位政府的理性只有通过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在公共契约精神基础上实现与社会各种行为主体的有效“互动”，其公共管理才具有公共性，它的公共选择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才具有民意性、合法性和正当性。政党要以公共善或社会正义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以公共利益的追求为外在表现形式，并积极引导和规范以公民社会为底蕴和后盾的现代公民和公共性的培育与提升，这对我国政治现代性的发展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