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本土化政党建构的自觉性

二、自觉的现代性与本土化政党的建构

（一）政党的中国化开启

正是这种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对于西方文化的模仿的意识，导致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的解体，从而使中国社会失去了自我调节的能力，失去了固有秩序的基础，整个中国便不得不一味处于被动的地位。这种模仿的照搬，所实际起到的恰恰是相反的作用：“从工业社会产生出来”的“教育”、“法律”等等，“于都市文明中有其位置与作用。搬到中国来，既安插不上，又失去其意义，乃大生其反作用。” ⁽¹⁵⁾正是这种模仿的现代性模式，破坏了中国乡村，导致了中国传统秩序的解体。梁漱溟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乃是破坏中国乡村社会的外力，但是“惟自觉地破坏，我认为是更有力的”。“所谓自觉地破坏，那就是为外力破坏所引起之几十年来的民族自救运动。这里面包含对于西洋的模仿追趋和对固有文化的厌弃反抗。后一点尤其重要。……抛开自家根本固有精神，向外以逐求自家前途，则实为一向的大错误。” ⁽¹⁶⁾由于失去了本己性的东西，现代中国也就成了外来观念与符号的试验场地，现代性浸润中国的进程存在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与现代性在物质技术层面上的碰撞和对接。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那种天朝大国的意识一落千丈，根据战败的亲身经历，开始意识到西方物质技术的先进，被迫向西方学习“奇技淫巧”，开展“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但这些活动只限于在物质技术层面与现代性对接，并没有从根本触动中国专制的传统。第二阶段，中国在制度层面上与西方现代性的对接。甲午中日海战之后，国人认识到仅凭“奇技淫巧”是不能从根本解决中华民族的复兴的，需要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制度。从早期的市民阶级实行的“康梁变法”到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实现了从形式上对封建制度的革命。他们成为将西方现代性制度正面嫁接到中国现实的桥梁和纽带，但并没有触及封建制度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权。这种嫁接的制度并没有实现中国的现代性。第三步，在思想层面上与现代性的全面对接和碰撞。物质技术层面的“奇技淫巧”与制度嫁接的失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性思想与理论才能成为指引中华民族前进的指路明灯？中国辛亥革命后，人们加紧了对中国命运的反思和探索五四运动新文化使代表西方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各种思潮大量涌入，造成国民心理的大开放和大撞击。期间，加杂在各种思潮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具有独特的科学性、真理性和规律性的认识，传入中国之后，很快与工人运动结合，同时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就如何学习西方现代性这个问题，开始了由模仿到学习再到新现代性产生的自觉意识的艰难探索。

斯大林曾赋予十月革命以一种东方民族现代性觉醒的意义。摆脱模仿的现代性模式，就必须认识到西方现代性本身所具有的地方性。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思想就是一种起源于近代欧洲的地方性知识，一旦面对古代中国的历史，它的解释的有效性就是令人怀疑的。从模仿的现代性逻辑中解放出来，就是要面对被各种主义、话语、框架、叙事等掩盖的实事与问题，特别是那些本己的实事与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开启真正的自我理解的道路。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真正有效的学习性活动才得以发生。中西之争并不应该是中国现代性的核心论题，它作为一个论题所以成立的背景应该是中国现代性的学习型特征，然而，在人文生态中，却把模仿的现代性，它却被错置为中国现代性的主题。梁漱溟认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两个阶段——前期以仿效西欧近代国家模式为方向，后期以追逐苏俄共产国家的模式为其方向——都为那种模仿的现代性所主导， ⁽¹⁷⁾要摆脱模仿，首先要深入其中去学习，去比较、去甄别，把普遍性的东西与本土化的东西结合起来，通过学习比较而消化然后生成。因为学习是这样一个过程，“只有当某人获取东西的行为是一种获取自己东西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确实是如此进行之时，真正的学习活动才有可能发生。” ⁽¹⁸⁾学习活动，如果没有本己性的东西或本己化的过程作为支撑，就会失去它的本性，从而转化为被动性的接受与猎奇性的模仿。学习与模仿具有本质性的区别。“学习他者，就是把他者作为一种参照视角，通过他者理解自己的活动，所以，真正的学习过程拒绝盲从，相反，在理解自身的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他者的地方性与时间性。但是，模仿则把特定历史情境与人文背景中的他者无限放大，作为一种普遍的范式加以使用，换言之，所有的存在者都被视为某种特定焦点的放大延伸或者缩影，在这里，被拒绝的是多元的与地方的视角。” ⁽¹⁹⁾如果说，在真正的学习的现代性的模式下，中西之争会成为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文形态的比较，那么，在模仿的现代性模式下，中西之争就会被视为同一种现代性的两种不同的阶段。

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并不是设定好的规划，而是首先需要主动去争取。正是为了争取这一权利，二十世纪前期，中国的一批精英，在众多西方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与此同时也开始了现代性的建构历程。从外部境况看，中国是在西方强势的现代化背景下表达其现代化诉求的，并且，西式的现代化从本质上否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内生性与自主性，也否定了中国获得现代性身份的可能性。外部条件已不允许中国以同一的方式参与全球性的资本主义运动，而近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不仅从理论上、也从利益上拒斥和否定中国现代化。从内部境况看，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只能展开一种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更无法摆脱依附性的和弱势的民族地位，中国的民族解放与独立道路，必须要解放和发挥大多数社会中下阶级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中国已无法内生性地开出一种堪与西式现代化相抗衡、进而能够积极地影响全球现代化浪潮的思想文化资源。只有借助外力推动，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中国共产党，由中国共产党肩负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接着”马克思思想的开放性和世界性“往下承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中国又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实践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世界性意识。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尤其是晚年马克思对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问题的高度关注，也激起了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想象。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直接奠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解。毛泽东曾经不无自豪地宣告：“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中国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²⁰⁾但毛泽东后来认识到共产国际、苏联领导人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并且也深深领教了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王明派等人的教条主义惨痛教训之后，便在心里滋长了另外一种情绪和意念，这就是：不走俄国人的老路，要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走自己的路。这就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著名的命题的最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的提出，本身就是经过多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以及同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干涉主义的斗争较量中得出的，而如何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将更是一个艰难困苦的长期过程。如何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寻找一个切入口？毛泽东首先讨论的是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切入口，也是提出上述命题的框架性设定。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因为“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²¹⁾这表明，毛泽东在当时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倡导“民族形式”、“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均是在国际主义—民族主义或国际—中国的框架性关系中提出的，即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事业联系起来。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范畴内提出“中国化”问题更是有其具体的政治含义和历史背景：通过诉诸“民族”问题，获得政党的现代性、自主性和独立性，或者说，摆脱共产国际的支配，使中共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自主权及相应意识形态的政党。 ⁽²²⁾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相关命题显然是在民族主义背景下提出的，后者是前者的深层动力所在。

“与列宁所不同的是，思想者的生存地位有着重大差异，毛泽东不是生长在一个沙俄帝国、世界中心环境中，而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从边缘化的地位来探索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真理的。” ⁽²³⁾许许多多像毛泽东一样、生长在受帝国主义欺凌的边缘国家的革命领导人，不仅具有对帝国主义的深切理解，即“中心意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对自己所处国家环境特点和特殊性质的深刻认识，即“边缘意识”。如果我们作些有深度的分析，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个性和空间边界达到深刻的历史理解，那么我们应当着眼于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等存在差异的历史根据。这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其一，与中国近代史和思想史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资本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和思想精华；其二，与列宁主义及帝国主义论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在边缘化国家即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诞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三，与交往实践观的普世性理论关系：毛泽东思想是在将马克思列宁注意本土化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 ⁽²⁴⁾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本土化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边缘国家中关于如何应答帝国主义全球化挑战的话语逻辑的必然发展。无数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后果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的论著都指出，救亡图存的大问题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就现实地摆在中国人面前。在毛泽东之前，许多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用了许多思想方案来解答这一关乎民族生存的大问题。人们也无数次地谈到，由于前人的阶级局限性，使得他们对问题本性的分析和解答方式走入歧途，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真正作出了科学解答。

“中国化”概念首次出现，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艾思奇曾在1938年4月发表题为《哲学的现状与任务》的文章，其中首次提出“中国化”概念，随即得到陈伯达等人的支持。陈伯达等人在一篇带有宣言性质的文章中明确指出：“文化的新内容和旧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这是目前文化运动所最需要强调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新启蒙运动与过去启蒙运动不同的主要特点之一。” ⁽²⁵⁾虽然艾思奇等人对“中国化”、解读和分析显得有些粗糙，但“中国化”、“民族形式”本身问题重要性引起人们的广泛的关注，其实是在更大范围内契合了抗战时期的文化思潮。现代中国文化发展至抗战时期，经历了一次大的转折，这就是由“五四”时期的“世界化”向“中国化”突转：抗战时期的总体时代精神无疑已从“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转向了民族主义。这是一种总体的结构性变动。 ⁽²⁶⁾著名学者嵇文甫认为，“中国化”是对现代中国文化论争使其的“深化”、“醇化”和“净化”，是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的最完美的综合与总结，它是随着学术通俗化或大众化运动而生长出来，并“随着抗战建国运动”而“展开的一个学术运动”。但是，它并非是“所谓‘中国化’，就是要把现代世界性的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地联系起来”，“它是以吸收外来文化为其前题（提）条件的。” ⁽²⁷⁾这说明，“中国化”思潮的出现，在其基本意义上是抗日战争的产物，是民族主义席卷文化领域的广泛表征，也是现代中国文化自身于构建途中合乎逻辑的发展。这表明，就中国而言，现代国家的建立过程并不止是一个民族自决的过程，而且也是构建文化现代性和同一性的过程。对现代中国文化论争、西方文化以及如何结合两种文化，使其“深化”、“醇化”和“净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得到了十分深刻而准确的理解和说明。

虽然，艾思奇、陈伯达等人在毛泽东提出“中国化”、“民族形式”等概念之前就已明确使用过这些概念。但，更深层次的思考是，如何把东西文化与中国政党的现代性结合在一起的首推毛泽东。苏联共产主义革命成功，使孙中山以俄为师，形成党政军主义领袖的党治政体框架，1927年蒋介石分共使中国政党政治出现了两种争夺规则与资源的方式。当时，社会处于巨大、激烈的动荡和变迁之中。国民党对于社会转型的适应是失败的，由于国民党不能把社会变迁的新要求、新内容纳入政治制度的框架，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因此国民党不能提供政治制度现代性的过程，各种群体的要求必然超出这个过程而用其他方式表达出来，逐步形成新的社会和政治中心，最终取代国民党的统治。造成中国变革曲折、艰难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百年来的改革仅集中于上层结构，很少波及到下层社会，而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根深蒂固，没有受到重大冲击。自十九世纪中后叶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历次改革，由于仅注重上层政治结构的制度创新，屡屡遭到失败。这说明中国的社会转型必须经过农村底层的彻底变革。然而即使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没有对农村产生强烈影响，农村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以及广大农业人口的生活方式没有得到任何根本性的改变。追求中国现代化的无数志士仁人先是把变革的目标集中于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后又致力于改革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但很少涉及如何改造以农业为本位的广大的中国农村社会。他们不明白中国所需改革的不仅是上层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结构，更重要的是改革下层社会结构。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数亿农民仍然生活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少数中心城市的逐步工商化，就构成了社会转型的二重分裂局面。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少数沿海沿江城市的繁荣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只有在中国广阔的农村进行长期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式的大变动，以商品经济打破传统的小农经济，才能真正建立起从农村到城市，和从城市到农村的双向变革渠道，从而推动社会真正走向现代化，因此农村底层的重整，就成了决定中国变革最为艰巨而又重要的关键，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构建现代性与其他民族国家政党不同的特殊路径安排与旨趣。通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一系列文章分析和总结中国变革的经验，毛泽东初步得出以下结论：主动放弃从城市包围农村的现代性政党理念，转变到从农村包围城市并取得胜利的现代性政党理念。毛泽东整合乡村社会的军事资源、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并借助抗日战争进一步扩展资源、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到于己有利的积累规则与资源的空间和时间。中国共产党为获取现代性，系统整合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苏联共产党的政治经验与规则，从最初的失败、迷茫和艰难的探索等过程中逐步发展壮大，并从而于1944-1949年间与国民党的合作与斗争中，获得规则-制度的竞争优势。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在资源竞争上，其策略和艺术操作也更为娴熟，在政党资源、政治资源、军事资源、主义资源、领袖资源、社会职员，以及整体协同的竞争力中明显优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同时在政治战场和军事战场取得了的压倒性的胜利。

（二）从“三三制”到多党合作制度。

在选择从农村包围城市的现代性政党理念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把现代性与本土化结合起来，实现政党的现代性自觉意识。中国共产党也由最初的模仿和学习现代性的政党，转变成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建立的和谐、稳定、合作的新型政党制度。这种政党制度最初渊源于上个世纪三、四年代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创立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得以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三三制”民主制度最初由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瓦窑堡会议通过的。毛泽东曾对“三三制”作过精要概括，他说，“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 ⁽²⁸⁾其目的就是敦促国民党的政治改革。在民主政权的人员成分上，以“三三制”原则进行分配。即“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 ⁽²⁹⁾谢觉哉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样的民主，各阶层——农民、工人、资本家、地主、资产阶级，都有出路，都在发展的路上、抛弃旧的不好的生活的路上前进，在互让互助的建设中走到进一步的团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共同纲领》的制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初步确定。毛泽东对于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合作给予高度重视，曾打过生动的比喻，他说：“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声音”。 ⁽³⁰⁾后来，毛泽东研究苏联一党制的政党模式进一步指出，苏联“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 ⁽³¹⁾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因而提出在我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是“两个万岁”，并制定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1956年9月，中共八大正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确立。1989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简称14号文件），是同各民主党派充分协商后制订的，肯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肯定了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参政党的地位和作用。1992年中共十四大把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载入了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1997年中共十五大又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高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高度，列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提出继续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制度化，规范化。2005年，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央5号文件）。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的民主党派，是在中共领导下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具有进步性；同时又具有联系部分特殊群众并反映其利益的广泛性。进步性和广泛性的统一构成其政党的特点。但从形式上看，都是“一与多”相统一的“一体多元”的社会结构，构成“一与多”相统一的政党制度设计和构建的客观的社会基础。中国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则是对中西文化的双重超越。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后来发展成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集中体现了这种中西文化的双重超越。中华民族文化的总体性特点一般被称为“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和合”文化，就是说既承认不同和二分（一分为二），但又把不同的事物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合二为一）。这种“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人文精神的精髓，这种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进程，实际不过是在世界历史上惟一没有中断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续存和发展的一种反映而已。到了近现代，中国共产党人把这种文化灵活地运用于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政治斗争中，并结出了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制度这一政治硕果。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在执政党和参政党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一致这个大前提下，强调合作共事、民主协商，倡导求同存异、体谅包容，这恰恰体现了“和合”民族文化传统的精髓。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由于社会主义的国情所决定，只能由共产党领导，不能搞政党轮替。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由于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政治基础，可以通过协商、协调各种特殊利益，合理分配各种社会资源。同时，由于具有“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和合”特点的中华文化传统，与现代民主理念所包含的包容、宽容和协同精神相契合，使得这一新型政党制度获得强有力的文化支撑。从文化的层面说，当下中国的文化仍然具有“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和合”文化特点，当然在内容上有了本质的不同。这种特色政党体制中，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处于领导地位，其他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特色政党制度中，他们都是政治主体。政治主体把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党际间相互合作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为党际之间积极开展合作，拓展党际和谐的政治空间，奠定了基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都是政治主体，共产党不是单一的政治主体。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政党制度的主体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但这种多元又具有特殊性，表现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关系，而在政治上又是领导和接受领导的关系。这种体制从创建起，主体及主体之间的关系就开始显现特殊性、历史性、复杂性和重要性。建这种特色政党制度中的主体际之间是友好、平等、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具体讲，这种主体际关系可以从四个层面来了解和把握：一是政治上的领导和接受领导的关系；二是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关系，即都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本活动准则，共同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三是在国家政权和政治生活中是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四是组织上的独立关系，即各政党都独立自主地处理内部的事物。从这四层关系中，可以看出共产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领导，参政党主动接受领导，不是被动的领导，是自觉自愿的选择，不是被动的接受。“我国政党制度以中共为领导核心的‘一与多’的非均衡结构，是由于非线性相互作用而形成一个真正稳定和有序的系统。” ⁽³²⁾对于党派之间合作共事，毛泽东曾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要学会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 ⁽³³⁾周恩来在评价党派之间合作、议事说：“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人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地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 ⁽³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之所以在中华大地产生、存在并不断发展完善，正因为这里有它的文化根基，有适合它生长的土壤。但是，中西两种文化传统在我们的独具特色的政党制度中，又都被这一政党制度的设计者和建构者们，按照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要求和世界近、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趋势，紧密结合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特殊的现实实践要求，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给以创造性地改造和超越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观、政治观和文化观。这种政党观、政治观和文化观是我国政党制度设计与建构的思想文化基础，既区别于西方那种竞争和政党轮替、勾心斗角型政党观、政治观，又区别于一党专制和独裁的垄断型政党观、政治观。因此也就设计和构建了根本区别于西方那种有利于维护资本主义统治、有利于在各垄断集团之间分配资源的竞争型政党制度的多党合作协商型政党制度。

（三）中国政党新现代性的三重超越

中国政党的新现代性是建立在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中心，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社会新现代性发展基础上的。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不仅在于“第一现代性”与“第二现代性”的“共时性”缠夹不清，而毋宁更在于“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意识形态与第一现代性（经典现代性）中其它诉求（如民主化诉求等）以及第二现代性（反思现代性）诉求之间的紧张。中国社会新现代性的发展正是以此为“坐标”或参照性支撑的“共时性视角”本身都还保有一种“共时性”的反思和批判。中国政党新现代性的建构，既不同于经典现代性政党、后现代性政党，也不同于反思现代性政党，而是以超越现代性地平线的后现代向度来引领、改造的现代性，构成新现代性。这一命题包括以下三个要点：其一，由于初级阶段的国情所限，中国现阶段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基本走向仍然是现代性而不是后现代，这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变革世界”的基本层面，也是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着力点。中国在总体上仍然处在工业化的中期，农村人口依然是人口的主体部分。其二，中国现代性是属于新全球化时代的一部分。不同于在旧全球化时代韦伯所倡导的经典现代性，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或者第二次现代性，而是一种全新的现代性。其三，这一现代性必定是与新全球化时代以及后现代发生“挑战—应战”关系的现代性，因而是在后现代引导下重建现代性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新现代性。

政党政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密室政党、总体性政党、卡特尔政党、党国体制型政党和“政党寡头”等可谓是经典现代性性政党的典型代表。这类政党一般高度组织化，体系化，权力集中化，掌握在极少数的精英手中；这些人控制着政党的日常政务，在实际上影响政党政策的决定，党员只有服从党领袖的领导。不但控制着国家政权而且控制着社会，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权力组织。政治资源高度集中。经典现代性政党的政治理念，一般认为政治是一种“完美的政治和一式的政治”，“在理性主义任何问题的‘理性’的解决，在其本质上都是完美的解决。在理性主义者的计划中没有‘在这些环境下最好’的位置；只有‘最好’的位置。” ⁽³⁵⁾这种普世政治是以抽象理性主义基础观、抽象普适性方法论观念和具有严格逻辑与大一统的等级秩序理论叙事话语构建的理性政治在展现过程中，往往以工具性代替了内在的价值性，即以手段代替目的，钟情于工具理性，偏离价值理性。经典现代性政党的政治追求是同一性、普遍性，强调一致和秩序，具有一种宏大的普世精神和理想的终极目标；诉求的是规则、约定和严格的“格式化”式的立约，进行平等的竞争与参与；认为政治现代性就是一种“逻格斯”的中心政治，这种政治划定中心的逻格斯，强调权力统治、中心和等级，使现代生活转变成一种可预计性、格式化的科层制这似乎可以保证人类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达到完美的境地。

后现代性政党的政治理念主要来源于后现代性思想。后现代思想是一种源于工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的思考与回答，认为现代性、科学理性破除了奴役、压抑的根源，却又设置了又一新的奴役和压抑，设置了新的“权威”、“本质”、“中心”这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剥夺人的主体性、感觉丰富性的死板僵化、机械划一的整体性、中心、同一性等的批判与解构，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形而上学的在场”、“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批判与解构；反基础主义、反本质还原主义，否认整体性、同一性。后现代主义否认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否认同类事物之间具有某种同一性，代之以碎片、相对性，反对中心，寻找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后现代主义强调非中心、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以随意播撒所获得的零乱性和不确定性来对抗中心和本原。比较有代表的人物：德里达从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出发，消解中心与本原，颠覆二元结构和等级结构，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一书的序言中高度概括说：“用极简要的话说，我把后现代定义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 ⁽³⁶⁾利奥塔曾反复地强调“后现代”乃“对宏大叙事的怀疑”，因而应对宏大叙事的霸权予以批判。以此来实现他“去中心”、消解同一性和整体性、放逐元话语的目的。墨菲则提出对抗与冲突的政治观。对抗与冲突是当代政治最重要的本质。在对当代政治理论的反思中，墨菲提出，政治不能被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是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政治内在于所有人，是决定人们存在条件的一个维度。要抛弃那种对当代政治理论的错误理解，必须放弃普遍主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的理论基础，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对抗在政治中的建构作用，“并且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对抗的世界，那么需要正视的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如何可能创立或维持一种多元民主秩序。” ⁽³⁷⁾墨菲认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一种本质主义、普遍主义、单一的价值观，否定多元性、差异性，恰恰违反了自由民主的平等自由原则。它力图消除对抗，反对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把一种价值观强加于多元性的价值观之上，强行取消差异，不能平等地对待多样性的文化传统和文明形态，这是对民主平等原则的致命破坏。以后现代理论作为思想、政治和价值资源的后现代政党特征：一是反对中心，寻找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二是否定诸如平等、同质以及现代社会中的官僚制度、大规模生产等要求的统一的价值，通常价值的多元性和多样化；三是主张地方主义和社区民主。主张重新回到家庭、小团体之中，以获得人与人之间温情、安全和亲密。对于被现代性所看重的一切如原则、整体性、确定性、权威、统一性、规律等都加以拒绝。

经典现代性的一些观点，遭到了，后现代拒斥。后现代主义以碎片、差异和多样性代替了形而上学的本质、基础和“二分”，以解构一切、摧毁一切的态势，同样虚无化了这个世界，使人们在面对这个虚无的、瓦砾般的世界时变得无所适从，几乎也成为了一种虚无。后现代主义用绝对的否定的态度对待形而上学的绝对的肯定的态度，其实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对秩序本身构成的一切因素的全面否定，它体现为不可界定，不一致，不可比较，非逻辑性，非理性，含混，混乱，不确定性和矛盾状态。回避了作为政治的核心概念，如权力、冲突、分层、对抗以及统治权等。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重新审察，构成了全球化语境下当代社会理论的前沿话题。无论是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还是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都凸显出政党现代性发生的重大转向：一是现代性开始超越民族—国家或某一文明圈的界限，从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转向全球多元一体的现代性；政党的范式不再具有单一性，更加具有民族性、地方性等；二是现代性的发展发了社会形态的变迁和文明模式的碰撞，使现代性从工业化社会单向度、单调的现代性转向多向度、复调的现代性。三是全球化针对现代性的后果还促进了人类的全球主义意识，由“工具合理性”的独断走向“交往合理性”的共识，从现代性的“独白”转向现代性的“对话”，从现代性的批判转向现代性的重写。现代性的解构、变异、跃迁、重写提供了各种可能的空间，使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未来、东方与西方、全球与本土之间进行新一轮的交锋与融合，为现代性的多向度发展与创新注入新质。这样就使现代性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改变着自身的质态与结构，既保留传统社会的基质又吸收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新质，既有与全球化相互涵容、相互顺适的因子，又有与之相互反驳、相互矫正的成分，从而使现代性与政党的结合之间因充满张力而出现一种辩证的互动。政党只有从全球化社会变迁的新语境出发，才能真切地把握现代性的范式变革与发展命运。各种社会形态与文明模式既相互碰撞又彼此交融，使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历时的方式而同时共存。这样，一方面就使现代性的内涵更趋丰富多元，能够摆脱由工业化造就的单向度、单一性的现代化模式，为现代性的创新提供广阔的平台；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受限于西方文明的固定模式，扩大了现代性向其他文明对话、交流、融合的机遇与空间。现代性由此不再是某一种特定的形态。必须从简单素朴的现代性转向反思自省的现代性，必须从传统的现代化转向“自反性现代化”。 ⁽³⁸⁾无论是哈贝马斯精心建构的交往行动理论，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后现代主义者极力倡导的差异哲学，还是吉登斯所主张的对话民主理论，都共同表达了全球化时代现代性所应具有的宽容性、多样性、差异性、主体间性与可对话性等品格。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他立足于主体间性与交往理性，重建理性主义的规范基础和社会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平衡机制以拯救现代性的启蒙理想。他明确宣称“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不屈尊于后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 ⁽³⁹⁾坚决捍卫西方现代性思想传统，认为“我们的社会如果想为21世纪全球性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就要依靠这个思想渊源”。 ⁽⁴⁰⁾因此他认为“对继续进展的现代性必须加以引导”， ⁽⁴¹⁾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的确指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某些症候，为全球化语境下，西方政党现代性的转向与重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为了实现现代性尚未得到充分实现的潜能。哈贝马斯认为克服和解决现代性需要一个新的立足点，就是实现从“意识哲学”向“交往哲学”的范式转换。即“从以自我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转向自我和他人的交往模式，从而通过交往理性的确立，达到重建理性的目的，为完成现代性的未竟事业找到一个新的基础。” ⁽⁴²⁾吉登斯主要从现代性的制度与模式角度展开对现代性的反思。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指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且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 ⁽⁴³⁾这种现代性制度与模式包括四种维度：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监控系统和军事力量。吉登斯断言，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时期，而是处于“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时期。因此，他强调“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征” ⁽⁴⁴⁾为此，他提出了“反思的现代性”或“自反的现代化”以超越那种“早期的现代性”或“简单的现代化”。现代性的社会，“产生了多样性的要求”，“全球化影响有可能摧毁行为的本土情境，那些受到影响的人们会对这些情境进行反思性重组，而这些反思性重组反过来影响全球化”。 ⁽⁴⁵⁾与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从制度维度，深入反思了现代性及其全球化的后果，体现了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的理性自觉：只有通过反思现代性才能达到重建和重写现代性。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来思考现代性的命运，都充分意识到全球化的冲击力带来的现代性的重大转向，从而为现代性在全球化浪潮中的重写与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考起点和启示；认为现代性是一个远未完结的过程，利用结构化的理论，对现代社会的主要趋势和制度性特征进行分析。反对用简单机械进化论观点看待社会历史和社会变迁，既有差异性又有延续性，他指出：“人类历史并没有一副进化论的‘外观’，而如果硬要将人类历史塞入 这样一种‘模式’中，我们就不能准确地理解这一历史。” ⁽⁴⁶⁾我们目睹的现代性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开始，即超越了传统工业社会的另一种现代性，反思的现代性就是：“不再像过去的现代性那样只知进去、征服和控制，而是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不断对以往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同时也不断地对当前的实践活动进行检讨、反省，然后把反省得到的新认识制度化到社会结构中去，通过调整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来调整人们的社会行为，以此保证现代性合理地展开。” ⁽⁴⁷⁾提出：“解放政治”、“生活政治”也是他用以超越左和右，重新构筑其政治理性的一个重要理论基地。为此他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主张，并被欧洲一些反思现代性政党所采纳。这些反思现代性政党面对社会转型和全球化，积极调整执政理念和策略，以谋求更好地发展。这类反思现代性政党在治国理念上，既反对经典现代性政党追求的统一和集中，也反对后现代性政党主张的碎片和虚无，其具体主要表现为：一是注重从事实中构建规范。二是抛弃绝对理性追求相对理性。三是主张协商性政治。四是强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相结合的民主。五是注重反思，善谋权变。

中国政党的新现代性就是实现对以上三种现代性政党的超越。这种全新的现代性表现为：构建和谐社会为中心，以社会发展带动经济发展，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中国政党的新现代性是一种真正“以人为本”的社会实践，在以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基础上的重建，促成社会与自然的双盛、相携永久，个人与社会的双赢、和谐而丰足，使现代性回归到推进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这一根本目标上来。根据中国政党的新型现代性的主旨，现代性的新生有赖于一种全新的抉择，其焦点问题在于：现代性的未来选择是“人本”而不是“资本”，或者说，是真诚地实行“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的需要和全面发展为目的，是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为其根本特征，也只有在这基础上方才能形成真正的“自由个性”。 ⁽⁴⁸⁾ 人要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就必须使什么是全面的发展？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 ⁽⁴⁹⁾个人的自由发展，就是能将在时代与环境的制约中自行作出选择；个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感性、知性、理性，人的知识、感情、意志，人的创造能力，都能得到恰当的展示与发挥。当代中国政党正在努力遏制旧式现代性的负面结果、加速推进新型现代性的实践进程，这就为理论生产和创新添加了现实动力，使得理论社会学的发展呈现出新的前景。

中国政党的新现代性是建立在构建和谐社会为中心，以社会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当代中国，对政党的新现代性的探索和构建已经逐渐兴起，这一过程将加速政党的旧式现代性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中国政党在建构新现代性过程中，一直坚持两个原则：一是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都应得到其他所有人和一切社会制度的尊重；二是为人民、由人民做主的政党是最好的，也是唯一能体现人民主权的政党。中国政党的新现代性，具有包容差异和多元的气度、化解分歧和冲突的能力、勇于承担风险的精神、有为广大民众的谋求共同利益和意义的责任，以及对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坚强的集体信念。中国政党的新现代性将促成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嵌入而协调，将促进社会沟通、对话、协商以及论坛和听证的制度化过程，对政治民主化的内涵、形式、运作及其绩效都会带来积极的影响。这意味着，社会中的多元主体——个人、群体、社会及国家——之间的相对稳定、持久的行动协同和一致，这也是通过民主对话、平等协商、共同分析和探讨，达成相互理解和接纳、彼此认可和让与的过程，并最终促使社会和谐获得坚不可摧的基础。

【注释】

(1) 陈赟：《困境中的中国现代性意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页。

(2) 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3)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谓中西两种文化“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

(4) 沈小峰等编著：《耗散结构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114页。

(5) 荣敬本、高新军：《政党比较研究资料》，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6) 邓亦武：《论民初政党政治的畸形化》，载《孝感学院学报》第22卷第2期。

(7) 荣敬本、高新军：《政党比较研究资料》，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8) 耐人寻味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与陈独秀，都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模仿。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明确表示：“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必要预备功夫。不要怕丧失我们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用不着你们少年人去担心。你们的职务在进取不在保守。”参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5页。265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第2卷第2号，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

(9) 陈赟：《困境中的中国现代性意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荣敬本、高新军：《政党比较研究资料》，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

(10) （美）乔纳森·斯潘斯：《阳光下的生活——鲍罗廷在中国》，选自于《共运资料选译》，1983，（8），第51-58页。

(11)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6页。

(12) 高华：《关于南京十年(1928—1937)国民政府的若干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92，（2）。

(13) 柳植《1917年俄国革命原因与后果的相悖现象》，选自于《东欧中亚研究》，1998，（5）：第3-14页。271 杨奎松《蒋介石走向“三·二0”之路》，选自于《历史研究》，2002，（4）。

(14) 高华《关于南京十年(1928—1937)国民政府的若干问题》，选自于《南京大学学报》，1992，（2）。

(15) 《粱淑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页。(www.chuimin.cn)

(16) 《粱淑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201页。

(17) 《粱淑溟全集》第五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

(18) Heidegger，Martin．What is a Thing？Trans．W．B．Barton，Jr．，and VeraDeutsch．Chicago：Henry Regnery Co．1967，P73．

(19) 陈赟：《困境中的中国现代性意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页。

(20)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71页。

(21)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0-521页。

(22) 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344页。

(23) 任平：《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

(24) 任平：《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25) 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1938年5月21日《解放》第39期。

(26) 郭沫若：《四年来之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见王锦厚等编：《郭沫若佚文集（1906-1949）》（上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版，第398页。

(27) 嵇文甫：《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1940年2月15日《理论与现实》第1卷4期。

(2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236页。

(29)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742页。

(30)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版，第394页。

(3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89页。

(32) 王继宣：《我国政党制度的弹性是其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根据》，载《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3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810，1062页。

(34)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134页。

(35) （英）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36) 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版，第3页。

(37) 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页。

(38) 贝克·吉登斯，拉什：《自反性现代化》，商务印书馆，2001版，第6页。

(39)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版，第56页。

(40) 贝克，哈贝马斯：《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版，第87页。

(41) 贝克，哈贝马斯：《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版，第89页。

(42) 童星：《现代性的图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43)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出版社，1998版，第1页。

(44)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版，第153页。

(45) （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版，第53页。.

(46)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1页。

(47) 童星：《现代性的图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2007年，第163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