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党的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追求

一、模仿的现代性与中国政党的现代性试错

（一）民族意识的现代性启蒙与中国式政党的产生

中国现代性的自觉最初来源于民族意识的启蒙，以及伴随着民族意识启蒙过程中中国式政党的产生和现代性诉求。无论是民族意识的启蒙还是中国式政党的现代性诉求，都是以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宗教、法权、阶级等为基本话语来构建中国现代性制度与秩序安排。因为，现代性首先是伴随着西方启蒙运动而诞生于以西方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尔后向周边扩散而形成的。显然，中国现代性的获得主要通过对于西方现代性的学习或模仿。“这就决定了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性国家，始终不能摆脱学习与模仿的现代性模式的支配。” ⁽¹⁾中国社会实际发展的状况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首先把现代性所包涵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代议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等普遍性规约与中国民族的启蒙紧密联系起来，而且只有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才能形成中国模式特征。很显然，这种模式不是自古就有的，而只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是中国人经历了反复的挫折以及艰苦卓越的抗争才慢慢获得的。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冲破了中国人的“天朝大国”的思想，沉重打击了“惟我独尊”的心理。中国人在真实的遭遇面前切实感到，原来中国不在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不过是世界民族国家之一。从此，对于每位中国个人来说，一个明白的日常体验事实出现了：眼中所见所感的天地变了，“自我”也必然发生改变。那种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数千年的“天地之中”模式，已经让位于崭新的全球化视界中的资本主义模式，那种唯我独尊的优越感也丧失殆尽。十九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现代性这套包含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代议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普遍性政治规范，以下子推向国人面前，可当时的中国却毫无接受这套政治规范的准备，更不用说利用现代性来改造和提升中国的民族性了。早在1915年陈独秀就对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作了探讨，他认为现代性的特征应当是那些“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即最能够转变古典规范而使人心与社会都焕然一新的那些要素。这确实有道理。对于这种特征，他提出了“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 ⁽²⁾这“三事”都涉及有关人类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新观念，例如，自由、人权、平等、民主等，确实是现代性题中应有之义。虽然，当时中国的传统根深蒂固，很难一下子接受西方现代性的洗礼。但现代性意识已经开始在国人之中蔓延。从1860年展开的自强运动以来，中国士大夫阶层部份有识之士已认识到中国所面对的不再是过去王朝历史所遭遇的蛮夷戎狄，逐渐承认西洋诸夷也自有其礼义节度，且其船坚炮利之术更远胜中国，并主张学习西方，改造中华民族，实现中华民族的启蒙。例如魏源所主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都是因应世变的对策，虽然在整体上仍未背离文化中心之族类思想的樊篱，但毕竟开启了国人学习西方现代性的先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民族主义澎湃兴起，波涛汹涌，极尽曲折变幻之能事。 当然，更重要的是，一群脱离传统体制，负笈异国的新式知识分子，在留学期间，直接、间接受到十九世纪末期盛行欧美的各种现代性主义思潮的浸濡，并且透过翻译、著述的手段，剿袭、向国人散播各项新观念，变成一套可以明确叙说的理念，来指引中国民族的启蒙。

晚清知识分子在提倡民族主义和民族启蒙的过程中，要求建立一个能够完全实现民族单位与政治单位相契合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却面临了一个艰难的困境：依据什么把民族单位与政治单位结合好，从而顺利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的问题。虽然这些知识分子同具“救亡图存”的宗旨，却因出身经历与政治立场的迥异，而对中国“民族”，存在着极为不同的理解方式；他们也各自透过不同的编码程序，来界定中国“民族”、“政治”和“国家”的边界。例如，梁启超当时就是从具有政治性的国民概念出发，开展对现代性的认识与理解。梁启超宣称，中国当前之急务，端在推动政治改革，培养健全之国民，以造成一个强固之国家组织。为此，梁启超扬弃了“民族主义”的口号，改揭为“国民主义”与“国家主义”之旗帜，强调人政治主体性的发挥。梁启超一方面极力反对排满革命，同时大力要求清廷实施改革，树立政治权威，再藉立宪法、开国会等政治行动，来为中国国民提供一套凝聚共识的法制架构；另一方面，他又高举“新民”的理想，要求国人自我改造，养成与国家为一体的国民认知能力与资格。这种以国家为归置的民族主义论述，虽未能在晚清付诸实现，却为此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度国家化，奠定了有力的基石。梁启超所确立的国民论述，其实乃是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建构。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无论是多么飘忽不定，却是一个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客观存在。在其兴起、发达、普及的过程中，人们在自觉不自觉地投身其中，积累了获得了感受，积累了经验。民族的具体问题不同于历史，但主题的实质都是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西方列强是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是备受西方列强压迫、剥削、打压的血腥史。这是中国民族主义产生、发展、壮大的深刻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是受激型和反思型的民族主义。反抗西方列强侵略压迫，救亡图存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意识的现代性启蒙的第一个阶段。

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意识的现代性启蒙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在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现代性启蒙发展史上，五四运动无疑是一座具有典范意义的里程碑。五四运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最为耀眼的精神标志。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民族意识的现代性启蒙，也逐渐由外在的表象涉足于深层次的内涵。从“师夷长技”转而到学习西方的宪政制度，再到学习西方的文化伦理，构成了现代中国人日益深化的“觉悟”层级。 ⁽³⁾尤其是在面临如何实现民族单位与政治单位相契合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时，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便顺应历史潮流而生。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生态中，只有具有现代民主意义上的政党才能担负起实现民族单位与政治单位相契合的重任。一时间，大大小小一百多个政党雨后春笋般出现，以下子搅乱了当时的政治局面。乘民族主义浪潮而崛起的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两大政治共同体脱颖而出，这两个大党承袭了西方现代性意识，并依靠各种国家暴力与意识形态机器，通过阶级的或民族的自觉，努力实现民族的传统性向现代民族性的转换，试图塑造一个以现代性政权为认同对象的民族国家，从而开启中国民族现代性的启蒙意识，同时也宣告了中国式政党的产生。自从中国政党产生以来，中华民族的启蒙任务更多地由政党来承担，但是，在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实际过程中，政党更多地担负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的任务，启蒙让位于救亡，这为后来中国现代性自觉构建带来不少消极因素。

（二）模仿的现代性与政党政治的显现

清末民初之际，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生态中，各种思潮、主义粉墨登场，同时也涌现出许多以主义和思潮为理念的政治共同体。这些政治共同体，有的叫“党”，有的叫“会”，有的叫“社”，还有的叫“朋党”。这些政治共同体或因利益相同，或因政见相近，或因脾气相投，或因地位相当；有的代表某个政治主张，有的代表某个地方，有的代表某种职业，有的为暂时的联盟，有的纯属乌合之众。这种作为具有一定活动和影响力的政治团体，并具有一定组织形式和政治主张与纲领的现代意义上的“党”开始正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这期间的中国政党政治发展仅仅是停留在对西方现代政党体制的简单模仿与挪用阶段。

现代政党政治中的“党”这个词语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早有出现，例如：党争、党祸、党羽、党议、党锢、朋党、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等等。在东汉桓帝时期曾经出现过党锢之争、唐朝时期的牛党与李党之争，北宋时期有庆历党争、明末时期的东林党与阉党的冲突等等，给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和捣乱。因此，在中国传统士大夫因有“君子不党”之说。在民国初年，鉴于对西方现代性政党的好奇、羡慕进而进行学习与模仿，一些政治团体纷纷组建政党，一时间政党运动骤然活跃。当时，政党缺乏现实社会基础，现代性意义上政党的体系和结构并没有被认清和了解，只是把政党这个现代概念拿来与中国过去的代表小集团利益的朋党之流的传统功能嫁接，由此形成的政党体系必然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根据熵增加原理，一个系统随着自身熵的增加会自发地从有序走向无序”。 ⁽⁴⁾这种耗散结构论，能够很好地说明民国初期政党政治的现象。政党忽生忽灭、忽多忽少，更令人奇怪的事，很难在当时政权中看到政党的活动痕迹，更不用说政党参与政权履行政治功能了。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从总体上看是无序和分散的，很不成熟，主要表现是：一、缺乏社会民众基础。政党的成立与壮大必须有一定的社会集团支撑，与特定社会集团保持密切联系。但民初的政党基本上只是少数人在为数众多的弱小而短暂的同盟会和集团之中相互进行竞争，这些集团持久性很差且无结构可言， ⁽⁵⁾这些政治集团未尝不可谓之为政党，但他们缺少政党必备的持久组织和社会基础。与此相应，“政党没有独立的利益集团支持，变成了寡头政党”。 ⁽⁶⁾二、政治纲领空洞，党纲混同。同盟会有过鲜明的政治纲领，但满清政府一倒，失去了主要斗争的目标，政党的主要的政治纲领则发生变化，除了有“统一”、“共和”主张外，其他主张与各政党无原则区别。三、政党聚变神速，具有朋党、会党之气。这种变迁大都以党魁的利益为出发点，其聚散离合变化莫测，速度之快也令人惊叹，其特点与传统的朋党、会党没有多大差别。四、党员跨党现象十分普遍。一个人同时加入几个党的事情并不罕见，例如，梁启超有3个党籍，赵秉钧有8个党籍，黄兴、伍廷芳等人竟有11个党籍。民初政党政治的畸形与病态表明，它们与真正的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政党还有相当距离，这便决定了它们在民初的政治生活中，也不可能像西方政党那样，为某种公共利益，政党担负整合和沟通各个方面利益诉求，“为人们在一个观点多元化和利益多元化的社会里有秩序地、和平地表达自我创造了条件”， ⁽⁷⁾当临时政府北迁后，特别是在国会大选前夕，政党迭兴的势头有增无减。政党的活动与前又有所不同，这一时期政党政团的重新组合成为政党活动的突出特点，形成了“小党则化合为大，多党则并合为少”的政党合并潮流，其目标直指国会。当时的政坛上主要形成了共和党、统一党、国民党、民主党四大政党。(www.chuimin.cn)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政党的生存环境发生急剧的变化，这深刻影响了政党政治的发展。经过严酷的政治洗礼，许多政党纷纷退出了政治舞台，具有一定开放意识和民族觉醒的国民党获得了社会民众认可，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传统中国一般意义上的朋党、会党，无论在结构、政治功能还是价值理念上，初步具备了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中政党的一般性特征，并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紧随其后的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倡导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的另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当时的共产党主要是拿来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斗争的实际过程中，注意加强与社会劳苦大众的联系，领导工农运动，受到贫苦大众的欢迎和支持。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生态中以国共两党为主要代表的政党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西方主义的影响，与西方现代性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还加强了与本国社会大众的沟通和联系，改变了政党的体系和结构，并且处在全球化的开放体系当中，这种开放性使政党逐渐摆脱传统与保守，从社会各个层面和各种信息中获得源源不断的能量，慢慢发展壮大。当时间迈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后，各主要政党在政治搏弈的过程中，优胜劣汰，在力量对比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国共成为两大主要政党。国共两党之间进行长达几十年的生死搏斗，或分裂或合作，和和复复，为此中国社会政治面貌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三）模仿的现代性与党国体制型政党建构

模仿的现代性被错置为中国现代性的主题。这是中华民族现代性启蒙过程所遭受的一次最大误区与曲折。当时的欧美与苏俄的现代性逐渐地被理解为普遍的现代性图景的不同揭示而不是地方性的知识的不同类型，而构成中国政党模仿的对象，现代中国学人在它们之中寻求着未来命运的可能性，并为此曾经彷徨失落、曾经艰难曲折，也曾经付出惨痛教训。这样一来，学习的现代性就具有了转化为模仿的现代性的可能。一旦人文思想，建基于模仿的基础之上，那么，自身的历史与问题就会在陌生的框架中加以理解从而被遮蔽，同样，文化与民族的个性也就很难进入人们的视野。 ⁽⁸⁾如果说胡适在对模仿加以肯定的同时还承认了模仿的工具性质，那么，陈独秀已经在借用奥古斯丁·孔德的语言来赞美模仿了：“人类进化，由其富于模仿性，英雄硕学，乃人类社会之中枢，资其模仿者也。”265于西方文化的非批判的盲从，正是学习的现代性转化为模仿的现代性的标识。而对于模仿的现代性模式的批评，则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对于现代性的诘难和反思的重要的一环。人们深切感受到，在模仿的现代性已经发生广泛影响的历史情境下。发展物质建设，寻求富强，乃是中国现代性的号角之一，模仿的现代性出现具有特殊的历史情境，是在当时中华民主救亡图存的状况下凸现的。但模仿的现代性过度强化了现代性的工具理性，直接导致了传统的人文政教型的中国到技术经济型的中国的转变，在传统世界观中并不起主导作用的经济现象现在成了社会生活得以旋转的主轴。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西方文化是作为一个完善的范本的形象出现的，并没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撑个根基。与此伴生的是，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以及以牺牲、奉献为核心的现代道德的兴起，以及自由、平等、人权、代议制民主、选举民主、有限权力等理念，这些构成了西方近代文化的核心的东西，现在正一步一步地进入现代中国的精神气质与社会秩序的中心，它们所衍生出来的社会历史意义和影响，在那个仅仅把国富民强作为国家现代化内涵的时代，是很难被充分估计和认知的。

随着中国近代历史的曲折展开，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欧美与苏俄的现代性逐渐地被理解为普遍的现代性图景的不同揭示而不是地方性的知识的不同类型，而构成模仿的对象，现代中国学人在它们之中其中寻求着未来命运的可能性。” ⁽⁹⁾……如果我们把视野投放到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社会，我们不难发现主宰当时中国命运的国民党与共产党政党，虽然在政治理念、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上存在很大差别，但是如果进一步比较，我们会发现两党存在诸多的相似之处：师法苏俄，走列宁式道路，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原则建党，党高于国，党指挥枪，实际上是以最高军权赢得党内的最高地位，全党服从领袖，重视和控制宣传舆论，实施权力集中等。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国民党取得执政党地位，独占国家权力，竭力将其他党派排斥在政权之外。当时的另一个大党——共产党，由于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大批低层民众的支持，国民党不能将其彻底消灭，共产党得以在农村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与国民党抗衡周旋，并形成两党对峙的局面，再加上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当时的中国政党体系呈现出：一党独大、两党对峙、多党并存的状态。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政党政治面貌，虽然是一党独大、两党对峙、多党并存的状态，但共产党已被国民党打压，主要局限于在偏僻的农村活动，其他民族资产阶级小党，活动零散，影响力小，无法对国民党构成威胁。此时的国民党，抓紧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进行党权建设。国民党的政治行为的基本思路主要秉承于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的统治思想。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统治思想的主要特征体现为：强调党魁的思想，以蒋介石本人作为国民党的核心，实行高度集权的新军事强人的统治，以推行兼具历史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社会发展。尤其在国民党建构和发展的前期，更多的是采取师法苏俄的列宁主义式建党模式。他们以苏联模式为蓝本，改造和重新构建了国民党的政治体制。为了更快更实效地推进这项进程，他们还引进了共产国际代表的形式，以加强改造国民党的政治体制。其中最活跃、权力最大、这方面贡献也最大的，就是大革命时期苏联派驻孙中山南方国民政府总政治顾问鲍罗廷。他到广东后不久就有人称：“苏联的影响已经悄悄地渗透到每一个角落，甚至政治军事机器中最小的齿轮”。 ⁽¹⁰⁾鲍罗廷在把苏联共产党模式嫁接到国民党的过程中受到孙中山的重用，例如，孙中山北上时曾指示蒋介石等人说：“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样”； ⁽¹¹⁾鲍罗廷是国民党改组的主要策划者和指导者之一，在他的主持下，先后制定了国民党改组的纲领草案和国民党“一大”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并为以后国民党政权的“党治国家”或党政不分的政体形式奠定了基础。在加强政党体制的改造的同时，国民党还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制，首先在黄埔军校建立了党代表制。这样，依据“黄埔军”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党军”，就成为当时广州政府唯一可靠的军事支柱。以后，随着形势的成熟和发展，改组那些名义上集合在国民政府旗帜下，但各行其事的广东境内各派大小军阀的部队，也被成功地改造为南方国民政府军队。当时军队的改造是在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为了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和纪律建设，国民党又接受苏联有关方面的建议，制定了《军队党代表条例》，以军队中独特的党代表制的实行，来加强对军队的掌控。国民党在吸取苏俄建党经验时，不但没有把政党中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与具体的本土性的结合好，甚至在结合的过程杂糅了许多中国传统统治强调权谋的人治色彩，因此被有的学者称为“歪曲性吸取苏俄一党制经验”而形成的国民党政治结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苏俄革命专政的形式成了蒋介石在中国强化其统治的工具。” ⁽¹²⁾国民党政治体制相似于苏联体制的因素或成分，概括地说，就是所谓的“党治国家”或以党代政。并且它已经不是一种单一的因素，而是逐渐构成了一个体系，一个不能割裂的体系。现在将国民党政治体制中所含若干苏联因素或与苏联相似的成分一一加以说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权力高度集中。以党治国，列宁的表述是：苏维埃政权“属于我们的党”；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的专政”；斯大林的理解和实践就是“总书记的个人独裁和专政”。 ⁽¹³⁾而蒋介石、国民党加强了集权统治干脆就将此引申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所以国民党政权内部与苏联一样，一切统一于党，统一于中央，统一于领袖，民党政权与苏联一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因人设责，并容易集权于领袖。如以孙中山逝世后所设的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为例，国民政府按苏联政治体制实行委员制，主席一职开始基本上是虚设，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一切政务由委员处理，没有也不需要权力制衡。它不像西方现代宪政体制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相互平衡，而是合三权为一体。这也是孙中山“五权宪法”之精神。二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设置。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中政会”，其职能与俄共（布）政治局基本相似。但实际上二者的职能差异很大：以前的中常委只处理党务；而中政会既管党务又管政务。中政会第一次会议就决定组成军事委员会，这说明从一开始它就拥有决定重大行政及其人事问题的权力，基本定下了党政不分、以党治国的方针和基调。而国民党内实行的又是中央集权和领袖独裁。所以国民党政权内部与苏联一样，一切统一于党，统一于中央，统一于领袖，没有也不需要权力制衡。三是军队党代表制和政工制的设立。蒋介石于1924年5月正式说：党代表制度是“救济中国军校的唯一的制度”，“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271这是当时的一种趋势。以后国民政府的军队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党军”；只是这个“党军”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却基本上控制在蒋介石手中，蒋介石的独裁实际上也是党军领袖独裁。这是蒋介石歪曲性地接受苏联一党制经验的结果之一。 ⁽¹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以俄为师”或“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些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流行的主流政治话语。为西方的现代性所吸引，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曾身不由己地融入学习西方变通中国的大潮之中。但和共产党相比较，国民党随波逐流、投机取巧，采取实用主义甚至歪曲性地利用苏俄经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家，促进社会转型同时又要确保社会的发展与秩序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国家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进行快速积聚，因此，确立政党的权威，由政党领导国家对社会实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性指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利用传统建立权威以积累人力与物力资源，并不能真正推动国家的现代化，政党的权威必须建立在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只有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经济结构才能真正促进权威的确立，并有效积累社会资源。反之，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私利，利用传统抗拒变革，拒绝容纳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忽视社会变革的全面、协调的推进，就很难获得社会成员对现有秩序的支持，政党和政府的权威既不能真正建立，社会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也难以集中。在蒋介石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指导下建立的国民党的制度结构，保留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大量痕迹。首先，国民党的政治制度功能分化缓慢，权力高度集中，一切权力最后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国民党的政治体系完全排斥权力制衡关系，既不存在党内制约，也不存在社会制约。其次，一党专政的巨大封闭性，排斥了带有根本意义的社会变革力量，蒋氏集团以“中国国情”为由，拒绝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拒绝为中产阶级提供可以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参政渠道。为了维持既存的社会结构的稳定，蒋介石把一切要求改革的社会力量均视为是对自己。再次，排斥其他政党的主体性。（论述与说明）选择的是一种中国传统式的统治方法，基本放弃了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冲突进行调节的和缓方式，主要利用镇压与控制。国民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政治上把被统治者有效地组织起来，因此，它的统治一直缺乏稳定的先决条件，其制度运转的动力并非来自社会各阶层对它的支持，而是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统治。

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政党，与现代国家之作为政府—政党的规范状态不同的，是典型的党化国家理论建构的代表。国家—政党—社会，三维一体，乃是以历史语言文化共同性为基础的民族与政府（国家）结构的结合体。但是党化国家，则是一个建立在具有支配民族命运基础上的强势、独大的政党对于国家权力的独占。无疑，党化国家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变态形式。党国一体的党化国家，简单地讲，就是独大的、占有国家权力的政党对于国家一切权力的垄断。这些权力，既包括政治、经济等可以实体化的社会权力，也包括观念、教育、文化等虚化的话语权力。这种权力结构，从结构上看则可以分解为两层面：其一，从国家结构机制上看，党国—党军—党政的一体化结构，就显示了这一结构的权力渗透状态。“党国”是将政党权力与国家权力直接合一。“党军”是将政党权力与军队暴力合一。“党政”是将政党权力与政府权力合一。三者完全合一，便将现代国家的所有权力高度归并起来，使得权力的垄断完全可以达成。“党国”将国家党化，“党军”将暴力党化，“党政”将国家权力党化。从而使得掌握国家绝对权力的政党可以绝对没有权力挑战者和替代者地行使种种权，党国体制型政党也是经典现代性政党的一种表现。但是，在传统与现代边沿徘徊的民族性的中国，现代国家形态以党化国家的形式兴起，是具有其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的。从总体上讲，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外生型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所具有的历史紧张感常常导致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诸社会要素的变型组合。之所以会发生变型的组合，是因为作为文化民族存在的古典国家的主体，在现代国家诞生之时无法提供给新型国家以政治民族的支持力量。要想全面实现现代性的自觉意识，既要学习物质层面的现代性、制度层面的现代性和文化层面的现代性，并把它们完美地结合好才行。在当时中国，相对于政治上比较孱弱的文化民族状态，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政党可以提供给国家建构以各方面的支持力量：其一，观念设计。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是具有思想家与政治家自觉设计国家形态的特点的。具有民族主义自觉性的，不是所有的民族共同体成员，而只是少数建构或加入政党的领袖人物和政治精英具有的政治理念。这些人就成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建构的观念提供者和领导者。他们从党派立场出发思考国家建构问题的视角，也就决定性地影响国家的实际建构状态。根据他们的党化国家理念，将政党与国家连接为一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其二，制度建构。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国家常常是处于传统政治实体制度供给短缺的状态下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因此，以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及其政治尝试来替代传统政治制度的制度体系，政党就具有组织国家的“先天优势”。无疑，在中国现代早期有思想家、政治家对于中国国家的制度建构贡献过零散性的意见。但是真正可以称为系统的现代制度建构思想并落实到实际政治过程之中的，还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治思想与制度建设。其三，社会动员。一般认为党国体制型政党的社会动员方式主要有两个，一个方式是政党因素楔入民族转型，即促使中华民族从文化民族转变为政治民族，构成为政党支配国家而形成党化国家的重要原因。另一个是政党因素注入社会运动，即由政党担当组织散沙般的中国传统社会而使之形成组织起来的现代社会，并使得进行这种组织的政党足以获得配置各种社会资源的绝对权力。政党成为了社会动员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初级的模仿产生的结果：党国体制型政党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在中国出现后，短短几十年时间之内，中国迅速将西方国家在近二百年间实行过的政党制度都试验了一遍，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确立为止，才使中国逐渐摆脱了模仿转而学习进而构建属于自己的新现代性的自觉意识。试验过程本身既反映了现实进程自开始起就带有明显的政治选择性；同时也体现了探索适合现实需要的政党制度的曲折性。政治选择性表现在：欧美模式与苏俄模式，这两种政治制度哪种更适合中国政党制度的嵌入，为中国政党架构，并使中国政党迅速有效地领导和控制中国的政治局面；曲折性表现在：中国长期受封建顽固势力阻挠，资本主义处于艰难萌芽状态。从现实所接受的遗产看，地理环境封闭，自然灾害的频发，人口相对过剩，自然资源匮乏；社会方面民族构成多样，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造成的来自社会底层动乱，以血亲为纽带、家族为取向的宗法关系构成社会基本关系；经济方面长期的以自给自足为特征。同时，国内政治衰败使中国无法有效建立起真正的政治权威来应付民族危机、改变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依附性地位，政治权威的缺失引起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危机，各种危机交织在一起形成中国社会空前的整体性政治危机。面对这种时局，李大钊指出，究竟也要另有团体以为代替，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陈独秀更是一针见血：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改造政治的希望。中国现代国家兴起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这一历史过程从结构上讲，显现为从早期呼吁文化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到建构民族国家的理性努力遭遇挫折后，开始由模仿性的政党向本土化政党转变。中国政党认真地检点了把特定历史环境与人文环境中的对方无限放大，作为一种普遍的范式加以尊崇，拒绝了多元和地方视角的思路，把西方现代性置于中国现实环境中，通过实践的反复检验，一方面加强民族认同、国家建构的自觉，另一方面加强现代国家建构的宪政政治的追求。把文化与民族的个性纳入政党的视野，使中国政党既容纳了西方现代性中人权、自由、平等和民主等普遍性元素，又显示出“本土化”和“中国式”的特殊质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