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现代性困惑与意识形态的联系

一、政党现代性的困惑

政党的困惑不仅仅表现在自身内在的阶级性与包容性、部分性与整体性、工具性与价值性的冲突，更重要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全球风险境域中政党的政策的调配与价值理念诉求。

（一）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困惑

“意识形态”一词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复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意识形态既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等层面的互相交融，又包括主体性与客体性之间的互动；既包括主体的认知，又包括价值的评判；它不仅是一个思维和信仰的过程，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因而既具有理论的性质，又具有实践的品格。撒姆纳曾经归纳、总结了十种意识形态定义，伊格尔顿归纳、总结了六种意识形态定义，但其间充满了对立、矛盾和差异。对“意识形态”进行一番简单的“知识考古”，无疑有益于澄清围绕“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各种混乱。从历史发展看，“意识形态”概念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特拉西阶段、马克思阶段、曼海姆阶段、列宁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特拉西的重要性在于他开创了“意识形态”之流先河，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词并将其置于认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巨大贡献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认识论的基础上置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曼海姆的价值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置于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并赋予其丰富的知识内涵，列宁的成就在于他清除了意识形态的贬义色彩，增添了其丰富的阶级性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从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意识形态批判”，使之成为一种学术批判。“意识形态”是特拉西在十八世纪末的首创，他用“意识形态”一词命名一个新学科——观念学。马克思采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分析十九世纪德国哲学，使“意识形态”概念史发生了革命性转折。意识形态的发展在一定阶段成为了特定的社会阶级为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实写照。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还有两位欧洲早期的社会学家——默斯卡和帕莱托，他们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途径与马克思并不相同，却得出了和马克思极其相近的结论，并因此被人称为马克思的复仇女神。

从词源学上来看，“意识形态”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观念、学说”。而一般认为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哲学家德斯图·德·特拉西，最早使用“意识形态”作为“思想的科学”或“观念科学”，随后“意识形态”的含义发生了转变，不同的人在使用时有不同的解释。意识形态首先是一种思想体系，而且是一定利益集团、阶级或阶层的思想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系统的、直接的、自觉的反映。 由此界定出发，可引申出意识形态的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认为是一种思想体系。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主要体现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过程中，意识形态可以为这个社会辩护，赞扬这个社会或者批判这个社会，成为维持、改造或摧毁这个社会而采取行动的依据。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一种“能动性”很强的思想体系，它具有鲜明的目的性，“解释”和“批判”是其重要功能。由此而产生的第二层含义却有了语言学上指称的不同。可以从比较广泛的角度来理解意识形态，亦即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与其经济基础是相对应的，不同的阶级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另外一种理解则是在特定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即认为意识形态“既表现为同对现实生活的沉思相异，又表现为把取得支配地位的强有力的物质关系转换成思想的王国”，是被维护现存社会制度或复辟过去社会制度的愿望所曲解了的一切思想；思想体系是既得利益或反动纲领的表现。卡尔·曼海姆曾经对意识形态的这两种含义的不同使用情况做过如下区分，当意识形态这个术语表示我们对由我们的对手所提出的各种观念和表象持怀疑态度的时候，它所隐含的就是有关意识形态的特定观念；当我们涉及这个时代或者这个群体所具有的总体性精神结构的构成和各种特征的时候，我们所指的是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哪种使用情况，只要是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存在，就必然具有“阶级性”这一本质特征。这样也就引出了“意识形态”的第三层含义，即，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该阶级对于现存世界及其秩序的“整体性”反映与判断，其中最核心的是对自身根本利益的认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占据着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水平，反映了这个阶级对自身根本利益的认识水平，实际上标志着该阶级的主体性如何，标志着该阶级能否成为自觉的阶级，并因此而直接与政治领导权发生密切的关系。

意识形态自从被引进政治领域尤其是政党共同体这个领域中以来，其自身具有的政治性特点越发明显，常常被作为政党共同体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因为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往往从意识形态上就能看得出来，它是一个政党的灵魂。政党之所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是因为：一是意识形态可以为政党提供政治行为“合法性”依据。因为政党的首要目标就是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为此，政党需要一整套理论来说明这一目标的合理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鲜明地指出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曾指出，以观念形式表现在法律、道德等中的统治阶级的存在条件，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在统治阶级的个人意识中把它们设想为使命等。可以这样说，意识形态既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观念体系，也是被统治阶级推翻统治阶级的思想旗帜。意识形态有助于阶级等共同体及其政治行为赢得支持，获得普遍的认同，从而提高社会动员、组织、创新的能力，这是统治阶级保持社会政治统治稳定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被统治阶级为争取自身利益和地位而进行斗争的内在依据之一。二是意识形态可以为政党提供价值引导和教育功能。意识形态在文化价值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其目标体系为人们的社会活动提供了价值方向。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决定了该阶级的政策，从而使该阶级的价值追求成为现实的行动。三是意识形态可以为政党提供整合和规范社会的政治功能。意识形态是一个阶级或社会利益集团对自身根本利益的自我意识，当然也就集中反映了该阶级或集团成员的整体的共同利益。当理念变得更加实用、更为现实，意识形态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凝合剂，能够把各种运动、党派、革命团体都聚合起来。在意识形态认同基础之上的社会整合，必然对其成员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约束，这种约束既有意识形态的物化形态的外在规范，又有由于认同而产生的成员个体内在的自我规范，从而使组织在整体上表现出有序性甚至一元化。政党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需要意识形态给予强大的思想支持。正如冯·贝米所评价的那样：“在很长时间里，在自身建设方面获得成功的，只有那些立足于某种意识形态之上的政党。” ⁽¹⁾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任何意识形态的功能和作用的发挥，都存在一个限度，是受到一定的条件和一定的环境发展变化的制约，如果“意识形态就是超出或者说否认这个限度，把自己树立为绝对真理，并成为支配人们认识和行动的政治思想，使人们无视事实盲目信仰，失去自己的理性和选择的自由。” ⁽²⁾那么意识形态就转变成一种宰制社会的政治统治的手段。如果提到政治就立刻等同于意识形态，那将无疑是可怕的。对意识形态的这种发展趋势，法国学者阿隆就表示过他的担心。他说：“只要意识形态中包含神学，包含教会信条，任何政治性的讨论都可以被称作意识形态的争论。在当代，在那些已经不再自称代表上帝的真理和意志的制度下，政治完全成为意识形态，或者换一种说法，意识形态论点构成了政治的主要内容。” ⁽³⁾不幸的是，阿隆的担心却在苏联社会中演变成为现实。受到意识形态刚性的制约和规制，苏联社会变成了一个高度同质的社会。苏联政党强调“社会的同一性”、“政治上道义上的完全一致”，导致社会内部的许多矛盾都带上了阶级斗争的性质，使得个人的正当利益、群体利益、民族利益都得不到表达和维护。在苏联，实行的是单一的政党制度，苏联共产党垄断了一切合法性的话语权，可以说，“政党的意识形态规定国家的身份”； ⁽⁴⁾“单一政党的意识形态既规定了国家的性质，也规定了其他地理的范围。在南斯拉夫和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为多民族的国家规定了意识形态的基础。” ⁽⁵⁾用意识形态裁断一切和思考一切，是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常态”。英国学者拉斯基曾经这样评价：“俄国的意识形态可能以无情地、甚至野蛮地漠视生命、自由和法律的态度打碎过去的枷锁。重要的不仅是过去的枷锁被打碎了。” ⁽⁶⁾同时人们还被从一种束缚引向另一种新束缚。戈尔巴乔夫曾在回忆录指出，苏联政治生活方式“最大的特征就是将个人贬低为程序化的巨流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个体。基本群众实际上根本没有经济、政治、精神等方面的选择余地，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现行制度的框子里。人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一切都需要当局代他们决定。” ⁽⁷⁾苏联共产党并不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走向极端的特例，而只是诸多政党之中的典型代表而已。尤其在经典现代性政党当中，人们习惯于根据意识形态把政党划分为左翼政党、右翼政党和中间政党，不同政党在意识形态上各执一端，左右政党之间泾渭分明，相互之间尖锐对立。不同政党之间，都尽量拉开相互间的意识形态距离，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和独立性。比如，社会主义政党和资本主义政党之间，在经典现代性发展时期，互相斗争、互相冲突，立场鲜明，几乎完全忽视政党之间共性和通融性；甚至包括社会党和共产党，两者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和工人运动中产生的，都属于左翼政党，应该说其意识形态是十分相近的。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两类政党，也相互攻击。社会民主党称共产党是暴政和独裁的工具，共产党则把社会民主党叫做“最危险的敌人”和“社会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强大的工具性效果，阿隆曾在《知识分子的鸦片》分析并指出，最后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产生于对三个因素的结合：与人类的渴望相一致的对未来的展望，把这种未来和特定的社会阶级相联系，以及相信在劳动阶级胜利以后通过计划和集体所有制可以实现人类的各种价值。政党之所以牢牢控制意识形态，就是渴望通过意识形态彰显自身的合法性。

但是，随着社会由经典现代性向后现代演进，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各个阶层群体演变以及新的各种社会共同体的出现等，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发展，呈现了诸多困惑，过去那种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似乎成为政党发展的阻力和障碍，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往往更容易使人走向极端。例如，“社会主义两派的论争，使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这对孪生兄弟变成了敌人，造成工人阶级的分裂，甚至给了法西斯的兴起以可趁之机；斯大林与托落斯基、布哈林的论争，成就了后来僵化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模式，使社会主义走了很大的弯路；赫鲁晓夫批判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导致他的改革只能在旧的框架里绕圈圈，不可能突破传统模式；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使中国共产党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朝着比苏联更左的方向前进，社会主义探索遇到严重挫折；戈尔巴乔夫否定传统社会主义，使整个苏联、东欧的改革滑向连西方国家都已经放弃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 ⁽⁸⁾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尖锐的对立，使参与其中的人们很难吸收对方的理论、观点和思维方式中的精华，不但容易导致对对方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且更容易抬高自己，自以为自己的理论是真理。当代社会的转型，同时也造成了了政党的意识形态越来越中间化趋势，政党之间的明显对立的意识形态越发模糊。过去主流意识形态中充斥的“斗争”、“运动”、“战役”、“阵地”、“集体主义”、“无私奉献”、“两类矛盾”等术语，无法表述当今社会生活发生新的变化和情况，因此意识形态宣传企图再用过去的陈旧的基本范畴来解释和说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其效果可想而知。“在意识形态环境中生活习惯了的我们，或许很难想象一个失去了共同理想和共同信仰的社会到底是怎样一幅‘可怕’的情景：没有集体主义目标可以追求，会使那些久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的思想家和实践家们失去身为圣徒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不能以多数人的名义确立共同信念，会使国家沦为仅仅充当维持社会良性运作的工具，使政党的政治口号淹没在环境保护之类的微小叙事之中；多元主义盛行，会使任何崇高意义都失去优越性，个人私利将漂浮于社会关系的表面。与慷慨激昂的社会制度相比，这种民主社会必然显得平庸和世俗。” ⁽⁹⁾无论是我们赞成还是反对，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怀疑主义和政治宽容和多元的时代。无论是以物质的丰富来构想普遍友爱的乐观主义者，还是恐怖于以新的大众传媒和酷刑来控制人类心灵的悲观主义，都遭到了二十世纪现实有力的驳斥。“我看不见任何新的主义，能像马列主义那样无所不包。” ⁽¹⁰⁾任何一种理论或观念都不可能垄断真理性的认识，都不可能具有终极意义。“历史不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没有人能够把握它的一个终极意义。当然，‘意义的多元性’并暗示着理解的失败而是暗示着事实的丰富性和历史解释的多变性。” ⁽¹¹⁾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宏大叙事和意义失落的时代，人们被现代性从确定性转变过来，并指向后现代的差异与多元之中。(www.chuimin.cn)

（二）全球风险境域中政党的困惑

“风险社会”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系统提出的用来理解现代性社会的核心概念。随后，吉登斯等学者进一步拓展了这个具有典型现代性意义的概念。贝克指出，马克思和韦伯意义上的“工业社会”或“阶级社会”的概念主要是围绕一个中心论题：在一个匮乏社会中，社会性地生产出来的财富是怎样以一种社会性地不平等但同时也是“合法”的方式被分配的。而“风险社会”则建立在对如下这个问题的解决基础之上：作为现代化一部分的系统性地生产出来的风险和危害怎样才能被避免、最小化或引导？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突出特征表现在：一是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逻辑；二是导致了现有社会结构、制度以及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转变。这皆是现代化、现代性本身的结果。几乎与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同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股全球化的力量迅猛发展似乎也证明了：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贝克所预设的“风险社会”。人类的发展之所以存在风险从根源上讲，风险是内生的，伴随着人类的决策与行为，是各种社会制度，尤其是工业制度、法律制度、技术和应用科学等正常运行的共同结果。而自然“人化”程度的提高，使得风险的内生性特点更加明显。当前学界对风险的理解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从现实存在，以劳(1au)的“新风险”理论为代表，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由于现实世界出现了新的、影响更大的风险，如极权主义增长，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的或突发的事件能导致或引发潜在的社会灾难，比如核危机、金融危机等。第二种理解从文化角度，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体现了人类对风险认识的加深。比如凡·普里特威茨(Von Prittwitz) 的“灾难悖论”理论以及拉什等人提出的“风险文化”理论。普里特威茨认为，我们已经对技术发展的副作用，即其引起的灾难有了新的认识。第三种理解是从制度层面，以贝克、吉登斯等人为代表，他们是“风险社会”理论的首倡者和构建者。比较而言，他们对于风险的分析更为全面深刻，尽管依然带有学者拉什所批评的用一种制度结构替代另一种制度结构来应对当代失去结构意义的缺陷。贝克声称自己既不是“现实主义者”也不是“建构主义者”，而是“制度主义者”，吉登斯坚持制度，侧重于制度性风险。贝克的理论带有明显的生态主义色彩，而吉登斯的话语则侧重于社会政治理论叙述。他们虽然都认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风险结构和认知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但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这种“二分法”上，而是对现代性进行了更详细的区分。而当代政党制度，作为现代性制度的重要一维，在风险社会中所遭遇的困惑与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存在。这一概念是风险社会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贝克认为这个概念“有助于解释现代社会的制度会在肯定认识到了灾难现实的同时而否认他的存在”。 ⁽¹²⁾“有组织地不负责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是指，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然后又建立—套话语来推卸责任。这样一来，他们把自己制造的危险转化为某种“风险”，并转嫁到“他者”。“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实际上反映了现代治理形态在风险社会中面临的困境。具体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管现代社会的制度高度发达，关系紧密几乎含盖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但是它们在风险社会来临的时候却无法有效应对，难以承担起事前预防和事后解决的责任；二是就人类环境来说，无法准确界定几个世纪以来，环境破坏的责任主体。各种治理主体反而利用法律和科学作为辩护的利器而进行“有组织地不承担真正责任”的活动。贝克指出，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到处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风险的制造者以他人作为风险牺牲品来保护自己。人们在处理这些风险的过程中总是想方设法回避责任。现代组织体系如各类公共机构就是这样安排的，即恰恰是那些必须承担责任的人员可以找到足够的理由以便摆脱责任。例如，工业社会所提出的用以明确责任和分摊费用的各种制度安排，在全球性风险社会的情况下将会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即在风险社会来临的时候却无法有效应对，难以承担起事前预防与事后解决的责任。在此过程中，是难以查明到底是谁该对此事真正负责的。政党共同体作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治理主体和组织体系，如何处置好与“有组织地不负责任”者的关系，避免沦陷为“有组织地不负责任”者，这是社会民众最为关注的。

2．区别于“政治”的“亚政治”的冲击。贝克认为，现代性社会中的所谓民主政治实质上已经堕落成为一种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深层文化霸权、深层伪民主。以社会理性为知识基础的“社会知识行动者”的普遍联合，以削弱以工具理性为知识基础的“科学知识行动者”力量，从而实现对全球风险社会的真正知识应对，这种政治行为就是“亚政治”。在主体作为上，建构以“社会理性拥护者”为基础的全球“亚政治”，即“特有的对政治决策的个人参与”， ⁽¹³⁾这种政治的主体主要指涉为政治体系和法团体系之外的代理人。即职业团体和行业团体、工厂、研究机构和管理阶层中的技术知识界，熟练工人、公民主动权、公共领域等民众。不但社会和集体代理人而且个人也可以与后者相互竞争，争夺新兴的政治塑形权。传统的政体、政策和政治学之间的区别已经发生了变化。政治权力的等级与位置的牢固关系已经被打开、并转移到了各个阶层与群体之中。各种各样的生态保护者和女性主义者或工人团体以及新社会运动代表等社会共同体，不仅改变了社会的传统结构，并且通过多种形式的非正式接触、讨论集会、行业法规、特殊杂志、集中公关、代表大会等影响并改变着传统政治。传统社会强调的阶级之重要性逐渐衰落、较之而言的文化和价值因素之重要性的增加以及较之生产领域而言休闲和娱乐之重要性逐渐增加。所有这一切对于社群形态变化和集体特征的形态变化具有重大影响。社群中培育出许多群体与社团，他们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对传统政治进行反思与批判。这些群体与社团意味着这些自由力量在社会的深层次中，在经济、社群和政治活动中的表现出巨大的活力，是一种自反性的亚政治化。在本世纪末的晚期现代性中，传统的国家作为“特殊的造物”、作为独立主权的结构和作为等级制的治理者和协调者正在萎缩。国家的萎缩往往正是自我组织壮大的另一证明，即社会的亚政治化的迅速崛起。“亚政治”的发展导致那些被人们习以为常的国家、政党和公共权力等占据的领域逐渐被清空，让位给社会中自我生成的一些团体组织起来的亚政治群体。现代性社会中“亚政治”的发展不仅剥离了政党的传统政治功能，接管了政党控制的有些领域，同时对政党制度中权力结构的排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迫使政党权力由纵向转向横向，由一个中心转向多中心，由统一转向分散发展的可能。

3．徘徊于左翼与右翼的困惑。欧洲政党政治左翼与右翼简单化的两极对立的旧景观，随着现代性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第一经典现代性向第二现代性、后现代性转变，不仅将得到改变，而且可能被侵蚀到其最深的底层。现代性的到来将造成欧洲“党派地质学”的长期震动。长期以来人们生活在政党的左右对立的政治秩序之中而别无它求。这种左右对立曾经被喻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观，在左翼与右翼的政治样态中，人们别无选择。政党政治的左翼与右翼的社会治理模式主要采取“一元社会主义模式”与“一元资本主义模式”。这两种模式围绕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与福利国家模式，成为政党政治左翼与右翼的政策标志。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两种模式的优劣被人为夸大，使欧洲主流政党政策的调整常常陷入困惑和被动之中。如果政党政策的调配，只是借用“一元社会主义模式”或“一元资本主义模式”很难解决现实社会中复杂多变的矛盾，也难于愈合各种裂痕。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新政，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主持新政的时候，就跳出“一元社会主义模式”与“一元资本主义模式”的简单对立，采取“资社二元模式”来改造“一元资本主义模式”、推动美国社会发展，摆脱经济、政治危机，维护中下层民众利益，同时却遭到右翼政治势力的反对。当时的左翼与右翼是泾渭分明的，甚至是人们划分政治信仰的标准。人们也许没有忘记，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联合苏联抗击德国时，曾经讲过和“魔鬼结盟”的话，他早期还说过：“把德国养起来，并迫使它同布尔什维主义斗” ⁽¹⁴⁾人们意识到如此强烈的两翼政治对立，带来的深刻影响不仅仅影响到政治领域，甚至覆盖了全社会。似乎人们只能用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二战后，一元开始向二元全面转型，以社会主义制度部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中间化方式开始为人们所接受，约瑟夫·熊彼特在评价这种制度更新时指出：“资本主义……结构在毁坏许许多多其他制度的道德权威后，最后掉头来反对它自己。” ⁽¹⁵⁾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深刻的矛盾，人们寄托于政党调配政策来化解。几十年来，欧洲一些政党或采取“一元社会主义模式”，或采取“一元资本主义模式”，或采取“资社二元模式”，或采取以错纠错的方式，或徘徊、波动于左翼与右翼之间。折射出政党在政策选择所面临的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尴尬。在社会层面，中上阶层与中下阶层相互对立，阶级矛盾再次尖锐，无论是左还是右翼政党的政策，并没有得到大多民众的认同，民众反而采取了与政党政治相对抗的立场与行动，他们积极参加反对全球化和政党政策的政治与社会运动，形成了强大的公众潮流政治。从1999年在伦敦举行的大规模反全球化运动以来，民众和自发性团体的抗议与示威活动一直不停。从2000年起的几年时间里，法、德、英、意等国，持续不断发生大规模的罢工抗议运动。社会阶层中的一些中下层民众，还通过选举将一部分主流政党赶下了台，并将某些“极右翼”政党送上台。而“极右翼”政党上台执政后引发了更严重的“政治问题”，并导致，“在政治上未能打破政党寡头政治；在经济结构上仍以是私人占有为主；在社会结构上人数极少的上层阶层仍保持对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绝对优势地位。” ⁽¹⁶⁾政党的左翼与右翼政治观，可以说是政治主体习惯于在两维坐标中进行思维和决策，从已知的一点条件可以找到相关的另一点，习惯于线性的思维模式，单纯在时间域内思考未来的一种反映。如今，风险范畴打破了这种旧的思维模式，使人类不得不在更广阔的空间内思考问题。人类行为空前扩张，而人类在许多领域仍处于无知状态，任何细小的决策失误或行为过当就有可能引发毁灭人类生存的风险。应当把政党政治置于风险社会中来考量，同时加强对西方工业社会及传统社会进行反思的产物，开启一种解释、改造和发展世界的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