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转型与现代性政党: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研究

三、政党转型与后现代性政党的指涉

《新先驱报》曾经报道说，在2007年10月14日进行的阿根廷议会选举中，一些人在投票时贴着喜剧人物、动物甚至本·拉丹的照片，这些“野蛮选票”表明在阿根廷这个国家中有25%的阿根廷人不相信任何政治选择。他们对一切都已经厌倦。这种政治现象与其说是由政党政治造成的，还不如说是由于政党政治的不完善、不成熟而导致的。当今社会正处于转型状态，一方面，人从臣民状态、私民状态向公民状态转变；社会从不合理的威权社会向自由平等的法治社会转变；另一方面，国家由朝代国家、民族国家向公民国家转变；政治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变；世界亦由地区对立、民族对立、国家对立向相互平等合作的公民世界、普适与差异文明转变。政党由于在一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对社会的转型会产生影响。随着社会的转型，政党的政治功能也要与时俱进地加以调整，自身的合法性基础要由传统的权力基础转变为民意基础，政党的理念定位为兼顾公平与效率、兼顾社会正义理念和社会平等。如果政党拒绝转型，无疑会遭到代表新社会运动、新阶层与群体的政党冲击，那些不断涌现的主张多元、差异与基层自治的非主流或另类政党可能取代传统型政党。

（一）现代性社会的演进与现代政党的转型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社会在进行现代性调整与转换过程中，发生三次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和危机，即以巴黎“五月风暴”为代表的西方“1968年革命”、以生态运动为代表的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抗议浪潮和1998年以来的反全球化运动。这三次运动，不仅导致政党在处理和化解社会动乱和危机方面的理路和政策，而且对政党自身的转型造成了很大冲击。“1968年革命”可谓是对经典现代性社会的一次经典的打击，由此拉开了战后西方社会冲突的序幕。1968年5月，巴黎的大学生发起了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大学体制、批判使人工具化的异化教育制度的抗议运动。这场运动在短短一个月内，从校园学生罢课发展到工厂罢工、商店罢市，导致陆路和空中交通全面瘫痪，使整个法国陷入动乱状态。同时，法国“五月风暴”迅速蔓延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各国，引发了大规模的青年学生造反浪潮。“1968年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新左派运动，是西方20世纪60年代社会现代性危机的产物。从50年代末起，由美国肇始，在战后经济繁荣和生活富足中长大的一代西方青年形成了一种“亚文化”。他们以各种越轨行为对抗传统主流价值观，以各种另类和极端的政治诉求宣泄对西方社会现实制度的不满和抗争。青年反文化运动催生并推动了新左派运动的发展，使战后的西方社会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社会快速发展，繁荣昌盛，同时又遭遇连续的不满、冲突和对抗，社会矛盾和危机频频发生。二十世纪60年代初，青年反文化运动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相结合，造成美国连续四年的社会动荡，新左派运动基于此，全面崛起不仅对美国的政治生态、欧洲的政治生态造成巨大影响，甚至波及到亚洲等地区。新左派思潮强烈地吸引了西方大学生，终于在1968年通过法国“五月风暴”将新左派运动推向顶峰。新左派的造反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其破坏性和创新性都有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伴随这场新运动出现的一些另类政党，例如，朋党和光头党的出现，亦引发了人们的政党政治的深刻反思与批判。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社会运动引发了战后西方社会的第二波动荡。一些民权运动团体，以反对工业化严重后果的生态运动和以反对冷战对峙的美苏两方在西欧等地区布署导弹的反核运动、和平运动为中心，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生态运动。在这场新社会运动期间，西方各大中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并多次组织全欧反战行动，抗议核威胁、核污染和各种形式的生态破坏。具体地说，新社会运动主要是指西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发生的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学生运动、反核抗议运动、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性恋权利、妇女权利、动物权利、选择医疗、原教旨主义宗教运动、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等。新社会运动出现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两次石油危机后的西方经济滞胀期，规模浩大，影响空前，对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威胁，以非传统方式形成了对传统的西方代议制民主的严重冲击。在运动中，欧洲一些传统政党面对危机纷纷加强调整与转型，与此同时，一些新型政党也应运而生，例如，绿党等。这类政党抗起生态政治大旗，反思西方现代性在某些维度发展的极端导致人类中心主义、理性工具化给人类政治文明造成的灾难，并提出一系列现代性纠错方案。1998 年以来西欧发达国家首先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是战后西方又一次社会动荡和危机。青年、妇女、少数族裔、同性恋者、动物保护主义者、反“托宾税”等社会组织在巴黎、米兰、纽约、等世界各大城市多次发动以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主题的跨国大型群众抗议集会。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受全球化影响下劳动危机冲击的中产阶级人群和遭受“社会排斥”的边缘人群大量加盟这一运动，抗议者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其中既包括失业后备军和无业人士、持股人和食利者、“在家办公”的自雇者，也包括流浪者、“光头党”，等另类人士。与七十、八十年代的新社会运动相比，介入反全球化运动的社会人群更为多元，社会成分更为复杂，抗议主题也更为分散。在全球竞争中，资本主义各国在社会层面承受的内在压力将使它们难以摆脱社会危机的困扰。战后的社会危机和抗议运动，显现出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迥然不同的新特点。这些造反的社会主体不是传统的工人阶级，而是以新中间阶层为主体的西方社会各阶层组成的政治共同体；这些反叛行为不属于阶级政治，而属于文化抗议；这些社会危机的性质不是对根本制度的挑战，而是战后出现的新社会力量对西方后现代化阶段产生的新矛盾提出的多元权力要求与新抗争。

上述三次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是西方在走向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必然反映，充分彰显了战后政治的差异和多元性特点。如何正确应对和治理新的社会冲突和危机的问题，既要面对社会多元主义，如何在政治上努力吸纳和整合社会内部的参与民主因素，并通过具体实践层面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政策，又要促进社会活力，同时克服和消化社会的动乱因素，从而使社会回归秩序，保持健康与稳定。西方政治家和学者通过长期的思索和探讨，从六十年代女权、民权和学生造反等非传统运动大量出现并引发社会动乱之后，就积极拓展民主的参与途径，提出了各种参与民主方式的设想。八十年代新社会运动进一步激发了思想界对自下而上的参与民主的高度重视，关于“基层民主”、“地方民主”、“社区自治”等的研究风靡一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出现了社会多元主义理论。该理论主张去阶级化政治，将以往被遮蔽了的性别、种族、民族、宗教、代际和生态等矛盾与阶级矛盾等量齐观，倡导一种基于文化差异认同的社会多元主义的民主政治，用大众参与和草根民主挑战传统的自由民主体制。哈贝马斯则在“公共领域”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商谈伦理学”和“协商政治”理论。他从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差异认同和族群认同，认为只有通过社会参与才能实现权力的平等，因而社会主体只有通过主体间的平等对话或协商才能达到真理共识和权力分享，实现民主的协商政治。哈贝马斯的协商理论对民主的重释，为西方政党在多元文化冲突背景下如何重构民主秩序、整合政治资源更好适应现代性政治发展要求提供了建设性的观点。新社会运动期间诞生的新政治共同体——绿党，所代表的“新政治”，迅速发展壮大，很快进入西方的政治主流。这种政治趋势，也让西方左翼政党开始认识到新社会运动的真正性质和前景，及时调整政治策略，主动适应政治社会“从红到绿”的转变；一些社会民主党，在八十年代末启动了与绿党等新政治共同体结盟的议程，开始将绿党引进各国议会民主体制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主导了“红绿交融”的红绿联盟政府，率先在一个西方大国中成功地把声称“体制外的反对派”的绿党共同体整合进入现行的执政体系中，使之成为制度化的政治势力，从而成为执掌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化解了“新经济”高速发展中的新冲突。同时，“新政治”也使欧洲社民党人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一度取得了在欧盟十五国中主政十三国的“玫瑰色”执政奇迹。社会多元主义的“新政治”对西方主流自由民主政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迫使西方保守自由主义右翼在九十年代吸纳社会多元主义理念，将多元民主抗争整合到现行理论和体制框架内，并在执政实践中推行中性化政策，体现平民主义作风。中性化“新政治”现已成为西方左右翼政党的共同选项。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纷纷推出了各种社会政策，如法国的移民政策、加拿大的少数族裔政策等，努力化解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和谐。从政策实践的后果看，虽然当代全球化加深了西方社会内部的矛盾，但反全球化抗议没有导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式的社会断裂,没有达到当时的暴烈程度，也没有形成阶级对抗的格局。西方社会化解危机、由乱到治的过程给了我们许多重要的启示。西方国家一些政党已经具备了应对和治理社会危机的成熟经验和理路。

（二）后现代性政党的范式显现

三次社会动乱是西方在走向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必然反映，充分彰显了战后政治的多元性特点。如何正确应对和治理新的社会冲突和危机以及社会变化的多元现实，努力把握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充分认识新的社会主体的出现及其诉求。政党这种特殊的政治共同体运作模式要相应地进行调整与规划，卡特尔的管理技巧、效率被引入政党管理体制，同时，政党精英与党员开始相互合作与自治，政党共同体成为连接国家和社会的关键的一部分。这一时期政党政治发展的最新趋势：一方面，传统的政治上对立的主流政党的政治路线日益“趋同”──都以迎合选民为工作重点。另一方面，新型的非主流政党不断涌现，单一问题党、极端派政党、朋克、狂野疯人党、新千禧焗豆党和代表低层政治的草根政党等，从不同的侧面挑战主流政党的垄断地位。这种发展趋势也使在代议制民主框架下运作的政党的一些经典定义开始遭受质疑与动摇。

1．单一问题党。近些年来，欧洲政党选举不仅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还出现另一情况，就选民日益关注单一问题和涉及私域的直接问题，像德国学者基希海默所提出的那种“兼容并蓄的政党”（Catch-all） ⁽³⁹⁾已经不能满足选民的需要。“兼容并蓄的政党”不关心思想上的纯正，更关心的是如何最多地获取选票，它们为争取中间阵地而斗争。美国学者罗斯金曾这样评价道，这类政党是寻求代表所有人利益的政党，商人、工人、农民、天主教徒、新教徒、妇女等等，只要你能举出来，他们都代表。在现代民主国家中，要想获得大选胜利，就必须成为兼容并蓄的政党，这几乎成了一条公理。191但是，社会的现实发展出现了许多“兼容并蓄的政党”所不能覆盖与影响的问题，打破了这种公理似的判断；于是，各种政党共同体之间就出现了政治真空，在欧洲政坛中一些极端主义者在比例代表下顺利地进入议会。其次，单一问题党（single issue parties）、反复无常的抗议党（transient protest parties）、平民党（populist parties）也层出不穷。在英美这样的典型的两党制国家，特别是美国，从来就不缺少单一问题党、抗议党。美国社会有史以来的众多小党（第三党）大多可以归入单一问题党或社会政策方面的抗议党──更确切地说是两党制的反对党。美国的第三党，除了少数意识形态型政党，如共产党、自由主义党（Libertarian Party）、自然法党（Natural Law Party）寿命较长外，大多昙花一现。其中，一部分是某些人为了表示向两大党抗议，或者表达某种诉求临时组党参与竞选──借助竞选这场大戏推销自己的主张或诉求；当他们的主张被大党部分地吸收后，目的也就达到了。1996年参选政党超过二十个（在美国） ⁽⁴⁰⁾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约三十位候选人代表五十多个政党角逐总统职位（有的候选人在不同的州注册不同名称的政党） ⁽⁴¹⁾许多政党只在一两个州活动，甚至没有甚么活动，其名称连不少美国人也没听说过。从性质上看，它们大多是因为不满现行的两党制度及其政策而扯起党旗的。罗斯•佩罗（Ross Perot）及其领导的政党（1992年大选期间为“坚定团结美利坚”），1995年改组为“改革党”（Reform Party）就属于典型的抗议党。克林顿当政时罗斯•佩罗及其所代表的政党曾对其保健改革议案大加挞伐，后来又一直是布希内外政策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二十世纪后期最有影响力的单一问题党，非绿党（绿色和平组织）莫属，该党发展迅速，其触角遍及欧美。现在，绿党已经成为世界有重要影响力的政党。英国近年来出现的主要单一问题党和抗议党有热爱生命联盟（Pro-Life Alliance）和反欧元公决党(anti-Euro Referendum Party)等。从名称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党是围绕某一特定社会、经济问题而成立、存在和发展的。

2．极端派政党。产生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且已进入议会或者拥有一定支持率的新极右翼政党，如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比利时的弗拉芒集团以及近年来产生的德国的共和党、澳大利亚的单一民族党、奥地利自由党、法国国民阵线、瑞士人民党和俄罗斯的日里诺夫斯基党等极右的民族主义政党在各自国家的发展势力也常常令人不安。这类极端政党虽然和二战的德意日法西斯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仍然存在一些差别。学术界曾用“推崇暴力”来界定这类政党的核心内涵，并给予四点典型概括：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仇外）、反民主和强国家。依此标准来看，欧洲存在的一些由顽固分子组成的形形色色的小党，如德国人民联盟、国家民主党、共和党，意大利社会运动（全国联盟）、英国民族联盟等政治共同体。这类政党确实是继承了法西斯衣钵的新法西斯党，其头目和成员或是第三帝国的怀旧者，或是年轻的新纳粹分子。他们人数少，能量却大，常常聚众闹事。对这些组织，欧洲各国政府始终保持着警惕。它们也是舆论批判的锋芒所向。这一类极右政党组织不仅仅与主流政党政治不合，更主要的是与纳粹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强烈的反人权性，因而在选举中得票率很低，多数不能进入主流政治。另外一类新极右翼政党，如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及比利时的弗拉芒集团等和传统的极右政党由有所不同。这类政党以国家、民族及平民利益为号召，具有强烈的底层平民政治和民粹主义色彩。为了赢得下层群众的信任，其领导人大都将自己装扮成“平民领袖”。例如，奥地利的海德尔就把自己装扮成“罗宾汉”和“民族英雄”，宣称奥地利自由党已经取代社民党，成为工人阶级政党。瑞士人民党风云人物布洛赫尔是亿万富翁，却把自己打扮成“民众人士”、“人民的富翁”。

光头党（Head）是西方社会意识形态之争、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和政党治理模式发生危机的产物，可谓是极端政党的典型代表。美国学者乔治·马歇尔在所著的《1969年的精神——光头党圣经》一书中对这类政治共同体有详细的描述。光头党的主要特点：他们清一色的是光头造型。他们自尊心很强，但心理状态又极为脆弱；他们极端好胜，个人利益至上；他们希望国家强盛，但又对强国怀有妒忌和敌视心理；他们追求时尚和富裕，但对别人的时尚和富裕又恨之入骨。“光头党”按入道时间长短分为“左翼”和“右翼”。“左翼光头党”是指那些刚刚入道需要丰富经验的成员，“右翼光头党”则是指那些出道已久具有一定经验和声望的成员。近些年来，光头党在欧洲一些国家活动频繁，尤其是在苏联。苏联社会各种思潮泛滥，许多被明令禁止的种族和极端民族主义社团纷纷死灰复燃，他们以俄罗斯民族为本，实行极端的民族本位主义。光头党发展迅猛再一次引起人们对其的高度关注。光头党（Head）的渊源在英国浮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最初由SkinHead演变于Mods（摩痞）和雅麦加街头帮派演变而来，并且在诞生初期就横扫了另一种另类的嬉皮士文化。光头党的产生，同时也带动了Scooter（踏板摩托车，即笨重的哈雷摩托车的主要对手）和SKA，SkinHead Reggae（SKIN雷鬼乐）在全世界的复兴。光头党虽然活动频频，仍然没有受到当时主流社会的足够关注，尤其是对其政治活动潜能没有足够重视。光头党掀起的第二次浪潮于二十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到来，主要来源于Punk（朋克），但SKA元素仍然保存在SkinHead的风格，随着发展与壮大，光头党在一些地区表现出联合与统一的特征。随着全球化的步伐加快与互联网的普及，各地的SkinHead互相联络越来越密切，对主流政治的影响也逐渐增强。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并没有消除种族矛盾，相反在大多数地区不同的种族主义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复兴。包括俄罗斯人与高加索人的矛盾，马来西亚与澳大利亚的矛盾与众所周知的中日矛盾，越南与柬普寨的矛盾等等。在这些热点地区，尤其是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日本，马来西亚，都闪现出SkinHead的身影。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期待着SkinHead的第三次浪潮。在全球化浪潮中，西欧国家不仅没有占上风，日益加速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又使许多欧洲人担心丧失民族身份特征，许多人感到迷惘，充满焦虑和不安。他们的情绪像瘟疫一样传染开来。俄罗斯光头党是一种以俄罗斯族青年为主要成员，崇尚极端民族主义、纳粹主义，极端排外，专门通过暴力袭击有色人种的激进组织。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新右翼的崛起，是普遍存在于欧洲民众中对“当前生活状况不满”和“不确定的未来的担心”的结果。但从更深层次讲，欧洲极右翼的出现实际上是欧洲传统政党治理危机的结果。首先，极右翼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现行政治体制提出了挑战。在许多国家，选民对政治表现出不满与疏远，选举中的投票率低，政治家在公众中的形象不佳，主流政党已经失去民众的信任。选民认为政治家只考虑自身利益，只关心选民的选票，不关心选民的疾苦。这样，选民在投票箱前就投了抗议票，寻找其他渠道表达不满，因而支持极右政党。法国国民阵线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异军突起，一个重要原因是1981年法国共产党与社会党联合执政后，政府背弃了竞选时许下的诺言，共产党陷于尴尬境地。国民阵线则较好地以反体制政党的面目出现，吸引了广泛的抗议票，取代了共产党的地位。从选票分析看，那些支持国民阵线者，都一度是共产党的传统选民。

3．另类政党。在后现代社会进程中，出现了一些反主流政治与政党，通过另类政治行为表达个性、自由、开放与民主的政治共同群体与组织，可以称之为另类政党。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活跃与西方社会的朋克、嬉皮士和雅皮士以及近年来出现的狂野疯人党、金发美女党、自由选择党、“恋童癖”党和香港的社会民主连线是另类政党的代表。朋克最初起源于摇滚音乐，由此还引发了一场摇滚乐历史上的革命。朋克秉承反对独裁提倡自由的左翼精神，公开在主流政治体制内为另类政治行为摇旗呐喊。朋克从一开始就和政治混在一起，崇尚政治自由、人权与民主。朋克，本身就是意味着可以做任何事的自由空间——人们可以反叛，也可以反叛的反叛，人们可以自由，也可以自由的自由，人们可以反主流，也可以反主流的反主流。朋克崇尚“自己动手”和“独立”的观念；希望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赢得在传统政党政治中的一份“话语权”，以此来表达自己的这种“个性”。作为青年群体代表的朋克组织，主要与音乐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朋克的反叛精神首先为音乐带来的第一次“民主”与“革命”。朋克要做的就是废黜明星们话语权的垄断，让所有热爱音乐的人“自己动手”创造音乐，表达自己、表达政治、表达利益。英国《卫报》曾报道，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朋克就通过互联网号召他们的歌迷反对去投布什一票。大约200个自由主义和左倾的朋克乐队集结在“朋克选民”（Punkvoter）的旗帜下，以组织其乐迷在2000年11月的大选中投布什的反对票为己任。朋克号召美国青年认清布什政府一些丑恶行经，让他们看看布什政府对他们干了什么坏事。在主流政党主宰的社会中，朋克成为青年一代反抗政治与秩序、追求个性与时尚的代言人。

嬉皮士与雅皮士同源于青年群体，因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政治诉求的不同而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前者是六十年代的青年左派运动的代表，他们反传统体制，反战，追求迷幻药，性开放主张以另类的行为表达对传统政治和生活的抗议；后者是八十年代的主角，追求金钱和享乐，热衷使用各种名牌，在政治场域中坚持法治与民主，在政治过程中强调民主与法律程序，反对独裁统治提倡平民政治参与。嬉皮士他们否定既有的社会制度、物质文明、性观念等，寻求直接表达爱的方式的人际关系。他们留长发、蓄胡子，奇装异服，时常共同生活，并且吸毒。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左派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霍夫曼曾在青年群体中成立“国际主义青年党”（YP）也叫“异皮士”（Yippies），这个组织的宗旨是：把致幻剂和革命精神结合起来，做一个嬉皮的革命者。霍夫曼曾率领“国际主义青年党”，于1968年8月在美国芝加哥组织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总统选举的游行，并导致了著名的芝加哥“七君子”审判事件。雅皮士是美国人根据嬉皮士(Hippies)仿造的一个新词，意思是“年轻的都市专业工作者”。雅皮士从事那些需要受过高等教育才能胜任的职业，如律师、医生、建筑师、计算机程序员、工商管理人员等。他们的年薪很高。雅皮士们事业上十分成功，踌躇满志，恃才傲物，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与嬉皮士们不同，雅皮士们没有颓废情绪，不关心政治与社会问题，只关心赚钱，追求舒适的生活。嬉皮士意为“都市中失败的年轻人”，他们虽然觉得自己的生活无法与雅皮士的生活相比，但又不愿意有失落感，并发誓要找到自己的归宿，并以极端另类的行为追求，导致了私人化的领域会变成出世的纵欲者的领域，一些个人和群体将会变成了自恋者、自私者、纵欲者放弃了公民的角色。这种激进主义的抗拒现象和颓废现象曾经遭到拉什和阿伦特等学者的强烈批评。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早期的美国，嬉皮士与雅皮士开始较为理性地寻求私人领域的发展。他们经常组织音乐会举行义演，为饥饿者、为患艾滋病者、为因破产失去土地的农民捐款。从私人领域中走出自我封闭的世界，向需要援助者伸出援助之手的进程就是相互关怀的公共精神成长的过程。这正是自由的法治民主所必需的。所以，尽管从韦伯到拉什均等学者曾经正确地警告当代官僚世界中个人生活的自私和私人化本性的发展趋势，但是公民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关怀并未泯灭。嬉皮士与雅皮士，尤其是后者，作为新中产阶级革命力量的代表，继续为政治参与提供热情，使得法治与民主政治续以为继。在巨型科层组织之外的个人生活领域里，他们仍然强烈地坚持法治民主的原则，在职业生活之外的时间里，在公共领域里还表现出强烈的保护法律的责任和参与政治的愿望。他们在政治过程中惊人地活跃，坚决支持法律程序，积极参与政治，强烈反对独裁统治，从而以法律来制约权力，以法律来保护自己。这中公共精神的增长进一步加强了新中产阶级作为法治民主基石的地位。许多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历史均表明，贵族和宗教领袖一般是传统势力的代表，维护旧制度，抵制现代化，而受过现代教育的中产阶级，尤其是在现代性演进过程中，出现的新中产阶级则是革命的力量，是法治民主的急先锋。亨廷顿说：“在大多数现代化中社会，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显然是中产阶级，它是都市中反政府活动的主要源泉。恰恰是该集团的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支配着都市政治。” ⁽⁴²⁾

英国的官方狂野疯人党，在英国政党政治中可谓独树一帜，官方狂野疯人党，已经兢兢业业地在竞选战线上工作了20多年，领导人是“怒吼勋爵”阿兰·霍普与曼笃。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曼笃”竟然是一只普通的猫。而“怒吼勋爵”阿兰·霍普是英国另类政客鼻祖。从1999年前领导人萨奇勋爵逝世后，官方狂野疯人党就开始采用一种轻松搞笑的方式来参加它的第一次英国大选。2008年，官方狂野疯人党更是推出他们的猫领导人——曼笃为党派候选人。官方狂野疯人党的口号是：“投票给疯子吧，你们知道这才是明智之举！”它的政纲是：誓言要引入99便士硬币减少找头；禁止使用邪门的13号号码；把学校课桌的尺寸变小拼到一起，实践小班教育等。但是官方狂野疯人党，每次提出的政纲在变化之中总会保持其连贯性。霍普曾经说：“青少年不会投我的票。有些人即使看到了、听到了(英国的不民主)，他们仍然不愿意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我们只能用政治来开玩笑，用我们的方式来改变这一切。24小时酒馆、18岁就有资格参加竞选这些政策都是我们在1964年首先提出来的。1979年，当我们说‘给宠物发护照怎样’时，所有人都是一阵哄笑，但现在，这已经成为现实。”在英国政党共同体中，有个政党叫埃尔维斯党，该党以猫王名义竞选。埃尔维斯党以猫王为竞选工具，信奉猫王就是上帝，民众全部都应该是猫王忠实的信徒。埃尔维斯党坚决地反对种族歧视，主张生态主义，并竭力拯救英国的红松鼠，认为它们现在被同样来自于北美的表亲灰松鼠“欺负得精疲力竭”，就像英国社会的文化现象一样。埃尔维斯党支持民众喂养宠物，主张如果候选人当选他们要建立兽医收费监测机制，改革目前英国的兽医收费制度等。埃尔维斯党痛恨垃圾食品，如果候选人当选他们将撤下所有在学校和医院里张贴的垃圾食品广告海报，他们认为体育明星譬如贝克汉姆之流为垃圾食品做广告非常可耻。新千禧焗豆党，也是活跃于英国政治生活中的另类政党。焗豆，是英国几代人都钟爱的罐头食品，同时焗豆还以容易导致肠胃气胀而闻名。“豆豆”队长这个超级英雄角色，常常一身亮橙色装扮，橙色光头看起来就像颗豆子，脸上架着一付激光X射线眼镜。有着“选举狂热症”的他曾经当选英国最佳怪人。“豆豆”队长提出的所有政纲都与焗豆有关。“豆豆”队长说他已经闻够了主流政客释放出来的热气，现在是在英国政界吹入“变革之风”的时候了。“豆豆”队长在接受采访时说：“那些政客经常夸夸其谈什么自由民主，但我恐怕民主是要收费的吧”。“豆豆”队长大声疾呼：“不过，那也不能阻止像我这样的人参选，让我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吧！人们已对政客千篇一律的演说感到乏味。能够让反传统的政党掌权，那该多好。”。“豆豆”队长的竞选宣言很好理解，他誓言要在威尔士的每间“加的夫咖啡店”每天都进行焗豆品质测试，焗豆一定要加在多士上，而且焗豆要保持“令人难以置信的橙色”。在他们的怪诞政纲背后，“豆豆”队长和霍普相信总会有人欣赏他们，而且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人权奔走，为民主奋战。“豆豆”队长说：“这会使主流政坛感到紧张。真正的民主是这个国家一直以来所热爱的。大街上每个追求民主的人都可以采取行动。”这个政党曾打败英国第三大政党——自由民主党候选人，赢得比自由民主党候选人更多的选票。新千禧焗豆党，喜欢和擅长对英国政局搞怪，坚持走自己的路，没有丝毫退缩。这种搞笑政党不仅仅使一些英国传统政党地位削弱还催生另类政党的发展。

2008年3月8日，俄罗斯“金发美女党”横空出世。又一个新的政党的名字诞生了。一位名叫沃洛希诺娃的美女任“金发美女党”总书记，库什涅夫则出任党主席。对此，沃洛希诺娃说，“金发美女党”的成员不仅包括金发美女，还包括“喜欢金发美女的人，以及内心深处认同金发美女的人”。但她认为，成为党员的最主要标准是：关注俄罗斯女性的权益。俄罗斯国内没有其他政党能代表女性的权益，他们决定以更认真的方式理性思考和处理俄罗斯妇女面临的问题。“金发美女党”成立后，其“冲击波”迅速扩大，甚至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2007年12月，俄国家杜马选举前夕，普京曾抱怨说，统一俄罗斯党内漂亮迷人的女性太少了，很难吸引男性选民。随后，这一“错误”很快得到“纠正”——前奥运会体操冠军霍尔金娜等5名光彩照人的美女，迅速被推举为统一俄罗斯党的党代表。5名美女刚一亮相，就使该党人气猛增。尤其是霍尔金娜，当年她每次出场都“让对手感到绝望”。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曾就此评论说，普京与执政党之所以能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性感美女功不可没”。沃洛希诺娃认为，统一俄罗斯党的此次尝试表明，美女在俄罗斯社会上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而这种“视觉冲击力”完全可以转变为“政治动力”，并且让政治不仅仅只表现为冰冷冷的充满血腥味，更重要的是变得可敬可爱，充满日常生活气息。沃洛希诺娃和“金发美女党”就是要把俄罗斯女性的魅力转变为“政治奇迹”。“金发美女党”的政治目标已经所定为俄罗斯2012年的总统大选。无独有偶，法国政党“自由选择党”的创始人之一的萨宾·海罗德也是一位美女型的政治人物。现年25岁的萨宾·海罗德于2008年3月帮助她的巴黎政治学院导师艾都亚德·菲利亚斯创建了一个新的法国政党“自由选择党”。年轻貌美的萨宾被指定为该党的发言人。从2008年3月到六月，短短3个月来，“自由选择党”在法国150个城市和乡镇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党员和代表。年轻貌美的萨宾是个热衷于政治的人，早在2003年，萨宾就领导了一次抗议工会的大规模集会，几乎让整个法国陷入瘫痪。从那时起，她便获得了一个响当当的外号——“撒切尔小姐”。萨宾则梦想自己能成为法国政坛的“铁娘子”，希望在下一次参加法国议会选举，将“竞选议员”作为自己政治生涯的起点，并计划挑战巴黎第17区的保守派女议员弗朗瓦丝·德·潘纳菲奥。有政治分析人士大胆预测，如果法国左翼总统候选人塞格琳·罗雅尔明年冲击总统宝座未果，萨宾将有可能成为竞选“首位法国女总统”的不二人选。

2008 年5月，荷兰一群恋童癖者组成了“兄弟之爱、自由和多样化党”，进军政坛后遭到全国痛骂。这个遭到全国痛骂的政党叫“恋童癖”党。这个政党成立后，曾经饱遇层层阻力和不解，一个儿童权利保护组织还诉诸法庭，控告该党，要求将其取缔。不过，荷兰海牙一家法庭最终判决认为它被允许作为合法政党，因为政党的行为并没有触犯相关法律，也没有阻碍社会发展，并且还可以参加定于2008年11月举行的大选。这一决定无疑又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应。荷兰是欧洲最开放的国家之一，不过，自1996年邻国比利时发生震惊世界的马克·达特洛克斯恋童癖谋杀案后，恋童癖的话题在荷兰一直是个禁区。随着欧洲各国对同性恋、卖淫等与传统道德相违背的行为越来越宽容，恋童癖者又蠢蠢欲动。该党公然宣扬废除对恋童癖的禁令，要求将发生性行为的合法年龄从16岁降到12岁；允许电视台白天播放色情节目，晚上播放性暴力的节目；允许儿童接受性教育；允许16岁以上的青少年出演色情电影等。一石激起千层浪，恋童癖者们的挑衅主张激怒了荷兰社会。近来的民意调查显示，荷兰高达82%的受访者希望政府取缔该党。

香港的社会民主连线（简称社民连线或社民连；英文：League of Social Democrats，LSD）是香港一个由激进民主派组建的政治性组织，成立于2006年，时事评论员黄毓民当选主席。该党旗帜鲜明地捍卫基层利益，标榜自己宣扬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社民连表明自身是“旗帜鲜明的反对派，是一个支持民主的左翼团体。”该政治共同体以香港泛民主派左翼光谱为号召，辅以基层路线，并打出反对私有化等作为旗号。社民连的中央十二大政纲为：1．全面落实普选，一人一票选特首及全体立法会议员2．立即取消区议会委任及当然议席3．维护法治，反对人大释法4．保障言论自由，开放大气电波5．停止公营事业私有化，制定公平竞争法6．改善贫富悬殊，革新税制，建立全民退休保障7．保障劳工权益，恢復集体谈判权，订立最低工资、最高工时8．确立公营房屋制度，增建公屋，恢復出售居屋9．維持全面、公平的公营医疗系统，反对肆意加费，取消药物名冊10．免费学前教育，普及十二年免费教育，增扩大学资源11．保护环境、引入再生能源，积极除硫、减低空气污染12．制定完善的文化、保育及艺术政策，改革城市规划，促进市民参与。2008年9月，以言行出位、立场偏激著称的社民连，虽然才成立两年，在参加香港区议会选举中，参加直选的5名候选人有3人当选，累计票数多达十几万。社民连的崛起是否说明香港的政治生态和选民的情感结果发生了变化？以社民连为代表的所谓的泛民左翼，或者说泛民里面的极端派，他们跟泛民是有区别的。为什么社民连这样的一种色彩很激进，言行很出位，特别是黄毓民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形象，能够在选战当中取得相当令人注目的成绩？你可以这样看，这次选举投票的人，登记的选民是300多万，但是实际参加投票的只有45%，也就是150多万，而社会民主连线，就是社民连这样的一个小党，这个没有什么钱的，没有多大资源，它基本也没有什么基层组织的。它当选的这三个人一共拿了15万的选票，不仅数字惊人，其业绩做得也很大。在香港的生态当中，在香港的选民选择当中，他们代表了某一种趋势和潮流，就是贫民无法通过主流政治渠道争取利益以及各个阶层、群体对主流政治的不满和怨气。在街头抗争，哪里有抗议，各种各样的抗议他就会出现在哪里。他更多的就是身体语言，就是善于在街头打杀。为什么有15万的选民会选出这么一批，他们对香港目前的政治经济的结构，有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有种无奈的感觉，但他们希望有人给他们出头，替他们抒发怨气，为他们搅乱主流政治，于是就有了社民连的出现。多了像黄毓民这样的搅局者，但肯定会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而且引起激烈讨论的。社民连的崛起，主要在于其一方面侧重的是本土议题，另一方面希望能够在特区政府未来施政中重视福利主义的这样一种呼声，解决低层民主生活问题。

4．跨国界政党的诞生。当代西方政党政治发展的新特点和趋势，除了出现一些非主流的另类政党以及坚持后现代政治观和价值观的后现代政党之外，另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政党的跨国化，出现了“跨国政党”和“跨国议会党团”。这类政党可以说是对后现代性政党的某种修正或完善。这类政党虽然生产于后现代主义时代，但并不主张以另类的行为表达对传统政治和生活的抗议，而是理性地思考在后现代主义时代中人类可能遭遇的危机与面临的挑战，以及政党应当如何承担责任应对这些风险维护人类的续存。1979年欧洲议会直接选举催生了欧盟跨国政党的出现。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138条a款则明确提出了“欧洲层次上的政党”(欧洲学者较多使用的“欧洲跨国政党”这一概念)。 ⁽⁴³⁾从此，政党开始超越国界发挥政治功能。1940年冬“国际基督教民主联盟”宣告建立，这预示政党开始向国际化发展；1943年6月，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运动成立，该运动的成立主要是靠政党的运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欧洲联合而进行的政党的跨国合作可是逐渐发展。1947年3月，基督教民主党人又成立了国际新政党。1947年4月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党汇聚英国牛津，建立了自由党国际，自由党国际发表“自由宣言”，坚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由发展。1949年5月，西欧10国成立了一个联合机构——欧洲委员会。在该委员会下设立的一个议会性质的咨询议会中出现了三个政治小组，也有人称之为党团，它们是基督教民主党团，社会党党团和自由党党团。 ⁽⁴⁴⁾以西欧为主的世界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于1951年成立了它们的国际联合组织——社会党国际。其纲领宣称：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主张实“同共产主义没有共同之处”的社会主义。1953年3月，欧洲共同大会的议员们自发地组建了党团。共同大会对这一发展因势利导，随后制定了组建党团的规则，并向党团提供财政补贴。1972年，自由党国际巴黎大会也决定成立欧共体范围内的自由党跨国政党联盟。欧洲基督教民主联盟在70年代初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工作小组，筹备建立了一个面向欧共体成员国的政党联盟。1976年4月29日，欧洲人民党——基督教民主联盟正式成立。作为欧洲政治舞台上的一种新生力量，绿党在1984年也建立了一个跨国协调组织——欧洲绿党协调。欧洲跨国政党的发展可以说是政党共同体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不仅对政党的传统政治功能提出了挑战，而且对国家政治结构也会产生深远影响。早在1971年，亨克·弗列德灵就认为，随着权力结构从民族国家层次向欧洲层次的转移将自动出现政党的“共同市场”。 ⁽⁴⁵⁾而在跨国政党联盟成立之后，另一个学者马昆德也发出了“政党之欧洲”的预言。 ⁽⁴⁶⁾比利时前首相、欧洲人民党前主席莱昂·廷德曼斯指出：只有欧洲层次的政党才能成为跨越公众的期望和政治的无能之间的鸿沟的桥梁，并把这些期望变成具体的政策性建 ⁽⁴⁷⁾政党的区域化趋势在各大洲都有表现，而以欧洲最为典型。这样以来政党不仅要凸显出协调沟通功能，而且要发挥一些新政治功能，即超越国内政治的国际政治功能。民族国家也将随着政党国际化的发展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与经典现代性政党、反思现代性政党比较，这些后现代政党，在许多方面都冲破了经典现代性政党和反思现代性政党界定的范畴，其治理特点与前面叙述的政党治理特点也有很大区别，主要表现为：（1）反逻各斯，反中心主义。后现代政党认为，这是一种“元叙述”、一种“宏大的叙事方式”，必须打破。（2）主张差异性和地方主义（3）追求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4）提倡抗议民主、激进民主。（5）权力的边缘化、多元化、平面化。（6）关注生态政治和伦理政治、族群政治。

（三）后现代政党的理论维度

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这个非常特殊的社会，既不同于传统的专制社会，也不同于自由民主的社会，政党很难用传统的“政治”概念来理解这个社会中的政治，政党在传统治理过程中，遭遇一定的合法性危机。因为现代社会中的公民已经不同与过去的臣民和一般意义上的人民，公民的政治中，一直秉承不服从理念的传统，认为公民不服从的权利是对抗现行不符合伦理道义制度的人们的基本权利之一。公民不服从理念的传统延续与当前社会中反政党政治的发展以及公民的另类政治参与的出现等思潮结合，迅速催生了一些另类政党政治。

1．公民不服从理念的秉承。“公民不服从”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是西方式民主政治中弥足珍贵的特殊理论思潮和政治行为，本文引用这个政治理念，借以说明一些后现代政党兴起背后一些理论与思潮的支撑。“公民不服从”思想渊源、发展与延续，主要得益于苏格拉底、梭罗和马丁·路德·金，当代学术大师罗尔斯对“公民不服从”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罗尔斯把“公民不服从”定义为“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性的违反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通过这种方式的行动，一个人诉诸共同体多数人的正义感，宣称按照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自由和平等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合作原则此刻没有受到尊重。” ⁽⁴⁸⁾根据罗尔斯对“公民不服从”的定义，可以提炼为以下几个特征：其一，公民应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一种异议的相互性的权利，权利具有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是因人的追求和生活情趣的差异，而不是权利根本性的不同，不同权利主体之间因权利本质的直性因而具有相互的适应性；其二，是公民的公开违法现象。公民的违法是违背自身存在诸多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有关法律，而且是公开、透明地表达违法；其三是公民的非暴力行为。公民提倡的不是针对现存政府合法性的置疑，而是非暴力性质的政治行为，使用非武力手段表达政治诉求；其四，是公民的一种正义观。公民不服从，不是主张分裂和动乱，而是一种在民主制度下共享的政治正义观。总之，公民不服从理论是“一种慎重考虑的、公开的明确的对执政者的违法，目的在于改变一个政权的法律或政策。它不伤害人身，考虑他人的权利，在国家的司法权之内活动，以求扩展与应用民主精神。” ⁽⁴⁹⁾正如康德认为，压倒一切的法律、法治以及体现在其中的普遍原则和理性。在他看来，只有它们才能为权利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有效的保障。对于人类不可侵犯的权利的捍卫，以及促进其义务的履行，应作为每一个公共权威的权利之根本的职责所在。此即意味着，若任何政府不承认人权或者起而侵犯之，这不仅疏于其义务，其秩序亦彻底地缺乏法律力量。当一个国家既有的制度不能发挥适当的作用，它的权威已丧失殆尽时，对社会秩序的控制意味着通过政党或政府强制性政治共同体来维持时，这一时刻公民不服从的精神便迫在眉睫。在现代民主体制的政治生活中，若政治体制实现了稳定，那么其中的法律程序更有赖于公平和正义。随着现代性社会的推进，公民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关注更为强烈，一是，人们对民主体制当中政治行为与政治制度不断增进的了解；二是，个人政治责任的自觉意识逐渐增强；三是人们的独立社会良知的成熟以及在此一良知统辖之下不断增长的要求。 ⁽⁵⁰⁾公民不服从必将逐渐推展日益发挥作用。急剧变革的社会也预示着“公民不服从……现代民主国家中所发生的作用，极有可能日益扩张。” ⁽⁵¹⁾当公民不服理论被一些后现代性政党吸纳为政治资源的时候，必将对主流和传统政党政治的合法性及政治功能带来冲击。

2．反政党政治的发展。随着发达国家进入后现代（post-modernity）社会，不同的需求在积累，政治动员、政治沟通、政府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更加尖锐，而作为连接公共权力与社会的政党因自身调整与外界的变化，不能有效地适应，产生了诸多问题，并对其自身的发展带来很多困惑与挑战，因此有了政党在衰退的说法。的确，党员人数在普遍减少，投票率在降低，对政客──不仅是政党政客──普遍缺乏信任，可能表明不少国家的公民的政治意识在转变，或者是民主政治运作方式变革的重要信号。一些诸如在环保、人权领域的新社会运动，单一问题党和抗议党的不断涌现，也在动摇政党组织和议会代表制的基础。人们对传统政党和代议政治评价偏低，也会有朝一日危及现行民主政治。有时执政党被“选”下台，并没有明显的理由，以至于选民也更加反复无常，就是选民中存在强烈的“将混蛋撵走”（throw-the-rascals-out）的情绪──觉得该换换政府了。例如，在2004年的印度大选中，执政的人民党及其盟友虽然在经济改革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选举前也一致被舆论看好，但还是败在国大党手下而失去了执政地位。普遍的不满执政党的情绪也使一些国家的多党一极政党体制受到了冲击。除了新南非，其它一些事实上的一党统治的民主国家的执政党在过去十来年中无一幸免。单独执政七十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2000年总统选举后下野。西方甚至有学者称这种现象为“反政治”（anti-politics），或者至少是“反政党政治”（anti-party politics） ⁽⁵²⁾这反映了选民“喜新厌旧”的一面，深层次来看，时代在变，人民群众中的迷信、盲从大为减少，对民主的要求愈来愈高，对执政者愈来愈挑剔；人民群众的自主意识、权利意识增强；人心思变，渴望革新。我赞同“反政治的政治”，即是说；政治不再是权力和操纵的技术，不再作为高于人类自身的控制论规律或互相利用的艺术，而是作为寻求和达到有意义的生活，并保卫这种生活。

后现代社会中，政治权力的发展已处于后极权主义时代。后极权主义是对应极权主义出现的一个政治哲学概念。“极权主义”这个术语起源于西方对二十世纪特有的政治专制和威权社会体制的研究。极权主义理论在西方的鼎盛期是20世纪50年代。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极权统治也随之调整和变化。统治的诸多形式实现了对直接的暴力与恐怖的遮蔽。正如，卡索夫于1964年提出了“无恐怖的极权”的说法。 ⁽⁵³⁾林兹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了“后极权主义”的说法，他建议用“极权主义”，专指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以示区别日后苏联的“后极权主义” ⁽⁵⁴⁾捷克的前总统哈维尔在他的著作《无权势者的权力》一文中，对什么是后极权主义进行了探讨和总结。他认为“后极权”并不表示不极权，而是说它与古典的极权方式有所不同。哈维尔认为：“与后极权统治相比，传统独裁的统治者意志是直接而无规律地表现出来的。独裁无须藏掩它的统治压迫，遮盖其权力运作，也无须费事去述诸法律条文。但是后极权制度却以历史真理、人民意志和法治权威来装扮其统治压迫的合理性，没有这些作为其‘形式内聚力’，后极权制度就不能存在。” ⁽⁵⁵⁾而且，“后极权主义也不像传统独裁那样仅是一种统治压迫形式，它是一种政治文化形态。说到底，后极权制度并不是某个政府所操纵的某种政治方略。它完全不是这样。它是一种长期复杂而深刻的对社会的侵犯，或者说社会的自我侵犯。” ⁽⁵⁶⁾哈维尔认为，后极权社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环境，不同于传统的专制社会，也不同于自由民主社会，我们不能用传统的“政治”概念来理解后极权社会中的政治。为此，哈维尔提出了“反政治的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政治”等概念来描述后极权社会的政治，认为它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能够为真正的政治运动提供了富有活力的土壤。后极权社会的政治活动在“生活的”领域。哈维尔认为：生活——人的存在——比制度与结构更加重要，“一个好的制度，不会自动地保证一种好的生活，相反，只有创造更好的生活，才能发展出更好的制度。”这点尤其适合于后极权社会。他告诫政治家要“放弃传统政治原则与习惯的负担”，也就是不要用常规的政治思维来思考后极权社会的政治问题。在后极权社会中，传统的政治模式、政党功能和政治观点是不适用的。比如，在民主国家里，公开的政治辩论是常规的政治手段。政治不应仅仅被理解为对权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的权术和伎俩，在哈维尔看来，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他的观点认为，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机构，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所支持，也将不能在自身之内保证其合法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后极权社会不存在反抗的政治。后极权社会的特点是不让人活得有尊严、活得真实，所以，任何想要活得真实、活得有尊严的人，都是“反对派”，他的言行必然具有政治性。生活在真实中就是反极权，这就是“生活在真实中”的政治意义。可见，在后极权社会，一个人不是因为特别热中狭义的“政治”（做职业政治家）才成为“异议分子”的，而是每一个坚持生活在真实中的人、任何一个想要有尊严地生活、像人一样生活的人都会成为“异议分子”。过真正的生活就必然反极权，反政党的控制，也就是说必然成为“异议分子”。在此，哈维尔认为如果后极权制度是与人性和人的真实生活为敌的制度，那么捍卫人性和真正的生活就必然反抗这个制度，也必然是“异议分子”。“持异议者运动”的出发点并不是发明什么制度革新，而是于此时此地为更好的生活进行日常工作。哈维尔提出的“反政治的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政治”观 ⁽⁵⁷⁾，表达了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当代人们越来越厌倦传统的政治与政党，人们反感于把政治定位为谋求权力与统治政治，而是更倾向认为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

3．另类政治参与的出现。当前，在西方一些国家中，怨恨执政党的现象趋于普遍；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多党一极政党体制中，甚至竞争性的两党或多党制中，同样受到冲击。面对那些渐渐失去活力的传统的参与方式，新的政治表达和介入形式正受到选民和候选者的关注。其中“分投选票”（split ballot） ⁽⁵⁸⁾的趋势愈来愈明显。所谓“分投选票”就是指选民乐意将政府的不同分支或者不同层级的政府交由不同的政党来控制；以防止某个政党擅权，加强和保证政府不同权力机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制约与平衡。因此，左右翼两党“共治”出现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党政治中。1986年至2002年，法国先后出现三次“共治”，在社会党人密特朗担任总统的十四年间，大约一半的时间由对立的右翼政党领袖出任总理，而在右翼的希拉克总统的第一个任期的七年中，则有六年是左翼的社会党人若斯潘任总理。在美国，从1969年以来的三十六年（迄至2004年底）中，共和党主政白宫二十四年，但国会山却多由民主党把持（也是差不多二十四年）。克林顿做八年总统，国会山却有六年由共和党控制。2004年加州选民上半年罢免了民主党州长，下半年却在总统选举中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可见，美国也经常出现“政府分裂”（divided government）的现象。在英国和德国这样的议会内阁制国家，虽然不可能出现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控制议会，另一党派控制政府的情况，但控制中央（联邦）政府的党派，往往在地方政府中并不占优势──执政党往往在地方选举或补缺选举中大败亏输，甚至溃不成军。另外，近几十年法国左右共治（即总统统治、总理管理）的治理模式，使选民感到两党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他们都不能解决法国根深蒂固的矛盾。法国《费加罗报》撰文指出，49%的勒庞选民因“反对其他的候选人”而投勒庞的票，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法国在2002年总统大选的第一轮选举中，出现了接近28%的弃权票。 ⁽⁵⁹⁾自80年代中期以来，选票危机一直令人担忧。然而，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中心（Insee）对选举参与情况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1995年和2002年选举中的弃权票集中在普通民众和受教育程度最低的阶层：这是“被社会排斥而选择的弃权”。为了抗议而投票：除了这种弃权行为，其他形式的投票比例也在增加。如空票和废票，占到2%至4%；选民这样做，表明他们愿意履行公民义务和投票的义务，但是他们拒绝在现有候选人中做出选择。此外，尤其要提到的是支持反对党派的投票逐年增加。政治学家帕斯卡尔·佩里诺曾在他1995年4月3的一个评论中曾经指出，这些反对党“在以往的总统大选中从来没有得到享受过这么高的地位”。2002年，1/4的总有效票数投向了一些小党派，这些小党派各自获得了不到5%的投票；而1/2的总有效票数投向一些获票低于10% 的党派。这些数据显示，激进党派的地位在上升；而那些所谓的政府党派的人气却急剧下降，这是他们的民意合法性渐渐失落的征兆。对于有些选民，选举本身没有太大意义，它更多的是给他们提供表达不满的机会；这个时候，他们终于可以翘起手指，鄙视丧失信用的政治阶层，表达他们面对新的挑战的不安。例如，法国2006年夏天诞生的反对驱赶无身份外国学生及其家属运动是近年来最有创意、最强有力的公民行动之一。在自主管理的无边界教育组织（RESF）中，成千上万来自法国各社会阶层的男女老幼以这种方式实践他们所钟情的共和国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据《新先驱报》报道说，“在2007年10月14日进行的阿根廷议会选举中，一些人在投票时贴着喜剧人物、动物甚至本·拉丹的照片，这些‘野蛮选票’表明25%的阿根廷人不相信任何政治选择。他们对一切都已经厌倦。”

这种另类政治参与是一场对传统政治的颠覆吗？社会学家罗杰·苏给出了肯定回答。 ⁽⁶⁰⁾奥立佛·弗耶勒认为这种现象是“富于战斗性的不作为” ⁽⁶¹⁾带来的必然后果：它带来了新的社会活力。如今，参加投票、为一场事业而采取行动、参与政治等，就是要让大家听到不同的声音，让大多数人来关注原本只关系到少数人群的主题。传统的机构也因此失去了它们的影响力，同时，其他的参与方式却越来越能发挥作用了；通过它们，更多的年轻人被引导到关注伦理、人道主义、平均主义、人文主义、生态和地球等等主题上来。参加选举的人数在减少，而抗议的人群在增加（请愿书签名、游行、其他各类行动等）。用不同的方式展开政治选举，利用高新科技如国际互联网、移动电话、无线上网、博客而选民们自己也愿意参加讨论，通过这些新的传播途径让别人倾听到自己的声音。可以说新的力量正在产生。 ⁽⁶²⁾它能够团结民众、重新建立国家民主的根基。

“街头政治”也是另类政治参与的形式之一。街头政治通常指某些政治势力为达到政治目的，发动大量群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甚至冲击政府部门的活动。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街头政治成了许多国家政权的“和平终结者”。在狂风暴雨般的街头政治冲击之下，1991年8月29日，拥有93年历史、1900万党员的苏共土崩瓦解。苏联演变的同时，东欧6国政权也在街头政治的冲击下走马灯式地改旗易帜，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执政的共产党一个个翻船落马。但街头政治的风暴并没有到此停息，从格鲁吉亚“天鹅绒革命”到乌克兰“橙色革命”，再到吉尔吉斯的“郁金香革命”，一个个好端端的政权，没有多少时日，就被所谓“颜色革命”掀翻在地。街头政治在一国的发生，外部势力的插手、特别是美国的支持是关键，街头政治可谓是美国向其他国家推销另类自由的政治手段。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经济发展缓慢，实施改革困难，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由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已成为街头政治爆发的前兆。

底层社会的政治参与也是另类政治参与的代表形式。底层社会的政治参与，是当代社会 “底层人物”的对现存的精英政治表达不满和无助的一种政治意愿和行为。底层政治参与是利益受遭受最直接损害而又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寻求利益代言人来表达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困苦的方式和路径。底层社会的政治参与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场域，它一方面受国家政治和公民社会政治的掣肘，另一方面它又具备自身的内在逻辑。其政治话语体系中，很难与权力、统治和管理这些公共领域的上层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一直处于统治的底层或权力的边缘。著名政治学家加塔诺·莫斯卡在《统治阶级》一书中就指出：在所有的社会中，都会出现两个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一个是被统治阶级。前一个阶级总是人数较少，行使所有社会职能，垄断权力并且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而另一个阶级，也就是人数更多的阶级，被第一个阶级以多少是合法的、又多少是专断和粗暴的方式所领导和控制。被统治阶级至少在表面上要供应给第一个阶级物质生活资料和维持政治组织必需的资金。虽然，当今世界的政治发展与活动主要是由精英统治构成的，但精英政治无法离开底层政治的最为基础的支撑。有时候，底层政治在适时的环境、适时的时间中发挥关键的作用。例如，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高票当选为美国总统，与美国广大生活在底层的选民大量投票是分不开的。底层政治与精英政治是相对立的一对概念，没有底层政治也就没有精英政治，只不过，两者在争取权力时的表现方式不一样。政治精英常常视主导国家政治为其政治权力，知识精英则视社会权利为其主要的政治诉求，而社会底层群体最为现实的诉求目标则是具体的利益诉求。在很大程度上，底层政治的直接目标既不是为了夺取统治精英所把持的国家政权，也不是试图主导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公民社会，社会底层群体所进行的政治抗争，就是想拓展底层政治被压抑和生存的空间，试图谋求某些特殊群体或个人的具体利益。当前政治参与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精英政治与地层政治参与的差异，越来越明显，两者在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别和对立，这可能是现代民主发展的一个主要悖论。二是这种政治参与上的不平等和差异，越来越多地被人们认为理所当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与理性。这与民主本身蕴涵着的平等理念越发冲突和矛盾。如何正视地层政治的生存与发展，以及地层政治对国家与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我们需要深入到底层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把握其内在结构，并寻找的真正原因。无论是另类政治参与的兴起以及反政党政治新潮的涌现还是公民不服从理念的传统延续与发展，这无疑宣告着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既不同于传统的专制社会，也不同于自由民主的社会，而是包含着建构与解构、中心与反中心，统一与差异的社会的到来。

【注释】

(1) 安东尼奥·葛兰西：《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Lawrence and Whishart,London,1973.），第148页。

(2) 安东尼奥·葛兰西：《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Lawrence and Whishart,London,1973.），第148页。

(3) 安东尼奥·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Lawrence and Whishart,London,1973.），第129页。

(4) 安东尼奥·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Lawrence and Whishart,London,1973.），第259-260页。

(5) 安东尼奥·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Lawrence and Whishart,London,1973.），147页。

(6) 安东尼奥·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Lawrence and Whishart,London,1973.），第258，227-228页。

(7) 安东尼奥·葛兰西：《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选》（“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Lawrence and Whishart,London,1973.），第15-16页。

(8) 参见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第二章“民族、国家与政府”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第十三章“民族国家与国际秩序”，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DerekBok：TheStateofTheNation，Introduction，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8。

(9) 参见玛丽亚·乔纳蒂：《转型：透视匈牙利政党-国家体制》，第一篇“结构”，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 Aron，“Three Forms of Historical Intelligibility”，in Truth，Liberty，ed.By Franciszek Drau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p.44.

(11) 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2) 陈喜贵：《维护政治理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5页。

(13)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4) 《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

(15) 陈喜贵：《维护政治理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16) Aron，“Three Forms of Historical Intelligibility”，in Truth，Liberty，ed.By Franciszek Drau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p.45.

(17)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中的政策》，法兰克福出版社，1991年版，转引自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1页。(www.chuimin.cn)

(18) 吉登斯，拉什：《自反性现代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页。

(19) 曹卫东：《曹卫东讲哈贝马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年版，第43页。

(20)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21) 贝克，哈贝马斯：《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22) 贝克，哈贝马斯：《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23) 童星：《现代性的图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24)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25)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页。

(26) 吉登斯：《超越左与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27)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1页。

(28) 童星：《现代性的图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

(29) （德）乌尔利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6页。

(30) （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31)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孙相东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32) （德）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殷叙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175页。

(33) 王振华、陈志瑞：《挑战与选择—中外学者论“第三条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34) 王振华、陈志瑞：《挑战与选择—中外学者论“第三条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

(35)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孙相东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页。

(36) 《社会党重要文件集》，中央编译局，1985年版。

(37) 刘建飞：《英国政党制度与主要政党研究》，中国申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38) 刘建飞：《英国政党制度与主要政党研究》，中国申计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292页。

(39) 关于“兼容并蓄的政党”，参考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222页。191 （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40) Benjamin Ginsberg et al，We the People：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 p.280.

(41) Kenneth Janda，Jeffrey M.Berry and Jerry Goldman，The Challenge of Democracy，7^th ed，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2, p.246.

(42) （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82页。

(43) 欧洲共同体官方出版局：《欧洲联盟条约》，苏明忠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62-63页。

(44) （法）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沈雁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45) Veredling，The Common Market of Political Parties[J].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Vo.l6)，1979(4).

(46) Marquand，D.Towards a Europe of Parties[J].Political Quarterly(vol.IL),1978.

(47) HixSimon.The Transnational Party Federation[A].ed.Garffney,J.Garffney,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C].London：Routledge，1996. (P.316).

(48) （美）约翰·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页。

(49) P·Harris ed：Civil Disobedience，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n，1989，p．273．

(50) 何怀宏编：《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页。）

(51) Christian Bay前引书，p，23。

(52) Barrie Axford et al.Politics： an introduction，2nd ed.London：Routledge，002，p. 381.

(53) Allen Kassof，“The Administered Society：Totalitarianism without Terror”，World Politics16，no.4(July1964)：559.

(54) Juan Linz，"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ed.Fred I.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Reading，Mass：Addison Wesley，1975) .

(55) Václav Havel，“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in Václav Havel or Living in Truth, ed. Jan Vladislav (London：Faber and Faber， 1986)，P.94.

(56) Václav Havel，“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in Václav Havel or Living in Truth，ed .Jan Vladislav (London：Faber and Faber，1986)，P.88-89.

(57) 《故事与极权主义》，《哈维尔文集》，崔卫平编译，第165页。

(58) Barrie Axford et al.Politics：an introduction，2nd ed.London：Routledge， 2002，p.369.

(59) 布鲁诺·德尼：《政治参与，危机或变革？》，见“民意代表信任危机”。

(60) （法）罗杰·苏：《面对权力的平民社会》，政治科学学校报刊出版社，巴黎， 2003年。

(61) 奥立佛·弗耶勒（Olivier Fillieule）主编：《富于战斗性的不作为》，博兰出版社， 巴黎，2005年。

(62) 杰尔利·克鲁泽：《第五力量，因特网是怎样颠覆政治的》，郑向菲译，布林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