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与政治现代性:反思现代性视域的研究

二、反思现代性视域中的政党

从二十世纪下半期以来，学界一个引人关注的倾向是，在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走向复杂化、多元化和深入化的同时，对现代性反思与批判也出现了多重向度。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重新审察，构成了反思现代性语境下当代政党理论调整的前沿话题。

（一）反思现代性的提出与“粉红色欧洲”现象

“现代性”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范畴还是社会现实运动，都充满着重重的矛盾和困境，而且，这些矛盾和困境恰恰主要来自现代性自身所固有的逻辑发展。“现代性”作为一个问题，既具有历史性，又不乏当下性；既是地域性的问题，更是全球性的难题。现代性在拓展过程中，遭到了后现代拒斥。后现代主义以碎片、差异和多样性代替了形而上学的本质、基础和“二分”，以解构一切、摧毁一切的态势，同样虚无化了这个世界，使人们在面对这个虚无的、瓦砾般的世界时变得无所适从，几乎也成为了一种虚无。后现代主义主张不可界定，不一致，不可比较，非逻辑性，非理性，含混，混乱，不确定性和矛盾状态。回避作为政治的核心概念，如权力、冲突、分层、对抗以及统治权等。对此，英国学术大师吉登斯一方面顺乎时势，把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推向深入和广远，主要表现为着重考察“民族国家”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转型，或者说，关注“民族国家”的出现对于现代性的深远意义；另一方面，他在批判现代性时，又激烈反对任何一种激进的路线，希望能开拓出一条比较温和的批判途径，超越所谓“左”和“右”的二元选择模式。因此，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吉登斯认为，传统的手法过于简单和单调，已经过时，必须代之以反思的方法，并把自我调节或反思性看作是现代性的基础。吉登斯认为，今天，我们目睹的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开始，即超越了传统工业社会的另一种现代性，这种新的现代性形成就是反思现代性。使现代性从工业化社会里单向度、单一的现代性转向多向度、复调的现代性。全球化和信息网络的便捷，使传统社会形态结构开始向后传统社会转变，在此变迁过程中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呈现错综交叉的全球并存局面。各种社会形态与文明模式既相互碰撞又彼此交融，使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历时的方式而同时共存。这样，一方面就使现代性的内涵更趋丰富多元，能够摆脱由工业化造就的单向度、单一性的现代化模式，为现代性的创新提供广阔的平台；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受限于西方文明的固定模式，扩大了现代性向其他文明对话、交流、融合的机遇与空间。当然，此间肯定充满着托夫勒所说的“第三次浪潮”的冲击、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来临的震荡以及亨廷顿所说的后冷战时代“文明的冲突”，但现代性由此不再是某一种特定的形态。“一个普遍性的阴影现代，即工业化的世界性后果的社会，捣毁了旧的工业社会的生活秩序。” ⁽¹⁷⁾必须从简单素朴的现代性转向反思自省的现代性，必须从传统的现代化转向“自反性现代化”。 ⁽¹⁸⁾ 无论是哈贝马斯精心建构的交往行动理论，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后现代主义者极力倡导的差异哲学，还是吉登斯所主张的对话民主理论，都共同表达了全球化时代现代性所应具有的宽容性、多样性、差异性、主体间性与可对话性等品格。哈贝马斯认为，理论家、特别是哲学家的一项任务和优势就是对现代社会的时代诊断作出独特的理解 ⁽¹⁹⁾；哈贝马斯对现代性发展的独特理解是他提出的“重建现代性”。他立足于主体间性与交往理性，重建理性主义的规范基础和社会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平衡机制以拯救现代性的启蒙理想。他明确宣称“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不屈尊于后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 ⁽²⁰⁾坚决捍卫西方现代性思想传统，认为“我们的社会如果想为21世纪全球性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就要依靠这个思想渊源”。 ⁽²¹⁾因此他认为“对继续进展的现代性必须加以引导”， ⁽²²⁾以完成现代性这一未竟之事业。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的确指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某些症候，为全球化语境下，西方现代性的转向与重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为了实现现代性尚未得到充分实现的潜能，哈贝马斯认为克服和解决现代性需要一个新的立足点，就是实现从“意识哲学”向“交往哲学”的范式转换。即“从以自我主体为中心的理性，转向自我和他人的交往模式，从而通过交往理性的确立，达到重建理性的目的，为完成现代性的未竟事业找到一个新的基础。” ⁽²³⁾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解决了韦伯的“现代性困境”，从工具合理性转向交往合理性，从社会合理化转向生活世界合理化，重建了社会批判理论。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和现代性的困境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的办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以交往理性与主体间性角度出发，建立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统一关系。 哈贝马斯承认多元性，肯定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交往合理性带来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又促进了系统整合与生活世界整合的互动，互动形成不同的模式，形成多样性的现代化模式。哈贝马斯是想在合乎程序的商讨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进行重建，主要就是要克服现代代议制民主的缺陷，通过建立一种广泛的政治公共领域，为民主的发展开创一个新的路线。

与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相比，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主要在于从制度维度深入反思了现代性及其全球化的后果，体现了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的理性自觉：只有通过反思现代性才能达到重建和重写现代性。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来思考现代性的命运，都充分意识到全球化的冲击力带来的现代性的重大转向，从而为现代性在全球化浪潮中的重写与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考起点和启示。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指出：“（现代性）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且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 ⁽²⁴⁾这种现代性制度与模式包括四种维度：工业主义、资本主义、监控系统和军事力量。吉登斯断言，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时期，而是处于“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的时期。因此，他强调“必须重新审视现代性本身的特征”， ⁽²⁵⁾为此，他提出了“反思的现代性”或“自反的现代化”以超越那种“早期的现代性”或“简单的现代化”。这种现代性的转向是因为全球化制造了人为的不确定性风险，促使社会反思性在不断增强，“产生了多样性的要求”，“全球化影响有可能摧毁行为的本土情境，那些受到影响的人们会对这些情境进行反思性重组，而这些反思性重组反过来影响全球化”。 ⁽²⁶⁾与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个远未完结的过程，利用结构化的理论，对现代社会的主要趋势和制度性特征进行分析，反对用简单机械进化论观点看待社会历史和社会变迁，既具有差异性但更多的是保持着延续性，吉登斯指出：“人类历史并没有一副进化论的‘外观’，而如果硬要将人类历史塞入这样一种‘模式’中，我们就不能准确地理解这一历史。” ⁽²⁷⁾我们目睹的现代性不是现代性的终结而是开始，即超越了传统工业社会的另一种现代性，反思的现代性就是：“不再像过去的现代性那样只知进去、征服和控制，而是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不断对以往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同时也不断地对当前的实践活动进行检讨、反省，然后把反省得到的新认识制度化到社会结构中去，通过调整社会制度或社会结构来调整人们的社会行为，以此保证现代性合理地展开。” ⁽²⁸⁾并提出：“解放政治”、“生活政治”也是他用以超越左和右，重新构筑其政治理性的一个重要理论基地。同吉登斯一样，贝克在研究现代性问题时也力求找到一种“既远离后现代性又远离古典现代性”的第三条道路，即“反思现代化”的方案。之所以进行反思，贝克认为其特点是既洞察到现代性中理性的困境，又试图以理性的精神来治疗这种困境。“如果说简单（或正统）现代化归根到底意味着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那么反思性现代化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创新嵌合”。 ⁽²⁹⁾可见，在贝克那里，现代化的“反思性”是超越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简单现代化（第一次现代化）而达致第二次现代化的一种努力；现代化的“反思性”，“以一种既非人们意愿，亦非人们预期的方式，暗中削弱着第一现代性的根基，并改变着它的参照标准” ⁽³⁰⁾

在此，无论是反思、解构还是重建均应当被视为“反思现代性”的不同侧面。这种“反思现代性”的深层冲动不只是由现代性自身的理论困境引发，更重要的是来自全球化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现实冲击、政治制度转化与更新造成的。这种“反思现代性”的深层冲动无疑对政党共同体的影响是巨大的。现在看来，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民主党在其“复兴”和“神奇回归”中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及其所谓“中性化”、“新政治”，不过是社会民主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与调整的结果。二十世纪后半世纪西欧社会党普遍经历了曲折沉浮的历史过程。在战后经济繁荣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里，社会民主党是很有创见的，它在西欧大部分地区凯歌行进，建立了福利国家，在“驯服资本主义”的社会改良中取得了辉煌成就。然而最近20多年间，在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社会结构变化等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下，社会党及社会民主主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凯恩斯主义逐渐失灵，新保守主义政党咄咄逼人，它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私有化、自由化、放松政府控制、削减社会福利等政策盛行西欧；而苏东剧变，使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到沉重打击，使一些左翼社会党人对社会主义模式、前途丧失信心。当初奠定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取得成功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范式及其社会基础削弱了，由此出现社会民主主义的风险与危机。二十世纪80—90年代中期，西欧社会民主党普遍陷入危机与困境之中：党员人数锐减、主流派分裂、议会选举失败、理论迷惘、社会政策失调等等。面对危机与挑战，西欧社会党的领导人及其理论家们在长期的反思中寻找应变策略以回应危机与挑战，他们更多地强调党要以自身的变化来适应客观条件的变化，他们强调在危机形势下党的高层领导在目标选择、战略决策、政策调整等方面所作的主观努力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社会党的衰落并不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历史命运和规律。随着对政党的理论、政策、目标、活动方式的不断反思和自我修正，社会党在西欧的政治舞台上定会重振雄风。经过社会民主党的长期不懈努力，到二十世纪90年代末，西欧社会民主党最终走向全面复兴，出现了“神奇回归”，如在野16年的英国工党，在野14年的法国社会党，在野12年的德国社会党，分别在英国布莱尔、法国若斯潘、德国施罗德这些新一代政党首脑的领导下分别获取了执政权力，发挥了积极的政治影响。在本世纪之初，社会民主党引人注目地在西欧12个国家获得执政，尤其在欧盟国家中几乎是清一色。由于这些社会民主党的价值理念是社会主义，因此，被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欧洲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作“粉红色的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社民党、工党）、工会和左翼思想界在反思中进行了思想与价值取向、纲领及策略上的全面调整。无论是社会党的社会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德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之争和红绿联盟、英国的“新工党理念”、还是所谓“既非自由放任又非福利国家”的“荷兰模式”的出现、波兰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是人道的资本主义”之争和社民党解散重建为民主左联党、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社会-自由执政联盟”等等，都反映了这种新的发展潮流与趋势。“粉红色的欧洲”给全球思想界造成巨大的震荡和反思，人们看到的是“粉红色欧洲”远比“白色欧洲”（传统资本主义政党的执政理念）更热心于普遍的人权原则和民主原则“新左派”远比“老右派”更坚持人道主义国际干预，偏爱价值外交的社会党人也往往比偏爱利益外交的保守党人更喜欢捍卫“世界性民主”。人们要问：它意味着资本主义学者福山所宣告的资本主义最后胜利的“历史终结论”的破产、新的“左派复兴”已经到来，还是意味着“左派”已经继失去它的社会基础之后又失去了它的价值基础，沦为一场竞选技巧的展示或“专业化竞选运动”？这依然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二）社会民主党的转型与调整——第三条道路的提出

立足于当今社会复杂多变的情况，通过自身的反思性学习，来检验和修正传统社会的理论与实践，这种反思性学习内在地包含着对过去和现实的批判解构能力，它在第三条道路作者尤其是安东尼·吉登斯的著作中随处可见。第三条道路批驳了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二元论如微观与宏观、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经验与规范以及类似引起巨大争论的近乎相对立的二分法的理论基础，同时在人与自然方面，把自然看作是工具和手段而非伙伴。第三条道路批驳传统政党的政策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过度干预会导致通货膨胀、财政负担加重、高失业率、官僚政治、寻租行为、犬儒主义、权威主义、逃避责任、缺乏创造性、对改革充满敌意；在生态和全球化问题上，侧重、充分就业取向以及他对福利国家的绝对强调，很难采取系统措施来解决生态问题，在民主实践中缺乏一种全球眼光。正是基于对传统政党上述局限性进行解构性分析，第三条道路认为，传统政党理论已不适应后传统社会的现状，其理论开始由最初的激进退向保守，转向防御，在政治舞台上的实践趋于式微。吉登斯认为西欧各国一些主要的政治党派的政治塑造能力已经耗尽，政治意识形态也空洞化了。无论是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都已失效。吉登斯不相信社会主义可以取代资本主义，但是也不赞成福山之流关于历史已经终结、目前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加上市场这样的制度可以永恒维持的论调，因此他试图提出自己的激进政治设想。他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在于中央政府通过计划对经济实行指令性控制和管理。他称这种模式为“控制论模式”。吉登斯批评这种模式并不从根本上否定这种模式，认为这种前提是“简单的现代化”，而不是“具有灵敏反应的现代化”，吉登斯基本上也用同样的论据来分析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特别是福利国家制度，并对其在现代性方面存在的缺陷提出批评。

吉登斯是一个力图将社会理论的理论逻辑与政治需求逻辑对接起来的思想家，并一直坚持寻求一条将社会理论的逻辑运思与现实政治对接起来的通道。在极右与极左之间寻求社会民主的可靠未来“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则是吉登斯针对他所在的英国左翼执政政党——工党的现实政治需要而设计的一套政治系统。英国工党号称信守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但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社会主义面临一个重构的命运：不仅仅是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破产给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沉重的打击，欧洲社会民主党在探索如何适应现代性社会发展也遭遇到诸多障碍。作为英国工党的理论家、更作为英国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的精神导师的吉登斯，试图在政治实践中寻求到一条超越于左右之争的第三条道路，以便真正实现社会民主。如果说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主观与客观两种社会理论路径的话，他的第三条道路设计，就是为了超越经典意义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既兼得两种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基本社会制度的好处，又避免两者的“坏处”：在极右与极左之间寻求社会民主的可靠未来，就成为吉登斯为英国“新工党”开出的政治药方。吉登斯以结构化理论凸显了一条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现代社会演变轨迹，从中推演出处于这样的社会变化过程中左翼政党谋求社会民主的新策略，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论述显然有迹可寻。它在承传了过去的某些思想、观点和研究方法的同时，又努力创新，企图对长期以来社会学研究中的分裂与对立局面进行全新的多元综合。

第三条道路对当今社会五种两难困境——全球化、个人主义、左翼和右翼、政治机构、生态问题——进行了反思性批判。如何扬长避短，建立新的适应社会变迁的理论体系，成为社会理论家包括第三条道路作者们的历史使命。勿庸置疑，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变迁是建立在反思的理性化基础之上的。这种反思的理性化变迁首先表现为对本学科建构的理性化思考。第三条道路对传统理论的解构并不是全盘否定，只是认为他们把某些价值取向抬高到吓人的高度，奉为生命的皋圭却潜伏着致命的危机，这实际上是一种神话取代另一种神话。如果我们以多元主义的视角，以理性的观点看待这些价值取向，他们在社会实践中确实具有一定的意义。因此，第三条道路对传统理论进行了扬弃性的整合。它在揭示当今西方政策领域的多种两难困境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古典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超越。其中的新型民主国家理论吉登斯试图打破社会主义国家至上方式，用新的方式解决问题，使民主制度本身民主化。他的这些主张引起了人们对世纪之交的人类社会走向的思考。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改革极力渲染其中性色彩，期盼在价值理想和现实建立一种平衡，找到一种出路。首先它刷新了社会党系统传统的价值观，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生产关系，它的核心是“伦理社会主义”；它的政治取向，不是介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是超越传统的左与右，即不是在原右翼提出的新自由主义与左翼提出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而是在它们之上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避开了激进主义，而选择了在每件事情上都采取中庸的态度。它提倡‘没有对手的政治’所以其结果只能是接受世界的现状而不是试图改造它。” ⁽³¹⁾其中，“第三条道路”最鲜明的特征表现为：

1．超越传统的左右政治分野。吉登斯对“第三条道路”曾做出这样概括：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要超越传统的政治分野，即新右翼所主张的新自由主义和老左翼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在它们之间。但是“19世纪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时期政治舞台上呈现的左派和右派政治方案和心理状态之间的原教旨主义的对立实际早已是过去的事了。左派政党和右派政党的社会理解和政治理解相重合的领域是很多的。” ⁽³²⁾社会民主党在具体政策和措施上，体现了非左、非右亦非中间的超越性。在对待国家权力方面，老左翼推行建立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学说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突出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作用。新右翼强调通过自由化激活市场，提高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而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则寻求在各个层次上重建政府，推进宪政改革，提高行政的透明度和地方民主水平。在对待社区方面，老左翼对社区的态度持否定的态度，而新右翼认为国家权力使用得当，社区就会有很好的发展。“第三条道路”则既承认社区的价值，又承认国家权力在社区发展中的作用。在民族问题方面，老左翼认为不应该有民族观念，而新右翼过分强调民族主义，并且有沙文主义倾向。“第三条道路”承认民族的存在，同时也赞赏模糊“民族主义”和“多元主义”，欣赏现代民族的融合。在全球秩序方面，老左翼没有全球理论，只有一般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新右翼留存的也只是在如何对付战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条道路”则认为两极世界已经不复存在，国家已经没有敌人，有的只是多种危险。 ⁽³³⁾当前出现的一些“新政治问题”难以纳入传统的“左派”或“右派”的对立框框中。例如，接受还是拒绝核能，对自然界和环境的关心，对社会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差别的照顾等等。社会民主党在确定依靠的阶级力量方面，要跨越“左”、“右”两派，重新确定依靠的阶级力量。社会民主党的传统依靠力量是工人阶级，但是知识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使原有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传统工人阶级的人数大大减少，这部分人只占人口的6%；为了适应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社会民主党必须确定自己的依靠力量。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大批的计算机、文化、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这部分人已成为白领阶层的主体。他们是随着新兴产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富有个性，不愿受政党政治的约束，意识形态观念淡薄，属于中间的阶层，既不在传统的左派队伍中，也不愿成为右翼保守主义的成员。由于这些特点，他们应成为社会民主党选择的主要目标。社会民主党依靠他们，才能提高选举获胜的可能性。(www.chuimin.cn)

2．谋求“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吉登斯对现代性的批判，符合“超越左右”的政治变革及规范民主政治的诉求，体现由“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转变的意愿。“现代性”是吉登斯学说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吉登斯现代性批判的主要意图在于由“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转变。他认为，随着西方社会进入晚期现代性时代，工具控制的体系比以前暴露得更加赤裸，但作为一种反向作用，生活方式的选择需要更加细致。于是，在地方性和全球化的交互关系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道德难题。“‘生活政治’即关注个体和集体水平上人类的自我实现，从‘解放政治’投射的阴影中凸显出来”， ⁽³⁴⁾“生活政治涉及我们如何面对当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传统和习俗已失去了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科学和技术已经改变了许多过去是‘自然’（nature）的东西。这些变化几乎都超出了价值或伦理方面的问题，但并不仅仅是与社会正义有关。” ⁽³⁵⁾

“第三条道路”是社会民主党人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对通往未来之路的探索，它是一种选择和价值取向，其实质是要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经济效益和社会公正是否可以兼得，以追求经济利益为最大目的的市场经济与公正的民主发展是否可以协调，这两个根本性问题在老左派和新右派那里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第三条道路”试图为社会民主党吸收两派长处，而超越左翼右翼，寻找一条适应当代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道路。对“第三条道路”的认识应当多从思维方式上的角度理解，而不是指政治定位。

（三）社会民主党在现代性演进中的理论突破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在20世纪已经进行了三次重大变革，一次是世纪初的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另一次是50年代末以来社会党国际的建立及其《法兰克福声明》的新纲领出台，前者使社会民主党从资本主义体制外的革命党，变成体制内的改良党、竞选党；后者则旨在从资本主义体制内的竞选党进而成为全民党、所有“利害相关者”的党。而90年代以来的“第三条道路”则是社会民主党20世纪以来的第三次重大调整。试图超越传统的左与右，并在现代性演进中的寻求理论突破，对欧洲政党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特点主要表现为：

1．善于探索新的执政理论。社会民主党在指导思想方面，主张摆脱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束缚，疏远与传统社会主义理念的关系，以多元主义为指导，在理论纲领和政策方面兼收并蓄，特别是力图吸取反对派和中左派的基本价值，把他们运用于社会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世界中。例如，瑞典社民党的指导思想是民主社会主义，崇尚自由、平等、公正和公平，奉行社会改良主义的阶级合作路线。这一总的路线方针没有变，但在执政实践中，往往从实用主义出发，根据当时历史条件和形势发展变化，不断修正、演变其理论与政策。纵观其执政历史，大体经历了四次“意识形态再造”。首先，社民党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人民之家”的福利社会义。福利社会主义在社民党执政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其以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执政打下了深厚基础，也是获得选民支持的重要因素。尽管随着以后形势的变化，国际国内对福利制度提出了种种批评，但福利制度仍是“瑞典模式”最主要的特征。其次，社民党于1969年提出了职能社会主义理论。职能社会主义要求把社会改良的政策由分配领域扩大到所有制领域，并通过对所有权的部分调整来实现社会改造。由于经济发展，“每个人就能从这块共有的蛋糕中取得更大的份来满足自己需要填充的胃”。再次，到20世纪80年代，社民党逐步扬弃职能社会主义，开始尝试以“雇员投资基金”为主要方案的基金社会义，突破了传统福利社会主义仅仅把政策限制在分配领域，直接触及了资本主义所有制。最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民党又顺应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浪潮，倡导科技福利社会主义，使其成为社民党吸引民众的又一精神武器。从福利社会主义到职能社会主义，从基金社会主义到科技福利社会主义，瑞典社民党创造性地提出和建构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2．修善思想价值观念，提倡多元伦理。鉴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在理论纲领和战略目标方面出现危机，社会民主党极力赋予原有的价值目标以新的内涵与指涉。他们虽然声明“公平和社会公正，自由和机会平等，团结和对他人负责，这些价值观念是永恒的。社会民主主义永远不会牺牲这些价值观”，但又强调指出“要使这些价值观念适用于当今世界，就需要有能迎接21世纪挑战的，既有现实性又有前瞻性的政策”。他们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以民主为核心，民主主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突出“自由”的目标，认为自由是全面享有提高生活水平的资源，要保护和扩大自由，建立真正自由的社会；强化伦理色彩，确保人权、环保、就业为重点。过去，社会民主党历来把奋斗目标设定为建立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认为“对资本主义进行修补是不够的，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建立“先进、合理、公正的社会”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目前，社会民主党在奋斗目标上，一般都放弃了原来强调的制度社会主义，反对将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有限替代，强调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不是一种社会制度，而是一种社会运动和一种政治实践，是一种调节社会和使市场经济为人类服务的方式，是一种思想启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行动方法和一种始终如一的民主和社会价值的参照。他们倾向于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一种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更多地从个人责任、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等方面对社会主义做出论证，把社会主义目标规定为“开放与多元、自由与团结、公正与安全的社会”。社会民主党在其演变发展过程中，为了迎合时代变化的社会环境和不同层次的不同口味，总是对人类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原则进行折中和重新解释，对自己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实践进行调整更新，力求实现社会变革。他们意识到，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中，为了争取实现社会变革，不能以固定不变的模式设想和纲领，也不能把对任何时期都有约束力的组织模式和结构模式作为政治行动的指导方针，而是只能把政治的基本价值和基本要求当作规范的理念用于经济、国家和社会的改造。在他们看来，社会民主党如果想在已经改变的世界上再度成为有前途的并且能争得多数的政党，就必须实行转变并且形成不容混淆的新的政治特色。这种转变要在六个内部互相联系的政治维度上，即社会经济维度、生态维度、参与性民主维度、文化和人权维度、超越民族国家的维度、平等和自由的维度上象征性地鲜明突出自己的政治面貌，并且为这些维度拟定具体的、可付诸实施的行动纲领。社会民主主义的多元伦理特征，源自于其多元意识形态理论，主要表现在：一是多元价值观。即认为社会主义不应以某一固定的社会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而应兼收并蓄任何符合其发展需要的思想材料。二是多元政治观。从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开始，社会民主主义就一直在资本主义多元政党制度框架内进行资本主义改良。它认为多元是民主概念的首要含义，而多党制则是民主政权的基本特征，强烈谴责前苏联的一党制是专制、集权和官僚主义的温床。三是多元社会主义观。主张社会民主党可以根据本国的不同国情、社会经济结构选择不同的实践模式和发展道路，反对前苏联社会主义对他国的发展道路横加干涉。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洗礼，使得战后的社会民主党人坚决把其伦理价值写入《法兰克福宣言》之中。“社会主义的意义远不止建立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凡是有助于解放和发展人的个性的经济与社会进步，都有相应的道德价值。……社会民主党人为建立一个和平与自由的世界而努力。在这个世界中，个人的个性发展是人类全部发展的基础”。 ⁽³⁶⁾在所有制问题上，欧洲各社会民主党已经普遍放弃了传统的“国有化”和“公有制”的主张，不再提倡所有制的重要性，不再提倡改变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而强调建立拥有多种所有制形式（私人的、集体的、国家的、联合的）的混合经济模式，注意发挥混合经济模式产生最佳效益。他们认为，只有在各个层次都有民主决策组织参与的混合经济中，自由、权利平等和经济效率才能有效地结合起来。

3．加强政党的改革，促进政党的现代化。各社会民主党普遍认为，为适应当今社会的深刻变化，必须加强政党共同体的自身建设，向着实行政党共同体的民主化、分权化、地方化和组织功能分散化、占据媒体阵地等方向改革。为了发扬民主，增加基层民主、直接民主成分，允许各级党组织成立各种论坛，重大问题实行党内公决以使每个党员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有的社会民主党将党的第一书记由党的执行委员会选举改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党的各级议员由过去自上而下的指定改由地方党组织选出；有的还把“民主化”延伸到党外，将党内生活向社会开放，允许非党员参加党的政治生活，参与讨论党的纲领和政策。同时进行党的机构改革，改善党的运行机制，认为在信息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必须改变过去党的“宝塔式”结构，充分利用媒体工具。有的提出了建立“网络党”的概念，就是通过建立网站，利用网络使党的领导人与党员群众、党的同情者直接沟通，讨论交流共同关心的问题，宣传党的思想主张，人们甚至可以在网上登记入党。他们还强调自己是“跨阶级的政党”，以便扩大党的选民基础。各社会党还大力改善执政方式，强调建立公开、透明的管理风格，实行权力下放或地方自治，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公民社会的活动；主张政府与非官方部门（包括工会、妇女、青年团体等）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治理”代替“统治”。为了搞好执政，还在党内外建立了灵活实用的多方面的协调机制。为了增强政党对现代性社会的适应性，欧洲各社会民主党尤其重视通过对政党纲领的修订和完善，来促进政党的转变。作为社会民主主义阵营的重要一员，英国工党诞生于20世纪初。其党章产生于1917年，其中第四条款集中体现了当时的工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该条款写道：“要使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工人获得他们的全部劳动成果并享受最公平的分配，从而使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和可以实现民众管理及控制企业与公用事业的最佳制度成为可能。” ⁽³⁷⁾由于这一条款明确要求实现公有制，所以长期以来被视为工党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象征，同时它也是工党推行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理论基础。二战后的艾德礼工党政府正是根据党章的第四条大张旗鼓地推行国有化和福利政策，使战后英国经济顺利度过了恢复期。然而从1951年起，工党连续3次在大选中失利。1994年升任为党领袖的布莱尔，则采取游说、易稿等手段，尽力平衡和折中党内分歧，促使这一改革方案最终在1995年4月29日召开的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新党章。“赞成在公共利益下管理的强大而来源丰富的公共服务的存在，这种存在既是公正社会也是有生命力的成功经济的重要基础；本党既需要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适当控制的私有因素，也需要奠定在效率和公正基础上的公有制。” ⁽³⁸⁾修改后的新党章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放弃公有制实行混合所有制。党章的新条款放弃了对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的承诺，而只追求一个为公众利益服务充满生机的经济体。在这一经济体内，市场的进取精神和竞争的严酷与伙伴关系和合作的力量融合在一起，繁荣的私营部分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结合在一起，那些对于公共利益至关重要的事业或由公众所有，或向公众负责。二是政治取向上从左向右转。新条款增加了原来所没有的“民主社会主义”一词，抽调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内容，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设定仅局限于追求混合经济、民主和社会公正等。三是追求折中主义。修改后的条款兼顾了党内各派的意见，措辞更含蓄，表述更灵活，具有较大的伸缩性，是党内外利益不断协调和斡旋的结果，因而在保证其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同时，便利了工党审时度势制定新的政策。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则由充当“建设性反对党”角色转向谋求参与和掌握现有政权政党，并在1959年11月通过了“社会民主党原则纲领”，史称哥德斯堡纲领。纲领规定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是由一个意识形态性政党转变成现代的人民政党。二是提倡意识形态多元化。纲领不再提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实现共产主义等。纲领宣布：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植根于基督教伦理学、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想宣布任何最终的真理”；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是由具有不同信仰和思想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社会主义是一项持久的任务，即争取、捍卫自由和公正，而且它本身在自由和公正中经受检验”；显示了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开放性。三是提出组织上的联合主义。实现这项任务的途径是“在平等的条件下同其他民主政党进行竞争，以赢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进而建立一个符合民主社会主义基本要求的社会和国家”。“随时准备本着自由伙伴关系的精神同教会和宗教团体进行合作。”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的发展，也越来越证实了它在哥德斯堡纲领中所表达的“从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变成了一个人民的政党”的自我认识。从1960年到1969年，工人在新入党的党员中所占的比例由55.7%下降到的39.6%，而职员和公职人员则由21.2%上升到33.6%。到1972年，在新吸收的党员中，工人仅占27.6%，而职员和公务员则占34%，超过了工人。社会民主党由工人党变成人民党，意味着它由一个以阶级划线、自我封闭的党变成了一个向社会一切阶层开放的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真能代表全体人民。当今世界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都各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这些利益又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所以不可能由一个政党来代表。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选民，目前西方国家许多政党都以人民党自居，但实际上它们都代表着某些特定社会阶层的利益，并由此体现出它们的特性。社会民主党虽然已不再是工人阶级政党，但与其政治对手联盟党、自民党相比，它主要代表的仍然是领薪雇员和其他社会中下层居民的利益。在德国政坛的政治光谱中，社会民主党处于中间偏左的位置，是一个中左政党。

总的来说，这些调整都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和范畴内进行的，社会民主党仍然保持着与保守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后共产主义的、绿色的和右翼民众主义的政党不容混淆的特色的政治面貌。这些调整是社会民主党反思现代性过程中取得的超越。这类政党在治国理念上，既反对经典现代性政党追求的统一和集中，也反对后现代性政党主张的碎片化和虚无化。其特征主要体现以下几点：（1）注重从事实中构建规范。（2）抛弃绝对理性追求相对理性。（3）主张协商性政治。（4）强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相结合的民主。（5）注重反思，善谋权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