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的现代性制度功能-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视野的研究成果

二、政党的现代性制度功能

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 Maurice Duverge）曾在《政党概论：现代民主国家中的政党及其活动》一书中指出，作为现代政治共同体的代表与核心的政党是任何现代民主政体所不可缺少的，政党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运行方式。迪韦尔热把政党政治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运行模式进行架构，可谓开了先河，虽然在此之前，俄国政治评论家奥斯特洛果尔斯基（Ostrogoski） 和德裔学者罗伯特•米切尔斯(（Robert Michels）等都对政党做了系统研究，但他们对政党所持的态度总体是批判性的。此后，利普塞特（Lipset）、罗坎（Rokkan）、萨托利（Sartori）、爱泼斯坦（Epstein）和阿兰•威尔（Alan Ware） 等人相继出版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对政党在现代民主中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其中代表性的观点：

（1）政党是政治体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公众的意志通过合法性程序带到政府系统中去；（2）政党把人民同政府联结起来，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并保持着两者的双向互动；（3）政党作为民众的特殊政治共同体，同时也是利益表达和利益聚合的组织；（4）通过政党政治可以把公众偏好变成公共政策的基本制度形式；（5）政党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机制，作为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中介，它提供了一种能将公众的利益要求与偏好信息传递给公共政策制订者，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稳定的组织机制。对个人而言，政党通过发挥政治参与中介作用，有助于使政府被理解，使公众参与富有实际意义。对政党运行的研究范式主要采用了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研究中兴起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即主要采用定量分析、实证研究和归纳方法，注重客观性描述，回避对现象的本质分析与价值判断，是一种经验研究。这种范式是建立在详细占有丰富的实证材料基础之上的，对政党运行功能的这种研究范式的兴起，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忽视了政党的政治参与功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固然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把政党与阶级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科学地抽象出了政党的阶级实质，指出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集团，是阶级斗争的主要工具。对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他们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集团和派别之间的矛盾与斗争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各个不同政党之间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阶层、集团和派别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在政治上的反映；在深刻揭示政党阶级本质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认为：政党通常代表一个阶级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是本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而且，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还认为：政党要通过制订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号召群众，争取群众的信任与拥护，通过一定的组织把本阶级成员联系起来，共同行动、实现本阶级的目标。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在对政党进行定性分析和规范研究以揭示出其阶级实质的同时，实际上也注意到了政党的政治参与功能，即政党带领本阶级成员实现其阶级利益的功能。而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在总结经验教育，加强与改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时，总是强调要密切党同人民的联系，强调要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这实际上从实践中证明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参与功能的重要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内政治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往往只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对政党阶级本质的揭示，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对政党功能的具体分析。

从政党政治成为西方民主政治的一般形式开始，政党共同体就作为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中介和桥梁，民众、政党、政府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政党政治的基本框架。综观政党共同体发展的历史，从权贵党、群众性政党、全方位政党到卡特尔政党、绿党等，不同的政党组织形态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制度前提下执行着特定的功能。 什么是政党的最根本的功能？英国政治学家欧内斯特•巴克( E.Buck) 评价说，政党具有双重性格或性质。也就是说，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政党和社会之间实现利益、权利、治理等多重互动。对于政党功能的具体表述有很多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来自K•冯•贝米、M•瓦格伯特、萨托利、罗塞尔•达尔顿（Russell Dalton）、马丁•P•瓦滕博格（Matin P.Wattenberg）以及巴托里尼（Bartolini）和彼得•梅尔（Peter Mair）等人。其中，K•冯•贝米指出政党的功能主要体现以下四个方面：目标制定、利益表达、动员和社会化、精英形成与录用功能；而M•瓦格伯特对政党的功能的划分更加细化，他把政党功能分为政治利益表达和集约等11个方面；萨托利在研究政党功能时指出，政党最重要的两大功能是表达功能和沟通功能；达尔顿和瓦滕博格分别考察了选举中的政党、作为组织的政党和政府中的政党所承担的功能，也对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的功能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国内一些学者对政党功能也作了深入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王长江，他把政党的功能概括为：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治录用和政治社会化功能四个方面。 ⁽¹⁷⁾在对以上学术成果的研究分析、综合的基础上，可以创造性地将政党的上述功能分为两组：（1）政党的代表性功能：包括利益的表达、整合，政策的制订等等。（2）政党的程序性或制度性功能：包括政治领导的录用、议会控制和政府的组建等等。这为考察政党的功能提供了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¹⁸⁾

（一）政党的代表性功能

现代政治民主犹如一个巨大的蓄水池，而政党就是保持池水流动与更新的渠道。政党的政治功能就是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治录用等保证民众与公共权力的密切联系，并充分享有各种权利。

1．利益表达功能。各个利益主体为了维护和增进自身的利益，必然要寻求政治上的认同和庇护，希望经济上的权益能得到政策上的支持或法律上的认可。而要使这些带有个性化的利益诉求能够进入政治议程，这些利益主体的通常做法是在各种场合进行政治参与和从事利益表达活动，以期引起政治决策中心的关注。“利益表达可以通过许多渠道来实现，例如工人、利益团体、政府机关等。政党是其中很重要的渠道之一，利益表达功能是政党一项很重要的功能。” ⁽¹⁹⁾政党就是通过一定的合法性程序，将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输入到决策中枢。在这个过程中，政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萨托利指出，政党是表达要求的管道。这就是说政党首要而且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代表手段，它们是代表人民表达要求的工具或机构。由于政党是国家和社会的中介，它一端连着民众，因为只有得到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政党才能生存和发展；另外一端连着国家、政府、权力，因为只有掌握权力，或对政府的运作施加影响，政党才有存在的价值。所以，执政党可以凭借其组织优势和所握有的政治资源，来组织和动员民众，沿着国家设定的制度化渠道进行有效的利益表达，也就是支持和引导民众借助国家制度设施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这里，执政党对国家机器的影响是间接的，在民众和国家机构之间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另外，无论是直接的政治参与还是间接的政治参与，对执政党的决策来说，都是利益的“外输入”；对政党来说，其政策、方针和路线的提出有的是基于政党精英或政党组织自身对社会发展问题的一种认识，或是对社会利益一种体认，这就是所谓的利益“内输入”。执政党在社会利益的内外输入的过程中体现了自身的价值，也发挥了自身权威性的功能。

2. 利益综合功能。集中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是政党的本质属性。同时政党还可以对所代表的利益进行综合与协调，尽量满足各方面的要求。当前，整个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新的分化组合，在总体上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矛盾复杂化和经济利益矛盾显性化的发展态势。利益格局的变动趋势，表达特殊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和要求将成为参政党的主要职能，并要求参政党发挥整体功能；政党与其他组织的合作制度将成为表达和协调多元利益关系的重要的制度化机制。利益综合能力是将民众的意愿、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转化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能力。“政党就必须把他所代表的那部分民众的意见和要求加以综合，变成党的政策主张。” ⁽²⁰⁾利益综合的能力是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从利益综合的过程来讲，执政党的利益综合能力至少是与回应能力、自主能力以及程序化的能力是紧密相连的。首先是回应能力，它不仅要求信息输入的渠道要通畅（这在利益表达部分已经展开过），而且它要求对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事项和问题要有一套回应机制，对事件的发生的原因、性质、影响和策略等方面作出分析和解答，为政策的科学化打下基础。这一套回应机制不仅包括政治系统内部，而且还包括一些社会咨询机构；另外，增强执政党的回应性还要求有一套预警机制来应对突发的事件和问题等等。即信息的输入和输出主要集中在党政系统内部，已经发生了改变；现在基本建立起了以党政机关为主体的，包括学术组织、思想—信息库、民间思想库、网络、新闻信息系统等在内的混合型信息传输体制，这提高了执政党回应社会的能力。其次，在自主能力上。执政党在利益综合的过程中，面对着多样化的利益诉求，社会整合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将这些多样的利益诉求转化为社会的一般需求。由于这种转化不是在真空的环境中完成的，执政党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外在的干扰，包括威胁恐吓、利益诱导等等，执政党如果没有自主能力，就很可能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出现偏差，忽略甚至无视公共利益，从而降低了政党的合法性。对于执政党来说，通过价值观念的导引和监督机制的完善，能在利益综合的过程中保持清醒的价值判断，不会被一些利益团体所左右，将一些带有个性化的利益诉求引入公共政策领域。最后，表现在程序化的能力上。利益综合涉及到信息系统、智囊系统和决策中枢这三大系统，要得到高质量的利益综合成果。将利益综合的过程给程序化和规范化。程序化的利益综合要求执政党在进行利益综合时，对议程的确立、方案的表决等方面都有明确的程序化规定。如果，社会中一些团体、组织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其它团体和组织斗争，并试图沿着自己的偏好改变政府的方向，而整个社会将几乎没有共同的价值、目标或意识形态，这种努力无法获得全国性的支持。这就需要政党出面，政党可以通过将利益团体各自的利益聚合到一个更高的组织从而有助于消除与缓和利益团体间的冲突。利益团体会发现它们必须缓和其要求，为了政党的目标而工作与合作。作为回报，政党至少可以部分实现其要求。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包括工会工人、农场主、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黑人等的民主党联盟。这一联盟保住了他4次连任总统，而工会与民主党合作成功地通过了它自己永远不会实现的劳工立法。

3．政治资源聚合功能。任何政治系统要维持、发展或有序化，必须有一定的政治资源供给，政治资源的流失或不正当移动会造成系统政治资源短缺，轻者影响政治系统功能的发挥，重者导致政治系统瘫痪。从资源流动的角度，分析政治资源移动的方向、过程和后一般而言，任何具有政治交换价值的东西，都可称为政治资源，包括财富（金钱）、社会及政治地位、声誉、友谊、职业、知识、信息、能力、投票、立法权、对传播媒体的控制力、对警察和军队的支配、武装威胁、时间等等。一般地说，可资政党获取执政或参与政权以维持政治稳定，或推动政治社会变迁、政治发展的任何物质或非物质因素，或提升政党的形象、公信力和影响力等资源都可称为政党的政治资源。政党的政治资源的聚合功能就是对各种政治诉求的系统整合与协调，有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妥协性。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广泛包容各种政治要求。政党要最大限度地包容各种社会力量的不同政治要求，求同存异。其次是充分反映各种政治要求。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多种的形式、多种的渠道反映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要求。政党要具有吸纳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政治的能力，为社会政治参与提供制度化的组织、程序和途径，保证了各阶层、群体和政党参与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实现了现代政治体系政策选择的互动优势，使政策输出反映社会的要求。例如对意识形态的整合，一个政党无论在决策、吸纳、表达、规范、控制机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政党存在的根本基础和基本依据，是最基本的政治资源。正处于巨变的时代，各国政党、各种政党的生存状态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都在革新或重建自己的意识形态。一个社会团体的权力不仅依赖于其组成的人员数量，而且也依赖于它的信仰；不仅在于它的组织控制手段，而且在于它拥有思想和价值理念的力量。政党通过意识形态教育和意识形态传播，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获取人们的认同和支持，达到号召群众、集合队伍、凝聚党心、鼓舞士气之目的。随着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执政党要不断扩大社会基础，实现政治整合，从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确保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主流意识形态要具有一定的包容性，要以一种宽容的胸怀实事求是地对待一切新思想、新观念和新理论。政党要改善以“灌输”为主的意识形态整合方式，政党权威的形成、散布与社会整合的展开是依据一定的体制框架和路径依赖。应该说，意识形态对政治体系的解释和合法化功能勿庸置疑。因为，任何一种政治力量都不可能仅靠外在的强制力和功利性的诱导来达到其目标，对政党尤其如此。政党如果不发挥其政治社会化功能，将其价值理念散布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中去，政党就不可能形成权威性的政治力量。意识形态散布中的“制度”作用就被置换为“政策”的作用；同时，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利益机制，主要体现为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政治体系对民主利益诉求的满足上，由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在一个社会里除主流的意识形态之外，非主流意识形态也是普遍存在的。它们既可以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抗衡，也可以与主流意识形态互补。为了达到互补，减少冲突等不协调现象，任何想获取执政的政党必须对非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整合。主流意识形态凭借其统治地位的特殊优势，能够把分散的、单个的社会意识形态统一起来，把对立的意识形态形式分化或销蚀为合意识形态的观念形式，把未建立或未完善的观念形式体系化或逐步意识形态化，从而使意识形态体系成为高效率的、有统摄力的社会统治观念形态。

（二）制度性功能

政党的现代性鲜明特色莫过于政党的制度性功能。政党政治作用的发挥主要为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实现双向互动，提供政治参与、政治录用和政治社会化等功能。

1．政党的参与功能。在现代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随着公民普选权的逐渐获得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公民要求参与政治过程，相应地就必须一种组织和协调公民参与政治的政治共同体，而“政党就是随着公民选举权的扩大，以及各种集团试图通过动员选民去支持那些对不同利益都有吸引力的政策以谋求公职而得到发展的”。 ⁽²¹⁾从政治过程上看，投票是普通公民控制政府的制度化了的最为有效的手段。政党政治共同体兴起以后，民众的活动就可以通过政党的有组织的活动，把散落的、繁杂的个人意志聚合起来形成“公意”，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国家的上层建筑而治理国家与社会，实现国家与社会双赢发展。政党可以根据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特殊性，系统、规范地组织公民选举和综合公民利益表达而形成其政纲，使选举制度得以顺利实施；在选举竞争中获胜的政党得以负责组织政府，在其政纲的指导下推行公共政策，从而把公民的政治参与政府的公共产品生产联系起来，把选举制度与代议制度连接在一起，从而确立了代议制民主的现代性诉求。政党在公民参政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党简化了公民参政的程序，降低了参政的成本。政党作为一种解决“民众参政危机的制度机制”， ⁽²²⁾之所以能吸纳为数众多的公民参政，就是因为政党组织本身有着良好的政治参与成本—收益结构。政党这一政治共同体的存在，使得公民在推举公职候选人、收集有关公共事务和候选人的信息乃至作出最终选择等方面的基本程序都大大简化了。在西方国家，众多的政府官员都由选举产生，如果没有政党组织的活动，选民将面对无以数计的以自我提名形式产生的候选人，而且每个候选人都力图基于私人友谊、血缘亲属关系以及地位和名声等取得选举中的优势，最终结果的产生也只能在这些候选人中进行旷日持久的博弈，这使普通选民很难在短期内作出理性的选择；而政党组织的活动，可以使选民通常依据自己的党派认同感或公共政策取向直接作出判断和选择，所以说政党组织的活动，“使问题两极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从而使选民可能作出理性的选择。” ⁽²³⁾ 另外，政党通过简化公民参政的程序，降低了公民参政的成本。政党组织的存在，一方面可以通过其组织机制集中个人的人力、物力去获取尽可能多的相关信息，而公民个人则由于政党组织中的信息共享机制节约了获取相关信息的成本，另一方面，政党组织通过组织选举，降低了个人作出选择的所需成本。总之，政党组织为选民所提供的服务，“大大降低了选民作出政治选择的时间和能量耗费”。 ⁽²⁴⁾再者，政党的存在可以使公民参政秩序化，增强了公民参政的效能感。在政治过程中，公民的利益表达不仅千差万别，政党通过利益聚合，使为数众多的利益要求被吸纳进入政纲，从而“以一种制度化的公共利益取代了四分五裂的个人利益” ⁽²⁵⁾ 使公民参政进入秩序化轨道。总之，由于政党的竞选纲领是在吸收民意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竞选纲领往往是政党在政府运作中的行动指南，因此公民对政策的选择可以通过政党直接输入政府系统；政党在公民与公共政策制订者之间的建立了沟通联系的渠道，使政策制订者能够及时吸纳公众的意愿而适时调整政策；而通过定期的选举又确保了公民感到能够通过政党影响公共政策。可以说，“随着参与的扩大，政党出来组织参与，随着政党的发展，它又促进了参与的扩大”。 ⁽²⁶⁾政党作为沟通公民与政府间联系的链环，为公民参政提供了制度化渠道而保证了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与民主性，这也正是政治过程中政党存在之必要性的基本原因；而更重要的是，政党通过组织公民参政，就在公民参政与政府实际运作之间设置了一个“过滤层”，把公民参政限制在政治体系所能容纳和调控的范围之内，从而保证了政治体系的合理性与稳定性。对此，利普塞特指出 :“在每一个民主政体下，社会集团的冲突都是通过政党制度表现出来的，政党制度在根本上表明了阶级斗争向民主形式的转化”。 ⁽²⁷⁾

2．政党的政治录用功能。所谓政治录用能力，即把社会精英接纳到党内来、使党成为社会各阶层、集团中最优秀分子的代表、成为给社会公共治理提供人才的可靠资源库的能力。政党这方面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储备”与“输送”上：一是将社会精英吸纳到党的系统并储备起来，因而任何一个政党要实现其纲领和目标，除了需要大批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之外，还离不开社会精英的加盟和支持，有作为的具有感召力的政党必然有一套感召、吸引社会精英的价值理念；二是通过一定的法治程序和方式将党内的精英输送到国家机关和其他组织团体中去。政党同利益集团的最大的不同就是谋求执掌政权，在西方，要成为执政党就必须有本党的党魁成为政府的首脑，通过首脑践行着政党的政策和价值理念。将社会上精英吸纳或输送到国家的政权机关，一方面了保证了执政党执政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能将社会精英纳入到政治体系的框架内，为社会整合打下了基础。扩大政治录用关键在于党内的民主性。反映在政治录用上，民意表达的渠道狭窄，授权方式民主性的缺失直接制约了政党制度的民主化功能发挥。要创设竞争机制，打破党内一些不必要的封闭性规则限制。首先，加强通过民主选举决定党内重要人事安排。例如，英国工党就随着社会发展变化，与时俱进地拓展了党内政治录用功能，英国工党扩大党员的直接参与，在党的领袖的产生、重大问题的决策等方面，都为广大党员提供充分的参与机会，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越来越多地参与决定党内重要政策，确保政党在输入和政治输出之间保持平衡和理性。其次，加强党内民主法定化制度化建设。当代西方政党的内部运作基本上是在民主的运行环境中进行的，比较注重党员的民主权利保障，内部运作呈现出法定化、制度化、规范化的特点。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和法律都充分肯定了政党的地位，赋予它们相当广泛的权利，也加强了对政党的监督和制约，使之按照民主的原则运行。1949年5月制定的德国《基本法》第21条规定：“各政党应相互协作以实现国民的政治意愿。它们的建立是自由的。它们的内部组织必须与民主原则相符合”。1958年法国宪法第四条规定：“一切政党和政治团体都必须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和民主原则。”主要确立了两大根本原则：1．党内自由原则。包括入党与退党自由，党内言论自由，及政党内部的结社自由等。2．党内人权原则。

3．政党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如果说政党制度是“一个国家通过政党进行政治活动或进行政治游戏的方式或状态”，那么政党制度的基本功能则是指这一政治活动的方式或状态所追求的社会效果或者更准确地表述为治理社会的效果。政治社会化就是通过社会政治组织与社会个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传播社会的政治文化，培养政治人格的过程。政党的政治社会化，是指政党凭借一定的方式和途径向社会传播本党的政治纲领、主张以及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以提高人们的政治素养、培养具有一定政治立场的政治人，从而推动社会的政治发展。在社会化的方式和途径上，政党可以依赖专门的政治机构，或控制政治社会化主体，宣传一定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以改变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结构，使整个社会的舆论氛围有利于本党的价值主张。对于执政党来说，为了推动社会的政治发展，它不仅要综合和表达民众的利益，而且还要推动政治人的成长、政治文化的更新和政治人格的转换。执政党通过政治社会化，不仅使民众了解到社会的意识形态，认同执政党的政策和方针，甚至是熟悉和掌握政治参与的技巧，为当前的政治体系提供合法性依据，为执政党政策的有效推行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

如果政治社会化仅仅指“要使民众参与政治，就必须在民众中广泛传播民主的意识；要使民众对选举负责，就必须使他们对选举产生的结果与自己利益的关系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要使民众选择政党，就必须想法设法使民众知道政党的好处；等等。” ⁽²⁸⁾政党则远远适应不了时代主题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因为政党的社会政治基础面临严峻挑战，一些国家政党作用弱化，政党政治功能开始泛化。首先是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重新分化组合，传统政党据以划分的阶级界限和依靠的社会力量被打乱，政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此导致一些国家政党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作用弱化，有的国家政党名存实亡。在传统产业工人大幅减少，社会中间阶层迅速崛起的情况下，多数国家的共产党、社会党、右翼保守党等主流政党为了自身存在和发展，不得不以争取中间阶层这一多数群体作为奋斗目标，并把中间阶层的利益要求作为调整政策的出发点。其次人们对传统政党认同感下降、忠诚度降低，政党凝聚力降低，尤其是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加强了这一趋势。在现代性社会进程中，不但许多人对政党产生厌恶情绪，政党的民众参与率较低，同时，人们的自我意识和民主意识在增强，各种利益群体要求权力分散化和民主参与的呼声越来越高。共同参与意味着政治权力由单一主体向多主体过渡，以政党为基础的代议民主制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民众的这种参政意识和参政模式的变化，要求各国政党改变不合时宜的运作方式。民众文化的多重性、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多元化，既给政治提供了丰富的生长土壤，也对各国政党调整组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在西方国家，民众投票率的下降是一种普遍现象，这表明西方政党传统的组织方式已经不合时宜，政党的运作模式面临着深刻危机。为了提高政党的组织运行效率，增强竞争力，各国政党积极探索新的运作模式，改善公众形象，力求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优胜地位。新兴社会运动和各种利益群体的崛起，迫使政党政治共同体不断调整政策、扩大民主参与。当前，迅速发展的新社会运动、各种利益集团及非政府组织，对政党组织造成了严重冲击。大量涌现的“非政治党派”和非政府组织部分替代了传统政党作用。形形色色的自助型社会共同体的斗争目标不是为了执政或参政，主要关注诸如女权、环境保护、地方和公民权利、反全球化、反结盟等事务。非政府组织、“非政治党派”这些社会共同体和政党共同体相比较虽然松散，但活动能力强、影响面广，其作用逐渐渗透到政党共同体活动的各个领域之中。以绿色生态运动、和平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倡导去阶级化的“中性政治”，强烈冲击了传统政党政治；欲借公共和外交政策求得自我实现的利益集团在数量、种类上大幅增加，独立性大为增强，与政党形成了竞争；大量涌现的“非政治党派”和非政府组织成为公民和政治体制之间的中间人，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政党共同体的功能。此外，由于跨国公司、跨国集团、跨国机构这些共同体对国际和地区性重大事务的影响急剧上升，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传统的政党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影响力也受到严重冲击。面对各种利益群体、非政府组织等政治行为对政党共同体提出的严峻挑战，各国政党越来越意识到不能像原来那样绝对垄断公共行政资源，应当放弃权力垄断，进行组织改革，扩大民主参与，实现政治权力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过渡，更好地满足多元化的社会利益诉求。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媒体作用的增强，促使政党转变传统的宣传交流方式。现代网民更注重平等讨论和直接对话，而对政党共同体传统的层级管理体制和指令式领导风格比较抵触。现代媒体正在改变传统政党共同体的运作方式和组织方式，党组织日趋松散，基层组织、党员个人作用不断弱化，而政党领袖和少数精英借助媒体作用突出自己的个人魅力和个人形象，党组织日益变成选举机器。随着政党的媒体化趋势的日益明显，党的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发动群众、组织社会斗争的职能正在逐渐弱化，陈旧的宣传方式越来越难以对其传统“社会群体”施加影响，政党的施政纲领对公众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急速下降，对政党的生存方式与政治运作模式产生巨大的冲击。为了不断适应时代进步要求，各国政党只有改变传统、封闭的宣传交流方式，加强与媒体的联系，扩大政党与民众的沟通渠道，才能丰富党内民主形式，实现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广泛参与和有效监督。对于政党如何在新的变化发展条件下，加强政治社会化功能，培养理性的政治人，提升公民政治素养等是一个急待解决的课题。

【注释】

(1) 高放：《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版，第351页。

(2)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2003，第26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85页。

(4) （美）戴维·杜鲁门：《政治过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版，第294 – 295。

(5)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NewYork，Vail - Ballou Press， Inc． 1976．P63．

(6) （美）希尔斯曼：《美国是如何治理的》，商务印书馆，1986版，第359页。

(7) （美）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6版，第227页。(www.chuimin.cn)

(8) Leon D．Epstein，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New York， Praeger，1967．P9．

(9) David L．Sills eds：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London， CollierMacmillan Publishers，V．11．P428．

(10) （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2002版，第413页。

(11) AlanWare：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5．

(12) 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版，第6页。

(13)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30-44页。

(14) （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版，第6页。

(15) AlanWare：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

(16) 燕继荣：《现代政治分析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版，第210页。

(17)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52页。

(18) 《布来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 993年版，第 563页。

(19)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

(20)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

(21) （美 ）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 2 42页。

(22) （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 2 3 9页。

(23) HughA·Bone，American Politics and Party System（Mcgraw—Hiokll Bo Company，1974）．p22．

(24) Fred I·Greestein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and the American People（Prentice—HallInc ，1963 )．p35．

(25)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 3 74页。

(26) （美）波尔斯比等 ：《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 1 0页。

(27) 《布来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 573页。

(28) 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