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与政治现代性:马克思主义视角研究成果

二、政治现代性的展开

政治现代性的内涵丰富，无论是政治平等、政治自由、政治价值等政治理念，还是民主选举制度、权力监督与制约制度、政党体制等政治制度，仍然是围绕政治主体性和理性展开的。

（一）政治现代性中的主体性

主体性是人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根本属性，随着现代性的深入推进，逐渐摆脱奴役与压迫，获得了自主与自觉。纵观现代性的推进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人的主体性涌动与扩张的过程。主体性作为人类的一种自觉意识，无论作为哲学理念还是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实践中都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因此，主体性就构成了人类现代生活的主导因素以及现代主义的最深层次的理念。在历史进程中，一些先哲们很早就对人类的主体性进行过探索。对于什么是主体性，亚里士多德曾给予精辟的评价，他认为主体性就是个体的独立自主品格，因为人并不是孤独的单个的身体，而是拥有结构（对人的拥有和对物的拥有），所以，对理想世界的设计，在落到实处时便是设计人的拥有结构（个体的和总体的），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设计出能够使个体的主体性（自为、自由、平等和尊严）获得普遍、彻底、持久实现的自我拥有。如果说是亚里士多德开启了对主体的认识之先河，那么，主体性概念成为哲学领域中重要的理念并得以彰显，则肇始于英国哲学大师笛卡尔。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一二元论的重要哲学命题。这一哲学命题，不仅在哲学领域中，而且在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中影响深远。因此笛卡儿被人们认为找到了这一阿基米德支点而尊称为现代西方哲学的鼻祖，这个点就是在“我思故我在”中的“我”——主体性。“我思故我在”作为一种真理性认识，表示当我观察到这一真理即我思故我在，是如此地坚实和可靠，以至于怀疑派所有最极端的质疑都不能推翻它，那么我认为我应当毫不犹豫地就把它接纳为我所一直追求的第一哲学原理。“我思”的命题，标志着近代理性主体哲学的开端，也是政治现代性的主体逻辑所在。这个命题认为事物的存在和确定不是取决于外在于人的客体，而是取决于作为“思”（理性）的“我”（主体）。此后，笛卡尔式的“我思”在哲学史上以不同形式出现并深化，诸如洛克的“心灵白板”，莱布尼茨的“单子”，康德的“先验主体”、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等等都是围绕主体性哲学的多样表达方式。自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就把人作为普遍与特殊相统一的理性化的主体。凭借理性力量，人最终会走向自由的王国，这是启蒙运动的主导思想。

当主体性进入政治领域中，主体性就展开表示为人的政治理念、政治价值、政治诉求和政治行为等。具体来说，就是政治主体在政治生活中形成的掌握和借助公共权力、承载和传播政治思想文化、创建和铺设政治制度设施、发动和规范政治行为规范的自觉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政治现代性的主体逻辑所在：人不仅为自然立法，而且也为自身立法；也即表现为，纯粹理性的先天范畴为自然立法，并以实践理性为自身的行为活动提供依据。在政治现代性的感召之下，人类真正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理性分离，完成了主体性建构，获得了理性的个体的张扬和扩张，与此同时，也导致了个体性与整体性的分离，这种分离已成为近现代思维模式史上最为深刻的一次变动。主体性的建构，不仅巩固了主体与客体的理性分离成果，而且使人类张扬个体、个性成为可能。人类终于可以依靠理性、理智的力量来理解、实践和支配自己的政治生活了，即主体通过为绕自由、民主、权利与权力等所展开的政治现代性的诉求与谋划。这种诉求与谋划可以通过主体间的交往、讨论和协商达成理性的政治。人类在处理政治和社会事务时，有能力依靠理性和逻辑推理，借助技术和工具，建构科层制度、技术制度和官僚政治制度，来认识政治实践并指导自己的政治行为，并通过理性指导下的行动来影响政治生活的运行与发展。可以说人类依靠政治制度来规约主体性的行为的创造，是近现代思维模式史上发生的另一次最为深刻的变动。例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就称，当一个人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起成为自己的主人。也即，当个人服从公意时，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

随着现代性的进程和主体性的高扬以及人类自我的过度膨胀，主体性逐渐演变成为人类所引以自豪的、独一无二的征服一切的工具，成为人凭借权力控制一切的基础。所谓的“绝对的基础”、“唯一的中心”、“单一的视角”、“人类中心主义”等极端和偏执的冠名纷纷在政治场域中展现，这是理性中心主义在现代社会中的滥觞，使人类主体性这柄威力无穷的双刃剑，既拓展了人类前进的道路，也开掘出人类所面临的陷阱。面对这种两难境况，以反思、批判、终结现代性为己任的后现代主义开始进入政治思想领域，并对这种经典的主体性进行颠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学术上对主体性的论争和批判一直此起彼伏。从十九世纪末，尼采喊出“上帝死了”的时候，人们开始全面审视主体性。首先，承认主体自决性的存在，认为人具有明显的自由与权利，人的内在价值要高于其他物种；其次，认为人的存在虽具有独特性，但人的主体价值有着正、负双重效应；再次，认为人可以进行主体正当价值的发挥，但人不应当是万物的中心和主宰，要从政治生态的角度考虑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主体性的创造性应当是建设性的创造性，这是后现代主义在对现代性的扑朔迷离的反思、交锋与批判过程中加以提炼的观点。后现代主义认为，人不单是作为社会产品的社会存在物，而且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人所处的环境作出自由反应的具有真正创造性的存在物。创造性是人的本性的一个方面。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创造性与现代主义所理解的创造性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现代性也追求主体自我的“创造”，但这种创造是在机械论影响下的随心所欲的活动，是对秩序的破坏。而后现代主义认为，真正的创造既尊重无序又尊重有序，过度的有序和过度的无序都是与真正的创造格格不入的。后现代主义所理解的主体创造性，不是仅仅表现在对自然的改造上，更表现在对自然的主动、自觉的适应上。人并不是自然的主人，人是自然的“托管人”，就如同原初意义上的农夫的“技能”并不是对土地的一种“挑衅”，而是一种捐献，一种接受，一种年复一年的保管员的职责一样。 ⁽²⁴⁾“虽然后现代精神承认人类本性不是无限可塑的，但是它认为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本性具有更良好的适应性。……对后现代精神来说，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学会更好地把创造性的新事物同破坏性的新事物区分开来。” ⁽²⁵⁾在这里，主体创造性表现为对环境的积极适应性。其次，现代性进程中主体观，把创造视作精英的特权，而后现代主义则试图还创造性于民，通过阐发创造乃人的“天性”来激励着普通民众的创造热情。再次，坚持简单的二元论观点，无视“他者”的存在。后现代主义对主体积极创造性理解的根本意义还在于：对于现代社会所引发的一切矛盾和负面效果，用现代的手段和方法都不能根本解决。在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过渡中，用后现代的方式和方法为人类的选择提供另一种思路，这正是主体创造性的根本表现。 ⁽²⁶⁾缘于主体性的过度张扬，导致人类对理性的认识产生了偏差，使理性自身所蕴含的工具与价值双重意义产生了分歧与疏离，使人们的政治理性发展到理性主义政治的蜕变，使现代性政治暴露出强烈的实用性、功利性色彩和人自身在政治生活中的意义的丧失。为此，必须从社会生活世界的视角，着眼于人自身价值的实现来追寻政治价值理性，以建构合理性的政治理念。人是政治主体，人的主体性在政治活动中展开和具体化，构成人的政治主体性，即人必须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参与政治，运用民主权利实现对正义和自由的追求。而在现实的政治场域中，一般由少数政治精英主导而大众多数缺场。人的政治主体性实际上遭遇不断衰落，这与人的主体性在政治领域里的空场与在经济领域的爆满形成了鲜明对比。为了唤醒政治主体性，必须建构合理政治主体性；完善民主制度并使其伦理化；民主也和自由一样，是一种制度程序秩序，是一种价值观念信仰，是一种民主制度理性和民主思想理性，也就是说，它是由一组民主制度、民主价值、民主秩序、民主思想、民主文化、民主理念共同建构起来的社会价值综合体系，是一种由不同的个体形成的、秩序机制下的群体意志，而不是无边界自由联合体建设开放的政治文化。政治实践必须在政治理性的硬度与柔韧性之间寻找到适当的平衡点，使非理性主义的政治神话归约到理性的引导之下，这样，既发挥了人类理性必要和必然的引导作用，又避免了各种政治神话的产生和横行，更增添了政治现实日常生活的意蕴。政治主体性的觉醒可以推动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利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的主体性的建构。正如马克思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只有在这基础上方才能形成真正的“自由个性”。 ⁽²⁷⁾人要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一定是“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 ⁽²⁸⁾个人的自由发展，就是能将在时代与环境的制约中自行作出选择；个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感性、知性、理性，人的知识、感情、意志，人的创造能力，都能得到恰当的展示与发挥，人的政治主体性就能得到全面的实现。(www.chuimin.cn)

（二）政治现代性中的理性

理性作为现代性的第二个根基，主要是表示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对事物或状态作出判断的能力，这是政治现代性的基本标志。在传统的观念中，“理性”主要指人的一种认识能力。古希腊语中相应的词汇为nous （该词来自动词noein，意为“思维”、‘“思想”）和logos（该词出自动词legein，意为“计算”、“思想”和“理性”），都有“认识”的蕴涵。nous 表示为无处不在而又不与万物混存的精神性的东西。Logos则是决定一切生亡存灭，协调一切人和事物的共同的法则；后来的拉丁语以及由此生发下去的ratio，则直接表达为一种理性的“认识”。理性这一权利的真正确立则始于启蒙运动，一直是近现代哲学基本主题。笛卡尔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的“思”就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如果说，这种“我思”、“我在”，是指在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中，自我的内在一致和由此而来的“自我理解”、“自我对话”是最为基础的和最为核心的，而这种自我理解就是理性的结果，尤其是理性作为一种统一性认识的结果，那么，洛克在“论自然状态”时，对理性的认识就超出了这种理解，理性不仅指涉自我反思，更重要表示对自我生存境域相关慎思，他这样描述理性：“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育求助于理性的全人类，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独立的，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别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 ⁽²⁹⁾当人类对自然和对自我的认识不断翻新的时候，对理性的认识，就逐渐开展到科学、艺术、哲学以及实践活动等视域中，随之理性的内涵也作了大幅度修改和提炼，其功能性定位也有巨大变化。人类开始把理性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基础，正如恩格斯：“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局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同这些原理相矛盾的现实，实际上从上到下都被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 ⁽³⁰⁾理性的资源被挖掘以及流变是整个资本主义文明进程中一个关键，是理性给人类社会带进了历史的新纪元。

政治生活领域更是理性乐于施展的场所，理性在政治场域中的逐步扩张并得以实现是现代政治的典型特征。当“政治生活被消解为一连串危机，每一个危机都得到运用‘理性’来克服。实际上，每一代人，每一行政机关，都应该看到在其前面展开着的无限可能性的白板。如果这白板偶尔被受传统支配的祖先们非理性的涂鸦损坏了，那么理性主义者的首要任务就一定是把它擦干净。” ⁽³¹⁾当用理性引导和规约政治的时候，政治不仅仅由神权政治转化到人权政治，同时，政治也被过滤掉了诸多的感性、神秘和经验的东西。首先，在现代性的进程中是理性导致并完成了政治话语的切换。由政治神话到政治理性。西方近代理性的突出贡献在于使理性从属于宇宙、神、上帝到归依于人，人成为了自然和历史的主人。“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 ⁽³²⁾ 理性政治的两个最主要的特征，“它们是完美的政治和一式的政治。”，“理性主义的本质就是它们的结合。让不完美消失可以说是理性主义者的第一信条。” ⁽³³⁾在历史进程中，由于政治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一直渴望通过理性对政治一些天生的缺陷和不足进行修缮和补救，可见理性主义对政治的影响比对生活其他方面的影响更重要，当“所有当代政治都深深感染了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不再只是政治上的一种风格，它已经成了一切应受尊重的政治的风格标准。” ⁽³⁴⁾其次，理性逐渐成为人们政治生活的指南。人通过在自己的活动中产生的理性使自己的活动逐渐摆脱个别本能的、自然的冲动，而越来越具有目的性、计划性、规范性、反思性……人对自己和身处的世界也就逐渐摆脱了蒙昧、神秘的方式。可以说人类理性的活动就是“世界祛魔”的过程。早在康德—费希特时代，甚至更早的时代，认识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思辨，而是先在地包含了行动的意义在内。摆在我们面前的理性主义是开放的，同时并不单纯是一种智力上的事，它更多地是一种行动与伦理上的事，都会深刻地影响我们对其他人或者对社会生活的诸多问题所持的总体态度。波普尔认为，没有哪种情感，甚至没有哪种爱能够替代由理性所控制的制度的统治，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应该把最后的决定交付给理性，而不是交给某种爱、信念和感情去处理，这些方面虽然丰富多彩，毕竟是靠不住的，因此，才有各种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存在。再次，人类历史进程表现为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人们的社会生活越来越系统化、常规化、组织化和制度化。霍布斯、洛克等曾对人类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无序状态作过经典论述。就是因为无序给人们造成了诸多不便，才有卢梭强调公意的重要现实意义。人们依靠逐渐形成的理性的导引，自觉地以社会结构化来解决危机，形成了家庭、阶级、国家、政党等社会政治和制度，这些不断完善社会结构和各种制度，保障人们的活动变得可预期、有效率和稳定化等。第四，政治理性是一种批判和反思的能力。理性这种认识不是一般的随随便便的认识，它不是仅仅为确证事物的存在样态而进行的被动的理智游戏，而是处处体现着人类自主特性的一种反思和超越的能力，理性从根本上说就是康德意义上的“批判”。哈贝马斯把批判看成是认识和兴趣的统一，理性的认识不是单纯的和被动的认识，而是一种解放性、扬弃性的认识，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批判。简言之，理性就等于一种批判性的审查。理性的这种无私无畏的自我批判本质早已经为康德所揭示了，理性的根本意义就意味着“限制”，既限制感性的盲目，也限制自身的泛滥，理性终归是存在的根据，而理性哲学也终归是问题意识的源泉和解决问题的场所，虽然任何一种解决都不能被视为最后的解决。人通过在自己的活动中产生的理性使自己的活动逐渐个别本能的、自然的冲动，而越来越具有目的性、计划性、规范性、反思性，这样以来人对自己和身处的世界也就逐渐摆脱了蒙昧、神秘的方式。即“世界祛魔”的过程。

政治理性在某一维度发展的过度与极端，就是革命和完美的政治。因为这种理性主义相信人对社会秩序的完美设计，认为人的理性能够带来人自身的幸福，人能够设计出一套完美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来规划人生存和生活的环境。所以这种理性主义带有古典柏拉图似的乌托邦情节，最为典型的就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其他各种大同世界的乌托邦想象。而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就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实践产物。理性主义还表现为科层制与法治，这种表现形式代表了现代意义上的秩序观。科层制（或官僚制）是历史上技术发展最为完善的一种组织形态，其专业化与客观化的外表使得整个系统的“可计算性”达到最高程度，是代表了一切在完美的法律设计之下安排人们的生活，或者哈耶克语境中的建构理性主义来设计行为模式、交往方式、组织形式的人间秩序。理性主义的现代社会成为人类自由的加速器。但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政治，尤其是科层制与政治机器的机密联系以及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的灾难，使得韦伯等一些具有经典现代性思想的大师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似乎开始对理性产生了强烈的悲观情绪，并对理性主义与社会的理性化产生了困惑与失望，这种困惑与失望使他们看到，理性主义导致的整个社会官僚化、等级化、程式化、法律化，反而使人丧失了主体性，人对理性追求也陷入歧途迷惘之中。真对上述境域，现代主义大师们继续加强探索，马尔库塞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由政治理性导致的现代社会是“最不理性”的社会形态，极大地威胁了人类本来就不多的自由，理性主义的发展，使得为了追求自身解放自身自由的人反而在这种追求自身解放自身自由的过程中成为了理性的奴隶。这种趋势无法改变，成为了现代人的宿命，于是就产生了韦伯社会理论的著名隐喻“理性之铁笼”。韦伯的“理性铁笼”隐喻是西方韦伯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如同马克思的“异化”、卢卡奇的“物化”或者哈贝马斯语境中的“生活世界殖民化”一样，也是社会理论尤其是现代性问题研究的著名隐喻。理性铁笼预示着现代人的命运，从“宗教—神本位”的理性主义解脱出来的现代人，因为失去了灵魂与心灵的依托，使得整个生活状态处于没有根的“漂浮状态”，不仅受到经济秩序的奴役，同时还受到了科层制普遍化的奴役，人不仅成为只顾赚钱的行尸走肉，也成为组织机器中的无生命螺丝钉。由此，引发人们对理性的重新思考，现代人对理性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开始了我们称作“理性的复兴”或者“思想的复兴”的历程。卡西尔、雅斯贝斯、伽达默尔以及哈贝马斯、波普尔等人掀起了重新认识理性并恢复理性名誉的运动，到今天，已经取得了具有转变世风的初步成效。卡西尔深刻地认识到，“理性”已经不是一个仅仅标识近代认识历程的特殊概念，而是已经演变成（或者本来就是）包括十八世纪在内的整个传统思想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人类几千年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人类所能取得的一切成就。那种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经济理性、法律理性等等，只不过是整全理性的一个个侧面，其中某些部分的改变，不能代表理性的遗弃，更不应该被理解成理性整体的崩溃。理性不仅是人类的一种能力，更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气质，它代表着人类一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它体现着人类不盲从不迷信，敢于“公开运用自己理智”（康德语），不向定论和权威低头。正是理性使现代性得以可能，也是现代性的转型得以可能，更使现代性持续发展得以可能。理性是使一切起源可能的东西，由于它，它们才发展，它们才敞开，它们才纯化，它们才发言，它们才运动。它使出现于各种样态的大全之间同时却又构成新的统一的经验的那些冲突和斗争，可能成为真正的冲突和斗争。可以说理性的“敞开”、“纯化”以及“运动”就是它复兴的源泉。哈贝马斯认识到现代性是一个没有完成的计划，颠覆它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哈贝马斯重新解读了韦伯的理性主义命题，并对后韦伯时代的反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后理性主义与新理性主义作出回应，以“交往理性”这一概念来取代韦伯意义上的“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两对范畴的二元对立，重建理性主义，尝试来摆脱“理性铁笼”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理性就是一种维持交往和行动得以能够继续的能力。哈贝马斯的“合理性”观念是把理性从其高高在上的规范性的地位复位到生活世界的津梁，他对内在于理性之中的交互性的认识顺应了思想由理论领域向生活领域复归的潮流。历史上不绝如缕的理性探索者，总结出了理性的能力的面貌与意义：认为理性不仅具备有效地选择手段的能力，还能够协调个人和社会生活；同时又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主体的独立的道德源泉。总之，理性的含义是丰富的，随着理性的不断复兴，新的内容必定会不断增加到理性之中去 ，或者反过来说，我们对理性性质的揭示和体会必将逐渐深入，正如波普尔说言，这个“世界”不是理性的，但将它理性化却是科学的任务。“社会”不是理性的，但将它理性化却是社会工程师的任务。日常语言不是理性的，但将它理性化，或至少保持它的清晰标准却是我们的任务。因此如下公式就不可谓不简洁而且重要：理性从自身出发赋予存有者的世界以意义；反过来，世界通过理性而成为存有者的世界。理性，开始了平实、宽厚与祥和的建设历程，二十一世纪因此才有了一个可喜的开端，人类才有了更实在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