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与现代性：马克思政治哲学视角下的探究

三、政党现代性视域中三重向度分析

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政治文明重要内容的政治制度，其内容和形式得到了深度拓展和诸多的调整。为此，作为政治制度核心的政党制度，也要与时俱进地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加强政党自身的自觉意识建设。政党的自觉不仅有一个全球的视野，还要有一个共进的共时性眼光，更要有一个深邃的历史性眼光。在全球化背景下，原本存在着时空交错、脱域和风险的事物现在一下子汇集在一起，使得种种本来不构成矛盾或最初并非矛盾的问题一下子发生冲突并集中暴露了出来。解决任何一个矛盾往往能激化另一个矛盾，这就使得现代政党治理面临的复杂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尤其是当人们探索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强政党的现代性建设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当前社会实际状况，采取“结构性”、“历时性”和“共时性”分析，并将三者完整协调地结合思考。如果忽略了“历时性”而偏重“共时性”、“结构性”分析，或者忽略了“结构性”而偏重“历时性”和“共时性”分析等等，不仅会造成政党的结构性混乱，同时也会因为时空的“错乱”，而造成对政党的把握顾此失彼。对政党的研究必须考虑综合性的和历史性的因素，任何“单一”或“纯粹”的理论研究都会遭遇困境，要转向“建设性的综合”，在复杂的现实状况下，既要把握历史脉络又要注意当下的样态，更要在遵循政党发展的普遍性理路下，探索政党的差异性和特殊性。

1956年，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系统》一文中开始对各种政治系统加以分类，并使用结构—功能主义方法。从此该研究方法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一些学者在研究政党政治的过程中，也曾很好地借鉴结构—功能主义方法。因为任何政党制度的功能，都是以其内在结构为前提和基础的。对于政党制度来说，如果要了解政党如何在运作过程中，发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前提条件是要对政党制度进行结构性分析。在政党制度结构中，要了解权力的分配、权力的制约与权力的监督制度关系、权力与权利的制度性关系；要了解制度的整合功能以及政治参与功能。在政党的组织结构中，不仅要了解政党的组织目标及其实现目标的步骤和方法、以及组织成员对于组织目标的认同基础。还要了解作为一个组织的政党所得以正常运转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政党组织的规则体系以及这些规则体系有效性的条件；了解政党组织权利的分享机制和组织利益的分配机制、组织结构的分化及其整合问题以及组织个体形象及其对于组织形象的关系等。同时，还了解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等人类文明中的普遍价值观对政党结构的渗入与影响。我们注意到，对政党的研究如果从上述这些层面切入，不仅可以拓展我们对于政党研究的视角，而且可以直接对加强中国政党的建设和管理提供有益的启示。因为政党精神这一概念的蕴涵是贯穿于一切政党政治活动过程 ，外显于政党的制度安排、现实运作、组织行为，内涵于政党的心理结构、价值结构和文化结构之上。政党的精神就是它借助于政党的系统而复杂的结构，一经形成一定的精神核心、精神气质 ，就反过来更有效地解释这些制度结构存在的根据和价值。这也是对政党制度采取结构性分析的意义所在。

外生性根源论认为政党变革是外部环境变化诱发的，内生性根源论认为政党变革的主要原因是组织内部权力分配的变化。勿容置疑政党的变革是多种复杂因素造成。 无论是一党制还是两党制或多党制，在全球化背景下，均遭受各种风险与危机的挑战，如果不能应变于时代的变迁，就可能丧失执政，被民众抛弃。对于任何一个具有现代性意识的执政党来说，政党的结构中构成了一个“政府中的政党”，同时又是“组织中的政党”和“选民中的政党”，结构中民主化、制度化和组织化的程度、政府的经济绩效以及选举战略与策略都是影响选民对政党合法性认同的重要变量，政党结构主要是从这三个层次上共同形塑了选民的政党认同，三者构成一个功能循环的结构体系。政党结构的主要特征是浓缩了一定信息、被公众所普遍接受的、自我维持的一个系统。其“自我维持”特性则强调了结构的合法性性要求。如政党结构中的合法性系统的构建、调整与维护，不仅需要从意识形态方面建立一种广泛的认同，在政治现代化、政治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之下，我们知道，还需要国家、政府、政党和政治领袖等不同层次政治主体的合法性基础的构建、调整与维护为前提的，这是一个体统的整体过程。在结构上，政治合法性系统并不是单一无序而是复杂有序的：其内部各个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而是相互影响、协同作用，共同构成政治合法性系统的有机整体。政党结构中，每一层次子系统合法性基础又是由意识形态、制度规范以及有效性等因素互相联系的综合的系统过程，而且各因数本身也是一个次一级的子系统，诸如意识形态，一般是由传统习俗、宗教、价值观、宗教、信仰甚而民族主义、领袖魅力等理念互动构成的。西方政党为了生存和发展，通过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内竞争性民主制度建设，推进选举制度创新，扩大基层组织的权利，提高上级组织的服务意识来对政党进行结构性调整。例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中的政党都加强了这方面的改革。为了应对形势的发展，这些政党主要采取了不断加大党内直接选举力度的方法。德国社民党就提出，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而不是由党代会代表间接选举党的总理候选人；法国社会党于1997年就把党的第一书记由执行委员会选举改为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以英国保守党新领袖选举制度为例，1965年保守党中央总部公布的“保守统一党领袖选举规章”(1975年修订)中，就党选择领袖的总原则、行为主体、领袖资格的审核、领袖职位竞争的时间、候选人的资格与提名、投票过程、正式认定和就职仪式作了详细明确的规定。为适应政党的现代性发展的要求，有的党提出了建立“网络党”的概念，就是通过建立网站，利用网络使党的领导人与党员群众、党的同情者直接沟通，讨论交流共同关心的问题，宣传党的思想主张，人们甚至可以在网上登记入党；有的政党强调自己是“跨阶级的政党”，以便扩大党的选民基础；有的政党强调建立公开、透明的管理风格，实行权力下放或地方自治，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等。

在对政党进行学理性研究过程中，有一种分析路径将政党变革解释成政党功能的成长和成熟的过程。这是按照一般所谓的“生命周期”的分析路径进行探索的，其代表人物首推米歇尔斯。就政党的现代性变革是“演进的”还是“发展的”，在这个问题上，米歇尔斯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他认为政党变革是由自然趋势决定的，组织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所有政治组织都要经历同样的阶段，因而是演进的。在米歇尔斯研究的基础上，另一位学者帕里比安科则提出政党发展的观点，认为政党的组织变化是组织行为者之间联盟关系变化的结果，而不是组织发展的必然结果。上述这些观点与探讨可归结为对政党的历时性分析。所谓政党的历时性分析，主要从历史和环境变迁的角度分析政党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是政党自身包含的法律、规章、合约、良心、习惯、习俗等各种行为规则的变化；政党本身包含的一些理论价值观，要随着时代而发生调整；任何政党政治中都包含着制度的历时关系与制度的替代性。制度在纵向的运动方式与结果就不同制度的相互替代。为了应对外部冲击和内部危机，政党之间竞相进行各种决策试验，以寻求一种有活力的新策略，替代旧策略。政党的历时类型，指的是时序上有先后之分，并体现在层级上递进关系的具体形态。例如英美国家的政党制度，最突出地表现出它的历史性。作为英美式的政党制度秉承经验主义的政治传统、权力分割与制衡的制度安排、改良主义的政治行为方式等，都是自身历史相沿而下所形成的。再如欧洲大陆式的民族国家，以德国的政党制度为例，该党重思辨、尚建构的政治思维，重政治运作的政治架构，强调权威与服从的政治心理 ，也是与它后起发展，政治上具有集权传统互动而形成的。又如在后发式的民族国家中，民族意识、文化传统观念更坚定、集权取向更明显、政党难于从人治困境中走出，这与后发外生的现代化进程、人治的历史背景、集权的政治传统等历史因素、较封闭的地理环境等外在原因相互作用有关。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政党一般比较集权、保守和封闭。政党不仅在历史中形成的，更要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进行调整和完善。例如，苏东剧变之后，左翼政党依据本国实际和国际形势普遍调整了策略，以西方最强大的法国共产党为例，面对新的形势他们提出“新共产主义”的目标，认为共产主义与人道主义是一致的，共产主义不是拉平的“集体主义”、简单的“平均主义”，而是政治上民主、意味着人的解放的社会，是一个“男女自由、联合和平等”，的社会和世界。左翼政党还发起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进行重新评估运动，抛弃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施“左翼替代战略”，要“重返马克思”，就是要运用马克思的批判方法，超越马克思。再如，德国社会民主党，根据时代发展要求，于1959年在哥德斯堡就通过了一个新的社会民主党原则纲领。通过《哥德斯堡纲领》，德国社会民主党最终实现了“非意识形态化”和从工人党向人民党的转型。

对政党的共时的分析是指从横向对比的角度考察政党制度的变迁与调整以及对环境变化趋势做出的一些适应性反应。政党实际上是生存于社会领域之中的，事实上，社会交换域、交易域、组织、组织场以及政治域等组成了实际的社会生活领域，并且各领域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因而各个领域中发展出来的制度相互也是关联在一起的，并且在博弈均衡的状态下，各个制度之间是相互支持、相互加强的。政党制度的共时性特点就是通过这样的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体现出来的。共时性是对现存的现象分析的一种思维模式。当代法国后现代主义学者让·迪布瓦曾在一次访谈中表明了自己的看法：“我拒绝历史。从你开始处理共时性结构的那一刻起，共时性结构就处于统治地位。” ⁽¹⁾在此，我们看到了“共时性结构”概念的鲜明提出。它主要是指一种对于横向的历时性的发展轨迹进行纵向的共时性处理的不同于传统的新的结构性思维模式，它是结构方法与历史演进的有机结合。这种思维模式所力求表明的是，任何横向的历时性的发展轨迹都有进行纵向的共时性处理的可能。从本质上说，这种思维模式最终呈现出的共时性结构，一方面是思想史的时间上的非连续性断裂关系的再现，但另一方面也是思想史的层级架构的再现，也就是说，它可以将历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的东西以层级关系的形式一并推向世人，当然，也正因为共时性结构思维模式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具体针对具有横向的历时性的关于政治的三种基本理解来说，我们也可将它们做纵向的共时性处理，从而更客观地把握它们所构成的共时性结构。政党政治就是分别围绕国家、社会以权力为中轴值而展开的政治活动，不仅组成了一种“共时性”的层级架构，具体各种界限和时间之间也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政党与国家和社会以及不同政党之间都发生了共时性关系。法国学者福柯也肯定了共时性分析的意义。他认为：“这些界限在时间上的分配、它们的连续、间距、可能的巧合，它们能够用来相互支配或者彼此包蕴的方式，它们轮番建立的条件，构成考古学开发的重要领域之一。” ⁽²⁾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差异的发展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特点，如何基于此基础，达到“在地球上共谋生存”的一体化格局，已成为当今人类政治生活日渐需要认真对待的重大政治课题。这种局面势必要求我们既要寻求全球一体化的合理格局，对联合国一类的世界政治组织倾注更多的精力；同时还要对一体化的具体成分——各国政党政治有更多的了解 ，尤其是要对现代国家各具特色的政党制度模式、政党政治行为和基本价值加以了解 ，才可能使全球一体化具备坚实的基础：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各个国家的政党政治在共同或相异的历史源头上，分别汲取有利于本党发展的养料，并相应形成了政党制度的共时类型，指在历史中形成的各类型政党在基本结构上的一致性、在诉诸于民主政治、法治理念和公平正义观的一致性和应对共同面临的风险与挑战的一致性。随着电视-技术-传媒新的公共空间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民主体制、政治体制的新模式的形成，传统的国家概念与职能、政党和工会的概念与功能正在自行解构，各国政党面临的共时性特征日趋显现。在共时性的维度中，一个政党的政治活动总是在全方位地开展着。以主体而言，从最高政治领袖、到官僚机构成员、再到下层一般平民 ，都被纳入这一时代的政治机器中“加工”。从政党的各种活动的组织、到官吏的任用裁夺和公共活动的筹划、再到决策效能的估量与政策修正，都成为政党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上的每一个“今天”，都在提供这样的政治事件；当下的每一个事情，都蕴涵着复杂的共时性交错的线索。当下的“世界结构”以及由此结构生成的“现代性思维范式”对中国的政党发展有着很强的影响作用。尤其在“世界结构”支配关系中进行逻辑转换而形成的毋需讨论或不容质疑的西方文明的单一性和终极性的标准——其发展的结果，便是根据西方现代性而确立的政党制度标准和价值理念等评判和界定其他民族国家政党。诚然，这种“支配”与“被支配”、“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很难形成共谋，亦即中国政党对西方政党所表现出的“现代性范式”不会无批判和无反思性的地接受。为此，中国政党也不会抛弃吸收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与正义等元素构成的现代政党制度的一些具有普适性的游戏规则，也承认这种游戏规则对中国政党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性和积极意义。(www.chuimin.cn)

在当下的中国已然聚合成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正面临着的“共时性问题”。中国政党与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应当在政治场域中保持“共时性”特点——亦即必须采取的一种“重叠性思维方式”，如果一味地强调“世界结构”的宏大叙事的普遍性，可能导致单边主义；如果彻底接受“世界结构”，可能导致虚无主义；如果无视或排除“世界结构”，可能导致守旧主义。中国政党应当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即在建构和采用共时性分析的同时，还必须对这种视角本身保有一种“共时性”的反思和批判，根据政党的共时性特点，借鉴其他政党的先进经验，谋求更好更快地发展。中国政党如何超越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构建新现代性，并承担科学发展的重大职责，不仅仅要从中国过去所形成的历史性经验汲取教训，而且还将从“世界结构”中，保持价值多元与价值普遍之间的协调与统一，反对新保守主义所主张的那种“独白的普遍主义”或者哈贝马斯所批判的那种“老牌帝国的‘普遍主义’”。中国政党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究竟需要扮演一种什么性质的政党，是集权性政党、分权性政党，还是代表型政党、整合型政党？在中国进行社会转型和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处理好中国社会变迁和政党制度转型，既要为提供社会秩序保障又要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以及中国政党在参与当下“世界结构”的过程中如何把那些抽象空洞的正义、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的概念，与中国具体发展实际情况进行创造性地组合，保障国人能够共享一种更有德性、品性和正义性的令人满意的典型中国气派的民主政治生活？ 立基于上述的问题意识，我们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对政党的把握不仅要重视政党的结构性特点，更要重视政党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要从结构性分析、历时性分析和共时性分析的视角去建构和重新定义中国政党，这是加强中国政党的自觉性建设，实现政党现代性的意蕴所在。

【注释】

(1) （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 世纪思想主潮》下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版，第566页。

(2) （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2003 年版，第20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