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环境管理思想及其渊源

二、形成的理论基础

任何一种思想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有一定实践和理论依据的。中国共产党环境管理思想的形成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环境管理思想是其形成的哲学基础，中国古代的环境管理思想是其形成的理论渊源，中国共产党第一、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环境管理思想则是其形成的内在基础，借鉴西方先进的环境管理思想是其形成的外在条件。

1.形成的哲学基础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在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关系的同时，还深刻分析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是世界环境管理理论的早期探索。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和方式的发展和变化，分析了生态破坏的发生、状况及其后果。在文明时代及其以后，由于铁制工具的广泛应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增长和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日益需要大面积的耕地，于是出现了大面积地开垦草原和毁林造田的活动，在局部范围内造成了一定的甚至是严重的生态破坏，马克思和恩格斯具体描述了这种生态破坏的状况及其所导致的土地荒漠化的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环境管理理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人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生产和生活与自然发生关系。环境及其基本构成以及人类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整个环境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和资本主义生产实践出发，分析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生产劳动和生活消费与自然发生关系，进行物质变换。一方面，人类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获得财富，如果人不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生产出适合人类需要的产品，人就没有衣食之源，就没有生存条件；另一方面，人类在改造自然生产出产品以后，并不是物质变换过程的结束，因为，他们在制造产品过程中和消费产品以后，还会向自然界排放废物，对自然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

其次，自然环境的变化具有自身的规律性，人类如果违背了自然规律，就会遭到自然的惩罚。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深刻分析了自然的特性，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客观规律性，如果人类不尊重自然规律，破坏生态环境，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就会反作用于自身，即对人类做出报复。

再次，从根本上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产业革命的完成和大机器工业的发展，使一些村镇变成了小工业城市，一些小工业城市又发展成为大工业城市。原来的城市也进而发展成为更大的工业城市；人口和工厂的集中，城市规模的扩大，也使城市中生活排泄物和工业生产排泄物迅速增加和相对集中，从而造成了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和城市环境的局部的甚至是严重的污染。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环境破坏现象，认为社会公害、环境破坏，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惟利是图，片面追逐最大剩余价值造成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断言，要从根本上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公有制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

第四，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必须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表现为双重的关系：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表现为人与人结成的社会关系）。同时，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之间又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而且，这种关系又是环境对于人类的制约性（或决定性、支配性）和人类对于环境能动性的统一，或人类对于环境的依赖性与能动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虽然消除了人与自然不协调的根源，但是，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要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还必须自觉地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所谓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就是要节约利用资源，避免浪费，以最少的资源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并减少排放于自然的废弃物，减少对自然的破坏，减轻人类对自然的压力。

最后，环境管理要依靠科学技术。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分析了科学对生产的巨大作用，提出了“科学是生产力”的观点。立足于这个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环境管理也需要依靠科学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的基本思想以及他们对于近代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发生、状况和危害的分析，为我们深入、全面、系统地分析和认识环境问题的实质及其产生、发展和危害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思路。

2.形成的理论渊源

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产生了环境管理的思想。人们认识到，要想利用自然资源，尤其是生物资源，就必须注意保护，合理开发，反对过分利用，特别是破坏性的开发。尽管最初认识不明确，但逐步深化，不断完善，至宋代，已初步认识到生态平衡的问题。

我国环境保护及其立法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史记》里，有一个“网开三面”的故事，讲的是商汤爱鸟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3000多年以前，古人就懂得，捕鸟兽不能用斩尽杀绝的办法，要网开三面；它还告诉我们，在当时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保护鸟类光荣，毁灭鸟类可耻。这种朴素的意识可以看作是我国古代环境管理思想的萌芽。2800多年前周文王就曾发布过《伐祟令》，要求按季节开放，封禁山林，在草木鸟兽繁衍时不准采猎。当时规定：“任圃以树事贡草木……不树者，无椁”，意思是对不栽种树木者，死后不给棺木。并规定：“水不中伐，不鬻于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山林。”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环境保护法。

通过长期的生产斗争实践，古人进一步认识到，要想依赖和利用自然资源而生活，就必须注意对其保护和合理利用。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生态保护的相关律令，如《逸周书》上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因为春天树木刚刚复苏生长，什么时候砍伐呢？《周礼》上说：“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除保护环境外，还要避免污染。比如“殷之法，弃灰于公道，断其手。”把灰尘废物抛弃在街上就要斩手，虽然残酷，但重视环境决不含糊。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为相，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十分注意保护山林川泽及其生物资源。他说：“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因菹泽草莱，不可以为天下王”^[5]。管仲总结了历史上处理环境问题的经验教训，认为黄帝时“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是因为当时“禽兽众也”。舜时“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夏后之王“烧增薮、焚沛泽”是愚化群众，维护统治者的垄断地位，“闭智能者，辅已者也”，等等。^[6]管仲认为山林川泽是资源，“天财之所出”，要保护它，才能利用这些资源，这就是他说的“敬山泽林蔽积草”，“使民足于宫室之用、薪蒸之积”。^[7]战国末期赵国的政治家、思想家荀况继承和发扬了管仲的保护思想。他周游列国，提出“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的思想。荀况还论述了滥砍伐、乱捕杀是造成生态失衡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天下之公患，乃乱伤也”。荀况的这些著述在其供职于楚国时，被作为法律予以施行。他根据生物资源消长规律，提出保护生物资源的完整理论和措施。他认为：“养长时，则六畜育，杀重，则草木殖。”^[8]这就是说，养护和杀生按照时节进行，六畜和草木都会繁荣茂盛。他明确指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鱼鳌鳅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9]荀况的这些保护主张，是作为圣王治国安邦之策提了来的，有充分的科学根据，而且有明确的目标（发展农、林、渔业生产，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和要求，全面而具体，处处闪烁着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孟轲在保护生物资源的问题上同荀况有相似的观点，但又有很大的差异。他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细网）不入垮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10]这是同荀况的观点相似的。孟轲还具体分析了齐国首都临淄东南的牛山变得光秃秃的原因：“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斧斤伐之，可（何）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最后得出结论说：“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11]这种认识，在先秦典籍中，有许多论述和记载。先秦的环境管理思想在西汉又有一定的发展。淮南王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主术训》中，将环境管理与发展农林牧渔业放在一起论述，体现了因地制宜，协调发展大农业的思想。及至唐宋时期，人们对生态平衡己经有了初步认识，知道生态平衡的失调，往往会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造成不良后果。例如，不适当地围湖造田会降低湖的蓄泄能力，造成水灾等多种后果，砍伐流域上游的森林，会造成山洪暴发、水土流失等，古人都有记载。

秦汉时也发布过保护森林法令。秦律规定“春三月，勿敢伐林木山林及壅堤水，不夏日，勿敢夜（烧）革为灰”。汉代历朝都重视环境保护，在文、景两帝时期，就曾九次下达诏书，劝民“务农桑、益种树”。在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取消山泽之禁，给老百姓分田植树，而且对树种和数量作了具体规定。在唐、宋、元、明、清等朝代，均设有“虞部”、“司苑”等官职，分管园林、草木事宜，并规定奖励制度。对于公共环境卫生和水源保护，我国古代亦有立法规定。如《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述了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明朝《大明律》规定：“穿墙而出秽污之物于街巷者，笞四十。”段玉裁注引《春秋元命色》有“刀守井也”的记载，汉代有受刖刑之罪犯宋护井旁，以管理公共水井。古人为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水、土地、森林、草场、鸟类等环境而进行的立法，尽管非常简单，但在保护大自然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对现代的环境立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毕竟，人类要依赖大自然才能生存。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道家、佛家思想中，都有大量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论述。借鉴这些思想，对于我们进一步搞好生态环境保护很有好处。儒家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秩序中的一个存在，自然本身是一个生命体，所有的存在相互依存而成为一个整体。儒家把人类社会放在整个大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和谐一体。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但他的思想中却包含了这一命题。他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12]孔子肯定了天之可则，即肯定了自然的可则，人与自然具有统一性。后世儒家进一步发展了“无人合一”的思想。《中庸》说：“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孟子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13]《礼记·郊特牲》说：“阴阳合而万物得”。这些论述，都把人与自然的发展变化视为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运动。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三者放在一个大系统中作整体的把握，强调天人的协调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儒教主张“天人合一”并不是“天人不分”。儒教认为“天”是具有独立不倚的运行规律的自然界。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4]这个天就是生生不已的自然之天，自然界自有其运行的规律，不受人类主观意志的支配，正如荀子所说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15]因此，人类在为自身的生存而对自然进行改造和利用的过程中，必须把这种改造和利用限定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遵循之上，即“制天命”须以“应天时”为前提。否则，就会破坏和危及人类的生存基础。(www.chuimin.cn)

古人为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水、土地、森林、草场、鸟类等环境而进行的保护与立法，尽管非常简单，但在保护大自然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并对现代的环境立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3.形成的内在渊源

中国共产党第一、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开创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形成了丰富的环境管理思想，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的环境管理思想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内在基础。

一是制定“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管理方针。这条方针是1972年我国出席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时提出的，并被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管理会议所接受的。这条方针是在吸取了国际上的教训和总结我国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其主要内容是：第一，环境管理是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纳入国家的、地区的和部门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去，做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第二，在安排工业、农业、城市、交通等项建设事业时，必须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做到合理布局；第三，对工业，农业，人民生活排放的污染物，不是消极的处理，而是要开展综合利用，做到化害为利，变废为宝；第四，依靠人民群众保护环境，发动各个部门、各个企业治理污染，使环境的专业管理与群众监督相结合，使法制与群众自觉维护相结合，把环境管理工作作为全国人民的事业；第五，保护环境是为国民经济健康而持久地发展和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清洁优美的生活环境服务的，是要为当代人和子孙后代造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实践证明，这是一条积极和正确的方针。

二是将环境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宪法中对环境管理做出明确规定，为我国的环境管理法制化开辟了道路。197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管理法》（试行）颁布，标志着我国的环境管理工作正式进入法制化轨道，带动了环境管理立法的全面展开。1982年12月颁布实施的新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的环境立法。此后，我国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环境管理的法律法规。同时我党也制定并实施了一批环境资源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环境标准等规范性文件，使环境立法的范围由污染防治扩展到自然资源和生态保护，内容更加充实、配套，可操作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行政法、刑法、民法、经济法等部门法的某些条款也对环境保护作出了规定；此外，还参加或缔结了一系列关于保护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使国际环境法和我国国内环境立法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增强。1992年以后，随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的召开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确立，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的两大基本国策之一，环境保护则开始由以污染物的“末端处理”为主转向以污染物的源头削减、全程控制、污染预防为主，大力推行清洁生产，环境立法的发展也相应进入了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加以修改、补充、废止、完善的新阶段。如修改了《大气污染防治法》（1995年）、《水污染防治法》（1996年）、《矿产资源法》（1996年）、《森林法》（1998年）、《土地管理法》（1998年）等；制定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6年）等；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又制订了《防沙治沙法》（2001年）、《草原法》（2002年修订）、《水法》（2003年）、《环境影响评价法》（2003年）、《可再生能源法》（2006年）、《节约能源法》（2007年）、《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等新法律的工作。

三是把环境管理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3年12月，第二次全国环境管理会议在北京召开。副总理李鹏代表国务院宣布：“环境管理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战略任务，是一项基本国策。”会议制定了我国环境管理事业的战略方针：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这标志着：我国以强化管理为主体的环境政策体系正式出台；预防为主、谁污染谁治理和强化环境管理的“三大政策”成型。1988年8月27日，陈云在给李鹏，姚依林等同志的一封信中指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大事情来抓。20世纪90年代以后，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中把环境列为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十大任务之一。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今后国家发展的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小康社会的实现不仅仅指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包括我们的生态环境得以改善，资源利用显著提高，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这又把环境保护和管理的思想，上升到了一种新的理论高度来认识和理解。2007年10月15日，胡锦涛同志在代表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向十七大作报告时，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其中，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被代表们认为有利于着力解决中国发展新阶段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2007年10月16日新华社）

四是建立、改革并不断完善各项环境管理制度。如坚持“三项制度”的环境管理思想。“三项制度”就是指排污收费制度、污染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管理制度。从1979年开始，全国各地根据环境管理法陆续开展了征收排污费的试点工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1982年国务院发布了《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排污费征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79年环境管理法还要求，国家的计划、经济和环境管理部门应把环境影响评价定为开发和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每个建设项目，不仅要从经济角度进行评价，而且要从环境管理角度进行评价。1973年第一次环境管理会议上提出了防治污染和其他有害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1979年国家颁布的环境管理法又将“三同时”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20世纪90年以来，我国又颁布了“党政负责人亲自抓，负总责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和“污染限期治理制度和危险废物行政代处置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建立与执行对规范我国的环境管理，避免和减缓环境的破坏发挥了很大作用。

4.形成的外在因素

中国共产党环境管理思想形成的外在因素，主要是指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环境管理的先进作法和经验，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关注。

一要建立整合性的环境行政。环境管理是国家管理中的重要环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环境的优化是这个国家和民族迈向现代化的主要标志。环保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强化环境管理的职能，建立整合性的环境行政。借鉴西方国家环境管理思想在环境管理机构方面都有一个从分散到集中，从软弱管理到强化管理的进程，我们必须按照“系统理论”的要求，建立起整合性的环境行政。这种行政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整合系统”。它包含了环境行政的内部整合与环境行政的外部整合。环境行政的内部整合，首先要明确环境行政设置的职能和任务，以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环境行政资源来履行职能，完成使命。这就要求：机构设置要达到精简、统一、效能；环境行政要达到规划、政策、管理三者协调互进；环境行政必须配之于足够的人力、财力、物力与之配合。（如财力的来源可以多渠道取之：国家预算、收取排污费用、社会基金会）。此外，中央与地方环境行政机构的权责划分也要适度。以环境公害的范围及执行的复杂程度来划分为宜。第一层为公害的范围及执行复杂程度较低的事物，可委托县一级地方政府处理；较复杂点可委托给省或地区行署一级政府处理；第三层为范围大、复杂程度高的环境公害应由国家环境行政处理之。环境行政机构应以“使社会满意”为宗旨，主动提供社会所需的环境保护服务，环境行政机构将“民众”视为“顾客”，进行行销管理。如城市的“灭鼠”行动，垃圾分类处理，资源回收等活动。只有“民众”积极地投入而不是产生阻力，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要加大环境投资力度。国外资料表明，发达国家用在环境保护的投资，一般占GNP的1.5%－3%。而且经费的投入随着经济发展逐步提高比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也逐步加大了环境保护的投资规模。本着“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遵循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的方针，切实增加环境保护的投入，逐步提高环境污染防治投入占本地区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建立相应的融资政策和考核检查制度。按照“排污费高于污染治理成本”方针，提高现行排污收费标准，促进排污单位积极治理污染。

三要加大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力度。纵观世界上的环保先进国家和经济发达国家，尽管他们在经济上比我们有大得多的能力来承受环境保护的巨大开支。但他们的企业、政府和大量的环保组织都非常重视环境管理工作，加强环境管理已成为当今世界之潮流。国际标准化组织为此专门制订了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环境标志审核制度也已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所接受，成为世界经济贸易活动中的通行证。清洁生产审计、生命周期分析、生态审计计划等环境管理体系标准应运而生。不少环境管理专家及环境保护主义者还建立了以宣传环境管理为主题的专门网站，即时、动态地向全世界介绍环境管理成功的例子。他们反复强调的理念便是：环境管理不是只有投入没有回报的公益项目，而是能给企业带来利润的投资项目。环境管理不是只有大公司、大企业才应该做的事情，大量的中小型企业乃至学校、社团，任何单位都应该重视环境管理。由德国人马科斯米兰·盖格编著、联邦德国环境管理协会出版的德文书籍——《通过环境管理降低成本——100家企业的1000个成功实例》，已被译成日、英、汉、俄和西班牙等多种文字而在世界上广为流传。书中的企业都有名有姓，所介绍的成功案例并非采用高科技手段或是投入巨额资金，却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非常简单易行的方法，诸如节约原材料、减少包装、降低能耗等。但经过有心人的总结、归纳和计算，却能发现其中包含着不小的经济效益。众多的德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处于领先的地位，正是由于他们都成功地建立了成本和环境管理机制，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赢的结果。德国提出的循环经济3R原则，日本提出的建立循环型社会，还有目前正在积极推广并已被许多企业所接受的清洁生产等理念，都是环境管理思想的具体体现。这一观念将彻底改变我们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消费等活动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链，某一环节的废弃物可以成为另一环节的原材料，如此循环往复，让人类向自然资源的索取和对自然界的废物排放均降低到最小。这种模式对于环境的良好管理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更重要的是为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创造了良性循环的发展空间。国际上已经把各国通过IS0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在环境管理方面的发展指标。国际贸易领域也开始设置相关的“绿色壁垒”，以阻止未建立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的企业参与贸易竞争。到2002年12月，全球已有112个国家（地区）的47028家企业通过了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日本和德国分别达到10952和3700家。

四要积极开展环境科学研究工作。环境管理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科学。发达国家环境污染的控制和改善大体经历了三个家阶段：（1）应急阶段（50年代－60年代），解决业已发生的严重公害事件：（2）专业化阶段（60年代—70年代），建立专门研究机构开展水污染、大气污染等方面研究工作；（3）系统化阶段（70年代以后），从预防入手，注意基础性、长远性和探索性研究。进入80年代以后，科研工作又提到了新的水平。借鉴学习西方的文明成果，结合我们的国情，环境管理应着重开展的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内容是：（1）环境标准及监测技术的研究，大力推广应用成果。（2）加强区域环境管理的科学研究，在发展区域经济、编制规划师、应结合当地的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使之协调统一发展。（3）积极开展预测性研究。环境问题的最大、特点是周期长，比如现在环境科学家要探讨的问题是“公元2000年后的地球状况”、“人类增长的极限”、“联合国世界的未来”。使人们着眼于将来，绝不能成为“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鼠目寸光的人。（4）重点研究能源结构变化带来的环境问题。（5）努力采用高新技术及应用技术可以开展诸如微宇宙技术研究、生物圈保护的研究等。

五要不断改进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的实施可以先易后难，量力而行。起初阶段多发展单项治理技术，如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处理，水中有机污染物的处理等，然后发展综合治理，实施无害工艺、用水闭路循环。如从废水→凝聚沉降→放流模式→深度水处理→洁净水。大气方面由烟尘转向二氧化硫，又转向氮氧化物；将来能源使用又将向煤转化，重新转向由煤燃烧而产生的污染物的控制；水污染方面将重点放在控制由氮、磷引起的富营养化及赤潮。在物理污染方面，主要是控制噪声、微波辐射和电子雾污染。国内外或地区性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的新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如美国的烟气脱硫研究、颗粒静电沉淀的预充电技术、废水应用于农田和水生物养殖场的技术；法国无废、无污染或少污染工艺技术。安徽提倡一只桶垃圾分类处理，建造卫生城市的方法；台湾高雄“化腐朽为神奇，创造有情天地”用建筑废土、中钢炉石，电飞灰填海造陆，用废物创造再生资源的“南星计划”技术。北京市倡导的用白色污染清理（废收塑料袋等）变废为宝制造油料技术；城市生活垃圾，焚化（化学）、填埋（物理）堆肥等技术。

总而言之，由于人类不断立足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环境管理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并留下了许多至今仍具有启迪意义的环境管理思想，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环境管理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环境管理思想正是在继承和发展前人的环境管理思想以及借鉴西方先进的环境管理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