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环境管理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与环境问题

一、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整个地球的环境系统中，人类社会是一个引起环境变化的强有力的因素，它比任何生物的活动对环境平衡的影响都大的多，深远得多；比任何自然变化更经常，更迅速地多方面干预着整个环境平衡。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1]深入探讨和研究中国共产党保护思想的内容体系和基本精神，首先必须考察这一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环境管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

1.国际背景及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全球的问题。全球环境状况总体上呈现不断恶化的趋势。环境问题己不限于局部或某一地域的界限，也不限于西方工业化国家。其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都必须用“全球性”来概括。毫不夸张地说，环境污染己遍及世界各个角落。

首先，环境影响日益国际化、全球化

环境问题往往具有双重性特征：一方面，它与一定的地域地理环境和生态系统相联系，表现出地域性、地方性的特征；另一方面，它又通过生态系统和地理联系的传递作用，具有跨区域性，甚至全球整体性、共同性的特征。不同性质的环境问题其双重特性的表现有所不同。根据其影响大小、范围以及治理的难易程度，环境问题可分为局部性、区域性和全球性三个层次。局部性环境问题通常限于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内部，地域性、地方性特征很强，而传递性较弱。因此，一般影响范围较小，影响程度较轻，比较容易控制或治理，如“三废”污染问题。而全球性环境问题则相反，地方性特征较弱，而传递性很强，其影响危及到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安全，关系着整个地球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且全球环境问题的影响一旦产生，人类控制或逆转就需要较长的时间，代价也十分高昂。如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和臭氧层破坏问题等。区域性环境问题的特点则介于二者之间，常常涉及污染物跨国界转移，如酸雨问题。近年来环境问题影响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主要表现在：污染物跨国远距离传输（如80年代初美、加边境的酸雨问题），对他国环境资产的非法侵害（如以正常贸易为掩护的有害和有毒废弃物的非法转移），对全球公共环境资产的破坏（如全球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海洋污染、生物多样性等）以及相邻国家间对资源拥有权与使用权的争夺（如中东地区的水资源之争以及美——墨、俄——日之间的渔业资源问题）等等。除此之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全球经济活动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国际资本流动和对外直接投资中，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发达国家将一些环境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逐渐转向环境管理标准较低、环境法制尚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环境污染在国家之间的合法转移，也是环境影响国际化、全球化趋势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总之，一个国家的环境状况和环境安全除决定于自身行为外，己经越来越多地受到周围国家以至整个外部世界行为的影响。或利害共担，精诚合作；或利害冲突，危机四伏。

其次，环境问题日益经济化、政治化

环境问题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相联系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问题表现为经济活动的外部成本。控制或治理环境问题就意味着付出相当于外部成本的经济代价。因此，环境问题具有明确的经济含义。而政治无论以怎样的面目出现，其最终目标也是维护经济利益，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最高形式。在环境影响日益国际化、全球化的背景下，环境问题日益经济化、政治化的趋势使得环境成为当代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一个相当活跃的因素。其主要表现有：

第一，国际环境管理技术开发空前活跃，世界环境管理产业迅猛发展。国际环境管理技术开发空前活跃，世界环境管理产业迅猛发展。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未来的环境需求也将日益提高，只有掌握先进环境管理技术，提供满足人们环境需求的商品或服务，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了抢占未来环境管理市场，各国纷纷投资开发环境管理新技术、新产品，促进本国环境管理产业的发展，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的积极推动力量。

第二，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规范环境的规则不断增多。为了保护本国环境及居民的健康免受其他国家产品的危害，或是在国际贸易中排挤污染型生产技术的应用，国际贸易中制定了与产品环境标准有关和与产品环境成本有关的两类环境规则，并出现了绿色标志制度，以及ISO14000环境管理标准系列。环境规则一方面激励各国提高产品品质，减少生产过程的环境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内环境标准的差距，环境规则可能成为以环境为借口，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保护本国生产者，谋求经济利益的一种新型贸易壁垒，称为环境壁垒。

第三，与环境挂钩的资金援助或经济制裁不断增多。一方面，尽管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移义务的履行还远不够充分，但联合国机构、国际金融组织及有关发达国家，己经越来越多地将投资重点及官方发展援助（ODA）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相联系。国际资本流动中还出现了债务与自然交换的新尝试，即以债权国对债务国债务的减免换取与债务国在保护自然环境方面的协议；另一方面，在国际环境公约或协定中，如《关于臭氧层耗损的蒙特利尔协议》，已经出现了针对违反公约成员国具有经济制裁性质的贸易条款。这种从正、反两个方面将经济手段应用于国际环境关系之中的趋势日渐明显。

第四，以环境问题为由对他国施加政治影响的情况屡见不鲜。环境问题不仅可以成为某些国家谋求经济利益的工具，也可以作为施加国际政治影响的借口和掩护。例如，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为了遏制中国的快速发展，一再散布中国威胁论，起初是经济威胁论、政治威胁论、军事威胁论，而后提出“下个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粮食威胁论和环境威胁论。相比前者，以环境问题为借口更能蒙蔽视听，但其施加政治影响的用意是完全一致的。

再次，国际间环境关系日益制度化、法律化

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协调并处理好国家间环境——经济——政治的复杂关系，避免因环境问题引发国际经济和政治冲突，就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构架。随着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协调国际环境关系的制度构架也在不断完善之中。根据其性质和对环境关系的约束力不同，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一是国际环境法规奠定了国际环境关系的法律基础。制定各国共同认可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是协调国际环境关系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据统计，迄今为止，已达成的全球性宣言、议程、条约、协议或规则等法律文件近400多件，地区性国家集团以及国家之间的环境文件更难以计数。国际环境法规可以起到事前规范和指导各国环境行为，事后调解和仲裁国际纠纷的作用。通常，国际环境法律法规是有关国家经过艰苦谈判而在发展与保护、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现实性与可能性等诸多矛盾中相互妥协的产物。

二是国际会议充当了国际环境关系的论坛。近年来，大量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或与之相关的国际会议频繁召开，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各界专家、学者提供了探讨问题、发表见解的论坛。尽管它并不具有法规的强制约束力，但论坛具有对话、辩论、宣传、教育等方面的广泛影响力，其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不可忽视。

三是国际组织建设强化了国际环境关系的组织结构。近年来，有关环境管理及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组织大量涌现，不仅包括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如UNEP）、各国政府环境管理机构等官方组织，也包括大量非政府组织或学术研究机构。这些国际组织通过组织各类环境管理活动、实施行动计划、培训会员、定期召开会议、发行出版物等方式，在协调全球可持续发展行为，促进国际合作研究、信息传播与交流以及大众参与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多边和双边的国际援助为制度构架提供了融资渠道和经费来源。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所需资金来源是国际环境关系的中心问题之一，开辟融资渠道，建立资金机制是制度构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目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银行等国际援助和金融机构己将环境管理及可持续发展列为优先领域，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也多与此相关，由此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多边或双边的环境管理基金。

最后，国际环境管理思潮的兴起和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度和深度向自然界进军。在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念的支配下，人类在创造辉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引发了全球性的危机，环境问题己经威胁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正如著名历史学家A·汤因比所说：“人类通过求生走向毁灭。”因此，人类开始重新审视和深刻反思自己所走过的漫长道路。

20世纪中叶，随着震惊世界的多起环境公害事件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首先出现，一向为经济增长而欢欣鼓舞的人们突然感到全球资源环境危机的到来，于是环境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首先在是发达国家，继而是在世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管理运动。这场运动在20多年的时间里形成了两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发生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以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为标志。1962年，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作家、诗人卡逊出版了一本在世界环境管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通俗读物《寂静的春天》。该书以鸟儿歌唱象征繁荣的春天为主题，揭示了为追求利润而滥用农药和杀虫剂对人类的危害，指出了环境的污染，最终威胁人类的生存。该书的出版促进了群众性热爱自然、保护环境运动的兴起。60年代末期，美国、德国和挪威等一些西方学者成立了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资源环境及人类未来发展的研究报告。其中以梅多斯（D.Meadows）等为代表的“悲观主义”，宣扬“极限增长论”的观点；而以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en）等为代表的“乐观主义”，则主张“无极限增长论”。这场由学术界掀起的大辩论，其深远影响早已大大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畴。它不仅唤起全球范围内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热切关注，还促使环境问题首次摆上了国际社会的议事日程。1972年6月，第一次世界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共有113个国家及地区和有关群众团体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并共同考虑和协商日益加剧的环境恶化对我们脆弱的地球之未来的影响。会议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第一次在社会和经济目标之外，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将保护环境列为人类的行为目标，提出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应该遵循的有关人类环境问题的26条原则，从道德角度强调人类负有保护和改善世界环境的庄严责任。斯德哥尔摩会议首次开启了国际社会环境问题的对话、讨论和合作之门，促成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成立。

第二次高潮发生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以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为标志。进入80年代之后，尽管人类对环境与发展的认识和实践都有飞跃，一些发达国家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就全球而言，环境与生态的危机日趋强烈。1983年，环境问题再次摆上了联合国大会的议事日程，成立了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WECD）。该委员会在1987年发表了著名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报告以丰富的资料论述当今世界环境与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人类社会从根本上克服这些危机的唯一可行途径是实施可持续发展，并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主要问题和行动方略。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理论一经提出，即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将世界环境管理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1992年6月，以“世界环境和发展”为主题，旨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实施的第二次世界人类环境会议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举行。全球100多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了会议，就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达成了广泛的共识，通过和签署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宣言》强调环境管理是发展进程中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要求各国、社会各关键阶层和广大社会公众积极合作，建立一种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并提出了今后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指导原则。《议程》作为一个广泛的行动计划，主要体现在生活质量的提高、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全球公共财富的保护、人类住区的管理、废物管理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第6个主题上，里约会议使环境问题登上了全球议程的最高位置，普遍提高了全球环境意识，使可持续发展概念和理论更广泛地为公众接受。

由于环境问题成为国际性问题，并与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交织在一起以及环境管理成为世界性潮流，必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环境管理工作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环境管理。可以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环境管理思想正是在对国际形势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环境问题成为国际性问题，并与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交织在一起以及环境管理成为世界性潮流，是中国共产党环境管理思想产生的国际条件。

2.国内背景及现状

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尽管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随之也出现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严重问题，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党和政府领导人就如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路进行了深入持久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环境管理思想就是在这种国内背景下产生的。

首先，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能够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高的阶段出现环境相对稳定下的经济快速增长，确实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必须指出，所谓环境相对稳定，是相对于环境质量较差的70年代末而言的。它只表明最近20多年环境总体上没有出现明显恶化，而绝没有环境状况己经不错的含义。由于具体国情的特点和历史的原因，目前我国的环境状况不容乐观，环境问题依然突出，环境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全国污染物排放总量还很大，污染程度仍处在相当高的水平，一些地区的环境质量仍在恶化。生态恶化加剧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部分地区生态破坏的程度还在加剧。2004年3月24日，《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计划》指出了我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主要如下：(www.chuimin.cn)

一是环境污染严重

第一，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仍处于较高水平。2001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1948万吨，烟尘排放量1059万吨，远远高于环境承载能力。常规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的任务还未完成，机动车尾气污染、农村水源污染、有毒有害有机污染等问题日渐突出。2007年，《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指出：淮河、海河、辽河、太湖、巢湖、滇池（以下简称“三河三湖”）等重点流域和区域的治理任务只完成计划目标的6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环境污染严重。因此，虽然我国的环境管理和环境保护已经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但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第二，水环境污染相当严重。2001年，七大水系干流中154个控段面中，I——III水质段面只占50.6%，IV类占20.6%，V类或劣V类占23.4%；^[2]城市河段污染突出。各大淡水湖泊和城市湖泊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一些湖泊呈富营养化状态。沿海河口地区和城市附近海域污染严重，赤潮发生频次增加，面积扩大。目前，全国70%以上的河流湖泊遭到不同程度污染，COD排放总量水平高于环境承受能力的40%左右。2004年中国水资源公报显示：河流水质在13万公里评价河流中，Ⅰ类水河长占6.3%，Ⅱ类氺河长占27.2%，Ⅲ类水河长占29.5%，IV类水河长占12.8%，V类水河长占6.0%，劣类水河长占21.8%，全年符合和优于Ⅲ类水的河长占总评价河流的59.4%。在评价的50个湖泊中，水质符合和优于Ⅲ类水的湖泊有18个，部分水体受到污染的13个，水污染严重的19个。对49个湖泊的营养状况进行评价，17个湖泊处于中营养状态，32个处于富营养状态。而2006年监测数据表明，我国主要江河均遭受不同程度污染，长江、黄河、淮河等七大水系的408个水质监测断面中，有46%的断面满足国家地表水Ⅲ类标准；28%的断面为Ⅳ～Ⅴ类水质；超过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占26%。全国近岸海域288个海水水质监测点中，达到国家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监测点占67.7%；三类海水占8.0%；四类、劣四类海水占24.3%。全国海域未达到清洁水质标准的面积约14.9万平方公里，其中，严重污染海域面积约为2.9万平方公里。四大海区近岸海域有机物和无机磷浓度明显上升，无机氮全部超标，渤海、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等经济发达地区近岸水域污染情况尤为严重，水域污染事故频繁。

第三，城市空气质量处于较重的污染水平。2001年，开展监测的341个城市中，只有114个城市超过国家空气环境质量二级标准，占统计城市数的36.4%，114个城市空气质量为三级，113个城市空气质量劣于三级，占33.4%，处于中度或严重污染状态。区域性酸雨污染严重。在监测的274个城市中，出现酸雨的161个，占58.8%酸雨控制区109个城市，98个城市降水出现酸雨，占酸雨控制区城市的91.6%，酸雨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0%，是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

第四，城市生活垃圾和固体废物污染日益突出。固体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低目前成为社会一大公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大多土法上马，简易掩埋，臭气熏天以及渗透造成地表水污染引发环境污染纠纷事件时有发生。城市垃圾年产生量每年8%的速度递增，1999年已达1.4亿吨，仅少数经过无害化处理，垃圾围城现象比较普遍，二次污染严重。塑料包装物和农膜所导致的“白色污染”问题十分突出。2001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8.87亿吨，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2893.3万吨，对环境和人民健康造成极大威胁。2006年，《湖南环境公报》披露：湖南累积堆存的工业危险废物已达400万吨，每年还在以10吨的速度增加。工业废弃物中有害有毒物质可造成方圆几公里地下水的潜在污染。全省每年约产生3万吨医疗废物，其安全处置一直未能妥善解决，有的放射性废源监管不力，废弃物管理失控，公共安全隐患严重。

第五，城市噪声扰民较为普遍。2001年，在开展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的273个城市中，有9.5%的属于重度污染，16.5%的城市处于中度污染水平，48.7%属于轻度污染；在开展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的176个城市中，有6.3%的城市污染较重，49.4%的城市属于中度污染，33.0%的属于轻度污染。^[3]在现在社会中，城市噪声对于居民的干扰和危害日益严重，已经成为城市环境的一大公害。城市噪声主要有四类：一是交通噪声，主要是机动车辆、飞机、火车和轮船的噪声。这些噪声的噪声源是流动的，影响面较广。二是工业噪声，主要是工厂车间动力机械设备等辐射的噪声。三是建筑施工噪声，主要是城市内建筑施工现场的噪声。四是社会生活噪声，包括群众集会、文娱宣传活动、人声喧闹、家用电器（如收音机、电视机、洗衣机、空调机）等所产生的噪声。

第六，核安全与辐射环境安全监管任务繁重。我国核电设施具有堆型多、技术来源国别多、建设地点人口稠密等特点，部分研究型核反应堆设备老化，超期服役；民用辐射源量多面广，电磁辐射源增加迅速。确保核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和退役核设施及放射性废物安全处置的压力很大。2008年3月，环境保护部召开全国核与辐射安全监管工作会议指出，未来一段时期的核与辐射安全工作面临着十大严峻挑战：一是要保证在役核设施运行安全；二是要确保新建核电厂建造质量得到有效控制；三是在核电发展的宏观决策中，既要把握节奏，又要积极稳妥促进核电发展；四是要积极推动放射性污染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五是要确保核安全设备监管条例的顺利实施，加强核设备监督；六是要进一步加强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安全监管；七是要切实做好核与辐射事故和恐怖袭击事件的应急准备和响应工作；八是要完善核与辐射安全法规标准；九是要大力加强监管机构和队伍建设；十是要推进信息公开和公众宣传。

二是生态系统日益恶化

第一，土地退化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67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38%，平均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1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62万平方公里，并且每年还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扬尘、浮尘和沙尘暴频繁发生。全国森林面积1.59亿公顷，人均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8，乱砍滥伐现象仍屡禁不止；草地退化、沙化和碱化的面积则高达1.35亿公顷，约占草地总面积的1/3，并且每年还在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农业自然灾害加剧，受灾面积由50年代每年1000－2000万公顷发展到90年代3000－5000万公顷。

第二，水生态系统失衡。旱涝灾害频发，河流断流现象加剧，不少湖泊萎缩，天然绿洲消失，现有水库蓄水量减少。湿地破坏严重。一些地区由于严重超采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形成大面积漏斗区。

第三，农村生态恶化现象日渐突出。己有1.5亿亩农田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畜禽粪便、水产养殖和不合理使用农药、化肥污染加重，农产品质量安全不容忽视。乡镇企业污染较为普遍，小城镇环境管理基础设施缺乏，农村饮用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第四，生物多样性锐减。野生动植物丰富区面积不断减少，栖息地环境恶化，乱捕滥猎和乱挖滥采现象屡禁不止，野生动植物数量和种类骤减，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有害外来物种入境增加，生物安全面临威胁。

其次，自然生态环境相当脆弱

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生态环境类型复杂多样，区域差异明显。这一方面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条件，但同时也给发展带来了许多限制因素，不少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系统脆弱，开发利用不当，极易造成环境退化。

从地形条件看，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丘陵和高原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5%，境内高山面积比重超过任何其他人口大国。山区面积大，成为扩展农业用地的巨大障碍。中国地势西高东低，从平均海拔50米以下的东部平原，逐级上升到西北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如此众多的山地和高岭，在重力梯度、水力梯度以及阻隔作用下，容易造成水土流失。以黄土高原为例，在缺乏植被的情况下，地面坡度超过2－3度便会发生水力冲刷现象，5－6度或7－8度以上细沟侵蚀普遍出现，坡度越大，水土流失愈严重，在25－35度的坡度就会发生非常严重的水土流失。据专家们对黄土高原的自然侵蚀和加速侵蚀的研究，自然作用占总产沙量的70%左右。

从气候条件看，中国大部分地区属于大陆性气候，夏季季风和台风、冬季西伯利亚冷空气影响强烈。由于季风环流的不稳定，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年际变化量大，旱涝、寒潮等自然灾害频繁。

从土地资源条件看，中国土地面积虽广阔，但山地、草地多，平原、可耕地、林地少。按现有的技术条件，约有1/3的土地是难以被利用的沙漠、戈壁、沙川、石山、高寒荒漠等，再加上水土资源配置欠佳和人均占有资源的长期贫乏，极易造成对有限的可利用资源的高强度开发与大量的不合理使用。

从水资源条件看，中国是一个水资源贫乏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只有271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分布也不均匀。南方水资源丰富，北方贫乏。水资源与土地和矿产资源的组合不协调。据统计，淮河及淮河以北的黑龙江、海滦河、黄河以及内陆河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64%，耕地面积占全国62%，而河川径流量只占全国的19%。淮河以南的长江、珠江、浙闽台和西南诸河流域，耕地面积占全国的38%，水资源量却占全国的81%。如果按已经探明的49种主要矿产资源潜在价值计算，华北地区约占全国的41%，而水资源量却不到全国的5%。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水资源占全国的43%，而矿产资源仅占全国的10%左右。^[4]水资源的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土地矿产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且在使用过程中也易于造成生态环境的退化。例如，北方干旱地区荒地的开垦就容易引起土壤的沙漠化。

最后，社会发展中的环境问题

环境管理和经济发展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不顾环境管理，盲目发展经济，带来的是为恢复环境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注重环境管理，走清洁生产之路，带来的是长期的经济效益。这样的实例，在国内外数不胜数。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环境管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既涉及环境管理，也涉及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环境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问题。自然环境，一方面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另一方面又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处于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又面临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国内日益加剧的自然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的恶化。我国人口众多，虽然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但是人均数量少，加上长期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给资源和环境造成巨大的损害。改革开放以来，从原有经济体制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生产力迸发出空前的活力，使中国经济步入一个较快发展的阶段。同时，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生态环境脆弱与经济快速增长之间的矛盾不断加速，环境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显现出来。

目前，我国正处于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环境管理工作显得更加重要。一方面，市场经济为环境管理事业带来更大的活力，促进和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环境保护事业的加强又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这种保障功能体现为：第一是为市场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社会生产力、环境资源等方面提供保障；二是对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环境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三是约束和限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无序现象；四是对市场经济进行正确的导向，使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加注重社会效益，推动社会的进步，保证经济建设沿着健康、协调的道路前进。

今后，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对环境的保护的难度也会加大。要实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达到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我们既没有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容量，也没有发达国家所拥有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不可能拿出更多的资金来保护环境、开发资源（目前，我国环境治理费占GNP的0.7%）。这就要求我们不能走某些发达国家走过的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要实行环境管理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并且把环境管理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中国面临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不仅来自内部压力，而且来自国际社会的外部压力。目前，中国参与并签署的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多边国际条约和协定共有7个，如《生物多样性公约》，控制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以及《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这意味着在大力治理国内环境问题的同时，中国还必须承担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当今国际关系中，许多看似环境问题的谈判，实质是经济、政治实力的较量；看似科学问题的争论，实质是对经济、政治利益的关注；看似是对全球利益的维护，实质是为一己私利的争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将越来越大。

面对国内严峻的环境状况和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问题，中国如何权衡经济发展与环境管理的关系，如何协调治理国内环境问题与承担国际义务之间的矛盾，如何既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又积极有效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在争取国际支持的同时维护国家根本利益，所有这些，都是党和政府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战略时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总之，正是由于我国生态环境日趋严重，自然生态环境相当脆弱，环境管理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我们的党和政府才对环境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对环境管理的战略意义、对策措施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