肠胃引发的革命：新文学的历史场域和命名

——以《海鲜啊海鲜，怎么那么鲜啊》为例谈须一瓜小说中的底层叙事

21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作家当中，须一瓜的小说叙事总是显得有些别出心裁：她总是能将别人看起来比较一般的故事讲得不同寻常，显见她一贯的对于现实真实之外的别样真实的追求。关于这一点，此前的《淡绿色的月亮》、《蛇宫》、《太阳黑子》是不错的例证，新近刊发在2010年第6期《小说界》上的小说《海鲜啊海鲜，怎么那么鲜啊》更是典型。只是，在前后大体的相似之中，深入分析，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这篇小说的写作，似乎显示了须一瓜叙事中近来悄然发生的一些变化。缘此，以该作品为分析对象，审读其中的叙事构成，对于理解须一瓜的小说写作并及整个底层文学的叙事状况自然也便应该有一定的意义。

谈到小说到底应该讲些什么的时候，须一瓜曾经说：“从概念上说，我的职业要求表述最新鲜的真实，生活的真实，社会的真实，我们置身其间的世界万花筒一般的真实。这样的真，采访多了，看多了，就会感到在它们的表皮下、真皮下、皮下组织、肌肉下、骨头下，甚至骨髓后面，还有一种真……我认为它们是更有价值的东西。”^[1]表现生活、社会表皮之下的另一种真，须一瓜的话，清楚地说明了她的写作在内容设置上的追求，据此审读，《海鲜啊海鲜》这篇小说的独特之处也便骤然呈现。

小说以一个名叫小陶的小保姆为主要的描述对象，着重表现雇主和保姆之间所发生的种种冲突和矛盾。客观地讲，21世纪之后，随着农民工问题的凸显及底层文学的逐渐时尚，这类通过保姆和雇主之间关系的描写而反映乡村和城市、生活中的中上层和底层冲突的小说写作，可以说屡见不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篇小说的叙事构成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如何通过保姆和雇主关系的描写而对人和人之间的冲突进行表现之时，在叙述对于对象的切入角度上，须一瓜的表现可以说真的有点别具匠心。

她选择了从一个女孩对于海鲜的特殊嗜好入手而刻画人物和表现主题。故事主人公小陶从山区来到城市打工，她先是在小巷深处为一丝海鲜的香味所诱惑，而后诱惑又被一位老乡保姆的讲述所正面催化，又为和二哥夫妇在菜市场买海鲜的伤害所反面刺激，由此，有没有海鲜吃，也便成了她选择和辞去保姆工作的标准和理由，她和雇主“东北米”一家的冲突即因此而发生。

仔细分析，这种表现可以说自有其反映现实生活本自庸常普通的一面，无论故事主人公对于海鲜有何等特殊的嗜好，但是海鲜的问题，说到底也还是吃的问题，是和人的身体有关的形而下的问题，所以，在保姆小陶由此而引发的种种行为中，其所体现出的人性内涵，也便更多是一个孩子或女性的庸常生活内容：好吃，馋嘴，并因此而将一个人的聪明和精力集中于为了满足口舌之欲的种种小算计甚或撒谎之上。小陶人物形象的刻画，因此也不尽是为人同情或一派的通亮光明，相反，长得黑、丑不说，而且贪吃、马虎、分神、糊里糊涂却又自以为是，痴迷电视而不专心工作，失误连连却不思悔改，还变着法儿地和房东顶嘴、斗智斗勇，整个的就是一个懵懂、愚顽甚至可以说劣迹斑斑的“二百五”。

不过，在反映其如此庸常普通的一面之外，在人物与海鲜关系的处置当中，须一瓜又将故事主人公对于海鲜的喜好给予了认知层面的形而上提升，让它在一般的食欲之外，提升成为底层人物平等做人权利甚或幸福生活的某种象征。

在小说的叙述之中，作者首先借助叙述者的口吻告诉读者，“海鲜生活”其实就是小陶所理解的幸福概念的基本内涵。为了表达这样的理解，须一瓜不仅拟制了《海鲜啊海鲜，怎么那么鲜啊》——这个能够标示小说人物内心本真欲求的抒情句式，而且在正文中的许多地方，反复用“颤栗兴奋。她深深呼吸着，拳头紧握”、“鲜香万里啊”、“那个鲜啊——”、“又一丝海鲜味飘过，小陶的鼻子立刻追捕这个气息，肚子里交响沸腾”等词语或句子，呼应标题同时也具体印证她的认知，让读者明白在一个小保姆的意识当中，拥有“海鲜生活”真的就是她的理想，就是她的幸福生活。

小陶的幸福自然不怎么高雅，如果作者将故事人物的幸福欲求仅仅停留于这种口舌之欲的表现的话，这篇小说在立意上自然也便没有什么让人可特别谈论的必要。但是，进一步阅读，读者可以发现，对于“海鲜生活”的向往，不仅是保姆小陶真实的嗜好或口舌之欲，而且更是她对于自己希望和别人一般的做人权利的一种诉求。为这样的诉求所内在支配，在关于“海鲜生活”的段落里，读者看到在给第一个东家做保姆时，因为这家的老人和孩子都有海鲜过敏症，所以虽然感觉那家人还不错，但在强忍了两个月后，小陶却还是决绝地辞工走人。而后来再找东家时，当人家问她的想法要求之时，小陶更是不怕因为留下不好的印象而被拒绝，开口就问“你家吃不吃海鲜”。她之所以最终选择在“东北米”一家做保姆，首先的因素也在于“男女东家都爱吃海鲜，好像也有这个实力”。

非常明显，原本比较简单的问题——一种由人的肠胃所产生的物质生活的追求，在须一瓜的叙事里，因为刻意的强化，事实上也便被扩大或者说提升了，成了一种从乡村来到城市的底层打工者对于自己生活或尊严做人权利的诉求表现。在论及小说创作不同于新闻报道的基本功能时，陈思和先生曾经指出：“在当前新闻报道普及的情况下，短篇小说的艺术功能不在于用另一种笔墨重复《南方周末》版上的新闻信息，它关心的是，通过事件的叙述如何透视出人性的内涵以及人在面对事件时所显现的精神的向度。”^[2]是的，“通过事件的叙述如何透视出人性的内涵以及人在面对事件时所显现的精神的向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正是在这一点上，读者能够体会到须一瓜在对底层表现时和许多作家的区别：她能够把这些看起来简单、普通的吃穿衣住的琐碎描写，提升到对于人性或人物的精神世界的逼视之上。

换一个人，若是一个中上阶层人家的孩子，小陶想过一种“海鲜生活”的愿望，也许是一种非常容易满足的愿望，但是这种一般而言的普通，因为小说所设定的特殊语境，因为小陶作为保姆的现实身份，所以在小说特定的语境里，我们看到自然也便不被其中的人们所理解。

一个给人打工的小保姆，居然还要求东家能满足让她吃海鲜的要求，比对身边的现实，这样的要求自然有点可笑和过分，所以其为人一次一次所否决，也便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她问人家“你家吃不吃海鲜？”而人家的反应则是“傻了半天，说，呃……吃啊……”“结果，小陶还没有上任，人家就炒了她，说，哪里能要专门挑海鲜吃的保姆啊。”“东北米”一家已经很理想了，男女都爱吃海鲜，而且也有实力，但是当小陶表现出对于海鲜的特殊嗜好之时，他们还是给予了各种各样的否定：先是告诉小陶，他们是将海鲜当补品当药用的，不让她吃；而后又给她夹菜，控制她吃；给她吃他们应酬时吃剩的海鲜，应付她；而且话里话外，调侃讽刺，不断给她难堪。

一方面是一种人自然、真实愿望的表达，另一方面却是另外一种人对这自然、真实的愿望不以为然或者不予认可，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冲突——具体点说保姆小陶和东家“东北米”一家的冲突——也便不断发生：先是为吃，后来是为看电视，最后为狗，为因狗而起的抹眼霜事故，终而至于冲突不可收拾，小陶拂袖而去。

这诸多的冲突，表面看起来似乎只是一些形而下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然而正如抹眼霜事前的发生，让小陶突然明白了她和东家之间存在的实质差异：“小陶愣怔着，呆若木鸡。她似乎难以置信东家的话，一半是狐疑，怀疑自己听错，怀疑东家诈她，还有一半是愤怒。最后愤怒占了上风，三千二！三千二！我四个月的工资，等于她一鼻屎大的眼霜！”其所体现的，其实却正是目前我们生活中因为收益的不同而导致的人和人之间反差极大的不公平。

福柯说，话语由权力控制同时也显现权力；梅洛·庞蒂也以为，人的身体并及因身体引发的各种感知即是一种特殊的话语，在深层的意义上，其也显现着现实中人和人之间真实的权力关系。据此，小保姆小陶由肠胃对于海鲜的欲求所代表的各种生活欲求——如看电视、表达不满、对于小狗端午喜爱的争夺，等等，事实上也便都可以看作是她不自觉地对于平等做人权利的种种表达。读者借此也可以发现，随着生活的发展现实中底层民众相应发展着的权利要求，同时也深刻地体会到这些要求在其被真实表达之时所遭遇到的种种的阻遏和困难：一般人不能理解，东家不能理解，就是她的哥哥和嫂子，其实又何尝能够理解呢？所以真实的情况也许即如小说所交代，小陶是撒谎、抵赖，变着法儿寻求着各种尊严和权利；但是在另一阶层的东家们看来，小陶们算什么东西！她们怎么能要求和房东一样呢？无论你们自己怎么自以为是，但是，“那城中村，人臭狗脏的……”所以，他们对于小陶内心是难以真正体察的。

愿望的表达和表达的不被重视，忽视和强调，压抑和反抗，侮辱和斗争……《海鲜啊海鲜》这篇小说的故事结构甚至叙述张力即此而产生，而隐匿于其中的现实社会中人与人——特别是底层与中上层——之间真实的权利关系也便由此而得以充分表达。

陈思和先生曾认为新世纪文学的一个具有时代性意义的重要特点，就是文学“能够直接面对当下的社会生活，把社会变动在底层所掀起的波澜展示出来”^[3]。这话说得非常到位，须一瓜的写作可以说即是这种认知的具体体现。

在此前的写作之中，读者可以发现，在处理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层级冲突之时，因为曾经的律师和法制记者经历，须一瓜往往喜欢将其极端化为某种暴力性事件，并由此演化出恶性案件般的结局，如《蛇宫》中“那人”的抢劫银行，《雨把烟打湿了》中蔡水清的激情杀人，《第三棵树是和平》中孙素宝的杀夫碎尸，《毛毛雨飘在没有记忆的地方》中章利璇的杀害警察，等等。这种极端化的处置，毋庸讳言，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日益严峻的阶层分化现实所诱导的因素，所以它无疑有着某种民间代言的意味——许多老百姓被欺辱但是却无法求得公正，走投无路或者呼告无应的时候，他们中有人也便真的希望用这种简单而且极端的抢劫和杀人解决问题。不过，这种极端化的处置，感觉痛快明了但是却对问题的解决没有更多的建设意义，而且细加考辨，这样的冲突的极端化处理，因为作者的正义立场并及道德取向的模糊，所以往往极易迎合读者感官、肤浅的期待视野，混淆现实事件和小说故事的区别，从而形成某种炫奇媚俗的罪案或社会杂闻的简单转述或复写效果。(www.chuimin.cn)

现代小说大师昆德拉曾讲：“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对我们整个生活的包围与深入，媚俗成为我们日常的美学观与道德。”^[4]在这样的现实中，他以为：“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5]。而要如此，小说的写作便自然不能停留于社会杂闻和罪案故事的简单转写，相反，它应该通过加强作者主体的理性审视强度和叙事的创造意味而使生活的转述或简单复写成为一种完全文学化的“个人性的重写”。

须一瓜是极为聪明的作家，从《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等作品开始，她的小说写作渐渐从人物精神单向度的开掘，丰富而成不同人物精神的影响或对话的复调叙述设置。小偷粽子图谋不轨，意欲窃取席老太婆的“宝刀”但是却为席老太婆的革命经历所影响，结果卑劣的意识和人生的感动相融合，他的心中也便产生了此前不曾预想到的“眩晕”和纠结，小说因此在展示一个打工仔如何在现实困境的逼迫下开始犯罪的精神历程之外，又将粽子一家的贫困与苦难、夭夭九以“利益再调整”为他们的盗窃行为所做的自我辩护、他们和老太婆一起对“革命”的神往，以及老太婆以老革命的身份所发出的“让大家都有好的生活吧”的呼吁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小说以自己的方式对于社会分化的严峻现实进行精神批判的独特美学效果。

变冲突而为人物之间自觉不自觉谋求和尝试的对话，消弭极端的对立所带来的小说故事的血腥消极意味，从而以一种更积极也更健康的心理参与到当下社会人性的建构工程，须一瓜近年来的小说在叙事中因此也便派生了某种明显的温情格调。

在评价《太阳黑子》一书的时候，李敬泽先生以为：“须一瓜肯定是对人性抱有希望的，这种希望常常在她的笔下用一种感伤的、浪漫的调子写出来，她很喜欢写天真的、有点“傻”的女孩子，不光这个小说里，其他小说里也有，她很多小说里那个代表人性之美的人，那个给我们希望的东西，常常要通过天真的女孩子，大女孩或者小女孩来表现。这确实很好，我们确实感到了温暖和希望，但是我们也常常感觉到悲凉”^[6]。

这样的情况其实更典型地表现于《海鲜啊海鲜，怎么那么鲜啊》一文中。在这篇小说里，故事的主人公小陶就是一个自以为是、自作聪明但实际上却极其天真且有点“傻”的女孩。她贪吃，贪玩，虚荣，爱撒谎，爱使小性子，但却善良，质朴，勤快，可爱，所以她身上虽然有着种种的缺点，甚至可以说“劣迹斑斑”，但是她却依然让人喜爱，让房东“东北米”一家在她出走之后对她怀念不已。换句话说，这个人物虽然自身素养极为有限，而且在环境的逼迫下产生了许多新的缺陷，但是总体而言，生活的污泥浊水并不足以泯灭她身上的人性的光辉，她所表现出的善良、纯真依然是小说中让读者备感温馨和希望的内容。

而且更为温馨和让人产生希望的是，为了体现这种人物之间因为冲突的消失或和解而产生的温馨和希望，在小说的叙述当中，须一瓜有意识地设计了一种双向的故事讲述视角：一面是房东夫妇的眼光，他们的追忆，先是列举小陶的种种不是，但是慢慢地，列举成为止不住的怀念，小陶种种的好也便于字里行间徐徐出现；另一面是小陶的眼光，她的自责，她先是给自己辩解，但是慢慢地，辩解成了理解，最后理解之中也便对自己的不是有了一些明晰。因为内心深处双方这样不断的靠近，所以虽然在故事的结尾，房东夫妇依旧悄然无觉地喟叹、牵挂于自己的房间，而小陶则眼巴巴地等待、幻想于他们的门外，但是读者还是有理由相信，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门迟早是会打开的，重逢的喜悦也完全是可以期待的。

尖锐的冲突软化而成相互的体谅，保姆小陶因为肠胃引发的革命由此悄然得以化解。冲突—冲突的爆发—爆发之后悄悄然的冲突的慢慢化解，在如此这般的叙述思路之中，读者可以体会到作者须一瓜的苦心或叙述所附着的自身的道德：随着利益的分化，现实生活中不同阶层之间人们的冲突日益升级，药家鑫杀人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缘此，我们的文学便应该自觉承担某种社会职责，呼吁体谅和理解，让人们通过自我的主动调整而最终能够彼此走近。

是的，逼近人们生存的“现实”，并且由此尽可能地发挥小说的现实作用，事实上，从《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和《太阳黑子》等作品的写作开始，须一瓜便已然在她的叙事中尝试通过人物内心的主动调节而减少相互冲突特别是冲突极端化发展的可能。这种尝试使她的写作不仅因此和时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取向之间具有了某种价值取向上的一致，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和体现了现实中大众意识中普遍的冲突处理原则，上上下下的关照或体谅，她的小说愈来愈为各种媒体所接受和推崇，其实也便不难理解了。

但是，这种体现大众或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在某种意义上，其与文学自身的美学价值强调之间却存在些许的冲突。作为人的一种特殊的精神创造，文学更多地因其显在的现实批判性和形式的创造意味而体现人文和审美的意义，而据此考察须一瓜以《海鲜啊海鲜》为代表的近期创作，人们在可理解的温情建构之中也能够感觉到她对于故事的某种诗意化处理所导致的现实矛盾的简单化处理趋向。保姆小陶和房东夫妇之间的冲突原本内含更为丰富和深层的人性故事，小说叙事的真正内容也在于建构超越具体故事或现实事件的内在或深层结构而非普泛道德或温情的书写，但在这一关键的环节，诚如一位评论者所言：“须一瓜对生存困境的精神逼问具有突出的‘现实感’，她对社会困境和伦理困境中的人们精神状态的揭示也有着相当的深度。但在另一方面，我总有着不甚满足的感觉。这是因为，文学作品在揭示人们的精神与生存困境方面应该具有足够的“现实感”的同时，还应该对“现实”有所超越，这才是决定着文学具有持久或永恒魅力的重要方面”^[7]。

距离太近的现实审视，并及作家一厢情愿地为人物所进行的代言，用心原本是很好的，但是这还不够，小说的写作以虚构为其内核，本质上就表明了在对具体的故事进行讲述的时候，作者还应该对故事进行视野更为宽阔的超越性审视，具体地讲就是将故事主人公个体的故事和更多人的故事联系在一起，把一个人的故事尽可能地改编成人类整体的故事，通过对于故事内含的深层人性结构或形式的审读和呈现，表现更富有冲击力的艺术内容。为此，可以讲，须一瓜已经给了我们独特和惊喜，但她还需进一步跳跃，还需有意识地对自己的潜力不断开掘，促使自己从一名有特色的通俗作家逐渐转化而成一名丰富而又独特的伟大作家。

[1] 须一瓜：《我在建造我所认识的世界》，见《小说选刊》2004年第9期。

[2] 陈思和：《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纪实文学·主编感言（代总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3] 陈思和：《草心集》，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241页。

[4]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59页。

[5] 同上书，第4页。

[6] 李敬泽：《一部好看又有力量的小说》，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0年6月24日18：23。

[7] 何言宏：《重新逼近我们的现实——须一瓜论》，见《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