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底层写作的不足与新文学传统之于当下的意义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此外还有底层写作的跟风现象，道德化强制，模式化和商业渗透等等。当下的底层写作和新文学传统的底层表现之间存在着太多的联系，依照上述的观点，由此进入，我们也许真的能够通过一种重新关照和梳理新文学传统的有效渠道，从而借助于现实的力量，推动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

作为一种极富意味的写作现象，中国当下的底层写作于2002年零星出现，代表作品有刘庆邦的《神木》、林白的《万物花开》等；2004年，“底层写作”作为一种异质性叙述渐渐浮出水面；2005年，“底层写作”和底层关注逐渐成为一种时尚的话题；2005年底的时候，“底层”一词已然成为中国文学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这一时期，底层生活的表现业已成为一种热门时尚的写作，作品层出不穷——如《蚂蚁上树》、《肾源》、《亲爱的深圳》、《那儿》、《太平狗》、《命案高悬》、《大嫂谣》等；作家纷至沓来——如马秋芬、曹征路、陈应松、罗伟章、温亚军、吴君、鲁敏，等等。伴随着写作实践如此这般的发展进程，理论批评界对它的关注也逐渐加强，2005年之后，《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和北京大学等刊物和学术研究机构曾先后对于底层写作现象进行研讨，各种理论批评刊物更是趋之若鹜，大有不谈底层免进来之势。

这样一种热潮的形成，当然有它存在的合理原由。在谈及当下的底层写作之时，学者陈福民曾说：“正是这种看似粗糙、观念化的写作，在前述文学娱乐的歌舞升平中，为人的文学和时代的文学保留了最后一点尊严，也为当下和未来的历史理解提供了一种伟大的注脚”^[10]。论者李云雷也评论说，当下的底层写作，既是对此前热门的纯文学的一种纠正，“同时它们也不同于‘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模式化与对大众心理的简单迎合，而力图以严肃的艺术态度进行创作，写出优秀的作品”^[11]。他们的言论从不同的面向肯定了当下底层写作的成绩。但在肯定其成绩之时，我们同时也能够发现它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和“五四”作家的底层启蒙写作比较之时），其中最为严重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叙事过程当中主体精神参与强度的弱化。为了说明其写作的真实性，当下底层写作者们往往有意识地消弭了叙事者主体和叙述对象之间的差异（对于这一问题，在将鲁迅和赵树理进行比较时，南帆先生有过较为精彩的论述^[12]），将主观的讲述转化为貌似客观的展览。这样的处理，表面看似乎更为有利于生活的写真或反映，但实质上却大大减少了作品的精神内涵和降低了作品的艺术表现水平，使“底层”由写什么、怎么关注与怎样表现底层的多样复杂的存在简化为一种单纯的题材性存在，从而导致了知识分子本应有而且实际上也极为动人的悲悯情感和人道主义关怀的大大散失，典型的文本案例如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等。

仔细分析，这样的弱化所反映的，其实是写作主体在发现了自己对于对象进行意义处置和艺术表现的能力匮乏之后所采取的一种掩饰和讨巧。因为对对象生存境遇的不熟悉或者心理上的隔膜，没有真实深度的体验，所以便只好依靠新闻报道或者道听途说，从而使所讲述的故事本质上成为新闻事件的扩写，文本给读者提供的更多是信息而非感受和思考，平面化的产品所引发的自然也只能是平面化的消费，其写作也便很少给读者深刻而长久的冲击与思考。

二是艺术表现上的“审美脱身术”。在谈及对于当前的底层写作的印象时，有学者曾严厉指出：“在一些描写苦难，描写底层的作品中存在着‘美学脱身术’的问题，即它们不是深刻地反映现实中的问题，而是以其‘审美’遮蔽、掩盖、颠覆现实与对现实的叙述，以想象化的解决弱化了问题的尖锐”^[13]。这种“审美脱身术”的使用，诚如陈先生所言，它不仅使作家们难以真正正视现实的苦难，无法真正有效和深刻地反映现实中的问题，而且在一种老式的浪漫主义回归之中，使苦难的表达变得轻飘，使刻意营造的虚拟化了的温情暗暗替代了作家应有的历史价值的判断和对于现实走向的正面回答，意义的挖掘和艺术的表现因此都变得平庸，难以获取真正的超越。

此外还有底层写作的跟风现象，道德化强制，模式化和商业渗透等等。“底层写作没有达到所预期的把握现实、反映真实的效果，艺术质量也良莠不齐”^[14]，或者干脆如某些新锐批评者所言：“底层写作要用鞭子狠抽。”^[15]人们的不满因缘于底层写作自身的问题，正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所以在对问题的形成进行分析和对底层写作进行历史化处理之时，我们可以发现“五四”的底层启蒙写作乃至整个新文学传统——如乡土写作、国民性探讨、左翼文学等所可能具有的资源或经验参照意义。直面生存的苦难，注意作家自己灵魂的拷问，更为普泛和深刻的人性之谜的探究，深沉的人道主义关怀寄寓等等，新文学作家们曾经在这些层面所进行过的真诚、独自的思考，相信经过现实的转化之后，还会对当下的文学提供种种参考和启示。

“现代文学传统的研究应当有‘活气’，即格外关注那些在当代现实生活中仍潜在或显在起作用的因素。之所以叫传统，主要也就是指那些已经承传下来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由新文学所造就的普遍性的审美心理，阅读行为和思维模式等等，显然都是不同于古代文学传统的，从这些方面进入，也可以直接触摸到现代文学的根源。”^[16]这是温儒敏先生在谈及现代文学传统和当下写作的关系时所发表的一种意见，它启示我们学术研究的活力即在于从现实的文学现象为出发点对于文学传统所进行的重新思考。当下的底层写作和新文学传统的底层表现之间存在着太多的联系，依照上述的观点，由此进入，我们也许真的能够通过一种重新关照和梳理新文学传统的有效渠道，从而借助于现实的力量，推动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

[1]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童庆炳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论经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2] 鲁迅：《文化偏至论》，见《鲁迅杂文全编》（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3]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见《鲁迅散文诗歌全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页。

[4]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胡适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5] 周作人：《平民的文学》，见胡适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www.chuimin.cn)

[6] 周作人：《人的文学》，见胡适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页。

[7] 鲁迅：《写在〈坟〉后面》，见《鲁迅散文诗歌全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7页。

[8] 李建军：《当“底层”成为流行词》，见《中国青年报》2006年5月20日。

[9] 阎晶明：《底层如何文学？文学如何底层？》，见《北京文学》2006年第6期。

[10] 陈福民：《“底层写作”：没有完成的讨论》，见《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5期。

[11] 李云雷：《如何扬弃“纯文学”与“左翼文学”——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见《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12] 王尧：《关于“底层写作”的若干质疑》，见《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