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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支配胜过军事控制

【摘要】:精神支配比军事控制更可靠一般而言,文化本身并不具有侵略性,但它可以用来充当侵略的工具。即以文明的手段从骨子里和精神上支配一个国家的国民,从而达到征服对方的目的。而这种文化侵略的后果也要比军事侵略、经济掠夺严重得多,它是“攻心为上”,用精神手段来“演化”,进而获取“人心”。美国对中国的文化战争在本质上是对中国人的精神上和心灵上的征服与侵略。

精神支配比军事控制更可靠

一般而言,文化本身并不具有侵略性,但它可以用来充当侵略的工具。当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有步骤、有计划地宣扬、推行其价值观念、政治理念和文化理念时,就可视为是一种文化侵略战争。在战争时期,一个国家强行改变另一个国家的教育方式,这是一种文化侵略;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输出文化产品,并改变其国民的风俗习惯,阻碍其文化传承,这也是文化侵略。

文化战争的目的或是为了经济利益,从销售文化产品中获取利润;或出于政治利益,推广本民族的文化和国家意识形态,支撑本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而多数时候,一个国家发动文化战争的最根本目的在于后者,它表面上好像不涉及政治立场和态度,但实际上却在美化自己国家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当一个国家的国民羡慕、迷恋和追求他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时,就会对这个国家产生亲近感,进而鄙视、反对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一种文化领域的新的依附关系。这时发动文化战争的国家也就达到了其目的。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文化战争是各种侵略战争的最高形式。要征服一个民族,就要征服它的文化。文化战争比武力战争更加有效,其形式隐蔽而效果显著,它不用刀枪,是一种看不见硝烟的“隐性”战争。带着坚船利炮的武力战争极易激起被入侵者的强烈反抗,而且也不易摧垮其意志,相反其反抗的意志还会越来越强;而文化战争却没有刀光剑影,并且还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成是“文化交流”,一般也不会引起被侵略者的抵触和对抗。况且文化对人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的,在潜移默化过程中一旦被接受了,那么对个人和国家的影响就是巨大而深远的。

文化战争潜形于默然,类似于精神鸦片的侵略与征服,它通过大众媒体、教育系统以及电视电影、流行音乐等各种载体进行价值观念渗透,使得其能够成为一个国家侵略另一个国家的有效利器。即以文明的手段从骨子里和精神上支配一个国家的国民,从而达到征服对方的目的。从历史上看,许多民族的消亡,并不是这个民族的人真的不存在了,而是他们的文化被征服以致消亡了。

作为一种具有强大辐射性和渗透性的力量,文化和经济、军事等要素一样,一直是美国实施侵略扩张的基本手段之一。

美国对华的文化战争不像某些国家的武力战争那样激烈和突出,它是属于“软刀子杀人”的侵略方式。而这种文化侵略的后果也要比军事侵略、经济掠夺严重得多,它是“攻心为上”,用精神手段来“演化”,进而获取“人心”。

美国对中国的文化战争在本质上是对中国人的精神上和心灵上的征服与侵略。与此同时,通过文化战争这种“文明侵略手段”,也更容易和更长久地创造美国在中国的市场机会,更有利于其输出资本,销售商品,扩大在华的经济活动。

因此,文化战争策略能够使美国达到“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双丰收”的效果,实现其在华现实利益目标和长远战略目标的有机结合。

【注释】

[1]因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关系的不同,民主共和制可分为议会共和制与总统共和制。议会共和制的国家,立法权归议会,行政权归政府,政府以总理为首脑并对议会负责,所设总统的职责是礼仪性和象征性的;在总统共和制的国家,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总统集外交、内政大权于一身。

[2]关于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及实践详见本书下篇第七章第一节“孙中山的信念与奋斗”相关论述。

[3]关于军阀混战割据详见本书下篇第十二章第一节“军阀大混战”相关论述。

[4]《十九世纪美国对华鸦片侵略》,绍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2年。

[5]约翰·昆西·亚当斯1825—1829年担任美国总统,是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1797—1801年在位)之子,他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对父子档总统。

[6]《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丁名楠等,人民出版社,1973年12月。(www.chuimin.cn)

[7]约翰·泰勒1841—1845年担任美国总统,是第一个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美国总统。

[8]不包括割地、赔款内容。

[9]《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第64、85页,阎广耀、方生选译,人民出版社,1990年。

[10]此处资料主要摘自《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第415、451—454页,[美]孔华润主编,王琛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5月。

[11]此处资料主要选自《中国近代经济史》,第146、150页,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人民出版社,1978年。

[12]《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第20页,阎广耀、方生选译,人民出版社,1990年。

[13]格兰特1869—1873年担任美国总统。

[14]此处资料主要选自《美国崛起过程中的对外策略》,熊志勇,《美国研究》,2006年02期。

[15]《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第365、366页,阎广耀、方生选译,人民出版社,1990年。

[16]此处资料主要摘引自《1908帝国往事》,“‘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张研,重庆出版社,2007年5月。

[17]《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第450页,阎广耀、方生选译,人民出版社,1990年。

[18]《1908帝国往事》,“‘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张研,重庆出版社,2007年5月。

[19]《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第459页,[美]孔华润主编,王琛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5月。

[20]此处资料主要摘引自《中国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难题和抉择》,李伟、刘如君,中华工商联出版社,2008年1月;《中情局“中国十诫”》,《环球》,2001年0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