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款兴学：被遗忘的较量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庚款兴学”的根本意图在19、20世纪美国侵华史中，在侵略手段上，它不像英国那样直接诉诸赤裸裸的军事武装力量。在美国通过兴办教育的方式来掀起的“文化侵略”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庚款兴学”。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在1901年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规定向列强赔偿损失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这就是“庚子赔款”。在“庚子赔款”中，美国按比例分得32 939 055两白银。

“庚款兴学”的根本意图

在19、20世纪美国侵华史中，在侵略手段上，它不像英国那样直接诉诸赤裸裸的军事武装力量。当其自身实力不济的时候，会采取“追随英国等列强”的策略；当其自身实力逐渐强大的时候，会采取“门户开放”等独立策略。而在美国政治、经济等多样化的侵华策略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间接的、不用武器的，而又影响深远的特色策略，那就是“文化战争”策略。

1843年，美国政府派顾盛作为代表来华谈判《望厦条约》时，就在给他的训令中强调：“去培植该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情绪，才是得计的。”^[12]1871年，美国总统格兰特^[13]曾建议向中国派4名青年外交官，以“进一步增强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

为扩大在华利益，美国一方面在中国扩充军事力量，培育商贸环境；另一方面还努力利用宗教、教育等手段，积极传播美国文化，以“树立良好形象”。

从19世纪30年代起，美国传教士就大批来到中国。到1889年，美国在华新教传教士就达到513人；1890年，在中国举行的新教传教士会议指出，中国还需要1 000名传教士；到1894年，中国来了1 100名外国传教士，其中多数为美国人；到1898年，美国传教士就已在中国建立了150多个教会和800多个分会；到19世纪末，中国几乎各地都有了美国传教士的身影。^[14]

这些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在积极宣扬宗教文化的同时，还极力发展美国的对华贸易事业。1891年，长江口岸上一艘美国军舰的指挥官向国内报告说：传教士的人数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金钱看来取之不尽。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曾指出：“传教士是贸易和通商的先驱。文明、学识和教育培育了通商所提供的各种新的必需品。”“每当一个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国家成为文明国家时，它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和交涉便会增加。”^[15]

美国来华传教士除了传播宗教和发展对华贸易外，还在中国广办教育，用“更直接而又更光彩”的手段推广美国文化。中国早期的一些著名大学多半是由美国教会创办的。如1864年，美国长老会在山东创办的“蒙养学堂”，后来发展成为齐鲁大学；1865年，由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培雅学堂”，后来成为“圣约翰大学”；1888年，美国美以美会分别在北京和南京设立书院，后来分别发展成为燕京大学和金陵大学。

在美国通过兴办教育的方式来掀起的“文化侵略”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庚款兴学”。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在1901年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规定向列强赔偿损失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这就是“庚子赔款”。(www.chuimin.cn)

在“庚子赔款”中，美国按比例分得32 939 055两白银。之后，因清政府的请求，美国政府决定退还部分赔款。190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鼓动政府将退款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他断言：“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另外，美国公理会牧师明恩溥也游说政府及政界人士，建议将庚子赔款中退还的部分专门用来开办和补贴中国的学校。明恩溥认为，退还庚款的实际目的是要“避免将来中国再次发生类似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16]

1908年，美国政府决定从2 440万美元的赔款中拿出1 078．5万美元，用于发展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主要使用方式是用于派遣留美学生和兴办美式学校。如两国政府在草拟的派遣留美学生规程中约定，自退款的第一年（1909年）起，清政府在四年内，每年至少应派一百名留美学生；如第四年派足四百人，则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1909年6月，清政府专门设立“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负责考选学生出国留学；1911年，清朝建立清华留美预备校，人称“赔款学校”。因此，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也部分用在了早期清华大学的建设上。

第二批庚子赔款留美学生出国前合影

到1929年，中国共计派遣留美学生1 279人；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同时，美国在中国还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

美国在华兴办教育有助于中国扩大开放和放眼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而美国这种策略的根本动机却是为了增进中美之间的贸易，扩大在华的经济利益；同时培植美式教育的领袖人才，扩大在华的政治影响力。

如在“庚款兴学”中，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就曾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指出：“在教育现在这一代中国的青年人方面获得成功的国家，将是花费一定气力而能在精神、智育和商业影响方面获取最大限度的报酬的国家。”^[17]“如果美国在三十年以前，已经做到把中国留学生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使这潮流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与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美国公理会牧师明恩溥也分析道：“随着每年大批的中国学生从美国各大学毕业，美国将最终赢得一批既熟悉美国又与美国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伙伴。没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国与美国在经济上、政治上联系在一起。”^[18]

而那些赴美的留学生，确实可以更直接地、身临其境地“感受美国文化”，同时在日后又承担了传播美国文化的“种子”。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就曾认为：“一个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人回国以后，往往非常推崇美国和美国的商品。”^[19]

因此，尽管美国在华兴办教育客观上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最根本的还是出自本国的利益，多是从美国最根本和最长远的政治、经济利益出发，其实质是一种文化战争侵略，并非完全出于正义和公道。

庚款兴学：被遗忘的较量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