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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30
民主共和战胜了君主专制
当18世纪末美国建立起世界上最先进的民主共和政体时,东方的大清王朝还正处于封建君主专制之下。在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诞生的这一年,中国清朝的乾隆皇帝已在位52年,此时大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也达到高度完备的状态。
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一路走向专制集权的过程,1903年《国民日日报》的一篇文章曾论道:“故至秦而民权尽亡,及宋而臣权尽亡,至明末而汉人之权尽亡。凌夷至今,遂成一君权专制达于完全极点之时代。”其主旨意思是说:在秦代民权没有了,在宋代臣权没有了,在明代人权没有了,到了清代,一切权利都没有了,无论什么都是皇帝说了算,专制到了极点。
与美国“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的民主共和政体相比,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美国民主共和政制下,“家与国”是分开的,一个人在未当总统以前,他只是一个公民,即使当了总统,也只是个被这个国家聘用的公务员,任期届满,就得让位交权;而在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家与国”、“皇位与权力”是高度的统一,一旦拥有了皇位就等于拥有了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所有的一切,做皇帝也就成了皇室家族的世袭事业。
而且,中国封建专制讲究“皇权至上”、“君权神授”,只要一当上皇帝,就成了上天派来治理平民的“天子”。因此,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位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以至于太多人都不顾一切去拼杀夺取皇权;一旦做稳了皇位,又要想方设法去巩固,进而消除异己,相互残杀,这势必造成国家政权的动荡不安。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就是“两暴文化”:一个是暴君,一个是暴民,两者轮流坐庄——暴君对民众压迫得太厉害,原来的顺民就成了暴民,于是揭竿而起,取而代之;暴民掌权后不久,自己也成为暴君,开始压迫民众。结果就形成了“暴君压迫—暴民起义—新暴君诞生”的“打倒皇帝做皇帝”式的动荡循环。
而民主共和政制下的美国人对总统职位的看法就超脱得多,没有人认为当了总统就是拥有了这个国家,只是把它看做行使总统职权的一个工作岗位,因此在权力移交时也正常、平和得多。
另外,中国每个朝代的皇位几乎都是投入了全部身家性命浴血奋战拼来的,得到的皇位或官位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种“父传子”的传承方式,直接导致了执政能力的每况愈下,直至腐朽没落被另一个家族或王朝取代,导致国家出现周期性动乱。(www.chuimin.cn)
而美国民主共和政制下的总统是通过候选人的政治纲领与治国策略,由民众投票选举出来的,无论其有多大的政治才能,一般也只能连任两届,到任后又通过新一轮的选举另聘贤能。况且,如果总统在位期间治理不力,表现差劲,则议会可对其进行弹劾。民主共和政制下的这种接替模式和监督方式一般能保证继任者是多数民众认可的精英,其执政能力由于吸取了前任的经验教训,往往更有上佳表现。
当再具体到美国开国者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等人的政治品德、素质,与中国的专制皇帝进行对比时,大清王朝自嘉庆皇帝开始,无论是执政能力,还是政治品德,都是一代不如一代,给这个国家带来无尽的耻辱,最终导致清朝的覆灭。
因此,毋庸置疑,以现代的观点来看,同美国先进的民主共和政体以及开国者优良的政治品格相比,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及皇帝独断专权行为无疑是一种相当落后的政治制度和执政方式。美国的这种先进政治制度是其敢于向没落中国叫板、侵略的政治基础,也是美国开国者比中国封建皇帝看得远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美国总统打败中国皇帝”的“根本利器”。
美国的民主共和政制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先进典范之一,曾引起世人的无限向往与羡慕,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并被不少国家所接受和采用。
在20世纪初的中国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政治制度建设也是以美国民主共和政体为蓝本和效仿对象的。当时,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以革命暴力推翻君主专制政体,试图以美国为师,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身受美国政治精神影响的孙中山曾誓言在中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同时在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也以华盛顿为榜样,主动交出大权,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2]
然而,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辛亥革命的成果却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中国又走向了专制独裁。孙中山创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如昙花一现,很快夭折。辛亥革命后,从中央到地方的整个社会中,仍旧笼罩在专制主义的政体下,而且最后还陷入到军阀混战割据的状态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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