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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鸦片贸易:历史与禁烟运动

【摘要】:可耻的鸦片贸易三次访华都未能达到目的,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无法正式面对面地讨论贸易问题。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的试验后,竟然发现印度产的鸦片在中国销路很好,鸦片贸易遂成为英国人解决中英贸易不平衡的一个极佳选择。1773年,英属印度政府确立了鸦片贸易政策,给予东印度公司以贩运鸦片的权利。以林则徐为首的禁烟派在广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严厉地打击了鸦片贩子的走私贸易活动。

可耻的鸦片贸易

三次访华都未能达到目的,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无法正式面对面地讨论贸易问题。而贸易问题没有解决,市场没有开放,英商的忧虑就会与日俱增,英国人日益不满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这导致两国的贸易冲突逐渐升温。

英国人有了几次失败的交往经历后,认识到似乎正常的、和平的交涉无法打开中国的市场——也许,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的遭遇让英国意识到,协商谈判的方式无法改变清帝国天朝外交的方式,除了这种正常方式外,其他的方法也有必要试一下。

为了改变中英贸易的不利局面,英国人曾采取过多种办法,包括试销英国本土的多种制造品,但都收效甚微。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的试验后,竟然发现印度产的鸦片在中国销路很好,鸦片贸易遂成为英国人解决中英贸易不平衡的一个极佳选择。

西方国家向中国贩卖鸦片,最初是由葡萄牙和荷兰商人从土耳其贩来,他们以澳门为据点,向中国内地输入鸦片。在18世纪以前,鸦片主要是以药用输入到中国,数量不大。1757年,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以后,开始大量生产制造鸦片。1773年,英属印度政府确立了鸦片贸易政策,给予东印度公司以贩运鸦片的权利。从此以后,英商对华鸦片贸易一步一步扩大开来。

资料显示,18世纪60年代以前,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不过200箱,60年代后上升为1 000箱,1786年超过2 000箱。18世纪末,东印度公司将鸦片的经营权下放到有特许经营权的散商,大批散商参与鸦片走私,加之鸦片商人不断向中国官吏行贿,使得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急剧增加;当后来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经营权被取消后,输入中国的鸦片则更多。据统计,在1800—1801年,输入到中国的鸦片达到4 570箱,1821—1822年为5 959箱,1830—1831年则达21 849箱,1838—1839年则高达35 500箱。[16]

根据《剑桥中国晚清史》的统计,在19世纪40年代前,鸦片贸易占到中英贸易的一半以上,而且是整个19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单宗商品贸易。

鸦片的大量输入,使中国白银日益外流。在鸦片战争以前的19世纪30年代,中国平均每年外流的白银大致在七八百万元之间;在1833年,中国出口到英国的茶叶增长了4倍,英国为平衡茶叶贸易的鸦片输出也急剧增长,一下子飙升到3万多箱。[17]中国茶叶换回的不再是白银,而是危害国民的“毒药”——鸦片。

由于鸦片输入的逐年增多,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中英贸易格局渐渐发生变化,中国逐步从出超变为入超,英国则由入超变为出超。通过鸦片贸易,英国从中国所得到的现银,不仅能补偿与中国一般商品交换所造成的差额,而且引起中国现银的大量外流。以1830年为例,英国在不到2 300万银元的对华贸易额中,鸦片就占了1 300多万银元,中国输出的现银达到670余万银元。[18]

鸦片贸易成为英国平衡与中国贸易的重要手段,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长期居于优势的地位,使中国由多年来的出超国变为入超国。多年前,马戛尔尼等人千方百计想打开中国市场的努力失败了,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通过鸦片贸易却轻易地实现了。

鸦片贸易让中英之间的贸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其更深刻的影响还在于严重败坏了中国的社会风尚,摧残了人民的身心健康。

毫无疑问,鸦片是一种让人意志消沉、身心俱败的毒品。而令人叹惜的是,自从18世纪末鸦片大量输入中国后,中国国内鸦片消费就不断增长,一些地方烟馆林立,烟民遍地。据称,在京城官员中吸食鸦片的达百分之一二十,而地方衙门里,“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最后造成烟祸泛滥全国。(www.chuimin.cn)

清末人们吸食鸦片时的情景

吸食鸦片者“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浮靡”,“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而一旦吸食成瘾,则“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19]吸食鸦片者不但身体受损,丧失劳动能力,而且往往伴随着品质、道德的沦丧以及社会习俗的败坏。

鸦片泛滥当然也给中国的经济社会造成重大破坏和损失。鸦片贸易导致白银大量外流,进而使国内白银供不应求,银价上扬,最终加重百姓税费负担。况且中国的鸦片吸食者大部分是剥削阶级,剥削者会把这些支出转嫁到被剥削者身上,变相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

从18世纪7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对华输出鸦片,到1917年根据中英协议停止鸦片输华为止,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达140多年。这种历史上持续最久的、有组织的国际性犯罪贸易活动,给中国的“肌体”带来巨大的伤害,“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其对于中国的毁灭性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一位历史学家曾写道,“鸦片是被放在驼背上带到了中国,而它最终折断了这个民族的脊梁”。

烟毒“蔓延中国,横披海内”。面对日趋严峻的鸦片贸易危害,19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除少数在鸦片走私贩运中获利者外,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各阶级都开始反对鸦片贸易。

其实早在鸦片贸易尚未泛滥成灾之前,清朝的统治者就多次提出禁烟问题。乾隆皇帝曾禁止内地商人贩卖鸦片,但是鸦片商人采用走私、贿赂官吏等手段,让鸦片不断输入内地;嘉庆皇帝也曾下令禁止贩卖和种植鸦片,但因为官吏的腐败和查禁的困难,鸦片销量还是在继续增加。

到了道光年间,鸦片泛滥已经到了攸关清朝统治生死存亡的地步,于是禁烟的问题被提到了紧迫的议事日程。道光皇帝对于鸦片是最痛心的,对于禁烟也最有决心,继位之初,就严申禁令,力图断绝“毒祸”来源。

1838年9月,大臣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上奏中力主禁烟,满怀忧愤地指出:“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皇帝深受震动,于是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

虎门销烟

林则徐到广州后立下誓言:“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他在广州整顿海防,严拿烟贩,惩处受贿官员。1839年6月,在广东虎门镇的海滩上,林则徐主持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

以林则徐为首的禁烟派在广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严厉地打击了鸦片贩子的走私贸易活动。当伦敦听到中国销毁鸦片的消息后,英国商人特别是鸦片利益获得者,纷纷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采取坚决行动。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帕默斯顿甚至叫嚣着说:“给中国一顿痛打,然后我们再解释!”[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