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与维多利亚女王：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亏本的买卖在亚当·斯密经济学力量和维多利亚女王政治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英国对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当时外商和清朝的贸易基本上是以藩属和朝贡的形式进行，数量少，规模小。40年后，毛纺织品仍是难卖的商品，最后不得不亏本出售。另外，英国的金属品如刀子、钟表等，在华销量也很有限，有时亏本。总之，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整个贸易中没有一年是不亏本的。

亏本的买卖

在亚当·斯密经济学力量和维多利亚女王政治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英国对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而近代以来英国发动的所有侵华战争，基本都可归因于贸易问题，实质上是一种“贸易战争”。

18世纪六七十年代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进行了工业革命，正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快速上升期。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迫切需要开辟更多的海外原料产地和贸易市场。在不断增长的原料需求和商品销路需求的驱使下，以及在自由贸易思想的推动下，英国奔走于全球各地。在征服了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印度等大量海外市场和殖民地后，英国开始把目光瞄向了中国。而对于一向以“富庶强邦”闻名于世的东方大清帝国，这个西方的“日不落帝国”一开始还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当18、19世纪世界资本主义工商业正快速发展时，亚洲的中国还是一个古老的封建国家。在这个社会里，以小农经济为基本生产结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其生产方式和生产规模都很落后、狭小。

清朝时期，中国在对外关系上总体采取的是“闭关锁国”政策，至于航海探险、海外贸易，这一切既缺少实行的手段和能力，也没有试探的兴趣和欲望。大清帝国万民臣服，万国来朝。

其中在海外贸易上，清王朝自建立之始，就对“海禁”实行严格管理，曾有“寸板不准下海”的规定，同时限制外商在华从事商业活动。当时外商和清朝的贸易基本上是以藩属和朝贡的形式进行，数量少，规模小。

康熙二十四年，即1685年，清政府统一台湾两年后，一度开放海禁，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对外通商口岸。但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清政府下令外国商船只准在广州一处口岸进行商业活动。此后又制定各种严格措施，如《防范外夷规条》，管束在广州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规定外国商人只准通过“公行”^[10]进行贸易。

当时清朝与世界各国的贸易中，以中英贸易为主，英国占有最大份额。在康熙二十四年开放海禁后，英国商人就在广州开设商馆。在一开始，英国对华贸易主要由其东印度公司垄断专营。在双方的贸易中，中国主要以出口茶叶、丝绸、瓷器等农产品和工艺品为主，尤以茶叶占第一位；英国商人运到中国来的主要以毛织品、金属制品等工业品为主。

在早期中英贸易中，一方面由于中国出产的茶、丝为外国市场所需要，在欧洲市场备受欢迎，每年出口的数量都有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人们大多自给自足，不需要很多的商品尤其是工业品，致使英国的商品在华难受青睐，大多卖不出去；加之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对外贸进行严格限制，认为“天朝上国”没有与外国进行贸易的必要。这使得在19世纪中期以前，在中国与英国甚至整个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出超（贸易顺差）地位，对方则处于入超（贸易逆差）地位。

中英贸易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英国对中国茶、丝等商品有大量需求，而英国的工业品则在中国滞销。(www.chuimin.cn)

在1760—1764年间，中国平均每年向英属东印度公司输入茶叶43 062担，进入19世纪，则基本保持在20多万担；在1800—1804年，中国每年平均向英国输送的生丝和土布为1 133担，至1833年达到7 923担，增长6倍。

与此同时，英国商品在华则没有销路。1699年，英国毛纺织品刚输入中国时，广州外商在记录中写道：“我们发现没有人想买它。”这一年共运进价值5 000英镑左右的呢绒，其中1／4没有卖出。40年后，毛纺织品仍是难卖的商品，最后不得不亏本出售。

另外，英国的金属品如刀子、钟表等，在华销量也很有限，有时亏本。1786年，东印度公司曾试销棉纺织品，结果“随便哪一种都卖不出去”。

在1781—1790年中国输英的商品中，仅茶叶一项，即达96 267 832银元；在1781—1793年英国输华的商品中，包括毛织品、棉布、棉纱、金属等全部工业品在内，总共才16 871 592银元，只占到中国运出茶叶总值的1／6。^[11]

在中英正常贸易中，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每年的顺差额达到二三百万两白银以上。总之，英属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整个贸易中没有一年是不亏本的。

英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地位导致英国人越来越不满。英国人认为其工业品不能打开中国市场的障碍，一是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一是清政府对外贸易的限制。当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被英国政府废除后，其对华的一般贸易向所有英国公民开放，在此情况下，中国的贸易政策便被认为是影响英国对华贸易的最大障碍。

英国商人觉得“公行是一个有限制的交易媒介，毫无效率可言”，而且“只要向行商征收苛捐杂税和勒索款项的现行办法依然存在，英国绝不能从贸易的开放中获得任何重要利益”。^[12]同时，英国人分析认为，面对中国，“我们可以用高额的关税排斥他们的货物，可是却不能强迫他们按照我们的条件接受我们的货物”。^[13]

英国人认为有限制的商业制度是不合理的，“其他一切国家对于英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是其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地”^[14]。

亚当·斯密与维多利亚女王：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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