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款兴学”的根本意图在19、20世纪美国侵华史中,在侵略手段上,它不像英国那样直接诉诸赤裸裸的军事武装力量。在美国通过兴办教育的方式来掀起的“文化侵略”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庚款兴学”。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在1901年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规定向列强赔偿损失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这就是“庚子赔款”。在“庚子赔款”中,美国按比例分得32 939 055两白银。......
2023-11-30
序 一 从“甲申三百年祭”到“辛亥一百年祭”
19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也是大明王朝灭亡三百周年。由此上溯五个甲子周期,即三百年前的甲申年,是明朝崇祯十七年,即1644年。这一年闯王李自成率兵进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明朝宣告覆灭,而随后李自成领导的大顺政权又被清兵和吴三桂的势力迅速剿灭。这一段让人惊心动魄的历史,成为后世每一个执政者不可忽视的前车之鉴。
在1944年,也正是中国人民为夺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而奋力拼搏的时候,此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而国民党则竭力强化其反共专制统治。当时,几乎各党派、政界、学界,都把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活动,看成是一次借用明朝灭亡抨击国民党统治、“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的政治活动。当时被誉为革命文化界领袖的郭沫若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引起巨大反响。
《甲申三百年祭》全文一万六千多字,文章首先阐述了在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灾荒严重,崇祯皇帝昏庸,结果引起农民起义,导致亡国之祸;其次叙述李自成领导的起义队伍由小到大,终至推翻明朝统治,占领北京的经过;文章最后论述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轻视敌人,生活腐化,“纷纷然,昏昏然”,终被清兵和吴三桂的势力打败的结果。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在北京仅仅住了40天,其刚建立不久的大顺政权就迅速土崩瓦解。
《甲申三百年祭》紧紧抓住甲申年中明王朝、李自成、清兵和吴三桂等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交替,从明王朝的腐朽统治和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对比叙述中,揭示了明王朝灭亡的必然性;郭沫若在文章中既歌颂了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同时又沉痛总结了其最后失败的原因,“在过短的时间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是李自成以下的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1]。“纵声色,夺名利,掠财物,杀功臣,在战略上、组织上、作风上都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终于酿成历史的大悲剧,其败如风卷残云。”[2]
明朝灭亡以及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被清军和吴三桂的力量打败后,1644年,清顺治帝定都北京,建立全国政权,从此中国进入清朝的历史统治中。
清朝入关后,出现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几位开明能干之君,采取了一系列励精图治的举措,让中国经济社会得到迅速发展。至18世纪中叶,中国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出现了“康乾盛世”的局面,国力强大,秩序稳定。
在清朝历史上,其人口数量是历代封建王朝最高的,清末时达到四亿以上;清朝开疆拓土,鼎盛时领土达1 300多万平方公里。
清朝在走向繁荣鼎盛的过程中,也累积了许多弊病。如加强思想钳制,加大中央集权,尤其是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拒绝外国先进思想和技术的传入,致使晚清的中国大大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
大清王朝其实自乾隆末年开始,就逐渐走向了腐化衰落,政府统治保守僵化,执政能力衰退弱化。而自1840年起,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这些内忧外患的因素接踵而至,中国连遭重创,华夏沸腾,生灵涂炭。晚清历史一路走向衰亡,到了清朝末年,大清江山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明朝灭亡二百六十余年后,清朝也走到了灯枯油尽的境地。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城的一声枪响,打响了武昌起义,一场千古未有之革命喷薄而发,这就是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之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的统治走向瓦解。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2月12日,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宣统皇帝溥仪退位,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政权,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然而,在辛亥革命之后,当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接下来发生的事却是革命党人始料不及的:袁世凯窃国、二次革命失败、军阀开始混战……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却只留下一个民主共和的空壳。中国在其后的近40年中,内外战争从未停止过。
如今,辛亥革命已经过去百年,如同明朝灭亡的甲申年一样,辛亥年也“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而且其历史地位和意义远比“甲申年”重要得多。在这一年,规模宏大的民主革命使清朝专制的王权统治趋于崩溃,而随后由于种种压力和错误,却不幸换来了袁世凯的专权,此后中国又进入多年的混乱动荡时期。
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地相似。清末民初的历史,即清朝的灭亡和辛亥革命的兴起以及南京临时政府的失败这个历史大变革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同明末的历史情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同明朝的灭亡和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兴起以及大顺政权的灭亡这一段历史颇为相似。而这一切又跟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所述的明王朝、李自成、清兵等各种力量的角逐交替一样,清末民初的历史浮沉也与当时活跃在中国政治、社会上的各种力量有关。
在清末民初,即辛亥革命前后,也包括辛亥革命在内,中国大地上的封建守旧势力、新兴革命势力、外来侵略势力、立宪保皇势力等各种力量,相互斗争博弈,此消彼长,“你方唱罢我登场”。列强入侵、革命骤起、清帝退位、孙中山让位、袁世凯接位、军阀混战……各种政治力量的角斗从未停止过。当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外来势力的入侵和国人的反抗斗争,旧官与新贵的互争,党同伐异,朋党之风等大肆盛行,诸如明朝末年的各种势力纷争又再重演,甚至更激烈、更残酷。
例如,站在旧王朝的灭亡角度上来讲,清朝的灭亡同明朝的灭亡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在清朝的灭亡过程中,同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清兵入关以及吴三桂叛变等力量及因素一样,把清政府推向覆灭境地的,也是多种力量及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清政府的灭亡与革命党人的起义有关,也与新军的反正,农民群众的暴动,立宪派与外国列强对清政府的抛弃及袁世凯的背离等这些力量及因素有很大关系。
而且,同明朝灭亡的关键性因素在于明朝统治者政治腐败、昏庸无能等自身原因一样,导致清政府灭亡的关键原因也在于其自身。晚清时期,清政府保守僵化,统治者昏庸腐化,到了清朝末年,腐朽专制的王朝陷入到严重的统治危机中,最终在辛亥革命的炮火声中走向灭亡。
另外,站在新政权的失败角度来讲,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失败,同李自成领导的大顺政权失败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最后在清兵和吴三桂等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归于失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也始终处在各种压力之下,来自立宪派、旧官僚和外来列强的压力,使得临时政府最终不得不向袁世凯势力做出妥协。
同时,与李自成大顺政权灭亡的关键因素在于其自身“纷纷然,昏昏然”一样,导致南京临时政府失败的关键原因也在于其自身。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核心同盟会在取得政权之后,进取意志减弱,队伍变得涣散、保守甚至颓落,内部矛盾日益严重,妥协倾向不断滋长。而立宪派、旧官僚、袁世凯正是利用了这一点,迫使革命派让权。最终,民国政权落到了北洋军阀代表袁世凯手里,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前后仅存在了短短3个月。(www.chuimin.cn)
在每一个动荡激变的历史关头,其实都是各种力量斗争、博弈的关键时期。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即将取得胜利之际,国共两党各自所领导的势力是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的两大主要力量,尤其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且双方的战争也有一触即发之势。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44年,郭沫若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在当时引起极大关注,这一史论结合的雄文,不仅引发人们对历史兴亡的感叹,同时激发人们对当时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的思考。
国民党作为当时执政党,本应从明末历史沉浮中吸取教训,革新政治,广开言路,以免重蹈覆辙。但当时国民党宣传部门却认为这篇文章是在“影射当局”,指责其是“出于一种反常心理,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对其大张挞伐,大扣帽子,甚至对作者本人进行人身攻击。
与国民党相比,当时共产党的态度则截然不同,该文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多次指出要从李自成起义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并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中共整风的文件之一。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曾强调:“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3]
1949年3月,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前,毛泽东又提起《甲申三百年祭》中李自成的教训,他形象地比喻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退回去就算失败,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尽管郭沫若撰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本意是借明末政治腐败导致民怨沸腾而终于倾覆的历史事实,进而揭露国民党政治腐败,丧失民心,希望国民党引以为戒,警惕重蹈明亡的覆辙,但反而却遭到国民党的抨击和仇视;而毛泽东和中共却以博大的胸怀,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党的整风文献,号召共产党员把它当作警钟和历史的镜子,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正是中共和毛泽东伟大的地方,也是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并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既写了明王朝“其亡也忽焉”的史实,也写了李自成大顺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剧,这实际上指出的是国家生命周期和历史周期率的问题。
古今中外,每一个朝代的历史演进几乎都呈现出一定的周期现象,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每一个王朝都走不出兴衰浮沉的周期规律。到了清末民初时期,即辛亥革命那一段天翻地覆的历史,也恰应验了清王朝“其亡也忽焉”,辛亥革命及南京临时政府“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对于清朝的灭亡,如果再按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出的文明“生命周期”理论来对照分析,在辛亥革命前后它也走到了生命周期的死亡阶段——该理论指出,一个国家在强大的过程中,“统治者”往往会发生蜕变,这会致使文明(国力)衰落,最后导致国内革命的爆发;在“下层阶级”革命与“外来势力”的共同冲击下,内外危机并发,最后导致文明解体、灭亡。
清朝自嘉庆皇帝开始,最高统治者就发生蜕变堕落,如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等皇帝,几乎是一代不如一代,他们失去了当初开国者的那种奋力开拓进取的精神,这也导致了国力的衰落;紧接着,各种矛盾的积累引发了国内革命的爆发;然后在内部革命与外来侵略的冲击下,内外危机迸发,最终导致清朝解体、灭亡。
清朝灭亡后,经过民国那一段纷乱历史,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结束战乱,走上建设现代化强国之路。关于中国将如何跳出历史兴衰的周期率,走出国家生命周期的紧箍,走上一条持续发展之路,1945年7月,在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中,给出了其中的一个答案。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4]
辛亥革命正是一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的民主革命,它唤醒了国民的民主意识,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社会民心,由此也开辟了一条跳出历史兴衰周期率的新路。而如何“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让“政府不敢松懈”,不使“政怠宦成”与“人亡政息”,“同志仍需努力”。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纪念辛亥革命的最大要义之一所在。
作 者
2011年10月
【注释】
[1]《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
[2]《郭沫若、毛泽东与〈甲申三百年祭〉》,《党史信息报》镜周刊612期,2004年3月17日。
[3]《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7、94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
[4]《重温人亡政息的历史教训》,王戎笙,《求是》,2004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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