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启蒙研究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附录一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启蒙主义与现代主义逼近世纪末，当我们涉及“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启蒙主义与现代主义”这一课题时，无疑就包含了跨越百年的历史性思考，同时，谈论“启蒙性”和“现代性”这一话题，又不得不考虑当下的语境。正是启蒙主义的不断演进，导致了对理性主义的怀疑，并最终导致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文学的诞生。我们再来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启蒙主义。

附录一　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启蒙主义与现代主义

逼近世纪末，当我们涉及“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启蒙主义与现代主义”这一课题时，无疑就包含了跨越百年的历史性思考，同时，谈论“启蒙性”和“现代性”这一话题，又不得不考虑当下的语境。但首先应该做的是弄清“启蒙性”和“现代性”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含义。

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福科指出：“启蒙必须被理解为既是一个人们集体参与其中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个人完成的勇敢的行动。”⁽¹⁾这说明启蒙有两层意思：一是一种群体参与的运动；二是每个人的自我参与，即“自我启蒙”。我们原来所理解的启蒙则往往是“一批精英式的人物启他人（普通人）之蒙”，自我认识的蒙蔽状态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却被置于一旁。

而在历史上作为伦理与政治范畴的启蒙和文学艺术中的启蒙是有着很大不同的。政治层面的启蒙主要是指针对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及其神学体系而提出来的“科学”、“民主”和“人权”等思想，强调的是理性精神；而文艺层面的启蒙主要是指神学和神权压抑下的感性生命的觉醒和张扬。以上两个层面的基本精神即启蒙精神是“永恒的批判”精神，“一个人必须拒绝一切可能用简单化的和权威选择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事情”。⁽²⁾这种思维方式不论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文艺活动中，都已经成了现代西方人的深层心理积淀和精神模式。换言之，批判与怀疑精神作为一种启蒙精神已经渗透进了现代西方人的生存之中，甚至连自我也成了批判与怀疑的对象。正是启蒙主义的不断演进，导致了对理性主义的怀疑，并最终导致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文学的诞生。

我们再来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启蒙主义。一方面，我们的作家要打破封建社会这座“铁屋子”并唤醒沉睡在其中的国民；另一方面，自我怀疑与批判精神同时需要确立。一方面是理性需要建立，另一方面是感性也需要张扬。中国现代作家较之西方同行所面临的语境更为艰巨与复杂。从梁启超到陈独秀，从鲁迅到赵树理，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启蒙话语和启蒙文学主要是在试图寻找民族新生的路途上跋涉的。在世纪之初，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就为整个世纪的启蒙小说定下了基调。他曾说过：“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³⁾与梁启超同时代的另一位文论家及思想家王钟麒也说过：“夫欲救亡图存，非仅恃一二才士所能为也；必使爱国思想，普及于最大多数之国民而后可。求其能普及而收速效者，莫小说若。”⁽⁴⁾小说地位的提高是在强烈的功利目的促使下实现的。这些观点虽然有些偏颇，但是打破了小说只能作为闲书的传统观念，标志着小说将伴随着世纪历史的展开而有辉煌的表现。历史的发展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在梁启超的小说里还明显地存在着“为启蒙而启蒙”的急功近利的急躁情绪和思想，那么，鲁迅的小说则显示了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思考的深度，即思想的启蒙较之制度的启蒙更为内在和必要，也正因为此，鲁迅才奉劝年轻人“少读或者不读中国书”。鲁迅的《狂人日记》之所以直到今天还是那么振聋发聩，除了许多学者都论述过的，它讲出了中国历史原来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它在中国文学史上乃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表达了自审意识和自省精神。《阿Q正传》、《一件小事》、《孤独者》、《在酒楼上》等小说无不贯穿这一思想。他早年的“立人”思想在这时有了复杂的发展，传统生活方式的桎梏和旧的伦理道德的禁锢使得个人的自立和群体的觉醒往往成为一句空话。正如钱理群所指出的：“他们在否定旧社会与旧文化的同时，也在否定着自己。他们是为新世纪的新思想所点燃的‘死火’，决心与旧势力同坠于冰谷之中。”⁽⁵⁾鲁迅等人在启蒙主义和现代性这两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试图寻找两者之间的相容相通之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鲁迅达到了目的，他把中国人的思维水平和自我批判精神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如果说梁启超等人还处于从近代性走向现代性的阶段，那么，“与旧势力同坠于冰谷之中”的自我否定的鲁迅，则既属于近代性的启蒙主义，同时又具有了审美现代性的思维特征，表现在审美形态上属于“崇高”的范畴，也属于“审丑”范畴。这是自西方19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将“丑”纳入审美领域以来，中国现代作家第一次真正的回应。此前虽然有《官场现形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小说”对官场腐败（这可以说是一种“丑”）进行过谴责，但这种谴责只是一种对外在于作家自己的社会丑恶的揭露。在现代中国，将“审丑”纳入审美范畴并加以实践，可以说始自鲁迅。从此，他为中国的文艺创作和审美实践带来了某种现代性。正因为有了鲁迅，我们才可以说， 20世纪中国的文学具有了世界现代文学的共同品质。鲁迅笔下除了少数几篇写少儿时代生活的散文外，几乎找不到对和谐与完美人性描写的文字。这是一种深刻的悲剧意识和怀疑精神。当然这已经不是什么古代和谐的思想。我们再从他早年宣传引介尼采也可看出鲁迅思想和创作的现代性。众所周知，尼采是标志着现代悲剧感诞生的哲学家，他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质疑和批判是激烈的，甚至是极端的。鲁迅之所以崇拜尼采，其根本原因在于鲁迅对于人性的洞察。早期鲁迅与尼采对人类本性的信念是一致的，都主张人的冲创意志是社会前进的动力。当然，尼采宣扬“冲创意志”的目的在于开掘人类本身所具有的非理性因素。他说：“那最好的东西是你根本得不到的，这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虚无。不过对于你还有次好的东西——立刻就死。”⁽⁶⁾而早期鲁迅所主张的“立人”思想则立足于20世纪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启蒙主义思想所崇尚的境界这一现实。社会的再造和人性的再造与张扬就是现代文学中所留给启蒙主义的庞大地盘。

鲁迅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中国现代其他作家所处的困境。五四一代作家中，文学研究会一直高举启蒙主义的大旗，主张文学为人生的写实主义，反对帮闲和帮忙的文学写作。由鲁迅所创立的现实主义文学在文学研究会这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缺乏对人性的犀利解剖，更缺乏对自我的审视洞察，现实主义文学逐渐走进了“虚”与“假”，甚至重蹈了“瞒”与“骗”的覆辙，相当数量的“十七年文学”和几乎整个的“文革”期间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就是明证。而创造社标举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念，就不免带有某种程度的现代主义色彩，诸如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表现主义文学将主观感觉、强烈激情和荒诞情节融为一体，呈现出一幅幅光怪陆离的人性面相，但由于理性精神的匮乏，真正的主体并没有建立起来。同时而来的象征派诗歌和随后的新感觉派小说，对中国文学的进一步现代化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特别是后者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同中国的城市生活结合起来，可以说是相当具有审美现代性的文学创作。然而，这些作品以及40年代的现代主义小说如张爱玲、徐等人的作品，就像这些作者所处的环境一样，成为带有“孤岛”色彩的文学——几乎与整个时代的氛围没有多少联系。(www.chuimin.cn)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这样在极其复杂的境况下走进了它的下半叶。值得庆幸的是，五四文学所开创的尊重科学、崇尚理性、维护人权、争取民主以及张扬人性、追求个性的启蒙主题在中断了近30年后，终于在新时期得到了重新发现。虽然这一时期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多变而微妙，但是五四启蒙的主题还是被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作家所运用。 80年代的文学从整体上说就是“反封建主义”（曹文轩语），就是“文明与愚昧”的较量（季红真语），就是重申“改造国民性”（刘再复、林岗等人语）。从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那以“文革”式的语言来反“文革”历史的所谓新时期文学的“经典”模式，到1988年王蒙的《坚硬的稀粥》那寓庄于谐的象征笔法，新时期文学迎来了它最辉煌的时刻。由于书写语境的极度复杂和微妙，新时期文学被迫过早地走上了反叛自己的道路：早在1985年前后就开始酝酿的所谓“新生代”和“后新生代”在后新时期真正登上了文学的舞台， 90年代文学的“众声喧哗”现状正是被权力的书写者和文学的书写者所共同认可的状态，经典的启蒙主题正在被悄悄地改变和遗忘。一个以感官享乐为终极目的的文学书写潮流正在到来。

由此，启蒙文学所面临的消解性话语又多了一种，而且这种平面化的以明确的启蒙解构者的身份出现的文学，注重人的浅层欲望的宣泄和展示——它对大众的感官的吸引是无以复加的，因为人的感官是趋向于享乐的。比如对于金钱欲、性欲、权力欲等，在许多作家那里是没有任何道德限度的认同，及时享乐，用过就扔，怎么都行，甚至连母爱、正义、自由等本身也成了亵渎的对象。所以说， 80年代启蒙话语已经被更年轻一代的作家所忘却、所抛弃——这是中国的启蒙主义话语的悲哀之处，也是这一课题被延搁的又一重要原因。

回顾世纪初至80年代的启蒙主义文学，如果我们把它放置在整个人类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主义文学之中，则会看到：西方世界经过了近四百年的历程，经过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而告完成，特别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完美发展，使西方社会实现了启蒙主义所确立的目标，文学进而进入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阶段；而我们的启蒙主义如果从康、梁变法算起，才只有短短的一百年！我们尤其缺少批判现实主义的实践，如果说我们也有文艺复兴，那么，它是如此的昙花一现，以至于还没有来得及开放便被明清极度的专制主义所扼杀了。随后而来的大多数作品只是伪古典主义和虚情假意的浪漫主义，即使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红楼梦》，如果与同时期的卢梭和歌德的作品《新爱洛绮丝》、《浮士德》等相比，也显然缺乏对“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不容剥夺”等近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体认。如果说我们也有自己的批判现实主义，那么，它是如此孤独——只有鲁迅等少数作家才称得上是这个时代的典型文学潮流的代表。

在反顾80年代启蒙话语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它与现代主义的密切关系。因为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语境毕竟不同于一个世纪前的西方，甚至不同于五四时期中国的启蒙语境。如果说五四时期启蒙文学还主要依靠现实主义来表达，那么， 80年代语境下的启蒙文学更多地依靠现代主义去表现。这首先体现在朦胧诗的出现——这股诞生于70年代初期的现代主义诗潮在1980年前后的中国文坛乃至整个社会所掀起的波澜，时至今日还令人回味。朦胧诗人们热切关注“大写的个人”，对僵化的诗之思维进而对整个民族思维模式进行了无情冲击……他们和现实主义诗人们一起为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深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这是启蒙话语与现代主义的黄金联姻期。而1985年开始大量出现的寻根文学和探索戏剧则把对民族新生的殷切希望寄托在寻找和探索民族性中有无再造的可能性上，并通过把现代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等创作原则引入写作之中，从而将启蒙思想与现代主义结合在一起。韩少功、阿城、乌热尔图、刘锦云等对历史和人性的重新关注，对处于社会边缘的群落的审视和关注，表明作家们试图发现我们民族生活表象后面的文化背景以及生存真相。但是，也就是从这时起，小说创作就开始与普通大众的生活和接受习惯相背离；同时而来的所谓先锋派或后现代派创作更是在这条抗拒世俗、挑战传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马原、刘索拉到格非、孙甘露， 80年代后期小说在匆匆历练着西方一百余年的写作范式。中国的启蒙主题由于这种创作手法的极端先锋性而被搁置一边。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这个世纪初期启蒙思想家和作家们的表达。他们从根本上动摇了文言文的地位，把白话文这一启蒙的工具推上了历史的前台，白话文所独具的通俗、明白、大众化、口语化等特征，恰与启蒙文化的总体要求和谐一致，体现着历史的必然要求和现实世界的或然性的统一。他们大多都学贯中西、满腹经纶，陈独秀、李大钊等社会改革家的文字不用说，就连鲁迅、周作人、吴虞等大作家的思想也是锋芒毕露——鲁迅从封建社会的陈年流水簿子中看出了“吃人”的本相，周作人呼吁“平民的文学”，吴虞主张打倒维护封建统治的孔孟思想，等等。他们那一代人的执着、率真和献身精神，虽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冲刷和考验，仍不失其魅力和光彩。

如果我们从接受美学看，任何读者都有一种阅读期待。为什么中国人有一种那么强烈的“五四情结”或“启蒙情结”？简而言之，因为我们的五四——现代化之梦还没有做完，中国还没有真正进入现代社会。正如朱镕基所指出的：“五四运动就是为民主、科学而斗争。”⁽⁷⁾文学的民主和科学的主题仍然具有根本性的价值。 20世纪虽然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行其道的时代，但是中国依然需要启蒙主义文学，即使现代主义也不得不承担启蒙的任务。五四情结的终结之时也就是启蒙任务完成之时，这是五四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启蒙主义文学的主要课题。

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启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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