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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审美趣味对启蒙性质的影响

【摘要】:从根本上说,现代主义诗人对胡适和郭沫若的诗风的反感,是受传统含蓄蕴藉的审美趣味所影响,他们仍然保留了传统的审美趣味。受西方影响的初期象征派,十分重视象征在诗的意象创造中的作用。文学中阴柔阳刚的风格呈现是作者创作个性和审美趣味的集中表现。

第三节 审美趣味的影响

审美趣味同样是一个有着鲜明民族色彩的概念,传统含蓄蕴藉的审美趣味仍然可以在现代主义诗歌中品味到。这就可以解释何以胡适提倡的“作诗如作文”的白话新诗,与郭沫若的“感情自然流露”的浪漫诗歌虽然掀起一时的轰动,却很快引发了诗人们的不满和反思,象征派诗人穆木天就是从创作社转向象征主义的,他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新诗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诗不是说明的,诗是得表现的。”从根本上说,现代主义诗人对胡适和郭沫若的诗风的反感,是受传统含蓄蕴藉的审美趣味所影响,他们仍然保留了传统的审美趣味。而此时流行的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派诗又在这一点上与中国古典诗歌有着某种共鸣,例如刘勰的“隐以复义为工”,“隐”是指意象的隐藏即含蓄,“复义”的多重意义用西方象征派诗学术语来说,就是象征意象所内含的多义性和模糊性。中西方诗歌对余味和回香的共同追求,在成为现代主义诗人对抗新诗“非诗化”的有力武器的同时,也找到了中西融合的一个平衡点。受西方影响的初期象征派,十分重视象征在诗的意象创造中的作用。“诗之需要image(形象、象征)如人身之需要血液。在现实中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美,美是蕴藏在想象中,象征中,抽象的推敲中。”(穆木天《谭诗》)他们把从象征主义那里学来的象征技巧、暗示手法和中国传统意象结合,营造出一种神秘朦胧的美。李金发的《下午》明写在某个下午诗人对某处景致的见闻,春莺、新枝、喷泉、游人等意象似乎随处可见,但是这些意象的选择和组合却不是写实性的,而是象征性的,从而模糊了意象本身的意义,烘托了更深、更丰富的情绪。我们需要更仔细地品鉴才能感受出诗人在此传达的意味是那种对于人生美丽和伪善的感慨。明确将古典的趣味植入现代诗并完美呈现的是30年代那群有着深厚古典素养的现代派诗人,初期象征派虽然也有所努力,但正如胡适所批评的那样,晦涩难懂的象征诗成了“笨迷”而限制了其发展。现代派当然也吸收了异邦艺术的有机营养,但对古典诗情的魂牵梦绕更让他们不自觉地回归富有永恒魅力的古典诗美。他们明确以现代诗歌的观念去观照传统诗歌,“在两者的交汇点上大胆创造,钟情于古典诗歌的富丽典雅又不泥古,追索朦胧品格又力戒神秘晦涩,从而建起一种簇新的诗歌美学:隽永的象征和亲切的美学,衣服是象征主义的,骨子里却浇筑着民族与传统的材料。”(10)《雨巷》可以说是中西审美趣味融合下的一个典范,诗人一方面吸收了古典诗词重意境的长处,甚至连全诗的主题意象和情绪都化用了“丁香空结雨中愁”的典故;但另一方面却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因袭和机械照搬,而是创造了富有美丽空灵的象征意味的新形象。古典诗美在现代主义的照射下转化成中国现代特有的那种朦胧含蓄美,我、雨巷、姑娘在被赋予了象征意味后,超脱了简单的爱情幽怨,诗人吞吞吐吐的表现让诗的情绪和意蕴变得曲曲折折,是爱情,是人生,是自我,是社会,这样飘飘缈缈的感觉不是带上了晚唐五代李煜李商隐所代表的那种愁肠百结的哀婉风韵、朦胧繁复的意境么?

含蓄蕴藉的审美意趣追求下的古典诗歌呈现出两种主要的诗歌风格——阴柔与阳刚。“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姚鼐《复鲁絜非书》),“阴柔阳刚”不同于西方的优美、崇高,而是以《易经》以来的原型文化为参照创化出来的、富有典型的华夏民族特色的审美类型。文学中阴柔阳刚的风格呈现是作者创作个性和审美趣味的集中表现。而如果要把现代诸种诗的流派、风格归类的话,那么,象征派和现代派似应纳入阴柔一脉,其诗都有着感伤忧郁的色彩,是一群深陷斗争漩涡,苦闷彷徨又找不到现实出路的敏感年轻知识分子的哀吟。而李金发这样海外归来的游子更像是“中伤的野鹤”,染上了从《恶之花》那里传染来的黑色阴郁色彩,他那颗脆弱敏感的飘零之心,再加上羸弱的民族心态,足以让他的诗歌频繁地出现落叶、残阳、寒风这种柔弱冷森的意象群;戴望舒则是天然地发现自己的情绪竟然能与晚唐五代词人同病相怜,诗歌中渗透的绝望的寂寞、哀伤的幽怨让人联想起“故国不堪回首”的李后主和“沧海月明珠有泪”的李义山,类似的时代氛围,类似的个人生活的境遇,同样被爱情和人事折磨的悲哀,这么多深刻的相似之处,似乎他们要是生活在一个时代定会惺惺相惜吧,的确,他们通过跨越上千年的时空而在诗国里遭遇了。(www.chuimin.cn)

与象征派和现代派诗人不同的是,九叶诗人主动将自我融入社会和人民中,以一种人民本位的态度勇敢地干预社会、干预人生。他们当然也保留了自我的敏感情绪,但这种情绪不再是象征派、现代派那样的无力和迷茫,相反他们饱含着艰深有力的深沉的爱和强烈的憎,有着对伤感自我的坚毅搏斗,他们的诗是一条“深沉的河”,强劲而深刻,外放而内敛,凄怆而凝重,豪放之余又多一层深刻,充满力量,颇有些悲壮之美。穆旦的《活下去》就像是一个真的猛士那种声嘶力竭的呐喊:“活下去,在这片危险的土地上/活在成群死亡的降临中/当所在的幻象已变狰狞,所有的力量已经/如同暴露的大海/凶残摧毁凶残/如同你和我都渐渐强壮了却又死去/那永恒的人。”“活下去”,一种力的鼓舞和煽动,其中对死亡意象的超越,这种以牙还牙的激烈对抗方式更像是英雄的绝唱,诗中所表现出的是一种昂扬永恒的人类精神,而非仅仅是个人的情感。陈敬容的《力的前奏》也是如此,单是标题就充满了力量,全诗读起来,无论是歌者的声音、舞者的姿态、云与海洋的寂静,这三个有着共同属性的意象及其组合在最后一个共同的黎明中引爆;还是表现的内容和情绪,强烈地暗示出诗人心中对社会解放的必胜和顽强的信念;甚至到音韵的选择上,“震颤、拼聚、寂静”这些强调的重音都充满了蓄势待发、蓬勃欲出的激烈力量。因此,这些诗体现了现代主义诗潮的“非个人化”诗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