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思想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整个诗歌发展史就是两者之间的相互交替和激荡。巧合的是这样一种诗思竟然与法国前期象征主义诗学有着某种契合，而意象派的诞生更是直接受中国古典诗学“意象”的影响。渴望通过外部寻找来建立新的诗歌范式的中国现代主义诗人，又在异质诗学中发现本土文化的影子。

第二节　诗学思想的影响

中国是个诗歌大国，几千年的创作经验形成了自己民族独特的诗歌观念。周作人将其分为“言志派”和“载道派”，前者强调诗歌是抒发个人情致之作，后者则把诗歌作为某种观念意识的传达工具。整个诗歌发展史就是两者之间的相互交替和激荡。

从新诗反传统的立场看，现代主义诗歌是把古典诗歌传统作为自己的对立面来看待的。中国象征主义的始作俑者李金发就大胆喊出“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诗立场，现代派的梁宗岱发展了“纯诗”说，戴望舒等人仍继续努力抬高诗歌本体地位。这些观点和做法迥异于传统的“诗缘情”、“诗歌是情感的产物”等观念，中国古代诗人强调诗歌是抒情言志和载道明道的文学体裁的观念，西方近代诗人则强调诗（poetry）乃诗人强烈情感的表达的观念，但这些都不同于现代中西方那种诗歌艺术本体论观念。然而，摘下“传统”这顶帽子之后，我们发现“言志派”所讲究的诗缘情，抒发情感，其实质是对诗歌创作活动的一种感性而简练的把握，是强调诗歌要有充沛的情感来表达社会生活和人类精神世界，这其实是对“载道派”这种“遵命文学”的反拨。如明末公安派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代主义诗人提出的类似主张，“艺术是不顾道德……艺术家唯一工作，就是忠实表现自己的世界”（李金发《烈火》）。“现代派”则注重个性化诗歌的“内质”，他们的共同指向是“诗是心灵化艺术，人之主体是诗国的太阳，主情主义是现代诗派的核心观念”。⁽⁶⁾九叶派诗人突出强烈社会意识的同时，更展示出浓烈的主体意识。由此现代主义诗人的诗歌观念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的“不平则鸣”，有感而发，承续了“感其况而述其心，发乎情而施乎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诗学观念。当然发掘中国现代主义诗之“诗言志”的诗学观念，不能忽略现代主义背景下的创造性转换，这就是说现代诗歌所言之志不再是传统诗人的那种感时伤怀，而是现代人的现代情绪，即注重对个体内心的潜意识挖掘，并带有了某种纯粹的形而上意味。施蛰存认为：“《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辞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括了各式各样的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坑矿，奏着Jazz（爵士）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和前代不同了。这种生活所给予我们的诗人的感情，难道会与上代诗人从他们的生活中所得到的感情相同的吗？《现代》中的诗大多是没有韵的，句子也不整齐，但它们都有相当完美的肌理（Texture）。它们是现代的诗形，是诗！”⁽⁷⁾他一连用了七个“现代”来表达他所意识到的现代况味。这里，“完美的肌理”显露出施蛰存仍有某种古代文人的感伤意趣。但生活的环境已然不同于古代的田园牧歌般的自在世界，而是显然透出现代的“感兴”的一种物化世界，因此其体现的诗学旨趣就是一种力图与世界节奏合拍一致的情怀，一种世界主义诗学观。(www.chuimin.cn)

“诗言志”在中国代表的是“感物”、“吟志”的诗思传统，有感而发，决定了诗人们习惯用直觉感兴的形态去进行诗歌创作，这种形态“显示为主体融入对象，以物观物，物我两忘的特征”⁽⁸⁾，古典诗歌显示出明显的感性色彩和物态化特征，以及“天人合一”的无我境界。巧合的是这样一种诗思竟然与法国前期象征主义诗学有着某种契合，而意象派的诞生更是直接受中国古典诗学“意象”的影响。渴望通过外部寻找来建立新的诗歌范式的中国现代主义诗人，又在异质诗学中发现本土文化的影子。所以，尽管现代社会不和谐的物我现实，让诗人们不再有传统那种可以忘我、无我的客观条件，现代非理性哲学对自我的洞悉，也让他们无法摆脱个体孤独存在的阴影，但是直觉感应的创作模式和感兴的美学传统仍然获得了一种现代性的再生。这一再生也许是诗人们刻意用文字来寻梦以逃避现实，以戴望舒、何其芳、玲君为代表的主情的现代派就是典型。何其芳的诗《夏夜》写的是爱情的萌动与温暖，有着强烈而浓郁的自我色彩，但作者抒情，不是直抒胸臆，而是情景交融的意境营造，尤其是诗的第二节，“藕花悄睡在翠叶的梦间/它淡香的呼吸如流萤的金翅/飞在湖畔，飞在迷离的草际/扑到你裙衣轻覆着的膝头”，我们俨然看不到主体的影子，而是各种景致的“反客为主”，藕花、翠叶、流萤、湖畔……这些经典意象的巧妙组合所营造出的是一种甜蜜、迷醉的意境，使中国的读者往往感到熟悉与亲切。

现代派在中国大陆20世纪上半叶由孕育、发展到繁荣，最后在50年代沉寂之时，恰是台湾地区现代派诗歌兴起的时期。 1953年来自大陆的诗人纪弦创办了现代主义诗歌阵地《现代诗》杂志，在50年代掀起了中国现代主义的一波新高潮。到60年该派衰微，但台湾的现代派小说又开始崛起。到70年代末大陆朦胧诗兴起，直到当下，中国现代派诗学和诗歌创作基本没有根本断裂地延续了近百年。在台湾现代派反传统的喧嚣声中，诗人郑愁予却是个异类，他的诗表达了深切的传统诗学的意境，较好地在现代主义诗学中继承了传统诗学。他的诗作《错误》，借春闺少妇苦苦期盼离人回归而终至失望的落寞和悲哀，抒发了离人浪子的惆怅情怀：“我哒哒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⁹⁾这首诗与刘禹锡的《春词》有异曲同工之妙，刘诗中有“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之句，两相比较可以看出郑愁予诗的古典诗学的深厚内蕴。在戴望舒等开拓的新诗把中外、古今打通融汇再新创之基础上，郑愁予进一步把西方现代主义诗与中国古典诗相结合上，而取得了更丰厚的成就。

诗学思想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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