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哲学思想影响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哲学思想的影响哲学思想是一切文化的灵魂之所在。哲学思想影响乃至决定了现代诗人的创作。一方面，体现为受儒家文化影响而面对公众积极的、外向的入世精神；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在道家文化影响下入世不得而退回到自我、向内探索、寄情自然山水的出世意愿。然而这正是中国现代主义诗对于传统的内在回应和致敬。

第一节　哲学思想的影响

哲学思想是一切文化的灵魂之所在。从民族的角度讲它以民族意志的方式存在，从个人方面考虑则是世界观的形成。哲学思想影响乃至决定了现代诗人的创作。中国现代诗人当然吸收了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哲学，但这并不能否认中国现代派诗歌与传统文化在精神情调上有着深层血缘联系。典型的就是儒家文化，它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在20世纪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特殊境遇中，以一种更强烈而更有普遍价值的方式存在，这就是启蒙心态。启蒙就是一部分先觉知识分子对社会所肩负的那种集体道德责任，启蒙需要社会责任意识和集体伦理道德。毫无疑问，儒家“克己复礼”和“禁欲主义”的传统伦理枷锁已是新文化的破除对象，但它所追求的社会价值及其思维方式却被接受和保留，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社会价值理念，追求社会的公正与和谐，追求集体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最大化，培养仁人志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启蒙者的内在理想。 20世纪初的中国外受列强欺辱，内有阶级压迫，动荡的社会现实充分激发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民族大义和社会责任感，这一点恰恰和儒家精神相吻合。从象征派到九叶派，无论谁都不可能脱离这样一个严峻的社会现实去思考和创作。即使象征派和现代派都提出过“纯诗”的主张，要求拉开艺术与现实的距离，但穆木天的“几时能含住你的乳房/几时我能拥你怀中/啊！禹城，我的母亲/啊！神州，我的故邦”（《心响》），无疑是一曲浓烈的爱国主义绝唱。便是“小处敏感，大处茫然”，情感纤细幽微的“雨巷诗人”戴望舒也不乏《断指》、《我用残损的手掌》这样充满激愤情思又深具现代诗之神韵的感时之作。九叶诗派更是明确主张对当前现实人生的密切把握，其诗歌创作表现出对民族和人民命运的强烈关注，有着一股浓郁的启蒙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穆旦的“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赞美》），深情唱出了对民族觉醒的喜悦之情；还有杭约赫的《还乡记》、袁可嘉的《难民》、唐祈的《挖煤工人》等，无论是情感内容上还是形式格调上更像是杜甫精神的现代再现，其格调悲怆，意境深邃，抒发了诗人和人民在同一战线上对黑暗现实存在所表现的愤怒和抗争，等等。所以中国现代主义诗所呈现出的自觉的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仍然延续着传统的对家国的热爱之情和积极入世精神，可谓深得儒家文化的不懈进取之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心理被解释为儒道互补的文化心理结构，这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复合或多重人格。一方面，体现为受儒家文化影响而面对公众积极的、外向的入世精神；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在道家文化影响下入世不得而退回到自我、向内探索、寄情自然山水的出世意愿。相比儒家，道家更强调个人利益，寻求个体的自由发展，而且呈现为本体论上的神秘主义色彩和认识论上的直觉主义色彩。这就导致中国现代主义诗人带有了本土的直觉性文化心理基础，同时，道家文化与西方非理性哲学的相似性也为诗人接受和理解现代主义提供了先在视野。接受美学认为，接受主体与接受对象之间如果完全陌生，其内涵超出接受者的期待视野，出现完全遇挫，则不仅无法实现沟通，甚至会出现抵制，导致接受失效。道家文化的向内发展与现代西方非理性哲学的个体精神寻求的大致吻合避免了这一状况，这就说明了为什么20世纪初的中国人虽然没有西方那样的历史时代背景，却同样可以理解并迅速地接受非理性的现代主义哲学和诗学。有意思的是，道家文化在传统士大夫那里往往是入世不得而后逃避现实的心灵港湾，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现代主义诗人身上，尤其是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群体。他们在20年代积极入世，投身左翼文学运动，创作表达底层人民心声和痛苦的作品，但是在大革命失败后长久地沉溺于无望的阴霾中，情感上有着空前的困惑和寂寞，而主体的过于敏感和孱弱就不自觉地把诗人们引向了超越现实的出世思想。在此种环境下，道家文化的出世、追求逍遥做派便占据了上风，于是诗人们希图以此来淡化社会的黑暗、消解自身的痛苦。这就是一种现代主义诗人所浸染的民族性双重性格的体现。在创作中这一点也体现出来，典型的如一部分“现代派”诗人所作的“山居诗”系列，他们模仿古人隐逸于山水、醉情于乡野，将自然作为精神的慰藉所，试图在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境界中忘却尘世的烦恼。例如玲君的诗句“午间听骑驴的铃声由远方来/夜里看山的眼睛巡逻似探海灯/我的寂寥，你的冷静与/山的忧郁是三位同一体”（《山居》），从中可以感受到诗歌所流露的那种隐逸的山林之气。戴望舒的《古神祠前》写了由云雀化身为鹏鸟：“在浮动的白云间，/在苍茫的青天上，/它展开翼翅慢慢地，/作九万里的翱翔，/前生和来世的逍遥游。”入世的冲动和高远志向，与出世的自由逍遥愿景，都在召唤着诗人，儒道互补还是儒道纠缠或儒道对抗，谁人说尽？然而这正是中国现代主义诗对于传统的内在回应和致敬。(www.chuimin.cn)

“入世”与“出世”，其实同古人一样一直是中国现代主义诗人内心难以把握的平衡，尤其是前期的象征派和现代派更是明显地交织着浊世哀音与出世向往。他们面对惨淡的现实，往往心中涌起强烈的入世情怀，但面对社会黑暗却无法改变的窘境，只好沉溺于狭隘而忧郁的自我中，进而不自觉地转向出世甚或逍遥。但这种逍遥却是悲哀的、避世主义的，是闭上眼管他冬夏与春秋的伪逍遥，因为中国现代的诗人作为一些骨子里头的积极入世者，心灵深处的良知哪容得这种避世主义呢？当然我们说这种现代与古代情怀的转化和徘徊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有了现代哲学思考下更深的时代使命和生存维度的考量。这种考量是现代意义上的，它不再如儒家、道家那样看待个体或社会，而是有了一种形而上的现代意味，个体的人的独立与自由，及其与族体的解放与自由的有机结合，代替了无根状态下的个体或封闭状态下的社会。这一趋势发展到九叶诗派便形成了一种较为成熟的“现实、象征与玄学”的综合诗学，他们既有对现实的深沉忧虑和批判，也坚持着诗歌的独立性价值诉求，从而加深了“诗歌对人类精神的整体思考”、“现实世界与人生的沉潜性关照”以及“关于个人生命的体验和内心自审”⁽⁵⁾的现代性探索。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哲学思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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