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性缺位与现代主义基调：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神性追求及其相对较高的成就相比， 1949年之后的文学显然处于一种精神极其幼稚和贫乏的亢奋状态。由于神学的缺位或信仰的衰微，新时期现代主义文学也患上了精神萎缩征。其中，关于现代主义的讨论成为一个较长时间内的热点之一。

第二节　神性缺位与现代主义基调

以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人就是如此从悲惨而壮烈的现实生活世界中执着于诗的象征形式的探寻和新诗学的建构。穆旦的诗歌及诗学不再是30年代以梁宗岱为代表的“纯诗”学。对于那种“纯粹诗学”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一样，在经历了战争的蹂躏和社会贫弱的严酷现实之后，也应该有所发展、有所超越，否则，文学及其理论就会成为时代的精神花瓶和矫情的代名词。冯至、卞之琳、袁可嘉、穆旦等人的诗学思想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力图走出“纯粹”的天地，走向时代精神创造的新境界。与时代、社会和公民一起创造和捍卫新的精神价值，成为这新一代诗人和理论家的努力目标。

从历史演变的内部规律来看，到了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从各个方面都具有了综合的需求和条件。其标志首先就是诗学不再满足于表达激情、表现救亡等外在的表层的东西，而要求把近现代半个多世纪以来新的诗人、文学家、文论家所经历的内在精神变革的种种艰难努力，进行“整合”并将其纳入到一个有容乃大的整体当中。穆旦的诗歌创作和诗学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宗教思想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它使得中国的现代主义诗学体现出趋于成熟的特质。

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神性追求及其相对较高的成就相比， 1949年之后的文学显然处于一种精神极其幼稚和贫乏的亢奋状态。由于宗教神学和信仰被废除，无神论占据思想和艺术领域，连日常生活也充斥着无神论思想，更遑论文学。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由于神学的缺位或信仰的衰微，新时期现代主义文学也患上了精神萎缩征。其原因大致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上半叶在国内或国外的中国文学家和文学研究学者有很多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宗教信仰，比如梁宗岱就是典型的基督徒；穆旦也对基督教有精深的了解，从其诗作或诗论看来他也是一个上帝的信仰者。即使不是基督徒或佛教徒，但是中国现代作家和学者有很多是有宗教信仰或是宗教同情者、情感上的认同者。⁽⁵⁾所以那个时期的文学在精神的力度和深度方面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提升了我们民族的精神维度，促使我们民族审美心理的肉身化和感知化特点向深层次的精神转化。但在1949年之后，这些创作家和基督的虔诚信仰者或同情者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和打压，宗教信仰被视为邪恶的麻痹和欺骗人民的精神鸦片，而被扫地出门。即使如梁宗岱这样正值壮年的学者和现代主义诗人，也不得不隐藏或放弃自己的信仰而去云南的深山里研制药物。穆旦更是遭受到残酷的折磨，身心都受到摧残而过早地去世了。直到三十年后，新时期文学开始注意到信仰维度和精神维度重建的重要性，这种精神的缺失对于一个民族文学品格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但是如何使之渗透进文学创作当中，却是一个依旧没有从根本上予以解决的大问题。宗教生存发展的环境依然如故，宗教学界比较活跃，但是在种种僵化意识形态的制约之下，作家的思维和心理结构中依然缺乏神性之维的滋养，所以他们对此也往往是浅尝辄止，鲜有出类拔萃者。(www.chuimin.cn)

其二，新时期伊始，文学创作张扬个体的价值取向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这对于冲破“文革”极左思潮遗风，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其中，关于现代主义的讨论成为一个较长时间内的热点之一。而这种讨论是从恢复与张扬人性中的潜意识和肉身、欲望及其意义开始的，并且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呼吁和倡导个体价值、乃至张扬肉身欲望的声音相当响亮。自1949年后，人的欲望和身体的需要逐渐被压至底层，在“文革”中以致遁于无形。看《红楼梦》这样的小说也竟然成了思想不健康的体现，男女青年的自由恋爱竟然被当作流氓抓起来。所以文学中表现爱情、情爱甚至性本身，自然有某种反叛和启蒙的意味。从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到路遥的《人生》、张弦的《被爱情遗忘角落》，以及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情爱小说，甚至到了90年代初期韩东《三人行》、《障碍》，朱文的《没文化俱乐部》、《我爱美圆》等性爱小说，都具有启蒙的意义。整体看来，“文革”后恢复和张扬人的感性维度中的身体、本能和欲望等相度，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这可谓欲望处于自己辩证法的正题时期，即由前三十年（1949—1978年）的反题（否定肉身及其欲望的合理性）阶段到80年代的正题（肯定肉身及其欲望的合理性）阶段。但是，随着80年代后期启蒙精神的急遽衰微和金钱拜物教、身体欲望化价值取向时代的到来，金钱和力比多的满足成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狂热追逐的主要价值目标，欲望和身体的狂热几乎赶上和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和国内社会的激烈分层、矛盾冲突愈演愈烈，对于金钱拜物教和肉欲本能追逐的全民狂欢化导致了文学中的欲望叙事逐渐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身体和欲望由80年代正题中的启蒙力量、改革力量、社会现代性力量，转向了反启蒙、反改革、反社会现代性的力量，也就是重新走向了它的反题阶段。身体和欲望（性本身）变成不规范商业社会中的物化力量，变成了一种商品。所谓“下半身写作”、欲望写作、身体写作恰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特征。身体和欲望更成了文学写作的核心，在接踵而至的破坏性后现代狂躁中，在碎片化的喧嚣中，身体和欲望走向了自身的辩证法——在文学艺术中逐渐由被作者和读者所张扬，随之处在了被扬弃的位置上。现代派或先锋派文学便是这种从张扬到扬弃过程中的重要一维。随着中国开放的延续，在经济和身体欲望消费领域的开放度愈加深入，也就是感性的解放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其三，上述局势的形成与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软骨症有关系，而这种软骨症与中国文化元素里面缺乏意义坚守的信仰维度又不无联系。这就与我们前面论及的宗教之维的缺席有关。百余年来，志士仁人们一直追求国家民族的独立和个体的自由，但是无论康梁的新民思想还是鲁迅的立人思想都没有真正在中国实现。无论庙堂的强势威权还是江湖的卑微驯服，都还依然留存在国人的内心深处，并时时显现出来，所以无论权力掌握者的外强中干、色厉内荏，还是民间被统治者的卑膝屈从、阿Q精神，都还远离启蒙的理性的理想建构目标。从康有为设想的“孔教”：“欧美所以为人心风俗之本，则更有教化为之耶”，而“基督尊天养魂，戒恶劝善，行之欧美，成效久彰矣”。康有为在中国较早认识到基督教思想对于欧美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对于有些人以法国大革命为废除宗教的说法，康有为指出，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他说：“或者以法革命之废教也，岂知法废旧教而已，而尊天与基督无异也。”因此他坚信：“万国自小蛮夷，莫不有教。嗟乎！天下岂有无教而可为国哉？”（《孔教会序二》）正是在这种认识下，康有为提出要强化中国宗教的建设。⁽⁶⁾遗憾的是，康氏的理想至今还仍然停留在纸面上，而没有成为官民朝野各方的共识。反观欧美诸国，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幸有康德从理性及理性之神学维度来思考人类命运问题，倡导一种理性宗教或理性上帝，唯有这一存在人类才能避免革命暴力的恣意妄为和人性堕落。这是人的思维所能推导出的超越性彼岸世界的设定。在近现代启蒙者看来，世界之魅正逐一丧失其魅惑之处，取而代之的是世界本相的还原，所谓“祛魅”是也。但随着人类对地球的开发不断加剧，人类正面临着新的恐惧：无所畏惧所带来的无根状态下的畏惧，即人类的生存本身出现了问题。所以，西方思想家又重新提出对世界神秘存在的“复魅”。复魅，也就是要重新建立一个信仰维度，或者说让上帝重新回到人间，人类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由是观之，西方已经走的路恰恰也是我们所将要走的路。而且有一种文学制作者的怪现状出现了，即纯粹的本能潜意识力比多的书写肆虐于文坛，蔓延于网络。我们比西方后现代还要后现代，在本来于20世纪碎片化的情势下更加显得离散化、去意义化，一种干什么都行的观念和寄托于身体感官刺激下的犬儒主义开始盛行。

就在这种信仰缺位的状态下，某些企图坚持以文学的形式甚或带有现代主义性质的文学来救赎这个无信仰时代的精神，依然顽强地存在着。

神性缺位与现代主义基调：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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