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派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启蒙性贡献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七月派小说重感情和体验，“这就使他们同强调主观表现的现代派有了某种接近”，“七月派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独特的强调激情并十分重视体验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突出主体性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和现代派有了某种接近的现实主义”。

第二节　七月派对现代主义启蒙性的贡献

在文学理论、批评与创作等方面，受胡风影响而形成的七月派均卓有建树。他们一方面在胡风文艺思想影响下进行创作，另一方面他们在创作上实践着胡风的文学观，甚至远远超越了胡风的期待，成为推动胡风文学思想丰富和发展的重要精神动力，如此便形成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独具特色的以胡风为首的七月派。七月派或胡风文人集团富有活力的创作发生于两个不同的时期，一是三四十年代《七月》和《希望》时期，主要有路翎、丘东平、彭柏山等人的小说创作和绿原、牛汉、曾卓、阿珑等人的诗创作；二是解放后以胡风为中心的上述诗人们在困厄中“潜在写作”或“地下写作”所留下的诗作。

七月派的诗人和小说家们在关于文学的理论表述中时常体现出某种超乎现实主义的东西，这些思考补充和发展了胡风的文学思想。如丘东平曾经给郭沫若写信，谈他自己的思想来源和美学追求：“我的作品中应包含着尼采的强者，马克思的辩证，托尔斯泰和《圣经》的宗教，高尔基的正确沉着的描写，鲍特莱尔的暧昧，而最重要的是巴比塞的又正确、又英勇的格调。”⁽⁷⁾“尼采的强者”、“鲍特莱尔的暧昧”和“巴比塞的格调”等都属于现代主义，巴比塞是法国作家，参加过象征派运动，但是其创作又与象征派有一定的距离，其作品有一定的悲观色彩，且能正视和反映现实。丘东平所谓“尼采的强者”，是一种陈鼓应所说的冲创力，具有生命本能的原始力量。丘东平及路翎作品中那些意志倔强的人物往往都有尼采式的精神气质，尼采思想的影响显而易见。

40年代无论在解放区延安还是在国统区重庆等地，进步文化界或左翼人士往往陷入了教条主义地理解和阐释马列主义的泥潭。胡风及其同道者们主张通过主观战斗精神，来斩断文化和体制中继续引发精神奴役创伤的因素，来扼住那些制造精神创伤的施虐者奴役人民的黑手，其中围绕“主观”概念，很多学人都进行了各个角度、各个层面的分析研究和透视，其中有舒芜的《论主观》，有所谓“才子集团”的各类文章。“才子集团”主要有于潮（乔冠华）、项黎、陈家康等人，他们继承了五四启蒙传统，对强调客观对象决定作家创作的客观主义和僵化的教条主义文学观进行了较为透彻的批判，以还原或启迪人们以主观精神来创造合理而自由的新生活和新的生存方式。因此，这一时期在重庆围绕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所形成的这个所谓的“才子集团”，其文艺思想同胡风非常接近，而且他们尤为重视感性生活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如项黎认为教条主义的弊病是“把理性生活看做生活的全部，根本否定了感性生活在生活中的地位和意义”。⁽⁸⁾突出感性生活和身体维度（才子集团谓之思想的物质性载体），不免带有尼采身体美学或审美主义的意味。因此有学者指出，“才子集团”对“主观”概念物质性的强调事实上已经接近了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对同时包含了人的精神性与物质性生存的“存在”概念的理解，而超越了当时唯物论与唯心论的认识论界限。⁽⁹⁾这一看法是值得重视的。所谓“才子集团”对身体存在的物质性基础的强调，其实是在发掘主观性和主体论哲学的前提下对唯物论的一种补充性认识，但却在20世纪西方存在主义那里能够找到相应的论述。然而胡风和才子集团终究不同于西方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哲学强调人的自由选择性的生存，人的生存本身就是在类似于“畏”和“烦”，以及“恶心”、“荒诞”这样虚无化的环境中的存在，因此无所谓希望和救赎，人生和人性都是黑暗的、令人绝望的。而胡风派及才子集团的文艺思想主张主观精神的强化可以影响乃至创造新的生存环境和空间，能够克服黑暗制造的不幸、不公，能够创造新的光明未来；他们仍然保持着对民族、国家、社会和人类的希望。前者是纯粹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基础上的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道主义（萨特就讲他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后者是在乐观主义基础上的迎难而上和釜底抽薪，他们企图从根本上通过主观精神世界的开掘而创造一片新的天地，以克服几千年来专制文化所加于中国民族的精神奴役后遗症。

胡风的编辑出版、理论建构和文学批评以及诗创作，处在一个时代和国家的巨变过程当中。作为这个巨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胡风要同两方面的反启蒙势力“作战”。在第一个阶段，他生活在“国统区”，作为左翼作家、批评家的胡风强烈地向往融入集体但又不失个性的个人主义，并希望以此来推进社会民主和创作自由。如此，继承了五四精神的胡风具有一种自认为的天然的“政治正确”的文化身份，他的写作和编辑出版工作都深深地打上了这种思想的烙印。无产阶级和被压迫者反抗强权和暴政、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构成了胡风文艺写作的内容。三四十年代的胡风说过：写作要“敢于给众人的嗜好一记耳光”。⁽¹⁰⁾路翎也借小说人物的话表达了自己的艺术观：“真的、伟大的艺术必须明确、亲切、热情、深刻，必须是从内部出发的。兴奋、疯狂，以至于华丽、神秘，必须从内部底痛苦的渴望爆发。”（《财主底儿女们》下册主人公蒋纯祖的话）文学创作就是要独出心裁，但是又不能违背艺术创作的规律。七月派之所以横空出世，耀眼地划过时代的星空，与他们对文学的深刻理解有关。严家炎在论及七月派如路翎的小说创作特点时曾指出，“七月派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独特的强调激情并十分重视体验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突出主体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和现代派有了某种接近的现实主义”，尤其认为丘东平和路翎的小说“现代主义成分也相当明显”，带有厨川白村和叔本华色彩的“痛苦和无聊是组成路翎小说的两种情感基调，构成路翎小说的两大母题”。七月派小说重感情和体验，“这就使他们同强调主观表现的现代派有了某种接近”，“七月派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独特的强调激情并十分重视体验的现实主义，是一种突出主体性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和现代派有了某种接近的现实主义”。但是严家炎先生不承认七月派小说所受到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认为“七月派小说的心理刻划不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出发，而是从生活出发”，因为胡风说过，“小说必须表现‘活的人、活人底心理状态、活人底精神斗争’”。在《财主底儿女们》中，蒋纯祖在逃难路上出于同情心把面饼送给了一对难民夫妇，随即却又严厉地谴责自己，认为这样做“侮辱”了别人，这也是出于一种尼采哲学，在尼采看来，同情表面上虽属慈善，实际上却消解了对方的自尊心和人格完整，所以尼采说：“拯救不幸的人，不是你的同情，而是你的勇敢。”同样，青年蒋纯祖之所以会有“毁灭的、孤独的、悲哀的思想，渴望从这孤独、悲凉和毁灭底报应里得到荣誉”，甚至“想到自杀”，其中也包含了尼采哲学的影响。蒋纯祖反权威、反教条、反对压抑个性时所采取的战斗方式，也和尼采自述的“战斗四原则”毫无二致。所有这些，事实上都有作者自身思想气质的投影，都有作者自身所受的尼采的影响。⁽¹¹⁾如果认为路翎等七月派“是一种和现代派有了某种接近的现实主义”，那么这真正抓住了七月派独特性的命脉；而如果说，这种现代派的意蕴与弗洛伊德心理学所揭示的人的庞大的潜意识层无关，则又陷于一种臆测当中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并非洪水猛兽，也不是要消弭活人的心理和精神斗争，而是深入挖掘作为人的存在的非理性根源，而这种根源是可以作为人的尊严的重要来源之一，正如人的理性那般，这是福柯等后现代主义学者的观点。

这种现代主义色彩或性质并不能改变胡风及七月派通过文学来进行启蒙的艺术追求。胡风派及才子集团的启蒙意图非常明显，但是时代的推演给予个人独立性或个性的理论阐释空间愈来愈狭窄。到了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中期，来自右翼和左翼内部极左派的干扰，五四启蒙理念开始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乃至根本抛弃。解放后的40年代末50年代初，启蒙理念在中国大陆被全然抛弃，文学观念被强行归于一途，即所谓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原则，或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文学进入了举步维艰的时代，张扬主观战斗精神、揭示精神奴役地创伤的胡风派遭到整肃和镇压就是时代局势的必然了。于是1949年解放后，胡风及其同人的人生和写作发生一个根本性的逆转。虽然胡风开国大典后随即写了长诗《时间开始了》，极力歌颂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建立新政权的伟大性和正统性，历史或胡风称的“时间”从毛泽东创建新中国方才开始，此前的一切都不过是真正历史的序幕；他那种强调个性主义和在文艺思想上讲死理、主张发扬鲁迅韧性战斗的精神，如果局限于学术和文学之争，那是绝对地占有真理性地位，然而可悲的是这群怀抱火热理想投身新社会的诗人、学者、批评家，却遭到了灭顶之灾。在随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们被打入社会底层，饱尝了人生的艰辛，直到“冤案”得到平反。他们的自然生命和艺术生命就这样被抑制甚至埋葬了，何谈艺术和启蒙？

早在40年中期，胡风就与左翼的主流人士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在胡风看来尚属正常的文艺争鸣，但是后来胡风日益意识到封建色彩的宗派性和宗派主义，又与意识形态杂糅在一起，他及其同人就不得不保持沉默，而且有时候连沉默都不得。 1949年胡风进入解放区，他给路翎写信说：“要拿出东西去，从庸俗和虚伪中间来歌颂这个时代真实的斗争。”⁽¹²⁾“庸俗和虚伪”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充斥于我们的生活世界和文艺界，胡风这样富有个性和战斗精神的理论家和作家，以颇有洞察力的眼光看到了这个社会形态在貌似高昂、进步、胜利的面影下的实质。启蒙自康梁以来遭遇到了其最为艰难和莫测的境地，结果是他们以殉难者的姿态接受着随之而来的种种磨难和屈辱。他及他的30万言书，作为一种抗拒所谓的“意识形态询唤和规训”的最后努力和挣扎，为当今中国文人和国民提供了一个真正启蒙者的案例。

诗人聂绀弩说：“胡风是真正的大手笔，写惊世骇俗的大文章的人。他的文章有令人胆寒的风骨。”⁽¹³⁾而且，胡风作为一个探索者一直在探索“险境”。这使我们记起了鲁迅关于知识分子的一段论述：“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的，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痛苦的。”⁽¹⁴⁾在企图保持这种批判姿态而不得的时候，胡风步步退却，最后只能保留自己的底线——文学创作上的“真情实感”的大白话或常识性认识。但是正如王丽丽所认为的，胡风试图在文学的面包片中加上一丝火腿以增加美味。这种增加了的美味会向良好的方面发酵，从而最终会形成一个属于胡风的艺术美学大观园。由此胡风坚持文艺最根本的原则，就是要保持情感和表达的个性，并向生活的深层迈进，他反对放弃自己立场和尊严的退却，这也是他一贯的文艺理论和批评价值观。他反省自身及同代人那种浮雕式的创作，而在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代，还极力宣扬那种战斗性特强的文艺理论话语——被后来同样被关进监狱、“文革”后复出的周扬称之为“文艺理论上胡风是最深刻的”——由于自己没有描写“那些花样复杂的、垂死的、虚伪的、市侩的、腐败了的、和真实生活交融在一起不可分的更宽广而真实的生活内容”⁽¹⁵⁾，诗人充满深深的自责。

自40年代开始，路翎的创作就在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感召下，推进了小说的精神分析的深度，其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带有很浓厚的心理分析特征，这种心理分析借鉴了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的基本精神，但是又进行了很多改造，这些改造体现在：（一）小说在分析人物心理时结合了很多推进情节进展的动作或细节描写；（二）这种心理分析较为理性和冷静，然而很深入地探到人物的心理深处，把那种人物在激烈的外部与内部争斗中的心理及性格都揭示得很深刻，人物的主观性和矛盾性，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依然较为清晰地显现着。小说人物蒋纯祖自称要“在自己内心里找到一条雄壮的出路”。这部小说既是近现代大家族崩溃的写照，更是在这个崩溃过程中人物内心世界激烈冲撞的精神产物。这个主人公始终处在“独战多数”和“困兽犹斗”的激昂但狼狈的处境之中，他不只思想，而且行动着，然而最终还是病死他乡。惨烈的外部环境，制造了残酷的内心争斗，其结果是个体的彻底毁灭。胡风曾评论路翎“不能用只够现出故事经过的绣像画的线条，也不能用只把主要特征的神气透出的炭画的线条，而是追求油画式的、复杂的色彩和复杂的线条融合在一起的，能够表现出每一条筋肉底表情，每一个动作底潜力的深度和立体”⁽¹⁶⁾。路翎这种深入人物内心世界进行分析的路数即使到了1949年后依然如故，他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同样如此，哪怕在那个已经不能自由地挖掘和书写这种内心斗争的时代，小说还是写得波诡云谲，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这得力于他对人物主观精神世界的深刻探察与体贴入微。

有研究者认为，路翎的小说叙述呈现出一种“疯狂”性。在他看来，路翎与尼采堪有一比，尼采是为对抗虚无而写作，而路翎也是如此；虽然处境艰辛，但路翎又不失博大的爱心，而且他通过写作企图超越自己的有限性，在这一点上他与西方存在主义者有了内在的深刻的一致性。⁽¹⁷⁾路翎的这些人物灵魂深处有“漂泊感、孤独感、绝望感和末路感等所谓‘现代人的精神创伤’。路翎在塑造革命年代里的‘现代人’时，明显地超越了现实主义的阀门，跃入到心理现实主义层面，在精神气韵和文学思想观念上与西方现代主义取得沟通”。⁽¹⁸⁾其实七月派的小说大多如此，是一组组生命的狂歌，他们的小说塑造了一批孤独狂躁、神经质的疯子形象，如蒋蔚祖（路翎《财主底儿女们》）、张小赖（路翎《英雄的舞蹈》）、赛娥（丘东平《多嘴的赛娥》）、林吉（丘东平《通讯员》）、“我”（贾植芳《人的悲哀》）、五哥（贾植芳《理想主义者》）、连生（彭柏山《夜渡》）……他们灵魂的撕裂或野性的变态是其最主要的表现形态。其背后是混乱破离、隐喻性的生存场景，战争、暴力、血腥、欺骗、噩梦，以及死亡无所不在，达到极致。支离破碎、痉挛性的暴力语言构成了七月派小说癫狂叙事的主要元素，这种癫狂叙事不仅展现了个体生命的痛苦体验，还附带着社会的、文化的、美学的含义。七月派小说家笔下的自然景物如大风、暴雨、闪电、迅雷携带着狂暴的力量，不但勃发着“生命底力”，而且充满了路翎在小说《谷》中所声言的：“生命底猛烈的喜悦，生命底暴乱的爱欲底表现。”⁽¹⁹⁾新时期现代派小说家徐晓鹤、阿来、余华、残雪等人所塑造的一系列疯癫形象正可从七月派小说中获得历史的回声，而癫狂叙事恰恰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小说的特点之一

被整肃后，写长篇小说近乎妄想了，于是那些七月派的诗人们如艾青、牛汉、绿原、曾卓、阿珑等人在异常艰难中，以坚忍不拔的信念和对诗歌艺术的赤诚，为后人留下了精神和艺术沙漠中的一片片绿洲，呈现出了一种迥异于50年代莺歌燕舞式的伪浪漫主义或虚假现实主义的诗风。胡风文学思想还只是隐约地吸纳了某些现代主义的营养，这些努力和初显的成果在深受他影响的一代七月派小说家那里得到了感性和形象的张扬，在诗人们那里则结出了更加夺目耀眼的光彩。

绿原的诗《重读〈圣经〉——“牛棚”诗抄第n篇》，从圣经故事和人物中汲取了度过苦难的精神力量，其中不乏鞭辟入里的人生感悟和启迪，诗人赞美那些圣人们，诸如摩西、沙逊、大卫，他尤为敬重“赤脚的拿撒勒人”，他向那个沦落风尘的诗马丽娅・玛格达莲致敬，他甚至理解那个罗马的总督彼拉多，“尽管他嘲笑‘真理几文钱一斤’？/尽管他不得已才处决了耶稣，/他却敢于宣布‘他是无罪的人’”！他理解和同情那个出卖了老师的犹大，因为“他向长老退还了三十两血银，/最后还勇于悄悄自缢以谢天下，/只因他愧对十字架的巨大阴影”。诗人的心胸因为圣经而升华到宽容的高度，那是一种带有宗教博爱般的宽容和希望。诗的写作当然有自己的背景，这就是那个不断地背叛和出卖朋友、老师的时代，那永远不会有忏悔和反思的时代。面对这个罪恶深重的时代，诗人难免露出了深重的失望。然而终究是怀着希望的，这希望就在于《圣经》博大的宽恕和爱。

紧紧抓住了今天

我们不过是诗人：

诗人不过是昆虫，二者

最懂实用主义。

昆虫有千种万类

诗人的种类还要

多得多：让我们两个

且做两个

除了自己别无同类的

会写诗的昆虫吧，

靠露水

活着，否则

吃自己的尾巴

活着，再不济

吃诗活着——

我们边写边吃

一首首像一颗颗

从天上掉下来的诗

一首首像一粒粒

比冰凌更甜的诗

一首首像一枚枚

五颜六色如毒菌

好看不好吃的诗

于是我们饥饿

我们恐怖

并在饥饿与恐怖的

交迫中玩着

诗人的游戏：

要从

火坑里栽出

一盆水仙来！

（绿原《人淡如菊》之二）

绿原将诗人所遭遇的虫豸般恐怖的生存境况，与诗人所应承担的“要从火坑里栽出一盆水仙来”的信念和理想，嫁接到这首小诗里，悖论般的意象和意念的内在勾连，活现出诗作语短而意长的复杂意蕴。较之互文性、反讽式的后现代写作，绿原的诗不啻是力透纸背的诗生命或生命诗，它绝不是无病呻吟的文字游戏，而是类似于艾略特诗学中的信仰和希望的艺术生命力。

阿垅有一首较长的诗《无弦琴・末日》， 1941年冬写于重庆。在诗中，诗人痛斥“踞坐在头盖骨的金字塔尖上”的希特勒。在诗人眼里，“那个卐字徽/在旗上/像毒蜘蛛吃饱在网中”，而法西斯匪徒的“褐衫/是一层一层地用人血浸染的制服”。绿原认为阿垅这首诗严正宣告了希特勒、法西斯的末日来临。⁽²⁰⁾这首诗作充满了一种特殊的意象和表达方式，不同于一般现实主义诗作，而是呈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现代派风格，然而它又不同于西方现代派那种悲观和颓废，而是充满了阳刚和乐观精神。这可谓是在胡风感召下的诗艺的结晶。如此的诗作不但启发了“文革”期间的地下诗歌写作中的现代主义风，而且他们自50年代沉入社会底层，虽遭扭曲和打压但矢志不渝，纷纷写出震古烁今的不朽诗作。曾卓1970年创作的诗《悬崖边的树》，就体现了胡风派或七月派的铮铮铁骨和不屈的抗争精神，虽出困境、危境，但诗人却是十二分的倔强、顽强：“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岩上//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它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倔强//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这首诗有一种来自本土的刚毅和自身生命体验的东方存在论思想，它的意象和意境乃曲折之中有超越、委婉之中有向往，整首诗充满了压抑不住的倔强的力感。在种种困厄的生命体验中，七月派诗人们体现了一种在中国文化和诗学中难得一见的宗教意识以及在这种意识观照下的生命哲学。如绿原的诗《重读圣经》、曾卓的诗《谢谢你，上帝》，等等。《谢谢你，上帝》历经沧桑的简明和精粹，又充满了简约的智慧：“上帝来了/在呼啸着的风里。/谢谢你，上帝/感谢你的来访不拘礼仪：非常欢迎你//有朝一日/我也将来访，/同样不期而至/甚至是/默默无声地。”这是诗人对上帝的敬畏，更是对生命最终归宿的达观，这正是历经百年中国新诗里程碑式的写照。

牛汉在诗《夜中的呓语・恐怖》中如此写道：

有一年的夏天

闷热的午后

我打开了所有的窗户透风(www.chuimin.cn)

猛地望见了

不远的天上

有一口很大的钟

不停地在摇动

像一颗心在抖颤

却听不到一点儿声音

怕看那口悲伤的钟

我闭上了眼睛

突然之间

听到了嗡嗡的钟声

如风一般在身边吹动

我以为天上的那口钟响了

抬头一望

那口钟不但没有声音

而且停止摇动

如一滴眼泪冻结在天空

就在这时

我感到胸腔里的心脏

被重重地震击

我变成一口

嗡嗡响的沉钟

我敢说

并非在梦中。⁽²¹⁾

这首题名为“恐怖”的诗作把当代恐怖的现实化为诗思，在朦胧多义的表达中，凸显了像风声而且无所不在的恐怖氛围，它是如此深刻地烙印在一代诗人也是全体国民的心目中。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卡夫卡的微型小说《一个梦》给予人们的阅读感受，两者有着极为相近的精神特征，然而中国诗人的感受显然更加的怵目惊心并与现实生活世界密不可分。如果说卡夫卡小说表达了一种无所不至的死神的气息，那么，经历过二十余年地狱生活的牛汉的诗，体现的是一种因现实的恐怖而引发的刻骨铭心的、实实在在的心与身的恐惧感，这种恐怖和恐惧是如此如影随形地成为诗人的生存方式和记忆方式。这首诗较之曾卓的《悬崖上的树》更加引人瞩目和带有现代主义诗学的意味。牛汉同年的另一首诗《夜中的呓语・夜》，同样传达出了一种在似乎和平时代和谐社会里的黑暗和恐怖，诗是这样写的：“关死门窗/觉得黑暗不会再进来//我点起了灯//但黑暗是一群狼/还伏在我的门口//听见有千万只爪子/不停地撕裂着我的窗户//灯在颤抖/我在不安的灯光下写诗”。诗中的世界是一幅黑暗和罪恶当道的场景，黑暗的力量似乎远远超过那颤抖而不安的微弱灯光所带来的光明，作为诗人的此在唯有在不安当中和这撕裂人间世界的群狼进行着力量不对等的抗争——只是用诗句来对抗这个令人颤抖的世界。批判的武器不再产生力量，唯有武器的批判所制造的无边无际的恐怖。这样的诗无论从外在表现形式还是内在的诗情，都与现代主义有了诸多的接近，但是它又超乎那种纯形而上的智性思索和诗艺表达，它是源自于生命本身的震撼人心灵的作品。这比顾城那首“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不是显得更浑厚和深沉吗？在牛汉的诗中人们似乎看不到任何的光明，艺术地发现和写出这一发现，不但需要可贵的诗艺表达技巧，而且尤为重要的是需要勇气，一如康德关于启蒙的论述所讲到的，那是一种需要摆脱他人加于己身的外部的控制力量，启蒙了的人就是勇敢地冲破这种强制的人。牛汉正是这样坚定地表达自己的诗人。牛汉从犹太裔美籍俄国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斯基的《黑马》起首的两句中就强烈地感到这一点：“黑夜的穹窿也比它四脚明亮，/它无法与黑暗融为一体。”这首诗的最后一行“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牛汉认为它是“山呼一般令人震惊，使所有高傲的读者垂下了头颅”。当代诗人能够勇敢地承担起这样的骑手角色吗，牛汉产生了怀疑。在这篇文章中，牛汉还特别表达了他对西班牙现代派画家毕加索的倾慕和热爱。除此，他欣赏的还有里尔克的《豹》、爱伦・坡的《乌鸦》、狄金森的诗和艾青的《鱼化石》这样的现代主义作品。⁽²²⁾在《叹息就是我的歌唱》一文中，牛汉谈到自己的诗是苦难的生活所化成的，“是活的伤疤的呼吸”⁽²³⁾。（“活的伤疤”是牛汉的一位朋友被狼戕害后胸口留下的血色的随时可能流血的伤，多年之后还是那么让人胆战心惊。）牛汉（《半棵树》被风暴和雷电劈成半棵而依然傲然挺立的树）、曾卓（《悬崖边的树》在悬崖边上挣扎生长的树）等诗人都喜欢用树的意象、树的形象来塑造经历了残酷战争和牢狱之灾的人生体悟，构形奇崛，颇富哲理，但是充溢着阴郁而丰满的现代意识和独立自由精神。

这种意识和精神的来源比较复杂，最根本的原因是胡风及七月派以主观战斗精神来抵御和抗击精神奴役的艰难努力，是由其接受的真正的批判现实主义为统领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们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吸纳了现代主义的精髓和技法，从而为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留下了特立独行、浓墨重彩的华章。

【注释】

(1)徐文玉：《胡风文艺思想论稿》，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2)胡风：《吹芦笛的诗人——艾青论》，《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3)胡风：《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4)胡风：《胡风评论集》下，第19页。

(5)胡风：《野花与箭》，《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6)朱华阳：《审美现代性的多维展开——胡风与七月派的文学“意态”整体观》，《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7)丘东平致郭沫若信中的话，引自郭沫若：《东平的眉口》，《沫若文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8)项黎：《感性生活和理性生活》，见蔡仪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2编，“理论・论争”第1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693页。

(9)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10)语出牛汉、绿原：《编余对谈录》，《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