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启蒙性研究

第一节　启蒙性：中国现代主义本体论

所谓本体论（Ontology，又译为存在论），即关于现象的存在的学说，在胡塞尔现象学视阈内这种现象之存在便是存在物的主体意向性存在。在这种意向性存在中，存在物之所以存在要排除掉先入之见和纯粹客观性，即在主客体的关联或主体间性中获得其存在。这便是本体论要探讨的要义，也是本章撰述视角之所在。在本章中我们取其现代的意义，主要指其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启蒙现代性”和“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即对这种关联的理解和阐释。在第一章中我们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现代主义的启蒙性质，而从本体论角度来研究这一课题，就是要研究启蒙现代性、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及两者关系这一“存在”。这构成了该课题本体论研究的内容。立足于中国启蒙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实际，另一种关涉到这一命题的重要概念——审美现代性——就必须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审美现代性在中国具有重要的特殊性，它基本上附属于启蒙现代性，是一种特殊的审美现代性。而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是一种带有启蒙性质的文学思潮，而非具有普适意义的审美现代性的文学思潮。在中国，审美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基本上都与启蒙现代性息息相关。在启蒙的价值指向上，相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主要表达了文学家个体启蒙的价值追求；相对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主要表达了文学家自我启蒙和身体（感性）启蒙的思想追求。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之于启蒙现代性，主要不是反叛和对立，而是补充和丰富；它是以审美主义（审美现代性）之表征，行启蒙主义之实质。如在西方属于反理性启蒙的尼采文艺、美学（审美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思想，进入中国本土汉语语境则转变为沿着启蒙、建构和丰富主体性方向发展的现代性文艺理论和美学理论。或许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某些方面有某种程度的反主体性，但是在终极的方向和意义上，它仍然是为人的自由和主体性的建立而出现的。在本体论或存在论上，启蒙现代性视野中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呈现出融诸种具体思潮于一体的混沌性特征。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近现代中国文化结构中的呈现或存在，为什么与启蒙现代性遭遇到一起，又为什么可以作为一种本体论而存在？人类的本体论经过了两千余年的演变，拥有了众多的流派，比如可以分为“古代本体论”、“近代本体论”和“现代本体论”；在本体论发展的每一个不同阶段又可分为若干类型，如古代本体论又可分为“始基本体论”、“属性本体论”、理念本体论”、“实体本体论”和“神学本体论”，近代本体论又可分为“人学本体论”、“物质本体论”和“精神本体论”，现代本体论又可分为“语言本体论”、“生存本体论”、“实践本体论”和“社会本体论”，等等。⁽¹⁾此外，李泽厚还提出了“工具本体”论、“情感本体”论。我们所讨论的启蒙现代性问题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遭遇，或者说关于后者所具有的启蒙性质的研究，实际上带有古代本体论意味，又有近代本体论的色彩，同时更具有现代本体论的特征。它对中华民族走向新生的诉求来说，具有多重的本体论色彩，归结起来大致分为三种情形：始基性质、人学性质和实践性质。但整体观之，启蒙现代性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本体论存在，大致属于人学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的结合。人学本体论主要解决的是人在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问题，又涉及情感本体的地位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晚明时期的先哲们曾经做出过巨大努力，但是由于本土资源的薄弱和专制力量的暂时强大而归于无形，后又由于清人入关而堵死了建立人学本体论的路子，这种情况每每循环式地发生，比如“文革”更是将情感本体的建立之路也堵塞了。“实践本体论”是研究人作为主体与自然或社会作为对象、客体之间关系的一种现代哲学，所以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一部分）人类走向新生的中国的启蒙问题，便可转化为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实践的关系问题；但是仅仅局限于此还不够，“实践”概念本身尚需要建立主体—客体关系之外的关系阈，即建立主体—主体对话关系、主体与自我对话关系等。实践的概念由此而扩大了，它不仅仅是人类征服自然和阶级斗争的活动，而是包含了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所有活动。作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而获得现代性的社会演变的内在动力，是社会生活的创造，也就是广义的社会实践的结果。前文分析了现代性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或特征：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而在中国获得或最终取得现代性也就是把上述两种现代性结合到一起，来完成或实现这个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启蒙现代性的获得，在近代中国经过了器物、制度和文化三个阶段，此前学术界认为这三个方面是不断否定、不断跨越、不断进步的三阶段。但是，站在21世纪之初我们重新反顾和评价那段中国人追求现代化和现代性梦想之路，并不见得文化反思必然比制度的现代化或民主制度的建立更高级、更先进、更重要，况且制度建设本身也是一种广义的文化。文化反思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现代性之路。如果中国当时取得了类似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器物、制度和文化的循环交错中艰难行进一个多世纪，也就没有必要总是强调批判所谓民族劣根性了。想一想，哪一个民族的民众在强权面前不是抗争过，但是被残暴的专制制度镇压然后不得不采取阿Q的活法？法兰西民族的精英罗曼・罗兰曾经说过，他从鲁迅塑造的阿Q身上也看到了自己民族身上的精神胜利法的影子。

器物、制度和文化三个方面不在一个层面上，它们分别对应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层次，绝不是说解决了器物落后、匮乏的问题之后就会带来制度的文明，或者文化发达（其标准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未能言明的问题），社会政治就会文明起来。实际的历史似乎不是这样演变的，晚清到民初这个三阶段式的社会变革的演进路线图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的存在，而是一种受到进化论影响的变态思想学说。所以，作为硬件的器物引进或工业制造的现代化（现代生产方式或曰经济基础），和作为软件中较硬的制度的建设（民主制度或曰上层建筑），以及后来进行的属于软件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一直没有很好地协调起来。因此，和谐理念才一再成为人们的一种理想。和谐是硬件与软件、制度和文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都处于一种协调状态，而非某方面强而另一方面弱。那种等待器物、物质发达、经济发展之后再去实行民主制度的思路本身就是一种荒谬的、不合理的设想。

因此，在启蒙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关系中，我们就要力避那种现代化三阶段或器物、制度和文化的硬性划分法，而是采取一种对既有观点加括号的方式，对启蒙（制度建构）与文化（具体到本研究就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进行新的理解和阐释。启蒙，不仅仅是民主制度的建构，也不仅仅是文化反思能够导致的，还包括器物的现代化，即生产和生活设施的现代化，以满足现代人的各种需要。比如衣饰，传统中国人的服装往往是长袍马褂，男人也头顶一根大辫子。经过西装的刺激，尤其是孙中山发明的“中山装”，简约明快的款式彻底改造了那种带有繁文缛节且具颓靡气息的穿着打扮，男人的辫子早就割掉了。再比如住房，传统中国讲究住在四合院里，或者像南方福建的土楼，几代人住在一起，与传统的伦理相得益彰，祖父母、父母与子孙三世、四世乃至五世、六世同堂，但是这种传统的住室不能很好地保护各自的隐私性和独立性。所以一到新婚之时，有所谓“听房”、“闹房”之说。而现代居室，无论两居室、三居室还是几居室，作为从西方引进的一种器物设计，与现代化的电灯、电话、电视、电脑、装饰、家具等一起，构筑了一个新的生活空间，它强调个人隐私的保护。另外，现代化的兴起导致的交通改变也一改传统出行的方式，这类例子不胜枚举。这种器物的重大变化所带来的新的文化心理的变化，以前人们关注得不够充分。当我们将之放在启蒙这个大的背景下来观照，就会发现，器物的变革更新或现代化，绝对不能忽视。它所引发的人们对未来生活方式的追求和改变的愿望，从人性的角度看应当符合柏拉图意义上的追求光明的趋光性，也即人的自然性与自由性结合而来的人性。

器物的引进和开发对人的自然和自由价值诉求的顺应，虽然在当时世界新的战国时代由于迅速暴发起来的军事强国近邻日本、俄罗斯等国的侵略和围剿而失败了，但是洋务运动倡导的器物引进带来了人们思想的新变。这种潜在的变化伴随着西学的引进和新学的建立而愈来愈明显。在上流社会和士人阶层，使用西方器物已成为普遍现象。西学和新学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进一步向科学和现代性方面转化。器物现代化导致了人的感性方面的开拓和丰富，传统的感性享受变得价值减弱乃至丧失。比如，梅兰竹菊四君子所引起的士人阶层的道德比附与审美感受在近代虽然还依然存在，但却迅速边缘化，或被物化、异化。取而代之的是新感性诸如新的爱情观、新的享乐观、新的美学观、新的艺术观、新的审美观等。现代的爱情观就属于典型的“新感性”，它追求一种自由平等、精神与肉欲和谐统一等特性。有学者认为，五四才带来了现代的爱情观，真正的爱情在现代才有。⁽²⁾在此意义上，传统小说如《金瓶梅》、《肉蒲团》等当中的男女情爱描写往往导向肉欲和色情等，我们可称之为“旧感性”，而五四小说中的爱情则带来了男女平等的真挚热烈的新气象，这种对平等爱情的追求带来了“新感性”。从鲁迅的《伤逝》到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从巴金的《家》到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都把真挚平等的爱情作为追求的价值目标。这种新感性价值在现代主义文学中同样强烈，只是以另外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已。这方面后文还要论述。(www.chuimin.cn)

器物引进所带来的新气象虽然由于制度的制约而失败了，但是它却直接导致国人对于制度变革的深切思考和热切行动。无论康梁改良式的戊戌变法还是孙黄的辛亥革命，都将目标致力于制度的改造上。从中国人获得新的体验，试图融入世界的近代努力中，启蒙对于中国来说其要义就在制度的革新上，舍此无论文化上认识如何新潮，最终都成为过眼烟云。所谓现代性主要就是政治的现代性。政治现代性作为启蒙现代性的核心，制约着随后中国百年的现代性追求的发展方向。启蒙现代性建设的滞后，即制度民主化的延宕，造成了一代代国人心理的焦虑和失望。康梁维新变法失败后导致了对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现代主义哲学美学思想的译介热潮；五四落潮后引发了知识阶层的普遍失望乃至绝望，而这正是产生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心理基础，此时期所产生的大量的理论言说带有较为显著的现代主义色彩；三四十年代战争的残酷和变化多端的国内局势引发了作家诗人们深切的思索和诗文创作，许多诗作带有了现代主义意味；台湾地区六七十年代则在反抗蒋氏家族统治中激发了强烈的新感性，并以其曲折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反抗，其结果就是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诞生和较为充分的发育；大陆在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衰微之际在新时期顺势成为主潮文学，以至到21世纪的当下。启蒙现代性即制度民主化这个百年梦想一再延后其所带来的各阶层的心理异变甚至病变，正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第一章中论及的黄远生的痛苦而无奈的身心遭际，正是中国现代派产生的一种内在的心理文化背景。章太炎曾经认为，价值观念的形成，需要经过“因政教则成风俗，因风俗则成心理”的过程。⁽³⁾晚清价值解体的过程也循着“政教—风俗—心理”的途径在运行。⁽⁴⁾章太炎的学生周树人也曾撰文指出：传统文化置“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鲁迅：《文化偏至论》）传统文学观对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是无视的，而现代文学观尤其是现代主义则极力主张直接切入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中西、古今文化的这种尖锐冲突导致产生了无根的价值失范状态下的新心理结构，这恰恰成为当时中国具备产生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前提条件。如果价值处于健康的、正常的状态下，社会的运转就处于良性状态，就没有这种消极的现代主义产生的文化心理基础。而晚清以至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时期，处于这种价值虚无或失范状态下的社会文化很容易造成现代派审美心理。

现代主义是一种基于非理性哲学美学基础上诞生的文艺思潮。它传入中国的方式有些特别，大致可分为三种不同的方式或阶段：首先它是以理论的方式进入中国，随后才有创作的模仿跟进，最终有了自己的理论话语和属于自己民族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作为理论先行的文学话语，现代主义以其迥然异于传统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表达方式和思想观念，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面貌。在整个国族追求启蒙现代性即建立民族民主国家的伟大目标中， 20世纪之初由王国维等人率先从西方或日本引介了现代主义美学话语。但由于没有成熟的近代理性的陶冶，所引进来的现代主义美学话语的根基不牢，致使后来的自创现代主义话语及其文学思潮也呈现出某种幼稚性。即便如此，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三四十年代达到了它的最高峰，不但引领中国文学彻底走出传统的思想内涵和表达方式，而且在精神的深度和技巧的创新方面都超越了当时的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

启蒙现代性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具有内在的、天然的联系，而非决然不同的、对抗的文化因素。现代主义在中国有着根本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语境和接受语境，它在进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变异为带有启蒙性质的一种现代性。换言之，中国现代主义以自己的审美现代性参与到了中国的启蒙现代性当中；启蒙性便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特质。这就是启蒙现代性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本体论问题域。启蒙问题的困扰和纠结的强力场域，将现代主义这个边缘性的、游离的精神因素也裹挟了进去，使之成为其文学思潮的有机而重要的精神特征。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参与启蒙的建设，其特点和途径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思潮的参与有所不同。欧洲18至19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文学往往以大众化的戏剧形式和通俗文学的形式介入。狄德罗、雨果、史达尔夫人、歌德、席勒等，都曾经依靠戏剧这种大众化的形式积极加入到当时的启蒙事业当中，从而和当时的理论家们如康德、费希特等一起汇成一股洪流强化了启蒙大合唱的声音，壮大了声势。但是在中国近现代的转型当中，启蒙的发动先是依靠理论的通俗化进行鼓吹，进而才是文学思潮参与其中。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主要强化了启蒙的两个维度——感性启蒙和神性启蒙。启蒙中的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因素或维度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被弱化，然而并非彻底消遁，而是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蕴含在现代主义文学当中，我们可以借用非常关注现代派艺术的阿多诺所提出的“审美理性”这一术语表述之。⁽⁵⁾理性在现代派作品中往往是以“抵抗”的方式来实现的。对此，有学者认为：“在阿多诺看来，只有抵抗现实的压抑而非复制现实或虚构现世的幸福，才是艺术的真实性所在。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要求现代艺术的内容及其功能在审美的形式中指向一种具有否定性的理性反思。”⁽⁶⁾这里，感性启蒙和神性启蒙作为中国现代社会变革的实践过程的应有之义，同时作为中国现代主义的精神实质，有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