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新空间、时间观念的发生

第二节　新的空间、时间观念的发生

一、新的空间观念的发生

中国传统的空间观念形成于上古时期。其特点是循环封闭的，从《易经》阴阳图所生发出来的空间观念构成了阴阳对立互补的稳定而对称的空间结构。以此中国文化生态中构筑了二元对立互补的结构图式：阴阳、上下、男女、左右、长幼、夫妻、君臣、尊卑，等等。这些二元对立互补的结构虽然也处于变易之中，但是其变化相对来说是局限于封闭的、循环的、内部的、温和的。当然，这种空间观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了。

近古时期中国社会激烈变动。传统的封闭型空间观念不得不开始变化。这主要得力于西学的冲击。晚明时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通过数学、近代科学和基督教神学的传播，“以充分的和逻辑的推理证明了它的新颖的真理”，促使当时中国人“天圆地方”的空间（“地方”）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地原来是圆的。⁽³⁾从而利玛窦为明朝士人和皇室内外带来了西方基督教的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此时的部分中国人意识到，在空间上我们生息于一个球形的地“球”上，而不是生息于天圆地方的所谓中央之国。地球上无所谓中央不中央，所有的地理位置都可谓中央，也都可谓边缘。新的航海大发现彻底改变了世界的空间观念，经过利玛窦等人传入中国引发的震动朝野的空间观念的大变动，还引发了中国士人以及部分普通民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激烈变化。在政治学、历史学以及文学、艺术、审美等领域，中国人的观念也迅速地发生变化。黄宗羲能够提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带有近代民主思想的理念就是这种空间思维方式带来的变化结果。

但是清人的入关和严酷而野蛮的统治延迟了这种空间观及其他领域的变化，至晚清方才重新发动的近代化或现代性追求，在接续了晚明时期新空间观念的基础上迅速弥补了其延宕和缺失的内容。晚清部分士人和官人重新意识到“当今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新的空间观念重新成为士人和官僚阶层认识世界、认识中国的心理、文化基础。潜伏了二百余年的进步观念，与晚清西学思潮的大量涌入相结合，共同造就了与晚明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的空间观念。即此时期的中国已然在较大的范围内打破了天圆地方的空间观念，而代之以全球化雏形的空间观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正是大英帝国的舰炮洞开了古老封闭保守的国度，使印度和中国这两具东方木乃伊开始有了些许生机。以容闳留洋开启的近代留学热潮，在中国国土上进行的日俄战争、甲午海战及其失败，维新变法及其失败，五大臣出洋考察，废除科举制，等等，近代中国社会的空间观念以及国家观念、政治观念等，较之晚明无疑是更加开阔、开放、开明了。这一新型的空间观念已经是现代的、科学的空间观念了。

在开拓中国人的空间观念和国家观念方面，魏源的《海国图志》最为突出。他对地理、政治、经济、工业等都做了颇有启蒙意味的介绍。魏源通过对世界地理和政局的介绍，打破和颠覆了中国自上而下的“天朝上国”的中央之国的愚昧观念。另外，魏源详尽介绍了美国带有分权性质的政治制度等。《海国图志》极大地拓展了国人的空间视野和世界意识，引发了一代士人对西方先进国家的向往。魏源所谓的世界地理，不仅仅指空间，而且所涉及的国家政体的讯息，给予当时的中国人以强烈的刺激。

清末即1906年，慈禧等保守派迫于压力预备立宪，全国各地要求具体的立宪时间表和路线图，但是1908年，清政府又宣布“九年后实行立宪”，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然而， 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让人们深感失望。辛亥武昌起义后立宪派便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摆脱清廷控制。这场清末的立宪运动虽然不乏瞒和骗的把戏和伎俩，但是它对民众的现代民主政治意识的确又是一种启蒙。原来的清朝也仅仅是这个存在了数千年众多王朝中的一个而已。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地球这个圆形星体上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非中央之国、绝对中心地带。立宪就是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权空间观进行法理限制，这一点最终与孙黄革命思想潜在地联系在一起。

这种由方至圆的空间观念的变化影响巨大，但是在政治地理学方面还根深蒂固地固守由大至小的顺序，即由国至家、由大至小的顺序来安排和书写，以致这样的顺序统治了人们的日常思维和心理文化。杨义认为，中国传统叙事和西方传统叙事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西方是从人所处的小方位到大方位的表述顺序，潜在地表征了人的个体的重要性；中国是从国家这个大方位到具体处所的小方位，较为明显地传达出群体主义的理念，所谓“国家”一词正体现了这一根深蒂固的空间观念，皇帝以家为国，而民则不得不以国为家，西式的个人主义根本无立足之地。近代百年演变中，我们的这一空间表述顺序却无变化。其结果就是个体或个人、地区或地方在强大的国家或集权中无多少价值而言，而且只能在这样的顺序中维持自己的下级或末民（甚或被官人斥之为“屁民”）地位及心态，鲁迅所谓阿Q精神无非如此。这是空间观念的固化所导致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www.chuimin.cn)

二、新的时间观念的发生

时间观念的变化与空间观念的变化是一同而来的。它与社会体制的演进方式的变化也息息相关。宏观上，传统中国的时间观念以皇家正统性的纪元方式为标准，不断的改朝换代就导致不断变化的时间纪年方式，但究其实质则是一种循环的朝代更替，也就是一种循环的时间观念的不断更替。微观上，则是以循环式的天干地支以及十二生肖的属相来计时和类比人的秉性。这两种表达方式都是时常断裂又不断回归的封闭的圆形时间观念。因此，皇家的历史时代表上铭刻的仅仅是皇权的兴旺与衰落，而无民权与平等之理念。 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之旧史》一文中所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说辞正揭示了这个半隐半现的事实。一个朝代短则数月数年，长则几十年、几百年，虽然城头变幻大王旗，但是皇帝老儿宝座的初建所设立的新纪元造就的时间观念却亘古未变。这当中孕育了诸多流氓式的皇帝和佞臣，均与这种循环封闭式时间观和历史观不无关系。这种封闭的圆形时间观念没有开放的文化结构，也没有开放的社会观念，它像一条蜿蜒而流的内陆河，结果导致了循环往复的“家国”观念，个体、个性、个人主义……在这样的时间观念内简直不可想象。

中国近代的社会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变，与同时期的空间观念巨变相一致，近代中国的时间观念也发生了巨变。由皇权统治向现代民主转变的观念和实践到来了。先是由孙中山建立民国，纪元方式由皇朝某某（皇帝）某某年，改为中华民国某某年，民国元年（1912年）取代了大清宣统四年之类的纪年方式。这一变化看似外在和简单，但是它所隐含的巨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不可小觑。虽然宪政没有真正实现，但是建立了和世界上文明国家基本一致的价值观念，其根基之一就在于民国建立起来的这种时间纪元方式。自此之后，任何企图建立家天下的万世永续、世代统治的世袭制皇权都不可能长久存在，特别是打着皇帝旗号的复辟，只能成为闹剧，如张勋复辟仅仅半个月便寿终正寝，袁世凯复辟83天便一命呜呼。那些骨子里的独裁专制者也不得不打着民主、共和的旗号来行其专制、独裁的实质。这样就会导致统治者乃至整个社会民众的两面性，因为上行下效，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得不到统一，于是生息在这样国度的几乎每一个个体也往往变成两面人格或双重人格。这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产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这种新的时间观念和纪年制度的建立与基督教的时间观念相一致。基督教相信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如一个信基督教的人信奉个人的不断自新和完善一样。它由一个时间端点出发随之而倾向于人类社会的不断完善和公平正义的建立，即人间天国的建立；而个人随着基督上帝信仰的建立，亦不断走向新的觉悟、新的生命。简言之，个体的道德建设正要依赖于上帝信仰的建立。须知，孙中山先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所领导的革命正是以华盛顿、富兰克林、杰弗逊等人领导的美国独立战争、美国宪法为榜样和蓝图而进行的现代意义上以自由民主人权为目标的革命：自由、民主、博爱和人权等。在《圣经》“创世纪”中，现代的时间观念诞生了，它以上帝造人为其端点。后来的《新约》进一步强化和论证了这种时间观念的合法性，即以耶稣诞生为这个堕落世界的拯救的新起点。现代的公元纪年方式正源于此。在中国大学任教的奥地利学者雷立柏就认为，基督宗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一个特点便是它创造了“现代”的观念。这个观念不但是时间性的，而且是精神性的或心理性的。这个精神性或心理性的时间观念代表了现代社会自由平等等理念。这和基督教所设置的那个人类的时间端点所具有的发生学意义结合起来，共同形成了人类的发展、进步的观念。即这个时间从上帝造人（发生）以来一直往前延展，从而呈现出一种无限进步发展的态势。但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这种进步到达现代民主社会也就完成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剩下来的仅仅是延续和修正这种历史，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它终结于民主社会的繁荣和自由。——此或为启蒙的真正完成？

近代中国的时间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从最早的传教士到近代中国皈依了基督教的人士，乃至那些没有皈依基督教但接受了其“进步”、“发展”观念的人士，都树立了这一表征进步的时间观念。晚明时期，自万历十年即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传教起，到崇祯十七年即1644年明朝覆灭止，是中西文化交流在近代兴起并得到初步发展的阶段。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世界地图被引入中国，在宗教文化上，天主教开始在中国大规模传播。这一切都极大地冲击了明代清谈之风，世风和士风开始转变为务实和讲求“科学”。随着清人入关，其主要任务是肃清分裂势力，又由于它属于少数民族，意识形态控制相对还不太严厉。天主教同样在这个时期得以较为广泛地传播。康熙《皇舆图》的绘制，表明当时华夏中心论并不明显。《崇祯历书》虽然在明朝末年已经修成，但当时并未颁行。清朝顺治初年，耶稣会士汤若望将历书整理后呈献给清政府，并获准颁行，称为《时宪历》。从此，中国通用西历。这对中国传统文化及民众心理的影响是巨大的。明朝后期，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皈依天主教，并大量进行西学引进工作。清朝初期，梅文鼎、王锡阐和明安图等中国学者努力研习西学，并结合中国传统学术，“汇通中西”。直到清代中期之后禁教政策的实施和强化，中西文化交流才陷于衰落。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重点转向满足皇帝个人追求西洋奇物的绘画、音乐、建筑等方面。如传教士郎世宁等人融合中西画法的“新体画”以及北京圆明园的西洋式建筑等。总之，西学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撼动和冲击了“华夏中心”或“以夏变夷”的传统观念，促使中国知识界开始面向世界、认识世界的艰难历程。⁽⁴⁾

对此，高瑞泉认为：“基督教的传播不同于中国圣人向远古去追寻消逝了的黄金时代，显示出向未来世界追求理想社会的运思模式。”⁽⁵⁾这种理解不同于我们对所谓消极浪漫主义的理解，一般认为像法国的夏多布里昂所向往的是中世纪的田园风光和道德价值，回归和沉溺于过去而不能自拔，所以是消极浪漫主义。在高瑞泉看来，基督教的时间观念不是指向过去而是指向未来的。这与雷立柏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这种时间观念伴随着人类追求自由的信念在里面。“作为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观念预设，‘进步’的观念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悄悄地转化为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⁶⁾新近亦有学者指出：“对于中国文化而言如果不汲取以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文化为根基的欧美文化的养料，就根本不可能走上复兴之路，中国文化的当代价值也根本无从谈起，它只能成为博物馆里僵死的展品。”⁽⁷⁾环形或圆形时间观念导致的是中国的皇权家族式的循环和交替，而基督教则发展出了“进步”或“进化”的时间观念，带来的是不断否定之否定的社会形态演替。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时间观念不断地受到西方纪元时间方式的影响，到1912年民国建立，中国开始了与世界基本同步的时间纪元方式，虽说仍然以“中华民国元年”、“中华民国某某年”为纪元方式，但是它不再以某一家族（皇帝的年号）来表述年代。这在现代的意义来讲实在是一个“进步”和“解放”，也即自由理念开始在现代中国建立起来。

以上新的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的发生，经历了剧烈震荡而逐渐成为现代中国和国民新的价值观念的基础。正是因为新时空观念的发生，带来了新的社会国家观念和新的个体生命观念的急遽变化。时空观念的变化意味着文化观念的更新。虽然现在有学者认为这种“进步的”观念不见得真正的进步，但是那种由于长久沉溺于其中而不觉其毒的封闭时空观念和其他文化观念却在这种外来观念的冲击下消失或淡化了。就现代主义启蒙性质的发生而言，我们除了以国学为表征的传统，还有一个新的传统，就是近代以来至1949年易代之前形成的传统。高瑞泉认为，“从经学独断论下逐渐解放出来的中国人，保有敏感的心灵和鲜活的思想力，这是产生创造性的洞见（insight）的基础。”⁽⁸⁾虽说20世纪中国人的文化创造成果还不太丰厚，但是摆脱了经学独断论的现代国人已经创造出来的文化成果及其革新了的思维方式都在表明：我们正以日益自信的姿态融入这个复杂的现代世界。这就是伴随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发生的启蒙现代性，它包括审美现代性在内，都在追求启蒙价值和理想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