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启蒙性质探究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作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来说，其主要的审美指向在于新感性的建立。为了使论题更加清晰，我们可以考虑将“启蒙现代性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表述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启蒙性质”，或“现代主义的启蒙性质”。

在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演变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启蒙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不期而遇。两者的遭遇不是针锋相对的，而是有着复杂而相互适应的关系。这两个现代文化要素的不期而遇，首先是由于中国社会由古代封建专制型向现代民主法治型转变的时代需要。其次，作为文化一部分的文学思潮，现代主义也被卷进了这一变革当中。第三，为了适应这一变革转型的需要，从西方传播而来的现代主义在中国或中国现代主义不得不改造其在西方既有的审美品格和价值追求目标，这就是启蒙这个总目标的需要。五四时期，沈雁冰就称赞当时的中国社会人生和文学的现代主义风，他当时称之为“新派”：“中国近十年来，人生的变幻比从前要厉害得多，文学上要有新派兴起，亦是自然而且合理的事，虽然现在新派的东西亦尽有许多不满人意的地方，但这是启蒙时代必不可免的现象。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公正的心去批评新派，不要以为只是青年好奇心的表现，不值一笑。”⁽³⁰⁾沈雁冰当时是很热衷于译介和评论西方各种现代主义文学的学者，他的话充分说明了现代主义这样的“新派”文学与启蒙之间的关系，即它促进启蒙而非与启蒙背道而驰。经过了九十余年，到了新的世纪之初，王嘉良先生指出：“审视中国新文学接受、借鉴现代主义的发展路径，可以看出它是适应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建构的需要，几乎是同整个新文学发展进程同步行进的。追溯其源头，现代主义的最早接受应在新文学诞生‘前夜’时期。由于现代主义具有颠覆和反叛传统文化的内在审美因素，这很容易在同样需要变革传统文化与文学、做着新文学路径、开拓的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强大的向心力。”⁽³¹⁾这一判断是基本正确的。这种启蒙情结以至有学者在探究新时期先锋文学时还念兹在兹，如许子东曾在评论新时期新潮文学时认为，那些先锋文学家和现代派作家如刘索拉、徐星、余华、格非、残雪等人是以20世纪的文学技法和思想来追求19世纪的文化理想。⁽³²⁾自上个世纪之初王国维、梁启超、鲁迅等人的热切追求到本世纪之初学者们的精神指向，都在昭示着现代主义与启蒙息息相关的内在联系。

作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来说，其主要的审美指向在于新感性的建立。中国文化包括文学审美中不乏感性的张扬乃至泛滥，晚明、晚清等均是如此，唯独匮乏的是感性作为一种真正人性的解放力量而存在、而被张扬的境界。感性离不开欲望甚至肉欲，但是不能唯欲望是从。即使如弗洛伊德所言，力比多仍然要受到各种文化、道德、法律、习俗等的制约，最终要通过各种途径“升华”为新文化的创造，所以才有当代学者提出“感性解放”或“感性启蒙”的话题。⁽³³⁾把感性的解放和张扬与人性启蒙联系起来，也唯有在现代才能实现。从王国维引进“美学”（感性学），到蔡元培提倡“美育代宗教”，再到五四主张自由的恋爱与婚姻，一脉相承的是新感性的建立。何谓中国现代第一代美学家及五四时期的“新感性”、这个新感性与后来马尔库塞的“新感性”、李泽厚80年代所提倡的那种“新感性”不一样。马尔库塞强调其新感性的肉身解放之维，李泽厚则意为渗透了理性、感官和情感均“人化”了的新感性。早期王国维、蔡元培以及稍后朱光潜等美学家所倡导的“新感性”是中国在封建社会及其意识形态解体过程中，伴随着个性解放而来的整个人的身心获得新感受，并产生新的审美体验与观照。仅就这个意义来说，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就已经具有启蒙（感性维度）的意味了。如果再把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纳入到整个中国启蒙思潮的建构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前者所具有的更加深厚、更加多元或多层次的启蒙特征。它首先是以理论表述进入中国，并以理性的姿态把这个即将到来的文学思潮进行了预示，接着以感性解放或新感性的建立为表征，最后又以新信仰或神性之建立为鹄的，从而建构了一个立体的完形的启蒙蓝图。启蒙现代性就在这种语境之下被丰富、发展了。启蒙并非只有理性一维，它还有感性之维、神性之维。在此之前我们一般承认理性之维，后来慢慢加上感性之维（虽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羞答答的方式），但是一直回避或忽视神性之维的重要性乃至决定性。启蒙成为“蒙启”，启蒙的目标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独立、自由、尊严之建立和作为民族国家共和宪政之建立，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简言之，无论个体或族体（群体），其主体性之最后建立，才是这个启蒙的要义和最终完成的标志。但是，早熟而“聪明”的国人往往“知易行难”抑或“知行不一”，从鲁迅的启蒙之“蒙”谓之在“铁屋子”里酣睡不醒的羸弱的国民（他纠结于要不要喊醒他们，最终还是大声地“呐喊”而唤醒他们，他们可能还有得救的可能，否则就有可能被闷死、窒息而死，但后来的情势导致他又陷入“彷徨”的境地），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严酷现实导致的“蒙启”（就是“聪明”的中国人明明知道某些权利、道理、真理、自由、民主的可贵、个体尊严的价值等，但是仍然要陷在这没有权利、不讲道理、没有真理、无自由、不民主、没尊严的类似于奴隶甚或奴才的境地当中，此可谓“蒙启”，用一句通俗的话说便是“装睡”）。这种“假寐”状态大面积地存在，其实质与国族信仰的普遍匮乏不无关系，在启蒙的建构中，我们独独缺了至关重要的一维——神性之维或信仰之维。这就是这种既有的启蒙建构的片面性所造成的重大缺憾。

我们从历史资料和文献中会发现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本身所蕴含的上述启蒙三维因素。这也是我们探讨启蒙现代性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关系的应有之义。接下来的论述就试图索解百年探索所造成的启蒙特征及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问题。为了使论题更加清晰，我们可以考虑将“启蒙现代性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表述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启蒙性质”，或“现代主义的启蒙性质”。

【注释】

(1)［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

(2)［德］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李秋零译，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1781年之后的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页。黑体字为原文即有。

(3)［法］福柯：《何为启蒙》，《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532页。

(4)［法］福柯：《何为启蒙》，《福柯集》，第537页。

(5)Foucault，M]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edited by P.Rabinow.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p313， p319.

(6)李秋零：《康德与启蒙运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7)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5页。

(8)葛兆光：《天崩地裂》，《上海文化》1995年第2期。

(9)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见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10)张一兵：《反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与市场逻辑批判——〈启蒙辩证法〉,中的一条逻辑主线》，《求实学刊》2000年第5期。

(11)［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12)参见拙著《审美与启蒙》，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13)［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4)李存山：《道德的“变”与“常”》，《社会科学报》2007年3月1日，第6版。

(15)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97—298页。(www.chuimin.cn)

(16)许纪霖：《另一种启蒙》，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17)黄远生：《忏悔录》，《东方杂志》1915年第12期。

(18)黄远生：《想影录》，《东方杂志》1916年第2期。重点（黑体）为引者所加。

(19)黄远生：《想影录》。

(20)黄远生：《想影录》。

(21)许纪霖：《另一种启蒙》，第3页。

(22)秦晖：《西儒会融，解构“法道互补”——典籍与行为中的文化史悖论及中国现代化之路》，哈佛燕京学社：《儒家传统与启蒙心态》，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4—162页。

(23)佚名：《平等自由之界说》，《东方杂志》1905年第2卷第11期。

(24)许纪霖：《另一种启蒙》，第10页。

(25)许纪霖：《另一种启蒙》，第13页。

(26)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观察》第4卷第1期（1948年2月）。

(27)孙作云：《清华周刊》1935年第43卷第1期。

(28)施蛰存：《施蛰存文集・文学创作编》第二卷，《北山散文集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158页。

(29)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袁可嘉等编选：《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2页。

(30)沈雁冰：《文学上各种新派兴起的原因》， 1922年7月末在宁波“四明夏期讲习会”上的演讲稿，《茅盾全集》第18卷“中国文论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267页。

(31)王嘉良：《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3页。

(32)许子东：《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165页。

(33)杜卫：《审美功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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