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潮及启蒙性质

2023-11-30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远不像人们想当然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卑微、堕落、腐朽、色情之宣泄，而是艺术家们试图全景式、立体式揭示出人类整个价值源泉的伟大之举的创造活动。由此，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给予中国现代文学的启示就不仅仅是一再被批判的没落的

第二节　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一、现代主义在西方和中国

先看“现代主义”，笔者在此前出版的几本书中已经有所论述，这里为了全书结构框架的需要，简要地予以论述。

现代主义的产生大约是西欧19世纪中叶。波德莱尔于1857年出版《恶之花》标志着文艺创作上现代派（现代主义）的诞生，后来波氏的这部诗集被归为象征主义。而这个象征主义标志着作为美学原则或审美思潮的现代主义的第一波而出现，它开始改变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文学和艺术发展的方向，即由写实主义转向反写实主义之路。随后在法国和西方迅速掀起了现代主义思潮，到19世纪末出现的唯美主义和世纪末思潮，预示着即将到来的20世纪的文艺思潮将是一个以非理性主义哲学为根基的创作思潮。其中为这一思潮进一步起了奠基作用的是叔本华和尼采等人的现代哲学。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既总结又昭示了人类非理性主义哲学时代的到来，随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等与20世纪的曙光一起来到这个世界上。受此影响， 20世纪的文艺思潮就这样也由潜伏地下的暗涌，到冲出地表形成波澜壮阔的江河之势。20世纪的现代主义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多流派的情势。而“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是在具有共同特征的诸种流派之基础上来运用的，它能更好地涵盖纷繁复杂的以非理性主义为哲学根基、以形式至上为建构原则、以审丑为美学原则的文艺思潮。具体到不同国度、不同时期，则产生了诸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世纪末思潮、表现主义、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意识流小说、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立体派、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新小说等思潮和流派。

“现代主义”（或“现代派”）一词最早是以“新浪漫主义”之类术语传入中国的。而在五四之前的1915年，陈独秀曾把属于现代主义的象征主义作家梅特林克等人误归为自然主义作家。到五四时期，沈雁冰大力译介新浪漫主义并试图以此来匡正新文学的发展之路。五四时期有众多学者和批评家如田汉（用“新罗曼主义”）、谢六逸（用“表象主义”）等指称新浪漫主义也即象征主义。象征主义进入后便成为现代主义在中国最早的流派或发展阶段。但是，关于现代主义或现代派这个术语在中国最早的出现，学术界仍有争论。一说是孙作云1935年在《论“现代派”诗》⁽²⁷⁾，另一说是施蛰存在《〈现代〉杂忆・“现代派”的诗》一文中写到了1932年《现代》杂志创刊，以及这个杂志和“现代派”诗的渊源：“原先，所谓‘现代诗’，或者当时已经有人称‘现代派’，这个‘现代’是刊物的名称，应当写作‘《现代》诗’或‘《现代》派’。它是指《现代》杂志所发表的那种风格和形式的诗。但被我这样一讲，‘现代’的意义就改变了。从此，人们说‘现代诗’就联系到当时欧美文艺界新兴的‘现代诗’（The Modern Poetry），而‘现代派’也就成为The Modernists的译名。王瑶同志在他的《新文学史》中引用了我这一段解释，从而确定了‘现代派’这个名词的意义。”⁽²⁸⁾上世纪80年代关于现代主义或现代派的引进与争论也伴随着整个新启蒙时代。该术语承载了越来越多的超出纯文学或纯文艺领域的意义，从而成为一个跨越政治学、社会学、艺术学、文艺学等领域的超级话语。在我看来，在20世纪该术语逐渐由边缘而向中国艺术理论的中心位置移动，除了中间有三十年的中断（但在台湾和香港则又延续和发展起来，可作为大陆现代主义缺失的补充），最终成为文艺理论和艺术学的一个核心关键词。(www.chuimin.cn)

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西方和中国

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特异之处在于对现代性的新理解和新发挥，即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以反叛者的姿态，汇合众多流派，以合力攻关的方式，渐次占据了原本被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所把持的文学地盘。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以至20世纪末叶，汇成了浩浩荡荡的文学大潮。其特点，除了前面提到的众多流派，作为文学思潮它还与基督教的近代演变密切相关。作为现代主义流派之一的存在主义文学思潮就曾经被萨特明确地划分为两种：其一是基督教的存在主义，以雅斯贝斯和加布里尔・马塞尔为代表，两人都自称是天主教徒；其二是存在主义的无神论者，包括海德格尔、萨特自己及其他法国存在主义者。⁽²⁹⁾最早的存在主义之一的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也是基督徒。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叶芝，小说家乔伊斯等也都努力从基督教神学思想中汲取营养以成就其诗歌或小说创作和诗学创造。因此，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不单单是一个技巧革新的思潮，而且它在现代的形成和后来的演化，实质上体现了西方文明史和文化的秘密和积淀。按照弗莱的观点，人类的文艺经历了从神话到高模仿，到低模仿，再到滑稽、喜剧，最后又回到神话的过程。这个新近的神话与远古的神话有一种内在的息息相通之处，就是现代神话以某种方式（比如戏拟、反讽等）来获得远古神话的感性隐秘，从而激发出当代理性时代远离了神性的某种品质。自尼采通过古希腊悲剧精神，寻找和张扬狄奥尼索斯酒神精神，以在与阿波罗日神精神结合当中重新获得人类的尊严，到弗洛伊德进一步揭示了这种由酒神精神被压制后产生的力比多的伟大力量，不但人类的理性，而且人类的非理性，也同样是人类精神尊严的重要源泉。荣格要寻出这个体无意识背后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是原始意象或原型。自此以降，人类的文学便以不可遏止的姿态，把这个以前人们羞于谈及的生命之泉源源不断地开发和表现出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远不像人们想当然认为的那样，仅仅是卑微、堕落、腐朽、色情之宣泄，而是艺术家们试图全景式、立体式揭示出人类整个价值源泉的伟大之举的创造活动。只有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发现隐匿在“无序”状态背后的“有序”，发现“主观性”背后的“他性”，看出其卑微背后的挣扎的艰难和战胜卑微的崇高。它是容纳整个人类文明史和文学史的一种新的“宏大叙事”。自波德莱尔、马拉美、王尔德，到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再到萨特、加缪、福克纳、马尔克斯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对人的全息式的描写，不但揭示了人类的私欲和卑微，更强化了人类生生不息的韧性的生存力量。由此，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给予中国现代文学的启示就不仅仅是一再被批判的没落的资产阶级的哀叹，而且还是人类走向现代文明之光的必由阶段和精神召唤。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涌起恰恰是从这种在西方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日益没落的同类思潮中，汲取了促发民族审美心理和审美精神更新再造的新质和动力。如前所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是在没有了上帝或上帝信仰淡化之后而产生的，但是在随后的发展中，它重新去寻找信仰之路上人类的精神遗存。伴随着中国不由自主地迈向全球化、现代化，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面临着重塑和改造的历史任务。这一任务由多个领域、多种思潮来承担，其中的文学思潮同样分担了这一历史重任。在这种情势之下，在西学包括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文学思潮滋润下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也必然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这一历史的任务当中。就连因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无产阶级文学的张扬者，转向倡导现代派的《现代》杂志同仁们如施蛰存和戴望舒等人，也在内心深处情不自禁地向往真正的自由解放。这个道理，就像石头缝隙当中生长着的小草、小树一样，它们也要朝着阳光的方向挣扎，以求得自由伸展的一片天地。施、戴二位诗人后来的创作已经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自20世纪之初王国维等人译介叔本华、尼采、康德等开始，中国文学就有了另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这就是除了古典的诗文传统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逻辑化、系统化的外来传统。而且，把“美学”传入中国的王国维在终结古典的诗学、美学的同时，也开启了现代中国的诗学、美学。这个起始点选择得很高远。上述几位德国近代哲学美学大师的思想以不同凡响的姿态开始照耀古老中国的学术界和文学界，从此中国有了一个不同于传统诗学，而且也不同于后来从苏联和19世纪法、英等国传进来的写实派美学和浪漫派美学。这一文学审美思潮的开创之功应该归属于王国维等先驱者。随后的几十年该派思潮几经周折，在40年代终于蔚为大观，在80年代又再放异彩，以至于今。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便是这个延续了上百年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当下最耀眼的一幕。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潮及启蒙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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