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历史选择与人民决策

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改革开放

——胡锦涛建党90周年讲话“四个选择”思想研究

孙海涛　郭友琪

(中国医科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辽宁沈阳　110001)

【摘　要】历史和人民选择了改革开放,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提出的“四个选择”基本论断之一。研究历史和人民为什么及怎样选择了改革开放,必须对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决策进行历史的考察分析。历史选择层面分析有三：一是国内社会主义探索演进大势所趋之历史必然选择;二是国际政治经济发展变化大势所趋之历史必然选择;三是乒乓外交历史偶然事件背后之历史必然选择。人民选择分析方面,“文化大革命”后农民自发改革探索实践,表明人民之选择;而真理标准讨论的开展及成功推进,则说明改革开放成为全党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历史选择　人民选择　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9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提出了“四个选择”思想,其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改革开放,既是考察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同时也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的新要求。那么,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改革开放?站在今日改革时代,以改革相关理论阐释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固然不乏精彩之论;但既言历史选择,则应立足史学研究视角,应当重回历史现场,考察梳理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历史演进之脉络,进而解读历史和人民选择改革开放的必然性。

一、探索陷入困境与寻求改革新路,是中国改革开放战略抉择的根本动因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部在探索中不断演进的曲折发展史,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从“走自己的路”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可谓是走过一段艰辛的历程。可以说,正是中共两代领导集体探索的传承接力,才铸就了今日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

邓小平在1988年会见捷克总统胡萨克时曾说：“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¹⁾那么,总结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沿革史,尤其考察改革开放战略决策之必然选择,则更不能“丢掉毛泽东”。因为没有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失误,“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就不会寻求社会主义改革创新之路。对此,邓小平曾认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²⁾

尽管,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者和开拓者,探索初期,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走自己的路”,并且取得了探索的良好开局,但他带领党和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大跃进”运动,以及十年“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失误,却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陷入极大困境。“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时中国处在一个社会主义建设“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口。那么,是按照“两个凡是”的思路,沿着左的老路走下去;还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开辟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

由于“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不仅使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科教文化事业遭到严重摧残,而且百姓生活也极其贫困,这样,就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党内外纷纷发出质疑：“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³⁾“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⁴⁾面对一连串的沉重“问号”,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积极寻求改革新路,并也由此开始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新探索。

二、正确判断时局与频繁出访活动,为改革开放提供基本依据及外部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出台,与我党对20世纪60—70年代国际时局发展变化的正确判断分析是分不开的。对国际时局发展变化能否做出正确分析判断,将直接影响到国内大政方针的制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内外大势呼唤我们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对国际时局的发展变化及其未来走向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20世纪60—7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特征的新的科技革命浪潮在全世界兴起。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进入了稳定的发展时期。在发展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迫切需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从70年代末期开始,邓小平就敏锐洞察到世界形势的新变化。1977年9月,邓小平会见日本新自由俱乐部代表,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国际形势变化很大,许多老的概念、老的公式已不能反映现实,过去老的战略也不符合现实了”⁽⁵⁾。同年底,在中共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再次明确指出：“国际形势是好的。战争可能延缓爆发”⁽⁶⁾。这样,就打破了自毛泽东时代开始党和国家一直忧虑的新的世界战争与革命随时可能爆发的既定论断。而对国际时局发展变化做出的新的正确判断,则为下一步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决策提供了基本的依据。

尽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国际时局的发展变化做出了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我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几乎断绝,已经无法了解世界发展大势,因而迫切需要走出国门看世界。在中共中央组织下,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考察出访热潮。据当时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其中专程去港考察的有112批,共824人。从出访人员看,“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21次率团出访,共到达51个国家。其中邓小平本人先后四次出访了11个国家。”⁽⁷⁾不同层级考察团出访考察归国后,不约而同地发出了共同的感慨：没想到世界现代化的发展程度是如此之高,没想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大,没想到西方发达国家百姓生活水平与中国相比高出如此之多！⁽⁸⁾

走出国门看世界,方知外部世界很精彩;对比中外发展之差距,更感中国改革之必要。可以说,1978年的出访考察活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出台的强大的外部推动力,它使党和国家进一步打开了眼界,增进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了解,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向西方长处学习,开拓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决心。

三、乒乓外交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初步打开社会主义中国对外开放大门

“小球”转动“大球”,乒乓外交推动中美邦交,是晚年毛泽东外交艺术的杰作。“小球”何以转动“大球”?体育“联姻”政治,是偶然,还是必然?中美关系解冻,由敌对走向对话,是否意味中国已经打开对外开放的大门?这一切,是考察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出台之国际背景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从20世纪60—70年代国际政治格局演变发展看,当时中国已经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支不与任何大国或集团结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由于美苏两国军事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已经由冷战逐步转向缓和,美苏走向缓和之际,中苏两大国却由公开论战转为公开敌对。国际政治格局的新变化,迫使中国必须顺应时势,调整外交战略。1969年后,在毛泽东授意下,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和聂荣臻四位元帅通过研究国际形势,得出两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判断：一是改变了当时流行的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的看法;二是指出在美苏之间,苏联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⁹⁾这两个基本判断为我国调整外交战略,进而解冻中美关系提供了主要的依据,而1971年中国政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实现“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则直接加快了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进程。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这标志中美之间长达20多年的敌对关系状态的基本结束。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中日关系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1972年,出现了西方国家对华建交热潮,中国外交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先后同英国、荷兰、希腊和联邦德国等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同西方国家的关系从此出现重大转机,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因此大为改善,这就为后来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国际条件。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¹⁰⁾。

四、“文化大革命”后农村自发改革探索实践,成为人民要求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www.chuimin.cn)

改革开放是决定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抉择,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不同阶层人民群众深受极“左”路线、政策之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广大农村极为贫困,有2.5亿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因而,在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全面拨乱反正中,来自社会底层的农民群众的改革呼声,也就最为强烈。

1977年11月,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历时三个月、巡行1500多公里的广泛调研后,出台了“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第一份关于农村政策的改革性文件。具体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①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②加速生产发展;③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④减轻生产队和社员负担,搞好分配兑现;⑤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利益;⑥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上述内容,后来称为安徽省委“六条”。虽然这份具有突破性的改革文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触动了一些所谓的“原则问题”,但是建立在广泛调研、勇于为民请命基础上的改革文件,在当时无疑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衷心支持与拥护。在安徽省委“六条”中,允许和鼓励农民经营自留地、搞家庭副业,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最受农民欢迎,因而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后来,安徽农民能成功渡过1978年的百年不遇旱灾,与安徽一直坚持农村改革也是分不开的。

安徽农村改革在全国具有示范性效应,在安徽省委“六条”出台不久,随后的中共四川省委也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即调动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的中共四川省委“十二条”。安徽和四川的农村改革,是突破左的农村政策的大胆尝试,是“文化大革命”后农村自发改革的伟大实践。随着1978年底,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实行“包产到户”、搞起“大包干”,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也正式拉开。

五、真理标准讨论推动全党思想解放,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先导

“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能够走向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做出的历史必然选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前,农村自发改革与全国真理标准讨论可谓互相推动,农村自发改革,率先突破左倾错误路线的藩篱;而真理标准讨论,则解放了全党的思想,不仅为支持、推进农村改革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而且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战略抉择的思想理论先导。

思想解放往往对社会变革起到巨大促进作用,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就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不断推进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面临诸多思想障碍,为此曾发生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激烈思想交锋。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出。5月11日,不仅《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全文,而且新华社当天即向全国转发,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后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为推动全党的思想解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邓小平同志早在1977年4月,便旗帜鲜明地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提出批评,这也开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声。随着讨论的深入进行,邓小平始终站在讨论的最前列,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和谈话,大力支持讨论,倡导解放思想。

经过实事求是与“两个凡是”的激烈思想交锋与政治较量,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终于动摇了“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路线,使曾经一度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被打破,使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重新确立。这样,不仅拉开了当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序幕,而且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出台,进而改变当代中国的命运,提供了理论先导,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总之,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是历史和人民的共同选择。在历史的选择背后,往往蕴含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面对人民的选择,只要勇于为民请命,敢为天下先,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做出改变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同时,中国也必然会在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走向强国复兴之路。

【注释】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1-272.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2.

(3)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J].炎黄春秋,2006(5).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0.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200.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251.

(7)杨胜群,陈晋.历史转折：1977—1978[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61.

(8)曹普.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J].学习时报,2008-09-29.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884.

(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