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晚年转变：对中国革命影响深远

孙中山晚年转变论析

樊丽明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辽宁沈阳　110819)

【摘　要】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领导国民党与共产党建立起第一次国共合作。促使其转变的原因,一是主观上,系统地总结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为转变准备了精神条件;二是客观上,时代的推动,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的影响与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苏俄的帮助起了推动作用。孙中山晚年的转变,影响了国共两党的发展,进而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关键词】孙中山　晚年转变　三大政策　国共合作　中国革命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致力于中国民主革命事业。尤其可贵的是晚年的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领导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建立起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晚年的转变,影响了国共两党的发展,进而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因此,研究孙中山晚年的转变,对于正确认识国共两党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意义深远、重大。

一、孙中山晚年转变的原因

1.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是其晚年转变的历史原因

孙中山自1894年创立兴中会,走上革命道路以来,发动数次武装起义,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革命的果实落入袁世凯之手。袁世凯建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利益的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完成。为了挽救民主共和国,1917年7月,孙中山举起了护法的旗帜,对北洋军阀的假共和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孙中山原想借助西南军阀的武力进行革命,保卫民主政治。而西南军阀想利用孙中山的威望,借“护法”之名,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以便扩大其“自主”声势,达到割据一方的目的。最后,西南军阀、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同北洋军阀同流合污,护法运动失败。错误和挫折使孙中山深刻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北如一丘之貉”。他尤其深深感到自己“没有一点实力”之苦。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启发国民”“唤醒社会”,孙中山发愤闭门著书。1918年和1919年,他写成了《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和《实业计划》两本书,连同1917年写成的《民权初步》,编成了《建国方略》。这部巨著,不仅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经济建设思想和民权思想,还比较系统地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为他思想的新发展准备了精神条件。

2.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其晚年转变的外部动力

在孙中山陷于绝望境地之时,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他带来了希望和信心。1919—1920年,苏维埃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郑重声明苏维埃政府决定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因缔约而获得的一切特权。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引起了孙中山极大地注意和向往。1918年夏,孙中山代表南方政权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真诚地希望两党团结合作：“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意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¹⁾同年8月1日,列宁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复信孙中山,真诚地表示两国人民应当并肩战斗：“当各帝国主义政府从东、西、南、北伸出贪婪的魔掌,想一手击破俄国革命并剥夺俄国工农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革命而获得的东西时候,在这个艰辛的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就向他们的中国兄弟呼吁,号召他们共同进行斗争。因为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如果我们遭受毁灭你们也要遭受毁灭。”孙中山认为中苏两国“互相提挈,力排障碍,共跻大同,岂惟两国之福,亦世界之幸也。”⁽²⁾

1921年底,孙中山在广西会见了列宁亲自委派的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马林。他们畅谈了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情况,并且讨论了中俄联盟的可能性。马林向孙中山提了两个建议：“第一,要进行革命,就要有好的政党,这个政党要联合各界人民,特别是工农大众。第二,要有革命的武装,要办军官学校”⁽³⁾。

这两个问题正是孙中山没有解决好的两个问题。于是,他欣然接受建议。1922年初,马林经过调查,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可以联合的革命党。于是,他一面向中共中央提出同国民党联合的建议,主张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可以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党内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在上海向孙中山介绍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决定。

1923年1月17日,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苏俄政府特命全权大使副外长越飞,就改组国民党、建立军队以及苏联、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等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谈,李大钊和宋庆龄等也参加了这些会谈。1月26日,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简称《宣言》)。《宣言》强调：“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获得。”而这项大事业,希望能得到“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⁴⁾这个宣言,充分体现了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对中国革命的关怀和支持,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孙中山已经丢掉对帝国主义的种种幻想,转而寻找国际革命势力援助的强烈愿望。《宣言》的签订,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最后确定。

3.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是其晚年转变的根本原因

孙中山在五四运动中又重新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力量。1919年10月,他在上海寰球学生会演说中说：“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因被激而兴,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⁵⁾通过五四运动,孙中山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如在五四之前,他把“护法”看得很重,五四运动以后,他认识到仅举护法旗帜“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必须“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即抛弃南北新旧国会,彻底扫除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要建造一个比现在的共和国好得多”的光辉灿烂的新国家。然而,依靠谁来建立这一新国家呢?孙中山的认识还有一个过程,使他最后下决心联合共产党和扶助农工的,是陈炯明的叛变。

陈炯明的“援闽”粤军,是孙中山花了极大努力亲自培植起来的。他亲自任命陈炯明为总司令,选派一些党员和军事干部担任各级领导,还倾全力武装这支部队。他曾想依靠这支部队打倒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进而统一南方,巩固革命的后方。可是,当陈炯明回到广州控制了军政大权以后,就处处阻挠和破坏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并暗中同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曹锟和吴佩孚勾结。到1922年6月16日,竟公然发动武装叛乱。陈炯明公然调集4000人之众,围攻总统府,炮轰孙中山的住所粤秀楼。孙中山脱险和英勇反击以后,陈又悬重赏捉拿孙中山,并多次密谋杀害孙中山,以后又在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指使下,通电逼孙中山下野。陈炯明的叛变,是孙中山一生中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他曾经以沉痛的心情写道：“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未有甚于此役者。”⁽⁶⁾

正当孙中山陷入极度的苦闷彷徨之际,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友谊之手。陈炯明叛变后,中国共产党当即发表声明予以严厉谴责,公开支持孙中山的正义斗争。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对于时局主张》中,明确指出中国祸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明确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口号;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作了积极评价,同时也善意地批评了他的错误。孙中山联系自己曲折的斗争经历,深切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提得正确;中国共产党的批评意见提得很好。

1922年初,孙中山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推动下,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作了广泛深入的接触。尤其是李大钊,曾就如何振兴国民党、振兴中国等“种种问题”畅谈多次。孙中山当即邀请李大钊参加国民党,李大钊表示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孙中山当即表示：“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尽管加入本党帮助我。”⁽⁷⁾孙中山对李大钊非常尊敬,认为他是“真正的革命的同志”。孙中山真诚地表达了党内合作的愿望。毛泽东同志指出：“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⁸⁾

1924年1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以改组为中心内容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主张把混进国民党的军阀、地主、买办、官僚和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坚决清除出去。同时,他又坚决主张接受共产党和工农分子加入。这样改组后的国民党,就不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基本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孙中山根据三大政策的精神,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作了适合时势要求的解释,发展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尽管新三民主义在理论上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纲领还有不同之处,但是它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主义纲领是一致的,是符合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要求的。因而,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它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孙中山晚年转变的影响

1.使国民党由一个缺乏群众基础的党,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执政党

孙中山带领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的政策,从组织建设、军事建设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等方面壮大了国民党,使中国国民党由一个缺乏群众基础的党,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执政党。(www.chuimin.cn)

从兴中会、同盟会一直到1924年改组前,国民党的活动基地和党员基础主要在海外。1923年国民党号称有党员20余万人,其中国内党员不到5万人;组织机构共计400余处,亦绝大多数设于海外。国内除广州、湖南设有分支部外,其他省区既无正式的组织机构,亦无显著的活动可言。国民党改组前在国内的组织基础非常脆弱,与国内普通民众几乎不发生关系。1924年改组后,国民党逐渐建立了从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至区党部、区分部的各级组织。1926年10月的统计资料显示,国民党在全国约90%的省区和25%的县份建立了省级和县级党组织;国民党党员人数增至54.4万余人,其中国内党员约占82%,海外党员约占18%。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党的势力范围由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到1927年初,国民党党员人数号称100万以上。这一数字是1924年改组前国民党人数的5倍,大约相当于19世纪中国乡绅的总数⁽⁹⁾。

1924年国民党改组,开启了国民党的建军时代,其标志就是黄埔军校的创立。黄埔军校最大特色是建立俄国式的政治工作制度。军事与政治训练并重,军校不仅养成职业军官,而且培养革命干部。学生不仅要学习军事知识,而且要明了政治、经济和党纲、主义。黄埔军校创立后,湘军、滇军等各军也都建立了军官学校或讲武堂,参照黄埔军校来整饬各自的军队。1925年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以黄埔军校为基础,将各军的军事学校统一起来,统一后的军校定名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校改组后,规模大增。自1924年5月—1927年7月,黄埔军校共招收6期学员,共计2万多人⁽¹⁰⁾。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用这个学校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黄埔军校成立后不久,即以军校师生为骨干、开始建立革命武装。1924年10月—12月,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一团、第二团相继成立。教导团的中级军官从黄埔军校教官中选任,连长由军校区队长中选任,排长、班长大多由军校第一批毕业生充任。教导团效法苏俄红军,在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各级党代表则选择军校教官或学生中之富有政治学识者担任。教导团成立之初,孙中山称其为“新军”。1924年11月11日,孙中山正式将其命名为“党军”。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于广州,成立军事委员会。为统一军政,决议编组国民革命军,将黄埔军校“党军”的治军原则推广到整个国民革命军,标志着国民党“党军”体制全面确立。

在国共两党的宣传和组织下,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被卷入到国民革命中,反帝运动高涨,1926年发动了旨在推翻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国民革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仅仅两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全国统一,并奠定了一个新政权的政治架构,使国民党一跃成为执政党。

2.使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充分崭露头角,由一个少数知识精英聚集的小团体迅速成长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由于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也得到壮大,党员人员从50余人发展到近6万人。在组织建设方面,中共加入国民党时,人数不过400余人,在国民党一大选出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24名成员中,共产党员有9人。在设置的八部一处中,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有组织部(谭平山)、农民部(林伯渠)、工人部(冯菊坡)、青年部(张善铭)、农民部(毛泽东)。中共利用国民党改组后急谋发展的机会,很快在国民党地方组织中取得支配地位。谭平山称,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经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¹¹⁾。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成员虽然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但是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强调自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国共合作以后,中共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将精力主要投向民众运动。在基层具体发动工人农民起来斗争。1925年春,上海、武汉、青岛等城市工人相继举行大罢工,同年5月上海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五卅运动。在这次运动中,中共真正取得了中国工人运动的主导权,五卅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全国各地工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成批的学生和工人因敬佩中共在五卅运动中的杰出表现而加入中共,中共党员人数猛增到到上万人(1925年底)。上海五卅运动爆发不久,广州和香港的工人起而响应,并将大罢工坚持了长达16个月之久。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人群众纷纷加入工会组织,全国工会会员发展到200多万人,并建立起工人纠察队。各地工人不但普遍开展了罢工斗争,要求改善政治经济状况,还直接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

农民运动也有了很大发展,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国民党农民部举办了6期“农民运动讲习所”,每期都由共产党员任所长。学员来自全国20个省,共培养了近800名农民运动的骨干。农民运动由广东发展到湖南,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席卷全国,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近1000万人,他们团结广大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给封建势力以致命的打击,直接动摇了封建势力的社会基础。

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国民革命军共有8个军,有4个军的党代表为共产党员,加强了北伐军中的领导。担任北伐先遣队的是共产党人叶挺率领的第四军独立团,先遣队入湘,为北伐军开辟了前进道路。这次北伐,由于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并在北伐军中配有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政治工作人员进行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并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实现了革命武装与民众相结合,因而能够在仅仅8个月的时间里,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直下长江流域,统一了半个中国。

虽然国共合作的关系最终破裂,国民革命失败,但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并且从国民革命的失败中吸取了历史教训,开始懂得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正是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经历了这场大革命,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武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总之,孙中山晚年能够及时果断地总结40年失败的教训,坚决地实行了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鲜明地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是孙中山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继往开来。

【注释】

(1)孙中山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0：230.

(2)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946.

(3)朱一智.孙中山的思想和道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52.

(4)朱一智.孙中山的思想和道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54.

(5)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479.

(6)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18.

(7)朱一智.孙中山的思想和道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55.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1408.

(9)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第7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450.

(10)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第7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64.

(11)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第7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