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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学习体会

【摘要】: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的体会王顺生对于讲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教师说来,2011年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既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特别是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完成和推进的三件大事及其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讲话的体会

王顺生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对于讲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的教师说来,2011年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既是辛亥革命爆发100周年,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如果联系到200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和200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那么100周年、90周年、60周年、30周年,或者说,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就像中国近现代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关节点,成为“纲要”课教学的重头戏。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2008年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深化“纲要”课教学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今后一个时期“纲要”课教学的纲领性文件。这些讲话深刻阐明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和本质。深刻阐明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辛亥革命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关联。特别是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完成和推进的三件大事及其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此外,习近平于2011年9月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关于“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的讲话对注重学习鸦片战争以来我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共党史也有很精辟的论述。

下面,结合这些讲话谈一些粗浅的体会。

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主线

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170多年的历史,概括地说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磨难,我们伟大的民族进行了感天动地的奋斗,我们伟大的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业。”

习近平在党校的讲话中认为,这三句话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了近现代中国170多年的历史,高屋建瓴、要言不烦,为我们学习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基本线索。在此基础上,习近平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一部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

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主线,即在鸦片战争之后,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结束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开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

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高度概括了9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和推进了的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再加上辛亥革命这件大事,那么这四件大事,就是“纲要”课教学的重中之重,必须下大力气讲好这些专题。

二、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一)关于改良和革命

有人说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

怎样客观认识和科学评价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改良”和“革命”,这是讲授“纲要”课遇到的一个热点问题。

总的说来,无论是对改良和改良派的作用,还是对革命和革命派的作用,都应该联系具体的历史环境进行分析。

改良与革命,都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变革的两种不同的方式、手段。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总是交替采取渐变和突变两种形式的,也就是说,表现为改良和革命这两种形式的交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究竟采用哪种方式进行社会变革,是不以任何阶级、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民族的历史状况,以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和阶级力量的对比等具体因素。在通常的情况下,社会以渐变的方式演进。这时的改良、改革对历史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当社会矛盾空前尖锐,不推翻现存的反动政权就不能改变陈腐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推动变革的社会力量也相应地成长起来了,革命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并成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时,改良的主张就可能成为革命的阻力,失去原有的进步性。

这就是说,对改良派的作用应该联系具体的历史环境进行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而不能离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从概念出发,抽象地加以绝对地否定或绝对地肯定。

辛亥革命以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多种改良思潮和流派,虽然他们之间的主张有所不同,但是都贯穿了一条爱国救亡的主线,起过重要的启蒙作用。都是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进步思潮。1898年的戊戌变法,就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发动的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维新派高举救亡图存的旗帜,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改革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亡,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维新派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自由、平等,社会进化观念,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从而把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壁垒打开了一个缺口,有利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所以,毛泽东说:“对改良派也应该估计有进步的一面。”(1)

由于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还十分微弱,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还相当狭窄,维新派存在自身的局限,加上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戊戌变法最终失败了。

戊戌变法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登上历史舞台,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革命的准备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广泛传播民主革命思想,革命形势日益成熟。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坚持走改良道路,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这样,改良派就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辛亥革命正是在改良的道路到了山穷水尽的历史关头,革命派所作出的别无选择的选择。正如总书记在讲话中所指出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野蛮入侵,封建统治腐朽无能,国家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世所罕见的深重苦难。在那个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年代,一切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人们无不痛切感到,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就必须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变革。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也是当时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前赴后继顽强斗争的集中体现。”

(二)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

辛亥革命是一场什么性质的革命?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有精辟的论述,他说: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了,“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场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2)但是,在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以下简称《宪法草案》)时,一部分党外民主人士对共产党人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觉得不妥,在感情上有些过不去。为此,毛泽东在《宪法草案》通过后发表了这个讲话,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阐明辛亥革命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这个“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的讲话现已收入《毛泽东文集》。毛泽东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阐明了辛亥革命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毛泽东重申:“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3)

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似乎不成问题,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有关辛亥革命的性质,至少有两种几乎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是认为辛亥革命没有达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水平,与其说它是资产阶级革命,还不如说它是以反满为主题的民族革命;另一种是认为辛亥革命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认为辛亥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是贬低了辛亥革命。

究竟如何认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

第一,辛亥革命的直接打击目标是清王朝。从兴中会的誓词到同盟会的纲领,孙中山始终把“驱除鞑虏”,即推翻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以满族贵族为主把持的清王朝作为革命的首要目标。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这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地主阶级的命,民主主义革封建主义的命。

第二,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后建立的是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革命政权──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个政权中占有领导和主体的地位。孙中山还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废除了君主专制制度,确认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这个政权和这部法典,贯彻了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色彩。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4)

第三,辛亥革命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在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是先进的、有生命力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振兴实业为目标,设立实业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以推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随后的几年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

第四,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得到了人们的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1915年底至1916年初,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只延续了83天;1917年7月的张勋复辟更是只存在了12天。这些都说明,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都做不成了。

总之,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当然,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不是意味着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和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人物都是资本家、是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分子,而是由于他们的主张在当时并没有、也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所容纳的界限,而这些主张一旦付诸实施将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上,这样的主张和实践,在当时的中国是革命的、进步的,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另一方面,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判断同对孙中山个人思想的分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不是完全否认孙中山思想中具有某些社会主义因素;反过来,不能因为孙中山接受了某些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就断定辛亥革命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所以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判断是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这绝不是贬低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所以不应该有“在感情上过不去”的问题。

(三)关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讲话中,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作了高度评价。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这是集中了从毛泽东到江泽民有关辛亥革命的评价。胡锦涛的这次讲话,还有不少新的内容,例如,“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振兴中华”的口号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提出来的,从那时起,这个口号唤起了千百万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赴后继。因此,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辛亥革命确实是“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对此,可以结合辛亥革命的性质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予以考察。

在政治方面,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在广大人民中促成了民主精神的空前高涨,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这场革命使人们认识到,既然几千年来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都能打倒,那就没有什么反动的东西是不可战胜的,这就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同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勇气。

在经济方面,辛亥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辛亥时期的革命志士们始终把国家富强和民生幸福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设立实业部,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令,提倡兴办工厂、矿山、银行、垦殖事业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之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缓了对中国的侵略,辛亥革命后的10年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在社会生活方面,南京临时政府积极提倡社会新风,革除封建陋习和陈腐风俗,努力构建平等、自由的人际关系。例如,以公元纪年,改用公历;强调官吏是国民公仆,不得欺压百姓,禁止称呼“大人”“老爷”;下级官吏见上级不再行跪拜礼;男子剪辫,女子放足;废止奴婢制;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等等。这些措施,使社会一时间出现生机勃勃的景象,对改变社会风气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三、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关联

辛亥革命之后10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两个赓续相连的重大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

1942年3月,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多次指出:“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5)毛泽东把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看作是“共产党的前身”,这就科学地揭示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历史关联。

(一)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客观社会条件

辛亥革命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关联,首先是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客观社会条件。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李文海2011年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论述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这里借用他的一些论证。

第一,辛亥革命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辛亥革命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不超过60万,随着辛亥革命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到1920年,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00多万。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这一过程的量的积累,中国工人阶级就难以在五四运动中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辛亥革命成为近代中国工人阶级发展壮大的一个临界点,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积聚了阶级力量。

第二,辛亥革命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一方面,辛亥革命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思想的解放,激发了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一时间,在中国社会舞台上,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世界上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广为传播。另一方面,辛亥革命的失败,国家情况的日益恶化,从而促使先进分子积极探求,寻找资产阶级共和国之外的新路。一部分先进分子接受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了思想的先导、理论的基础。

第三,辛亥革命还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干部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和领导人,或者直接参与过辛亥革命运动,甚至发挥过重要作用,或者受到辛亥革命的主要影响。可以这样说,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是从辛亥革命出发再继续向前迈进的。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最初几批党员中,具有直接或间接参加过辛亥革命经历的人数约占1/3,其中约有10%出身于同盟会会员。

(二)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和最忠实的继承者

这是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科学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同辛亥革命以及孙中山的历史关联。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论证。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亲密的合作者。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携手合作,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辛亥革命后屡遭挫折的孙中山,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亲密朋友,毅然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形成了席卷全国的国民革命新形势,给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忠实的继承者。这里的“继承”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进行解读。

第一,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中国,必须首先进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才能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把自己视作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说:“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6)“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7)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重托,他们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完成了他未竟的事业,取得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而后来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完成的。当然,同样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领导力量、指导思想等的不同,前者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后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完成了孙中山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而且把这个革命进行到彻底,并使之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了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总之,“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从不忘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许多革命先驱者的业绩,而辛亥革命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以前的一次最重要的革命。如果脱离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全过程来观察问题,也许会把辛亥革命看作不过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但它并不是不结果实的。”“可以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这些胜利也是辛亥革命最后结出的丰硕果实。”(8)

第二,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关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理想。近年来,有人说孙中山“只会革命,只知破坏,而不知建设”。事实并非如此。

孙中山认为,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命下去。他对胡汉民说过几句很重要的话:“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果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革命直接表现为对旧社会、旧秩序的破坏,但是破坏绝不是革命的目的,革命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社会,建立一种新秩序。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的许多措施,都是为了建设新社会、建立新秩序。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度认为革命成功了,可以进行和平建设了。在之后的10年间,他更多的是思考建设的问题。1919年2月,孙中山写就了《实业计划》一书,后来此书和《孙文学说》《民权初步》两书一起,合称为《建国方略》。孙中山的这份未来中国发展蓝图,也可以说是他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理想,当年被许多人看成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是不合时宜的幻想。当时许多西方政治家和新闻记者把孙中山看做一位夸夸其谈的空想家。当然,也有人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如美国历史学家韦慕庭在《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结尾说:这个文件系统性地把经济建设、国民精神建设和政体构造结合了起来,并最终引导中国人民在半个世纪后逐步实现了他为中国谋求解放的梦想。

孙中山在世时没有看到他的蓝图、理想成为现实。

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先生关于建设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和幸福生活的现代化国家的理想”“开展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国发展的辉煌篇章”。今天,孙中山当年这些天才般的设想大多已经变成了现实。(www.chuimin.cn)

例如,孙中山当年设想建设北方、东方、南方三大深水港。2006年4月,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站在上海洋山深水港的码头上握着深水港建设者的手说:“90年前的理想变为了现实,对此我非常钦佩!”“你们的工作很了不起,实现了中山先生建设‘东方大港’的遗愿。”

又如,孙中山当年设想在中国修10万公里铁路,一直修到新疆、西藏。今天,已经形成了贯通全国的铁路大干线,铁路修到了西藏(从西宁至拉萨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也是一条被许多国外专家认为“几乎不可能”的“天路”)。

再如,三峡工程,北方防护林带,等等,都是当年孙中山曾经设想的,今天都已经实现了、建成了。

第三,继承和发扬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2006年11月12日,胡锦涛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孙中山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所建立的历史功勋;深刻阐述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他说:“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为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为实现国家统一、振兴中华而殚精竭虑的一生。孙中山先生追求真理、开拓进取的精神和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和放眼世界的开放心态,孙中山先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强意志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上,这一精神遗产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9)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孙中山的爱国主义精神。孙中山一生热爱祖国,始终致力于振兴中华。他说,自己“爱国若命”“生平以爱国为前提”,充分体现了一位真正爱国主义者的伟大情怀。100多年前,孙中山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他毕生的追求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和中国的民主统一,并通过中国人民自己的奋斗,改变中国贫弱的处境,将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孙中山在从事革命事业的同时,以广阔的世界眼光观察国际大势,主张实行“开放主义”“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上面提到的孙中山亲手规划设计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蓝图,体现了他的雄心壮志和远见卓识。

孙中山对中华民族始终满怀着期待。他认为,一旦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中国如果强盛起来,不但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责任。这是一个革命家的世界情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而且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这种关注全人类的远大志向和博大胸怀。毛泽东认为,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但是,“事情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天,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0)

从1956年至今,又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有益于世界人民。一个崭新的中国,将是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实现了民族复兴的中华民族将给整个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先驱振兴中华的夙愿,今天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这种光明前景来之不易。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各族人民90多年长期努力奋斗的结果。

胡锦涛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以下几段话是“纲要”课教学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前景。”“9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前面我们已经强调,这三件大事是“纲要”课教学的重头戏,必须讲好、讲透。

这三件大事从时间段来划分,大致各30年左右,即“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28年(1921—1949年);“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27年或29年(1949—1976或1978年);“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30多年(1976或1978年至今)。

在“纲要”课重点教材中,第一件大事用了“中编”共四章介绍,第二件大事安排在“下编”的第八章、第九两章,第三件大事安排在“下编”的第十章。随着时间的延伸,笔者在一些场合多次建议,“纲要”课教学的重点要逐渐向后移。要加强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史(当代史)的教学,即“下编”的教学。2012年7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和《中华史纲》出版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讲话中强调要加强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革命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学习。刘云山特别提到了“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但是据了解,不少学校的“纲要”课教学只讲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或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种状况令人担忧,应该下大工夫予以扭转。联系学术界在新中国历史问题上存在的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先介绍“下编”教学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问题。

1.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

有些人认为,早知道要搞改革,允许私营经济存在,何必在当年搞什么社会主义改造。用当今的社会主义改革否定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

应该正确认识两者的历史关联。

第一,无论是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社会主义改革,都是时代的要求、历史的产物,都有其事物发展自身的内在的必然性,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两个前后衔接、不可或缺的环节。一方面,没有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建立不起来,当今的社会主义改革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遗留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此后的实践中继续暴露,使人们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才有了当今的社会主义改革。因此,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当今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为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改造是历史前提,社会主义改革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两者的方向、目标与要求都是一致的。

第二,社会主义改革绝不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否定。而是在主观认识提高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实际,继承社会主义改造创造的积极成果,扬弃社会主义改造及其遗留的消极方面。无论是改革,还是改造,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

第三,当年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历史的局限、认识的局限。造成这种局限的原因,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即使是主观上的局限,后人也不应该一味地责备、苛求前人。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是发展中的事业,社会主义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远远没有完结,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远远没有完结。

总之,要用全面的、历史的观点讲好两者的关系。

2.新中国成立后前27或29年(1949—1976或1978年)与改革开放30多年(1976或1978年至今)的关系

有些书籍和文章有意无意地给人制造一种错觉:新中国成立以后前27年或29年仿佛无非只是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整了一批人又整一批人,没有做过多少好事。这种看法不符合客观真实。

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中所说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我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这是这个时期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

当然,党在这个时期的工作中也犯了不少错误。全局性的错误有两次:一次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主要是搞乱了经济,欲速则不达。这方面错误到1961年制定实施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得到基本纠正,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一次是1966年开始的延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遭受过严重挫折。这是探索前行过程中付出的严重代价。“纲要”课教学中应该讲这些失误,但要讲究方式方法,讲究教学效果,不能一味地讲失误,而是要着重分析失误的性质和原因,使大学生懂得为什么会犯错误,如何防止错误的发生,特别要讲清楚这些错误是党依靠自身的健康力量、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纠正的。

“后30多年”走了一条改革开放的新路,这是在总结“前27年或29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开创的。这30多年的成就举世瞩目,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特别是腐败问题、社会风气问题、分配不公问题,等等。少数人怀念改革开放前的年代,认为现在不如当年。

应该以尊重历史的态度来看待新中国的“前27年或29年”和“后30多年”。这里借用金冲及老师的话:如果一味给“前27年”抹黑,否定“前27年”的成绩,那是没有良心;如果总是挑改革开放的“毛病”,想回到“文化大革命”前,“走老路”,那是没有头脑。

3.“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区别

“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必须加以严格区别。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给党和国家以及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必须彻底否定。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十年中不是也绝不是仅仅搞了“文化大革命”。对在这十年的历史必须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不能简单地否定。

一方面,在这十年中,政治运动不断,社会秩序混乱,直接干扰和冲击着国民经济建设,使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十多年努力同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水平逐渐缩小的距离又重新拉大,甚至同一些原来比中国落后的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距离也拉了大。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没有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没有动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在进行着。在这十年间,尽管存在计划编制不合理、国民经济结构失调、经济效益低下等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难条件下,“三五”“四五”两个五年计划毕竟得以完成,建成了一大批骨干企业、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国家经济总量比以往有较大增加,而没有出现“大跃进”后严重倒退的“三年经济困难”那样的局面。而且,从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之后确立的工业化建设总目标和进程看,“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完成的“三五”“四五”计划是中国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重要阶段;特别是在核技术、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对外经济工作局面有了新的开拓。从1972年起,外贸、金融和与之有关的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引进技术设备、开展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外交工作打开新的局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中美、中日关系得到较大改善,中苏关系也趋于缓和。同亚非拉国家关系进一步发展。还需要指出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五”计划第一次把人口增长指标纳入国家计划,计划生育成为一项国策;在执行中计划生育第一次列入环境保护政策,使之开始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开始制定农村普及教育的战略目标。这些都是历史性的起步。(11)

当然,这些来之不易的成就,不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结果,而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在抵制错误的过程中艰辛努力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这十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下编”教学中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干扰和影响。历史虚无主义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极少数人热衷于搞所谓的“暴露史学”“翻案史学”,有意混淆主流与支流的界限,有意抹杀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和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用所谓案例调查的方法,通过个别特殊的、极端的案例来否定整体,或者打着“档案揭秘”“真相曝光”等幌子,来搞乱事实真相,搞乱是非界限。这些言论,通过一些报刊文章、影视作品特别是互联网等新兴媒体迅速传播,具有很大的迷惑性。

“纲要”课第一线教师要注重引导当代大学生完整、准确地了解党的历史,辨明历史真相、分清历史是非,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主题和主线,不轻信那些歪曲党的历史、丑化党的领袖的言论。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

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讲话中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辛亥革命100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刻总结近代中国一切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经验教训,深刻总结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总结世界各国实现发展进步的历史启示,符合我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纲要”课整个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要讲清“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

对于“改革开放史”的教学,提一点建议,为了避免同“概论”课的重复,“纲要”课要突出“史”的特点,不必过多地讲理论的形成及其具体内容,而是抓住这30多年进程中的几个关节点,讲清为什么选择改革开放,如何推进改革开放;善于用历史进程中的大事、要事、喜事和难事来解读。

一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讲清楚当时我国处于怎样的、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国内外大势如何呼唤中国共产党人尽快就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

二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和党的十四大的召开,改革开放如何取得历史性的突破。

三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的召开,党如何带领人民战胜世纪之交的各种风险考验,确定新世纪新阶段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总之,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第一个响亮地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呼喊。从此,“振兴中华”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无数革命先驱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终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实现。这就是“纲要”课教学要向大学生阐明的最基本的结论。

【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5.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7.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5.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5-326.

(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2-404.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4.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89.

(8)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5-6.

(9)胡锦涛.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6-11-13.

(10)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56-157.

(11)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57-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