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研究：深入剖析陀氏作品

第三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思想

　　现在转入我们论题中的下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中思想的处理。复调的任务，同一般类型小说里思想的单一性，是互不相容的。在思想的处理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特色应该表现得特别清晰鲜明。我们的分析将不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引入作品的各种思想的内容方面，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这些思想在作品中的艺术功能。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着意之处不仅在叙说自身和自己身边的环境，还在于评说世界。因为他不只是能意识到而已，他还是个思想者。

　　“地下室人”便已经是个思想者，但主人公思想见解上的所得，具有了充分的意义，是在几部长篇小说里。在这里，思想真地几乎变成了作品的主人公。不过，在对主人公的描写中成为主要因素的，仍同过去一样是自我意识。

　　因之，评说世界和自白式的叙说自身融合到了一起。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世界的真情是不能：同个人的真情分割开来的。自我意识中的某些范畴（它们已经决定了杰符什金、特别是戈利亚德金的生活），如接受与不接受、反抗抑或顺从，如今变成了思考世界时采用的基本范畴。所以，世界观中左右一切的最高原则，同左右着非常具体的个人情感的原则是一致的。这样，就形成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来十分典型的特征：个人生活同世界观、最隐秘的感情同思想，达到了艺术的融合。个人生活变成为某种非为私念而基于一定原则的生活，高级的观念思维则变成了个人隐秘的思维、感情强烈的思维。

　　主人公叙说自身同他用思想观念来评说世界，这两者的融合直接地、极大地提高了自我论说的重要价值，使得主人公对任何外在的完成性增强了内在的抗衡力。思想帮助自我意识确立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世界中的主权地位，使自我意识比任何稳固定型的中立状态形象都更胜一筹。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思想本身要保有自己的重要性，保有自己充实的意义，也只能是以自我意识为基础；这里，自我意识成了对主人公进行艺术描写的主要成分。在独白型的艺术世界中，主人公表现为现实中完成论定了的稳固不变的形象；思想出自这样的主人公之口，不可避免地要失去自己直接的价值，而成为主人公在现实中的一种表现，成为他的一种早为现实所决定了的特点，如同人物的任何其它表现一样。这已是某种社会典型的思想，或者是某种个性特有的思想，最后，还可能只不过是主人公在理性方面一种外表姿态而已，是主人公精神面目上作出的一种理性的表情而已。于是，思想不再成其为思想，而成了对人物一种普通的艺术刻画。正是这样的一种思想，才得以同主人公的形象结合到一起。

　　倘若思想在独白型世界里是作为思想而保有自己的重要性，那末它不可避免地要同稳固定型的主人公形象分离开来，艺术上已不再能同主人公形象融合到一起。因为它只是被塞到这个主人公的口里而已，而且也可以把它塞到别的一个什么人物的口里而同样十分成功。对作者来说，重要的是让这个正确的思想在这部作品中说出来就行；至于由谁来说和什么时候说，那就决定于布局结构上怎样安排较为方便得体了，或者完全用排除法来决定，即看如何安排才不会破坏说话人形象的真实性。这个思想本身，是不·属·于·任·何·人·的。主人公不过是这个以自己为目的的思想的载体而已。作为一个正确的有价值的思想，它倾向于出现在某种无人称的系统独白型的语境中，换句话说，它倾向于隶属作者本人的系统独白型的世界观。

　　在独白型的艺术世界中，别人的念头、别人的思想不能作为描绘的对象。一切观念形态的东西，在这个世界里都分裂为两种范畴。一种思想，即正确的有价值的思想，满足着作者意识的需要；它们力图形成一个内容统一的世界观。这样的思想不需描写，只要肯定它就行了。这种肯定得到了客观的表现，表现在上述思想受到特别的强调，表现在它们在作品整体中占据特殊的地位，表现在它们的语言修辞形式之中，还表现在把它们作为有价值的得到肯定的思想提出时采用的其他多种多样的方法上。我们在作品中总能听得出受到肯定的思想，因为被肯定的思想听来总不同于未被肯定的思想。另一种思想，即不正确的或不关作者痛痒的，不容于作者世界观中的思想；它们不是受到肯定而是或者在论辩中遭到否定，或者丧失自己直接的价值，成为普通的艺术刻画的成分，成为主人公智能的一时流露，或是比较稳定的智能特点。

　　在独白型世界里，terfium non dafur①：思想要么得以肯定，要么遭到否定，不然它就根本不成其为含义充实的思想了。一个未被肯定的思想，为要进入作品结构之中，必须失去自己的价值而变为一个心理因素。至于通过论辩加以否定的思想，它们同样也得不到描写，因为驳论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它本身就排斥对思想进行认真的描绘。被否定的他人思想，不能打开独白型的语境，相反这语境会更绝然、更固执地封闭在自己的疆界之内。被否定的他人思想，不可能在一个人的意识旁边，树立起另一个完全平等的他人意识，假如这里的否定只是对思想本身的纯粹理论上的否定。

　　〖注释〗①  拉丁语：意为中间物不是事实。

　　对思想进行艺术的刻画描绘，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可能出现，那就是：思想虽被置于肯定的一边或否定的一边，但同时却没有降低为失去直接价值的一种单纯的心理感受。在独白型世界中，这样处理思想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处理同这一世界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是矛盾的。这些基本原则，其作用远远超出了艺术创作的一个领域；它们是现代整个思想文化所遵循的原则。那末，这是些怎样的原则呢？

　　意识形态的独白性原则获得了最鲜明、理论上最清晰的表现，是在唯心主义哲学中。一元论的原则，亦即肯定存·在·的统一性，在唯心主义中变成了意·识·的统一性原则。

　　对我们来说，这里重要的自然不是问题的哲学方面，而是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一种普遍特性。这一特性也表现为存在的一元论在唯心主义中转变为意识的独白性。但意识形态的这一普遍特点对我们之所以重要，也只是因为这一特点进一步获得了艺术运用。

　　偷换了存在统一性的意识统一性，必不可免地要变成一个意识的统一性，同时完全不管这一个意识采用怎样的形而上学的形式出现，如“普遍意识”、“绝对的我”、“绝对精神”、“标准意识”等等。同这个统一的也必然是单个的意识一起，还有许多个经验性的人的意识。意识如此众多，从“普遍意识”的观点看，是偶然现象，甚至可谓多此一举。这众多意识中一切重要的真理性的东西，都被纳入了“普遍意识”的统一语境中去，并且丧失了个人特性。而凡属个人特性的东西，凡能使一个意识区别于另一意识或另外众多意识的东西，从认识的观点看是无关紧要的，因之属于心理活动的范围，属于个人的局限性。从真理的角度看，不存在个人独特的意识。唯心主义只承认唯一一种认识个性化的情形，这就是错·误·。任何真理性的判断都不固定归于某个人，而是属于某种统一的系统独白型的语境。唯有错误区分出了个人之间的差异。所有真理性的东西，全可以容纳在一个意识的范围之内；如果实际上没有纳入一个意识中去，那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出于同真理无涉的其它的考虑。在理想的情况下，为了达到完全而充分的认识，有一个意识、一张嘴就足够了。

　　必须指出的是，从统一的真理这个概念本身出发，还绝不能引出结论说，也只需要一个统一的意识。完全可以同意、可以设想：统一的真理倒要求有众多的意识，统一的真理在原则上不可能全容纳在一个意识的范围之中；它本质上就具有所谓情·节·性·，是在不同意识的接触点上产生的。一切取决于怎样看待真理，怎样看待真理同意识的关系。获得认识和领会真理的独白形式，只是多种可能形式中的一种。这种形式出现的条件是：意识高踞于存在之上，存在的统一性变成意识的统一性。

　　如以哲学上的独白性为前提，不同意识之间是不可能出现重大的相互作用的，所以不可能产生重要的对话。实际上，唯心主义只知道一种不同意识之间认识上的相互作用：知者和真理的掌握者教会不知者和失误者，这也就是老师和学生的相互关系，因而仅仅是教育性的对话①。

　　〖注释〗①  柏拉图唯心主义不纯是独白型的。只是在新康德主义的诠释中他才成了纯粹的独白论者。柏拉图对话同样也不是教育型的，尽管其中有很强的独白性。关于柏拉图的对话，我们将在下面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体裁传统时详细论述（见本书第四章）。〖注释结束〗

　　意识的独白型感知，在意识形态创作活动的其他领域里，也占据着统治的地位。在一切地方，凡珍贵而有价值的东西都聚集到一个中心——作为载体的人。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创作，都被理解为、被看作是表现某一个意识、某一种精神的可能的形式。甚至出现集体，出现众多的创作者的时候，统一性也还是借用一个意识的形象来加以说明，如用民族的精神，人民的精神、历史的精神等等。一切有意义的东西都可以集中到一个意识里，使其服从于一个统一的重点；而一切不能归进来的东西，便是偶然的无关紧要的。独白型原则在现代能得到巩固，能渗入意识形态的所有领域，得力于欧洲的理想主义及其对统一的和唯一的理智的崇拜；又特别得力于启蒙时代，欧洲小说的基本体裁形式就是在这个时代形成的。整个欧洲的乌托邦空想主义，也同样是建立在这个独白原则之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连同它对信仰万能的坚信，就是这样。任何一个表意的统一体，到处都是以一个意识、一个观点作为自己的代表。

　　遍及意识形态所有领域的关于一个意识能够自足的信念，并非是某一思想家创立的理论，不是这样。这是现代意识形态领域中创作活动的一个深刻的结构特点，它决定着这一创作的所有外在和内在的形式。这里我们所关心的，只是这一特点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

　　一般在文学中，如我们上文所见，思想的处理完全是独白型的。思想或者得到肯定，或者遭到否定。所有肯定的思想都同作者从事观察和描绘的意识结合成为统一体；而未被肯定的思想则分派在各个主人公身上，不过这时它们已经不是有价值的思想，而是成了社会典型或某种个性表现自己思想的典型实例了。知之最多、最善理解、无所不见者，仅仅作者一人而已。只有他是个思想家。在作者的思想上只打下了他的个性的烙印。这样一来，在他身上思·想·所·具·有·的·充·分·而·直·接·的·价·值·同·个·性·特·点·结·合·到·一·起·，并·不·互·相·削·弱·。但只是在他身上如此。在主人公的身上，个性特点扼杀了他们的思想所具有的价值；如果这些思想保存住自己的价值，那它们就要摆脱主人公的个性特点，而同作者的个性特点结合到一起。由此便产生了作·品·的·思·想·单·向·性·。如果出现第二个趋向，一定要被人们看作是作者世界观里存在不体面的矛盾。

　　被肯定的、具有充分价值的作者思想，在独白型作品中能肩负三方面的功能。第一，思想是观察·和·描·绘·世·界·的·原·则·，选·择·和组织材料的原则，是使作品的一切因素保持思·想·观·点·上·的·一·致·性·的原则。第二，思想可能是从描写当中引出的或多或少比较明确、或比较自觉的结论。第三，最后，作者的思想可能直接地表现在主·要·人·物·的·思·想·体·系·的·立·场·上·。

　　作为描绘原则的思想见解，是同形式融合在一起的。它决定着外在形式上的一切轻重浓淡，决定着构成作品艺术风格形式上的统一体和作品统一情调的那些思想形态的评价。

　　这种组织作品形式的思想体系，其较深的层次决定着作品的基本体裁特点。这些层次传统上早已有之，是经过几个世纪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所分析的艺术上的独白性，就属于形式方面这种较深的层次。

　　作为结论的思想体系，总结描绘内容所得的思想体系，在独白型原则下，不可避免地要把描绘的世界变成这·一·结·论·的·无·声·的·对·象·。思想结论所采取的形式本身，可能十分不同。随着这些形式的不同，描绘内容的处理方法也就不断变化。描绘的内容可以是对某一思想的简单图解、简单示例，或者是提供进行思想概括的材料（如实验小说），或者属于最后一种情况，即同最终的结论处于更为复杂的关系中。当描写完完全全归结为一个思想结论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思想哲理小说（如伏尔泰的《老实人》），或至少是普通的有明显倾向性的小说。即使没有显出这种直露的意图，在任何描写中总也还有思想结论的成分存在，不管这一结论在外在形式上的作用是多么微弱和多么隐蔽。思想结论中的侧重点，不应该同描写当中外在形式上的侧重点产生矛盾。如果存在这样的矛盾，那人们会觉得这是缺点，因为在独白型世界的范围内，相互矛盾的侧重点会在一个声音内部冲突起来。观点的统一，应能把风格的各种形式因素同最抽象的哲理结论连接到一起。

　　与组织作品形式的思想见解、与最终的思想结论同处于一个平面上的，还有主人公的思想立场。主人公的观点有可能从客体地位上升而成为一种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构成作品基础的那些思想原则，就已不只是描绘主人公、决定作者对主人公的看法了；而且，思想原则本身就是通过主人公表现出来的，因为它们决定着主人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样的主人公在形式上和普通类型的主人公截然不同。根本用不着到作品之外去找什么材料来证明作者的思想观点和主人公的思想观点是相吻合的。不仅如此，这种内容上的吻合，如果不是研究作品本身发现的，其实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作者描写所依据的思想原则同主人公的思想立场，两者的统一应该是在作品内部揭示出来；这种统一应表现为作·者·的·描·写·同·主·人·公·的·语·言·、感·受·所·共·有·的·单·向·性·，而不是人物思想同作者于别处表达的思想观点在内容上的吻合。对这种主人公的议论和感受，处理方法也就不同；这里的议论和感受没有对象化，它们在刻画自己要表现的对象，而不仅仅是刻画说话者本人。这种主人公的言论，同作者的言论处于同一个层次上。

　　作者立场和主人公立场之间的了无距离，还表现在一系列其他形式特点上。例如主人公同作者本人一样，是一个不封闭的形象，不具备内在的完成性。因此它不可能削足适履地完完全全塞进情节的框架里。这里的情节，叫人感到只是多种可能的情节发展中的一种，所以对这个主人公来说终究是一种偶然的情节。这种非封闭型的主人公，对浪漫主义、对拜伦、对夏多布里昂是很典型的；莱蒙托夫写的皮巧林部分地也是这样。

　　最后，作者的思想还可能散见在整个作品之中。这些思想可能出现在作者的语言中，表现为某些箴言、寓意，或整段的议论。作者思想偶而也会大量而密集地通过这个或那个主人公之口说出来，但却仍不与主人公的个性特点融合（如屠格涅夫笔下的波图金）。

　　所有上述众多的思想，包括组织起来的和散见各处的，从构筑作品形式的诸原则到作者偶然得之因而可有可无的寓意——都应该服从于一个侧重点，表现一个统一的观点。其余的一切，只能是这一观点的对象，是从属这一侧重点的材料。只有纳入了作者观点的轨道的思想，才能既不破坏作品统一的单向性，又能保留住自己的含义。所有这些作者思想，不管其功能如何，本身都不·成·为·描·绘·的·内·容·。它们或者自己去描绘别的，并且内在地指挥这种描写；或者阐释所描写的内容，最后还可能是伴随描写而成为可以分离出来的思想装璜。它·们·是·径·直·表·现·出·来·的·，不·需·要·保·持·什·么·距·离·。在它们组成的独白型世界的范围内，他人的思想不会得到描绘。他人思想要么被同化，要么在论辩中遭到否定，要么就不再成其为思想了。

　　***

　　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的，却正是描绘他人的思想，但又能保持其作为思想的全部价值；同时自己也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肯定他人的思想，更不把他人思想同已经表现出来的自己的思想观点融为一体。

　　思想在他的作品中成为艺·术·描·绘·的·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便成了一个伟大的思·想·艺·术·家·。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思想艺术家的形象早在1846-1847年间，即陀思妥耶夫斯基走上创作道路的时候，便已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我们指的是《女主人》的主人公奥尔德诺夫的形象。这是个独身的青年学者。他有着自己一套创作体系，对学术思想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他在给自己创立一套体系。这个体系已经酝酿几年了，可他心里渐渐有个尚还模糊不清却颇为美妙喜人的思·想·的·形·象·，起来反抗。这个思想化作一种新·的·明·朗·的·形·式·，折磨着他的心灵，想从他心里挣脱出来。他还只是刚刚感·觉·到·这个形式的独创、真·实·、独具特色，便已获得了创造的力量，创作活动在形成在巩固。”（第1卷，第425页）。

　　下面是这个中篇的结尾：

　　“也许，在他身上真会形成完整、新颖、独特的思想。也许，他注定要成为科·学·中·的·艺·术·家·”（第1卷，第498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注定要成为那样一个思想艺术家，只是不在学术里，而在文学中。

　　是哪些条件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可能对思想进行艺术的描写呢？

　　首先提醒一点，思想的形象同这一思想载体的人的形象，是分割不开的。情况并非如M·A．恩格尔哈特所论，不是思想本身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的主人公”，而是具有这一思想的人——思·想·的·人·。必须再次强调说一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是思想的人；这不是性格，不是气质，不是某一社会典型或心理典型。具有充·分·价·值·的·思想，它的形象自然不可能同上述人们从外部完成、给以定论的形象相结合。举例说，如果企图把我们所理解和感·受·到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思想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能理解，还可以而且应该能“感受”），同他完成了的性格，或同他作为六十年代平民知识分子的社会典型性结合到一起；那便显得很荒唐了。那么一来，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作为有充分价值的思想，立刻会丧失自己直接的意义，并且从争论之中退出来；可是它一直是生活在这个争论之中，在同其它同样有充分价值的思想处于不间断的对话式的相互作用之中；这就是索尼娅、波尔菲里、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等人的思想。能成为有充分价值的思想的载体的，只是“人身上的人”；他具有我们在前一章讲过的那种未完成论定、未有结果的自由。索尼娅、波尔菲里等人同拉斯柯尔尼科夫进行对话交流，正是诉诸于拉斯柯尔尼科夫身上这个内在的未完成论定的核心。作者本人通过这部写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小说的结构方法，同样是以对话态度诉诸于主人公身上这个未完成论定的核心。

　　因之，只有未完成的蕴含无尽的“人身上的人”，才能成为思想的人；这个人的形象才能同有充分价值的思想的形象，结合到一起。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描绘思想的第一个条件。

　　不过这个条件也有所谓倒置的效力。我们可以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人只要一进入纯粹的永无完结的思想领域，换言之只要变成不为己利的思想的人，他便可以克服自己的“物质性”而变成“人身上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主要人物，即参与大型对话的人物，都属于这一类。

　　从这一方面说，佐西马给伊万·卡拉马佐夫个性下的断语，适用于所有这些人物。当然他是用自己那教堂语言表述的，也就是处于他所生存的基督思想的氛围里。下面，我们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来十分典型的佐西马神父和伊万·卡拉马佐夫之间真·心·实·意·的对话中，摘引有关的一段：

　　“‘人们要是不再笃信他们的灵魂不朽，您认为后果会如此，难道您真是这么想的吗？’佐西马神父突然问伊万·费多罗维奇。

　　“‘是的，我说过这个话。没有善心就没有不朽。’

　　“‘有这样的信仰，您可真是洪福齐天啊，不过也许是最不幸了！’

　　“‘为什么不幸呢？’伊万·费多罗维奇笑了。

　　“‘因为看起来您自己既不相信您的心灵会不朽，也不相信人们关于教堂和教堂问题写的那些东西。’

　　“‘也许您说得对！……可我绝不全是开玩笑……’伊万·费多罗维奇突然奇怪地表白起来，接着却马上涨红了脸。

　　“‘不全是开玩笑，这话不错。这·个·思·想·在·您·心·里·还·没·有·解·决·，在·折·磨·您·。可受难者偶而也喜欢拿自己的绝望处境开个玩笑，好象也是由于绝望的心情吧。现在连您也由于绝望来开玩笑了，又是给杂志写文章，又是参加上流社会的争论，可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辩证法，怀着痛苦的心情暗自笑话这辩证法……您·心·里·这·个·问·题·没·解·决·，这·就·是·您·最·大·的·痛·苦·，因·为·它·非·常·迫·切·地·要·求·解·决·……’

　　“‘可在我心里解决得了吗？是朝着好的方面解决吗？’伊万·费多罗维奇继续奇怪地问着，仍然带着令人莫解的微笑望着神父。

　　“‘要不能朝好的方面解决，那永远也不会朝坏的方面解决，您的心肠怎么样，您自己是清楚的，内心的痛苦也正在这里。感谢造物主吧．他给了您一颗高尚的心，能为这种痛苦熬煎的心，能去冥·思·苦·想·，探·索·崇·高·的·东·西·，因为我们的住所在天上。上帝保佑，让您在人世就解决内心的难题，求上帝祝福您走的道路吧！’”

　　阿廖沙在同拉基京谈话时也给伊万下了相似的评语，只是用的比较世俗的语言。

　　“听我说，米沙，他（指伊万——本书作者）的心是热烈激昂的。理智简直象俘虏。他·内·心·有·种·伟·大·的·却·没·有·解·决·的·思·想·。他·是·那·种·不·要·百·万·家·产·，可·要·弄·明·白·思·想·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是冥思苦想的人，每个人都有种“伟大的却没有解决的思想，”他们全都首先“要弄明白思想”。他们真正的整个生活和自己的未完成性，恰恰就在于需要弄明白思想。如果把他们生存其中的思想给排除掉，那他们的形象就会完全被破坏。换句话说，主人公的形象同思想的形象紧密联系着，主人公的形象不可能离开思想的形象。我们是在思想中并通过思想看·到·主人公，又在主人公身上并通过主人公看·到·思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主要人物，作为思想的人，是绝对的无私，因为思想确实支配了深藏在他们身上的个性的核心。这种无私，不是他们作为描绘对象的个性特点，也不是对他们行为的外在评价；这种无私表现出他们真正的生活在于思想的领域（他们“不要百万家产，可要弄明白思想”），思想性和无私似乎成了同义语。在这个意义上，杀死并抢掠放高利贷老太婆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是绝对无私的；妓女索尼娅是绝对无私的；杀父的同谋者伊万是绝对无私的。绝对无私的，还有《少年》的思·想·，即要成为罗特希里德。再说一遍，这里讲的不是一般地给人物性格和行为进行分类，而是通过一个特征来说明人的内心深处确实与思想相关联。

　　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塑造思想的形象，其第二个条件就是：他深刻地理解人类思想的对话本质，思想观念的对话本质。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了，看到了，也表现出来了思想生存的真正领域。思想不是生·活·在·孤·立·的·个人意识之中，它如果仅仅留在这里，就会退化以至死亡。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人的想法要成为真正的思想，即成为思想观点，必须是在同他人另一个思想的积极交往之中。这他人的另一个思想，体现在他人的声音中，就是体现在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他人意识中。恰是在不同声音、不同意识互相交往的联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

　　思想（根据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它的观·察·）并非是一种主观的个人心理的产物，而“固定居住”在人脑中；不是这样，思想是超个人超主观的，它的生存领域不是个人的意识，而是不同意识之·间·的对话交际。思想是在两个或几个意识相遇的对话点上演出的生·动·的·事·件·。思想在这方面同言论相似，思想同言论构成辩证的统一。同言论一样，思想也希望能被人听到，被人理解，得到其它声音从其它立场作出的回答。同言论一样，思想就其本质来说是对话性的；独白只是表达思想时一种带假定性的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如我们上文的分析，是在现代意识形态的独白性这个土壤上形成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恰恰把思·想·看作是不同意识不同声音间演出的生动事件，这样来进行观察和艺术描绘的。思想、意识、一切受到意识光照的人的生活（因而是与思想多少有些关联的生活），本质上都是对话性的——这一艺术发现使他成了伟大的思想艺术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以独白的形式叙述现成的思想，但也不在某一个人的意识里表现这些思想的心·理·形成过程。无论在其中哪一种情形下，思想都不再成其为生动的形象了。

　　例如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前一章引述过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第一次的内心独白。这里丝毫没有写思想在一·个·封闭的意识中的心理形成过程。相反，拉斯柯尔尼科夫孤身一人的意识，倒成了他人声音争斗的舞台。近几天来的事件（母亲来信，同马尔梅拉多夫相遇），反映到他的意识里变成了极为紧张的同缺席者的对话（这缺席的交谈者是妹妹、母亲、索尼娅等）；正是在这场对话中，他努力想“解决”自己的那个“思想”。

　　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小说情节开始之前，便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述了自己思想的理论基础。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在任何地方，用独白形式讲述这篇文章的内容。我们第一次了解到它的内容，因而也是了解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基本思想，是在他同波尔菲里那场紧张的、对他来说是可怕的对话中（参加对话的还有拉祖米欣和扎梅托夫）。先是波尔菲里转述文章大意，而且用了夸张和挑衅的语调。这种内在地已经对话化了的转述，不时为提给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问题所打断，接着又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对答所打断。然后是拉斯柯尔尼科夫自己讲这篇文章，也不时被波尔菲里挑衅性的问题和评论所打断。连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叙述本身，也贯穿着同波尔菲里等人观点的内心的辩论。拉祖米欣同样时常发话。结果在我们面前，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是出现在若干个人意识紧张斗争的超个人领域里；并且这一思想的理论方面，又同对话参加者们最终的生活立场不可分地结合到了一起。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在这段对话中，展示出了自己的各个方面、各种色调、各种潜力，并同其他的生活立场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相互关系。思想失去了自己在独白型中那种抽象的理论上的完成性（即只限于满足一·个·意识的需要），同时它却变成了一种握有力量的思想，获得了这种思想特有的自我矛盾的复杂性和生气勃勃的多面性。这种握有力量的思想，出现、生活、作用于一个时代的大型对话中，与其他时代相近的各种思想遥相呼应。于是在我们眼前，便出现一个思想的形象。

　　在拉斯柯尔尼科夫同索尼娅的几次同样相当紧张的对话中，我们也看到了他的这一个思想。这里它已经采取了另一种语调，与索尼娅的另一种十分有力而完整的生活立场形成了对话关系，因而又揭示出了自己一些新的方面、新的潜力。之后我们听到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同杜尼娅谈话时，通过对话化了的转述方式，也讲出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这一思想。不过这里在斯维德里加依洛夫的声音中（他是用讽刺性摹拟体塑造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替身之一），思想完全换了另一种语调，向我们展示出另一个侧面。最后，在整个小说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这一思想同各种生活现象发生接触，受到考验，或为生活现象所肯定，或为生活现象所否定。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说过了。

　　再提一下伊万·卡拉马佐夫的一个思想：如果没有心灵的不朽，那么“一切都是允许的”。这个思想在整个《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小说中，活跃在多么紧张的对话之中，它贯穿在多么不同的声音里，形成了多么突如其来的对话交往！

　　这两个思想（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和伊万·卡拉马佐夫的思想）都受到了其他思想的反射；正象绘画中一种特定的色调由于受到周围其它色调的反射，而失去自己抽象的纯净性，不过由此一来倒获得了真正的绘画的生命。如果把这些思想从它们生活着的对话领域抽取出来，再赋予它们那种独白型的完成了的理论形态，那末结果所得的思想观念，将会是一副病态，而且轻易就可以被驳倒。

　　***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艺术家，他创立自己的思想，与哲学家或科学家的方法不同。他创立的是思想的生动形象，而这些思想是他在实·现·生·活·当中发现的、听到的，有时是猜测到的；也就是说这是已经存在或正进入生活的富于力量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一种天赋的才能，可以听到自己时代的对话，或者说得确切些，是听到作为一种伟大对话的自己的时代，并在这个时代里不仅把握住个别的声音，而首先要把握住不同声音之间的对·话·关·系·、它们之间通过对话的相·互·作·用·。他听到了居于统治地位的、得到公认而又强大的时代声音，亦即一些居于统治地位的主导的思想（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听到了尚还微弱的声音，尚未完全显露的思想；也听到了潜藏的、除他之外谁也未听见的思想；还听到了刚刚萌芽的思想、看到未来世界观的胚胎。“全部现实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说，“不是眼下紧迫的需要所概括得了的，因为它有相当巨大的一部分，表现为尚是潜在的、没有说出的未来的思想”。①

　　〖注释〗①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笔记本》，莫斯科-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35年，第179页。列·格罗斯曼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话论及这一点时讲得非常好：“艺术家‘听得见，预感得到，甚至看得见’，‘出现了一些新因素，它们急切地要求一种新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许久以后这样说。‘正是这些因素需要抓住并表现出来。’”（列·格罗斯曼，《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载文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9年，第366页）。〖注释结束〗

　　在自己时代的对话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听到了过去时代的思想和声音的共鸣，包括较近的（30-40年代）和较远的时代。他正如我们所说，还努力想听到未来的声音和思想，试图根据今天的对话给它们准备好的位置来猜出它们，好象在展开了的对话中猜出下一句尚未说出的对语那样。如此一来，就在当代的平面上，汇集起过去、现在和未来，并相互争论。

　　我们要重复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自己的思想形象，从来不是无中生有，从来不是“杜撰它们”，正好比画家不是杜撰他们所描绘的人物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在今天的现实中听到和猜出思想的形象。因此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思想的形象，如同论及他的主人公形象一样，可以发现并指出一定的原型。例如，拉斯柯尔尼科夫思想的原型，是马克斯·施蒂尔涅在他的论著《唯一的人及其所有权》里表述的思想，还有拿破仑三世在其《尤里·凯撒传》②(1865)一书中发挥的思想。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思想的原型之一，是《革命者问答》③；韦尔西洛夫（《少年》）思想的原型，是恰达耶夫和赫尔岑的思想④。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思想形象的原型，还远远没有都揭示出来，都被加以说明。我们要强调的是，这里不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形象的“来源”（这个术语用于此处并不恰当），而恰恰是说思想形象的原·型·。

　　〖注释〗②  此书问世，时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罪与罚》，立刻在俄国引起巨大反响。请参看Ф·И·叶夫宁的文章《小说〈罪与罚〉》，载文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9年，第153-157页。

　　〖注释〗③  参看Ф·И·叶夫宁文章《小说〈群魔〉》，同一文集，第228-229页。(www.chuimin.cn)

　　〖注释〗④  参看A·C·多利宁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实践》，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47年。〖注释结束〗

　　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本不是摹写、不是复述这些原型，而是自由地创造性地把它们改造成生动的艺术的思想形象，完全和画家对待自己的人物原型一样。他首先打破了思想原型的封闭的独白的形态，然后把它们纳入自己小说中的大型对话之中，在那里它们才开始有了新的情节性的艺术生命。

　　作为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某一思想的形象中，不仅揭示了它在原型中具有的历史的真实特点（例如在拿破仑三世《尤里·凯撒传》中的特点），并且揭示了这一思想的潜·力·，而这种潜力对艺术家来说恰好是最为重要的。作为艺术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在推测，在特定的变化了的条件下，这一思想将会如何发展和行动，它的进一步发展变化可能采取哪些意料不到的方向。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思想摆到进行对话交锋的不同意识的边缘上。他把现实中完全分割开来的互不相通的那些思想和世界观，聚拢到一起并让它们互相争论。他好象用虚线把这些思想延长，直到它们达到对话的交锋点上。他用这种办法揣测出现在各自分离的思想，将来会怎样进入对话交锋。他预见到了不同思想的新的组合，预见到了新的声音和思想的诞生，预见到了所有声音和思想在世界对话中位置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进行的这场俄国的也是世界的对话，其中包括业已存在和刚刚诞生的种种声音和思想，未完成的和充满新潜力的声音和思想，时至今日还吸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使他们的理智和声音参与到这场崇高的悲剧性的游戏中来。

　　这样一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使用的思想原型，并不丧失自己充实的涵义，但却变换了自己存在的形态，因为它们变成了完全对话化了的、不具备独白型那种完成性的思想的形象，换句话说，它们进入了对它们说来是全新的艺·术·存在的领域。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撰写中长篇小说的艺术家，而且他还是一个政论家思想家，在《时间》、《时代》、《公民》、《作家日记》上发表过有关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表达了一定的哲学的、宗教哲学的、社会政治的和其他的思·想·；他在这里（文章中）发表的思想，是作为自·己·的·肯·定·无·疑·的思想，是采取系·统·独·白·体·的形式，或采取独白的演说体的形式（这是纯·粹·的·政·论·体·）。同样的这些思想，他在自己给不同人的书信中，有时也讲到过。在这里（文章和书信），这些当然还不是思想的形象，而是用独白体直接肯定的思想。

　　不过，这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我们在他的小说中也可以碰到。我们应该怎样在这里，也就是在他创作的文艺作品里，看待这些思想呢？

　　完全应象看待《罪与罚》中拿破仑三世的思想（作为思想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根本不同意这些思想的）一样，或象看待《少年》中恰达耶夫和赫尔岑的思想（作为思想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部分地同意这些思想）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看作是他小说中某些思想形象（如索尼娅的、梅思金的、阿廖沙·卡拉马佐夫的、佐西马的思想的形象）的思·想·原·型·。

　　的确如此，作为思想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一旦进入他的复调小说，便会改变自己存在的形式，成为艺术性的思想形象。它们同人物形象（如索尼娅、梅思金、佐西马）结合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摆脱开了自己那种独白型的封闭性和完成性，实现了完全的对话化，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同其他的思想形象（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和其他人的思想形象）一起参加到小说的大型对话中。绝对不可把独白小说中作者思想所起的完成论定的作用，强加于这些思想形象身上。它们在这里根本不起这个作用，只是大型对话中平等的参与者。如果说作为政论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个别思想和形象有所偏好，而这也偶而反映到他的小说中去，那末这种偏好也只表现在表面的因素上（如《罪与罚》中带有假定性的独白型尾声），却不会破坏复调小说的强大的艺术逻辑。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战胜政论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其创作的文艺作品之外以独白形式发表的思想（如在文章、书信和口头交谈中），仅仅是他小说中某些思想形象的原型而已。因此绝对不可用评论这些独白型的思想原型来取代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的艺术思想的真正分析。重要的是揭示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世界中的功·用·，而不仅仅是它独·白·的·本·质·。

　　***

　　为了正确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对思想的描绘方法，还应该考虑到他的构形见解①的一个特点。这里我们首先是指作为他观察和描绘世界的原则的那种见解，也就是构形见解，因为说到底是它决定着各种抽象的思想在作品中起什么作用。

　　〖注释〗①  Формобразующая Идеология，直译是“构形的思想体系”，意为如何组织作品形式的一套思想观点。——译注〖注释结束〗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构形见解的思想体系中，恰恰缺少任何思想体系无不视为基础的两个基本因素：个·别·的·思·想·和多数思想结合而成的指称事物的统一体·系·。按照一般的构形见解，存在着个别的思想、主张、论点；它们本身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这取决于它们同事物的关系如何，却不取决于谁是思想的载体，思想属于谁。这些“没有专属”的指述事物的正确思想，组合成同样指述事物的统一体系。在这个统一的体系中，一个思想接触另一个思想，在事物相关的基础上相互发生联系。每一个思想都代表最终的整体即体系，体系则是由作为其因素的个别思想组合而成。

　　这个意义上的个别思想和统一体系，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构形见解里所没有的。对他来说，最终不可再分的单位，不是个别的仅仅指物述事的狭小的思想、论点、主张，而是一个人的完整的观点、完整的立场。对他来说，指物述事的意义是同个人的立场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的。在每一个思想中，都似乎表现出了整个一个人。因此，不同思想的结合，就是不同的完整立场的结合，不同个性的结合。

　　说得离奇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用一个个思想来思维，而是用一个个完整的观点、意识、声音来思维。他接受和表述每一个思想，总力求在这个思想中显现出整体的人来，这样一来就以浓缩的形式概括出了这人从头到脚的整体世界观。只是这种在自身集中了整个一种思想意向的具体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吸收来，作为自己艺术观的一个因素。这样的思想在他看来才是不可分割的单位。这样的单位结合起来，已经不是构成指物述事的统一体系，而是构成由人们的意向和声音参与的具体事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有两个思想便已经是有两个人，因为没有无归属的思想，而每一思想又代表着整个一个人。

　　把每一思想都当作一个完整的个人立场，用一个个声音进行思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趋向，甚至清晰地表现在他的政论文的布局方法上。他用来展开思想的手法，到处都是一样的：用对话形式，但不是干巴巴的逻辑的对话，而是把带有深刻个性的完整的声音拿来加以比较。甚至在自己的论辩文章里，他实际上也不是在说服，而是组织不同的声音，使不同的思想意向交锋，多数情况下是采用某种虚构的对话。

　　下面是他的政论文典型的结构方法。

　　在《环境》一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先是就陪审员的心理状态和宗旨提出问题和假设，以问题和假设的形式表述了一系列看法；同时和往常一样，不时利用人们完整或不完整的声音打断自己的话，解释自己的思想。例如：

　　“大概所有陪审员的一个共同感觉（自然是除了其他感觉之外），在全世界而特别是在我们这里，应该说是权力感，或者最好说是自我权力感。有时候，也就是当这种感觉凌驾于其他感觉之上时，它是很肮脏的……我的幻想中曾出现过一种审判会，那里陪审的几乎全是农民，昨天的农奴。检察官和律师们要向他们请教，巴结他们，看他们眼色。而我们这些庄稼汉坐在那里默不作声：‘这会儿可不同啦，我要高兴就能免了罪，不高兴就送他上西伯利亚……’

　　“‘毁掉别人的命运简直太可惜了，总是人嘛。俄国人是有怜悯心的，’另一些人则这样考虑，正象有时听到的那样……”

　　接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利用虚构的对话，径直以自己的论题组织了一场合奏。

　　“‘哪怕就如此假设’，我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说，‘假设您那牢固的基础（即基督教的基础）依然完好，也的确首先应该成为一个公民，还要象您反复说的举出旗帜，如此等等，哪怕就如此假设，先不争论，可您想一想，我们又哪里来的公民哟？只要回头看看就明白了，昨天是个什么情形！要知道，公民权利（竟也不过如此）好象突然从山上滚下来落在身上。它把人都砸坏了，眼下只是人们的一种负担，负担！’

　　“‘当然，您的见解也不无道理’，我回答这声音，多少有点泄气，‘可再怎么说俄国人民……’

　　“‘俄国人民嘛？且慢’，我听到了另一个声音，‘方才有人说，恩赐从山而降，把人砸伤了。可是他很可能不只感到获得很大权力，象接到礼物一样，此外还可能觉得这权力他是白白得来的，也就是说他暂时还不配有这个权力……’（以下是这一观点的发挥）。

　　“‘这有点象斯拉夫派的声音’，我暗自琢磨，‘这见解倒的确令人宽慰，至于揣度百姓在自得的而又一时不配得的权力面前会变得温顺，那自然比揣度他们想“捉弄检察官”，要显得纯洁……’（以下是发挥这一答话）。

　　“‘不过您这是’，我又听到谁的挖苦的声音，‘您大概是把最时兴的环境哲学，强加到人民身上了；这个东西可怎么会钻到他们脑袋里去呢？要知道，这十二个陪审员可能全来自庄稼汉，每个人都会把斋期开荤当成是死罪。您不如干脆指控他们存有社会偏见呢，’

　　“‘当然，当然，对他们哪里谈得上“环境”呀，我的意思是说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我这样沉思着，‘可这思想，已经成了社会情绪，它是有渗透力的呀……’

　　“‘妙极了！’挖苦的声音哈哈大笑。

　　“‘假如我们的人民特别喜欢环境学说呢？假如他的本性就如此，比方说斯拉夫的倾向就如此，那又怎样？如果我们的人民对某些宣传家来说，恰恰是欧洲最好的材料呢？’

　　“挖苦的声音笑得更响了，可好象有点做作。”①

　　〖注释〗①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文艺作品全集，Б·托马舍夫斯基、K·哈拉巴耶夫编辑，第9卷，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1929年，第11-15页。〖注释结束〗

　　论题的进一步发挥，是建立在各种半明半暗的声音上，采用具体的生活场景和情状为材料，而这些场景和情状的最终目的，在于表现某种人的意向，如罪犯、律师、陪审员等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政论文，都是这样架构起来的。不论在哪里，他的思想总是要穿过不同声音（和半音）、不同的他人语言、不同的他人手势构筑成的迷宫。他从来不引用他人抽象的论点来证明自己的论点，不是根据事物间关联的原则把不同思想结合到一起，而是比较不同的意向，在不同意向之中确立自己的意向。

　　自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构形见解的这一特点，在政论文不可能表现得足够深刻。在此处这不过只是一种表述的形式罢了。思维的独白性，在这里当然不可能消除。从这个角度看，政论体所提供的条件是最不利的。但即便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够也不愿意把思想同人分开，同人的灵活的嘴巴分开，不让这一思想同另一思想在无人称的单纯指物述事的基础上联结起来。一般构形见解的意向，是在一个思想中看到它指物述事的含义，看到它指物的“顶端”；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首先看到思想在人身上的“根底”。对他来说，每一思想都有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即使在抽象的理解中也不能相互分离。他采用的全部材料，在他眼前都是作为一个个人的意向而次第展开的。他走的道路，不是从思想到思想，而是从意向到意向。对他来说，思考就意味着询问和倾听，考验意向，把一些意向结合起来，把另一些意向揭露出来。需要强调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里，就连同·意·也保持着自己的对·话·性质，也就是说从不导致几个声音几个道理融合而为统一的无·人·称·的真理，象独白型世界的情形那样。

　　很说明问题的一点是，以格言、名言、箴言形态出现的个·别·思想、论点、提法，虽脱离语境和人的声音，也能以无人称形式继续保持自己的原意，这样的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是根本没有的。可是从列·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巴尔扎克等人的小说中，可以摘出（人们也在摘引）多少这类单个的精粹的思想呀！在作品中，它们分散在人物议论和作者议论中；离开了人的声音，它们仍保持着自己的与人称无涉的全部格言意义。

　　在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文学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格言式的思维类型，即用个别的完满自足的思想来进行思维，这些思想按照作家意图就是可以独立于语境之外的。浪漫主义作家则创造出另一种格言式的思维。

　　这两种思维类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是特别的格格不入。他的构形见解中容不得无·人·称·的·真·理·，所以他的作品里也没有可以分解出来的无人称的真理。那里只有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发为声音的思想，发为声音的观点，可就连这些声音也不能从作品的对话中分解出去，如果不打算歪曲它们的本质的话。

　　不错，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有的人物，是上流社会摹仿型格言思维的代表，说得更准确些是格言式饶舌的代表，没完没了地说些庸俗的笑话和格言，如老公爵索科利斯基（《少年》）。韦尔西洛夫只是部分地，从他个性的一个侧面看，也属于这一类人。上流社会的这些格言，当然是被表述的客体性语言。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有一种特殊的主人公，就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韦尔霍文斯基。他是比较高级的格言思维（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格言思维）的摹仿者。他所以到处甩出一些单个的“真理”，正因为他缺乏一个“统帅的思想”，决定他个性内核的思想，没有自己的真理，而有的只是单个的无人称的真理；如此一来这种真理也就变得不是完全的真理了。临终时，他自己概括了他对真理的态度：

　　“我的朋友，这一辈子我尽在说谎。就连说实话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以往说话，从来不是为的真理，只是为了自己，这我过去也明白，可现在我才看到……”（第7卷，第678页）。

　　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所有格言，离开上下文就不再有充分的意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表述的客体，所以留下了作者讽刺的印迹（即是说它们是双声的）。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表现于布局结构上的主人公之间的对话中，同样没有单个的思想和论点。主人公们从来不就个别之点进行争论，他们总是以完·整·的·观·点·争论，甚至在一句最短的对语中也要把自己整个摆进去，摆进自己的整个的思想见解中去。他们几乎从来不把自己完整的．思想立场分解开来进行分析。

　　即使在整部小说的大型对话中，单个的声音及其世界也是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对峙比较，而不是分解开来，相互间逐点逐项地进行对比。

　　在就《卡拉马佐夫兄弟》写给波别多诺斯采夫的一封信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极精采地说明了自己进行整体的对话式对比的方法：

　　“因为我正是设想让这第六本书——俄·罗·斯·僧·人·（此书8月31日出版）——成为对这·个·消·极·方·面·的回答。由此也才为这书提心吊胆，不知道它是不是一个充·分·的答案。更何况这·并·非·是·个·直·接·的·答·案·，不·是·逐·项·地·回·答·以·前·已·经·表·述·出·来·的·（在大裁判身上以及此前（各·个·论·点·，而只是一个间接的回答。这里要表现的，是同上面表述的世界观针锋相对的某种东西，并且也不是逐·点·逐·项·表现的，而是通过所谓艺·术·的·画·面·”（《书信集》，第4卷，第109页）。

　　***

　　我们上面分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构形见解的那些特点，决定着他的复调创作的所有方面。

　　由于构形思想采取这样一种角度的结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前展现出来的，不是一个由描写对象组成而经他的独白思想阐发和安排起来的世界，而是一个由相互阐发的不同意识组合起来的世界，是一个由相互联结的不同人的思想意向组合起来的世界。他在这些不同的意向之中，寻找一个最崇高最有权威的意向；他并不把这个意向看成是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思想，而看作是另一个真实的人以及他的言论。他觉得，思想探索的结果应是出现一个理想人物的形象，或者是基督的形象，应该由这个形象或这个上天的声音来圆满地完成这个多种声音的世界，由它组织这个世界、支配这个世界。正是写出这样一个人的形象和他的声音（对作者来说是他人的声音），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遵循的最高的思想准则：这不是要忠实于自己的信仰，也不是要求抽象信仰本身的正确，而恰恰是要忠实于一个权威的人的形象①。

　　〖注释〗①  这里我们指的自然不是现实中完成了的内在封闭的形象（如典型、性格、气质），而是开放的表现为议论的形象。对这个理想的权威的形象，人们不是消极观察，而是要步他的后尘；不过这个形象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许多艺术构思中的一个企求的顶点，在他的作品中却一直未能实现。〖注释结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草拟对卡韦林的回答中写道：

　　“根据是否忠于自己的信仰来判定人的道德，是不够的。还应当不断地在内心提出问题：我的信仰正确吗？能检验信仰的，只有基督。但这已经不是哲理了，这是宗教；而宗教，是红的颜色……

　　“烧死异教徒的人，我不能认为他是有道德的人，因为我不能同意您的论点：道德就是同内心的信仰协调一致。这只算是忠·诚·（俄语是丰富的），不算是有道德。道德的楷模和理想我是有的，那就是基督。我自问：他可不可能烧死异教徒呢？不可能!那末，火烧异教徒就是不道德的行为……

　　“基督做过错事，这是证实了的!这种炽烈的感情说：我宁愿有过错，宁愿和基督一起，而不愿和您一起……

　　“真正的生活已离您远去，剩下的只是一些公式和范畴，可您好象正为此高兴。据说可多些安宁（懒惰）……

　　“您说只有按信仰行事才是道德的。可您这结论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我根本不信您的话，相反我要说，按照自己的信仰行事是不道德的。在这一点上，当然您是用什么都驳不倒我的。”②

　　〖注释〗②  《费·米·陀妥思耶夫斯基的生平，书信和笔记本摘抄》，圣彼得堡，1883年，第371-372、374页。〖注释结束〗

　　在这些思想当中，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信仰本身，而是他那艺术性思维的生动形式。这种形式在这里是被自觉地意识到了，并且获得了清晰的表现。公式和范畴同他的思维是扞格不入的。他宁可同过失共存，也要和基督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不要理论意义上的真理，不要公式型的真理，不要论点式的真理。非常典型的是他向理想的形象询问（基督会怎么做？），即是说他对这个理想形象，采取一种内心对话的态度，他不是与其融合，而是追随其榜样。

　　不看重信念和信念通常所具有的独白性；探寻真理但不把真理当作是自己意识得出的结论；根本就不是在自己意识的独白型环境中寻找真理，而是到理想的权威的另一个形象中去探寻真理；面向他人的声音和他人的议论——这些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组织作品形式的观点见解所具有的典型特征。作者的观点、思想，在作品中不应该承担全面阐发所描绘世界的功能，它应该化为一个人的形象进入作品，作为众多其它意向中的一个意向，众多他人议论的一种议论。这个理想的意向（即一种真理性的议论）以及它存在的可能性，应该呈现在我们面前让人看得到，但不应该化为作者个人的思想情调而附于作品身上。

　　在《大罪人生平》的写作计划里，有一处很能说明问题：

　　“1．开·头·几·页·。1）语调，2）塞进思想去，但要艺术而简炼。

　　“第一要注意的是语·调·（是讲述生·平·，即虽由作者讲述却须简炼，不应怕解释但也得采用画面。这里需要的是和谐。有时讲○得○干○巴○巴○能○象○吉○尔○·布○拉○斯○。在有戏剧效果的地方，又好·象·根本不需要顾及这些。

　　“不过，又需要能看出贯穿于生平传记中的那个主导的思想。这就是说，虽然不·用·言·辞·来·解·释·整·个·的·主·导·思·想·，而让它永远待人去揣摸，但应使读者总可以看出来：这个思想是笃敬教义的，人的生平录极为重要，甚至值得从孩童时代开始写起。办法也是通过选·择·将·要·讲·到·的·所·有·事·实·，仿佛总在不·断·地·显·示·什·么·，总在不·断·地·使·未·来·的·人·出·场·，把·他·抬·高·。”①

　　〖注释〗①  《文学史和社会舆论史资料》，第1册：《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莫斯科，俄罗斯共和国档案中心出版社，1922年，第71-72页。〖注释结束〗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每部小说的构思中，都肯定有一个“主导的思想”。他在书信中经常强调这个基本思想对他的极端重要性。关于《白痴》，他给斯特拉霍夫写信说：“小说中许多急就章，许多地方拖沓，没有写好，但也有成功的地方。我不是维护我的小说，我是维护我那个思想。”②关于《群魔》，他在致迈科夫的信里写道：“一个思想诱惑着我，我喜欢得着了魔，但我能否应付得了，会不会糟踏了整部小说，那才糟糕呢！”③可是，这个主导的思想就连在构思当中，功能也是很特别的。它不越出大型对话之外，也不能使大型对话完成。它只支配着材料的选择和材料的安排（“通过选择将要讲到的所有事实”），而这个材料则是他人的声音、他人的观点，在这些声音和观点之中“不断地使未来的人出场，把他抬高”。④

　　〖注释〗②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2卷，莫斯料-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1930年，第170页。

　　〖注释〗③  同上，第333页。

　　〖注释〗④  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迈科夫写信说：“我想在第二个中篇里把吉洪·扎东斯基写成主要人物，当然要换一个名字，但也是写一个主教住在寺院赋闲……也许能写出一个雄伟的正面的圣洁的人物来。这已经不是科斯坦若格洛，不是《奥布洛莫夫》里的德国人（忘了名字）……也不是洛普欣一类，不是拉赫梅托夫一类。自然，我不是创造什么。我只是摆出现实的吉洪来，摆出这个我内心早已欣喜地接受了的吉洪来。”（《书信集》，第2卷，莫斯科-列宁格勒，国家出版社，1930年，第264页)。〖注释结束〗

　　我们已经讲过，只有对主人公来说，思想才成为通常所见的观察和理解世界的独白型原则。作品中凡是能直接表现思想的各种因素，思想藉以依托的各种因素，恰恰是在不同的主人公身上分摊开来的。作者则是置身于主人公之外，置身于纯粹的主人公声音之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没有对环境、日常生活、大自然、实物的客观描写，也就是说不去客观地描写一切作者能藉以存在的东西。纷纭万象的物的世界，物与物关系的世界，一旦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便都处于主人公的光照之中，渗透了主人公的精神和情调。作者作为本人思想的载体，不与任何一个物件发生直接的接触，他只接触人们。完全可以理解，在这样一个由不同主体构成的世界里，既不可能有一个化材料为描绘客体的思想主旨，也不可能有一个化材料为描绘客体的思想结论。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78年对自己的一位通信者写道：“除了这些之外（指人不服从普遍的自然规律——本书作者），您可以再加上一个意识到一切的自·身·之·我·。如果自身之我能意识一切，即意识到大地和它的定律（指自我保护的规律），那末自然，这个自身之我就比所有这一切都高超，至少不是这一切所包容得下的，它变得超出这一切，高出这一切，能评判和意识这一切……可那么一来，这个我便不仅不服从大地的定律、大地的规律，而且要超越它们，有着更高的规律了。”①

　　〖注释〗①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4卷，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5页。〖注释结束〗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这一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对意识的评价出发，却没有导致在自己的文艺创作中按照独白型的方法运用人的意识。能领会和判断事物的“我”，以及作为“我”之对象的世界，在这里不是以单数出现，而是以复数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克服了唯我主义。他把唯心主义的意识不是留给了自己，而是留给了自己的主人公；并且不是留给一个主人公，而是留给了所有的主人公。处于他作品的中心地位的，已不是一个能领会和判断事物的“我”对世界所抱的态度，而是许多个能领会和判断事物的“我”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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